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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教育與社會變革的關系更為密切,社會變革推動了成人教育發展,成人教育的發展又在社會變革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中國,19世紀末,整個社會正醞釀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康有為、梁啟超等具有維新思想的仁人志士提出了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主張,同時也把成人教育的啟蒙思想——平民教育觀念引入中國。盡管失敗后清政府取締了幾乎所有的新政措施,但適應社會發展進步潮流的平民教育思想卻無法從人們的觀念中抹去。在一些先進人物的推動下,這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漸成為人們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和個性解放的重要武器。因此20世紀初,中國出現了許多專為成年人舉辦的通學所、宣講所、講堂、夜校等辦學形式。在這種教育新思潮的推動下,清政府于1904年1月13日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也把“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列入《癸卯學制系統圖》。這種“實業補習普通學堂”所招收的學生就是年滿16周歲以上且已從事農、工、商各業或準備從業的各類成年人。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和成人教育工作,在1912年公布的《學校系統令》和1913年頒布的《壬子癸卯學制》中都將成人教育納入學制管理體系。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教育總長時也積極倡導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并在他任北京大學校長后的1918年,在北大開辦了平民夜校和校役夜校,舉辦了“新聞學研究”班,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就是該研究班結業的學員之一。蔡元培這些舉措不僅翻開了北京大學成人教育歷史的第一頁,而且也開創了中國普通高校舉辦成人教育的歷史先河,其重要意義在于直接推動了當時的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開展。有統計資料表明,1918年全國已有通俗教育講演所2597個,通俗教育會342個,巡回宣講團742個,簡易識字學塾4851個……。這些教育形式對于宣傳科學真理、傳播西方文明、教育平民大眾、鞏固辛亥革命成果等都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一些社會活動家們始終重視通過成人教育宣傳革命理論,組織動員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斗爭。一些先進的、革命的知識分子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推動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15年9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以此傳播革命真理和先進思想,促進了先進文明和文化的普及。1917年,在湖南創辦了工人夜校,提出該夜校是專為工人設立的,開設國文課、算術課、常識課(包括歷史、地理、理科、修身、衛生、實業、政治、經濟等)。1919年“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前后的一段時間里,北京大學的鄧仲夏、張太雷、、許德珩等曾多次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分赴北京長辛店和南口等地宣講革命的科學道理。1920年,又在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向工人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宣傳馬克思主義真理,啟發工人階級覺悟。與此同時,上海、武漢、長沙、廣州天津、鄭州、濟南等地在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也舉辦了工人夜校、識字班等。這種成人教育活動,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質,也增強了工人的階級意識,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了生力軍隊伍。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就明確提出了成人教育的辦學方向,指出“勞工補習學校應逐步成為勞工組織的核心,所授所學,最重要的是應能喚醒勞工覺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其以后的革命歷程中都積極推動成人教育工作,開辦了諸如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哈爾濱青年干部學校、西北軍政大學等學校,并在根據地、解放區開辦了各種干部訓練班、工人補習學校、業余技術補習學校、工人政治大學等,同時還在解放區開展冬學活動,組織工農大眾開展文化和生產技術知識學習等等。這些成人教育活動的開展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對推動革命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起了重要作用。廣大人民群眾也在這種成人教育活動中學習了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提高了階級覺悟,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自覺地承擔起改造社會、推動革命和歷史前進的巨大任務。正如英國人J•R•蓋德和C•J•泰特繆斯1989年在研究社會變革與成人教育關系時所指出的那樣,“可以這樣說,美國、法國和俄國的革命來自于成人教育,而同時革命又促進了成人教育的發展。在俄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即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列寧的支持下發動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目的是使人民對迎接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有所準備。后來發生的古巴、中國和越南的革命也總結出這樣一條規律:發動革命戰爭以前以及斗爭過程中必須著手抓(成人的)教育”2,通過成人教育活動,“那些參加社會和軍事革命的男人和婦女們很快就學會他們以前還非常陌生的新知識、新方法”3,從而能夠勝任軍事、政治、經濟工作和新的管理任務。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成人教育都在社會變革的推動下實現了新的發展。同時,它也在不斷發展中為社會變革培育了大批的急需人才,為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廣泛的成人教育實踐衍生了一些新思想、新觀念,成人教育概念更加清晰,形態更加完善和豐滿
在這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作的推動工作是值得稱道的。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第一次(1949年)和第二次(1960年)國際成人教育大會上,就曾試圖為成人教育概念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最終都沒能實現。20世紀中期,成人教育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得到廣泛普及。雖然由于二戰及后來“冷戰時期”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常被置于封閉的“冷宮”之中,其成人教育的普及受到一定的制約,但各國求進步、謀發展、努力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客觀愿望匯聚成的巨大時代潮流,卻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的推動下,各個國家和民族(哪怕是被處于封閉狀態)都在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對成人教育規律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產生了一些新的教育思想、理念和實踐形態。例如,非正規教育、社會教育、開放教育、校外教育、遠距離教育、遙授教育、業余教育、回歸教育、延伸教育、推廣教育、拓展教育、補充教育、繼續教育等等。研究這些教育形態的本質不難發現,這些教育大都是針對各類成年人所展開的,其本質都屬于區別于傳統學校教育的成人教育范疇。這些教育思想與形態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成人教育的社會實踐,但同時也給國際社會使用通用語言制定“游戲規則”,推動成人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問題。國際社會在教育領域對成人教育本質、特點、形態及概念的研究探討從來沒有停止過。直到1972年5月1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主席埃德加•富爾等向該組織提交的《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報告的問世,成人教育的概念才基本得到明晰。該報告指出“教育過程的正常頂點是成人教育”策略應把迅速發展校內與校外的成人教育,作為優先發展的目標之一”5,用描述的方法勾畫了成人教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1976年11月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通過的《關于發展成人教育的建議》中又以埃德加•富爾報告中的描述性定義為基礎,重新規范了成人教育的定義:“‘成人教育’一詞是指整個有組織的教育過程,不論其內容、水平、方法如何,是正規還是非正規的,不論是延續或是取代在學校和大學進行的初步教育以及在企業的學徒培訓,通過這個教育過程,使社會成員被視為成年的人增長能力,豐富知識,提高技術或專業資格,或使他們轉向新的方向,在人的全面發展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的均衡而獨立的發展兩個方面,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得到改變。”6這一定義,揭示了成人教育形態的本質屬性,規范了成人教育概念的范疇,界定了成人教育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理清了成人教育與其它教育形態的關系,同時也吸納了各國教育改革發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成果和新經驗,把各國成人教育實踐衍生出來的新概念包含在自身體系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成人教育概念使用方面的混亂局面,使其成為國際社會研究成人教育發展及制定國際“游戲規則”的通用語言,而且也吸收了各種新教育理念、思潮的思想精華,進一步完善了自身形態,豐富了自身體系,推進了自身的改革與發展。
三、成人教育思想、觀念和實踐形態逐漸被各國社會和政府廣泛接受,并成為各國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戰略
“成人教育在任何社會中再也不能是無關緊要的活動部門了,我們必須在教育政策和教育預算中給予它相應的地位……”7上個世紀中葉,世界工業化速度的加快,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等等,都強有力地推動了成人教育的發展,許多國家都把成人教育作為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戰略,列入到教育發展規劃中,從而提高了成人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一些國家還制定了成人教育法律法規,為公民普遍接受成人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1966年,美國聯邦政府頒布了第一部《成人教育法案》,從而使大量少數民族成年人和低收入人群可以在公立學校成人班學習,并闡明其目的是幫助成年人“克服英語方面的障礙,以改善其從職業培訓中獲得學藝的能力,或者增加他們取得更好、更能發揮其才能的職業機會,以及使他們能更好地履行成年人的義務”。日本1949年就頒布了《社會教育法》,并把社會教育定義為除了學校教育外,主要是對青少年及成年人進行的有組織的教育活動。德國在1976年頒布了《聯邦函授教育保護法》,并先后頒布了諸如巴伐利亞州的《成人教育促進法》等十幾個適用于不同州的有關成人教育的法律法規。巴西議會在20世紀中期就制定了《基礎技術培訓法》和《職業教育法》,建立了全國性的成人職業培訓系統,推動了被稱為“補充教育”的成人教育的發展和進步。瑞典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府通過擴充公共成人教育和實施高等教育開放政策,積極推動了成人教育的改革和發展。1970-1971年度瑞典全國20歲以上的成年人約有550萬,參加成人教育的總人數就有近200萬。而同年度還約有17萬人參加各級政府所開辦的成人教育班,有3萬人進入民眾中學班學習,10萬人參加了勞動市場訓練,1.1萬人就讀雇員組織舉辦的各類課程。坦桑尼亞則在國家發展五年計劃中對掃除文盲等成人教育發展作了規劃,第二個五年計劃(1969-1974)期間,坦桑尼亞總統在年度報告中就指出,“成人教育應朝著社會主義和全民族的方向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成人教育的目標是使坦桑尼亞人民從過去所過的生活中擺脫出來,學會改進自己的生活,了解國家的社會主義和自力更生方針”8,并規定1970年為成人教育年。在我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第一部起臨時憲法作用的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就對有關成人教育的問題作了明確規定,提出要“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的廣泛需要”9。政務院1950年6月1日發出了《關于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召開了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職工業余教育暫行實施辦法》等文件,并推動了三次大規模掃盲運動的廣泛開展。1956年,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飛速發展的推動下,特別是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后,成人教育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新局面。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進一步明確了教育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并舉,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并舉,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業余學校并舉,學校教育與自學(包括函授學校、廣播學校)并舉”10的發展方針,極大地推動了此后的工農教育、業余教育、干部教育、函授教育等成人教育事業的發展。1986年12月,國家教委根據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的“有關干部、職工、農民的成人教育和廣播電視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教育委員會應就改進和加強這方面工作,做出專門決定”11精神,召開了專門研究“改革成人教育,發展成人教育”的成人教育工作會議。1987年6月23日,國務院以國發[1987]59文批轉《國家教育委員會關于改革和發展成人教育的決定》明確提出,“成人教育是我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教育事業中,它與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12。1993年1月7日國務院以國辦發[1993]3號文批轉了國家教委《關于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見》,同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又明確指出,“成人教育是傳統學校教育向終生教育發展的一種新型教育制度,對不斷提高全民族素質,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3,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則把“國家實行職業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作為“教育基本制度”固化在教育法律體系之中……。這些都表明,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始終把成人教育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戰略予以推動,并以納入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和教育發展規劃、制定指導方針和政策、落實各項改革舉措等推動了成人教育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克林N•鮑爾所說,“中國始終走在這場全民教育運動的前列,其整個教育體系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也經歷了徹底的變革……在中國,有三方面的因素將促成這一重大進步:政策上對教育的有力而持久的重視、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保證和用革新方法解決問題”14。
四、成人教育的廣泛實踐孕育了終身教育思想理念,夯實了終身教育體系的結構基礎,在終身教育體系中發揮了梁欐作用,鼎力支撐了終身教育體系的完善
《學會生存》一書曾指出,終身教育思想理念“并不是什么新東西”或“我們時代的創見”,而是早就見諸于成人教育的廣泛實踐中。1965年12月,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計劃處處長的保羅•朗格朗首次以“終身教育”為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成人教育國際促進會上作了報告,并正式提交了《關于終身教育》的提案。后該提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研究報告形式公開發表。1970年,保羅•朗格朗出版了《終身教育引論》一書。在該書中,保羅•朗格朗把終身教育概括為,“我們所說的終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體的思想、試驗和成就,換言之,是完全意義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個方面,各項內容,從一個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終結時為止的不間斷的發展,包括了教育各發展階段各個關頭之間的有機聯系”15,是“建立一個徹里徹外地滲透著終身教育原則的社會”16,“實施一種與社會的進步和成就緊密相連的教育”17。同時他在該書中也明確指出“正是由于人們在成人教育方面首先對這一領域所進行的工作的性質、環境、進展以及遇到的障礙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才提出和制定了終身教育的理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發展了終身教育的實踐”18,“倘若人們未能得益于成人教育和更一般地說由校外的培訓方法所做出的顯著貢獻……,那么,我們有關終身教育的想法不僅毫無意義,甚至無疑迄今尚未形成”19,并強調指出“成人教育在整個終身教育體制中是‘火車頭’”20。縱觀終身教育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各國廣泛的成人教育實踐為終身教育思想、體系和實踐形態誕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實踐基礎,并以自身體系的不斷完善鼎力支持了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封閉的’教育體系應該變成‘開放的’教育體系”21,《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與明天》如是說。二十世紀成人教育的發展,突破了“限制時間(規定‘學齡時期’)與限定空間(一定要在學校里面)的教育”22思想之束縛,把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與成年期的各類教育有機聯系起來,并沿著年齡數軸將人生可接受教育的年限一直延伸至“終生”,從而揭示了“教育過程的正常頂點是成人教育”23的客觀規律,證明了人到終生都可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可行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引導了傳統教育觀念向終身教育思想觀念的發展和轉變。“成人教育也是發展每一個人的個性的手段”24,它與各類傳統教育建立的溝通、銜接、聯系與互動的關系,所形成的開放教育體系,堅持面向成年人的教育宗旨,注意發揮成年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著眼于成年人人格的發展建設,推進現代成年人全面素質的提高和發展等等,都與終身教育基本原則、思想目標和以人為本的宗旨完全一致并彌補了終身教育體系中從成年到終生的教育“空位”。因此,成人教育也“是終身教育與學習的整個體系的一部分,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3。二十世紀,成人教育在充分彰顯自身教育形態、體系和本質特征的發展中,為終身教育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實踐和體系結構基礎;終身教育思想觀念和體系形態,也正是在成人教育廣泛的社會實踐上中孕育發展成型并走向完善。同時,成人教育也在二十世紀的不斷變革中實現了浴火重生,在融入終身教育體系的結構框架中擔當起中堅梁欐作用,在鼎力支撐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工程的不斷發展中邁出了新的步伐,形成了自身的特點,為二十一世紀成人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李國斌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