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觀對高校德育的作用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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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創始人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指明人性是善的，但他特別重視人之為人的道理。那就是要具備“仁愛”品德。“仁”的最主要內涵是“愛人”，由“愛親”推廣到“愛人”，具體包括孝、忠、信、恕等內容。“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如果沒有了愛心和善性，那就不能成為一個理想的人。所以，孔子特別強調的是“愛人猶己”，從積極的方面來講，就是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退一步也應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稱為亞圣的孟子更是斬釘截鐵地表明“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有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萌芽，如果“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人如果沒有了善性，那就不是人了，只要不斷擴充自己的善端，就“人人皆可為堯舜”。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但他終極的目的是讓人改惡從善，而且他充分地相信，人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學習改變惡性，“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涂之人可以為禹”等。(《荀子•性惡》)后來的宋明理學不僅要求愛人，還擴及到愛物。程頤就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等等，也是說要用“愛”來對待人、對待物，而不是使之對抗。這是中國古代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映。

儒家強調修身雖然是主要的，但卻并不是最終的目的。修身養性并不僅僅是為個性道德的完美，更主要的是把這種“內圣”外化為“憂國憂民”“經世濟民”的襟懷，期待著修身成仁后再進一步的延伸，由個人而家庭而社會而國家，最終有為于政治，提倡“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經世之學。憂患意識是指人們超越自身的利害，而對自然、社會國家與人類所可能遭遇的患難而產生的憂慮與思索。早在商朝就有了“以天下為己任”之說，孔子是最早論述憂患意識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憂患是從憂患人生開始的。他指出:“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里仁》)而孟子則明確指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這就把憂患意識提高到關乎人事成敗國家興亡的高度。孟子有一句關于憂患意識的警句:“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這種與天下人共歡樂同患難的思想成為儒家“民本主義”的主要內容。宋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把憂患意識提高到一個新的人生境界，他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這種進退窮達皆憂天下的憂患觀，體現了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進取精神，為知識分子樹立了新的人格風范。儒家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向內的發展是人格品德的培養，向外的延伸則是政治實踐的理想訴求，體現了對人生、社會的強烈責任感。

儒家倡導的理想人物，為了自己的志向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這是修身理論的終極目標。孔子要求“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這種不惑、不憂、不懼，是君子對外在力量的一種抗拒，是理想人格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選擇。這種獨立和主體的人格發揮到極點，就是“以身殉道”的獻身精神。孔子要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也宣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張“舍生而取義”。唐代魏征主張“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南宋陸九淵面對內憂外患，號召士大夫“為國死事，殺身成仁”等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儒家倡導這種堅守氣節和獻身精神，使他們在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能夠自覺地慷慨捐軀，視死如歸，表現了中華民族無私無畏的人間正氣。

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主流是好的，他們熱愛祖國，熱愛黨，有強烈的成才愿望，立志為祖國和人民建功立業。但一些學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在:一是缺乏社會公德意識，有些學生隨地吐痰，不愛護公共財物，有些學生在課桌椅上亂寫亂畫，公共場所大聲喧嘩，旁若無人等。二是以自我為中心，一些學生只懂得自己的利益和權利，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但卻不懂得尊重他人;只顧追求自我奮斗，卻不愿參加集體勞動。三是缺乏誠實心、正義感，有些學生考試作弊，酗酒、盜竊時有發生，部分學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各種不正之風、不文明行為聽之任之，姑息遷就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傳統儒家的修身觀雖然是封建時代的產物，但是剔除了其時代性的糟粕，仍然有許多優秀的內容可以為我們所借鑒，特別是對當代大學生的德育有很重要的啟示。田建國在《全面推進以德育為核心的素質教育》中指出:“21世紀的教育，不僅要使學生有知識，會做事，更要學會做人。……要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寧無才。有德無才要誤事，有才無德要壞事。”［2］總書記強調:“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人，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根本問題。”［2］對大學生“成人”教育的方法多種多樣的，筆者認為，有針對性的利用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修身學說對大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可以說是一劑“對癥良藥”。

1．在德育目標上，修身觀強調把“愛國、愛民”放在首位。愛國與否是檢驗修身成敗的首要標準，“投敵叛國”不僅是自古至今任何民族都唾棄的罪行，也是個人道德領域最可恥的行為。儒家思想倡導的理想人物，會為了自己的志向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這是修身理論的終極目標。修身觀倡導的注重氣節、勇于獻身的精神，使人們在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能夠自覺地慷慨捐軀，視死如歸，表現了中華民族無私無畏的人間正氣。加強修身教育，有利于深化大學生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培養其堅定的思想信念，從而自覺地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為上。

2．在德育內容上，儒家修身觀強調道德立身，培養善性;憂患意識，經世胸懷;注重氣節，勇于獻身等。德育具有超越性和現實性，體現在德育內容上要求高校德育在繼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基礎上，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與以往的高校德育偏重灌輸不同，儒家修身觀強調修身在于實踐，在道德實踐中發揮學生主體精神，讓學生能自我認識、自我管理、實現自我激勵、自我完善。儒家修身觀重道德實踐，在道德實踐方面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精神對當前的德育工作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修身的目的在于使人不斷進步，這一過程永無止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人一生追求，不容稍懈。所以修身教育實質上是一種終身教育———不管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必須相互銜接，不得間斷。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論語•為政》)，但他并沒有滿足，而是不懈地追求，以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距。”(《論語•為政》)修身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明了，而且更要落到實處，落實到行動上，做到“知行合一”，躬行踐履，只有真正踐行了道德要求，才會成為一個有修養的人。

3．在德育方法上，儒家修身觀強調自覺。修身作為一種主體的道德追求，不是隨心所欲的事情，而是主體的自覺、自需與自律，即一系列的原則與規范首先是指向自我而非他人的。道德的修養全靠自己，不賴外力。孔子說:“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又說:“有能一日用其力與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只要努力，人人能做到。孟子區別了“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認為道德修養是“求在我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盡心上》)，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到。如果沒有做到，只是自己不去做罷了，“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盡心上》)孟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因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堯舜這樣的圣人與普通人也是一樣的，問題只在于自己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他提醒人們，只有把道德規范變成受教育者的內在需求時，才能迸發出巨大的吸引力，使人自覺的執行。因此，修身觀主張知行合一、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甚于監督控制別人，首先做到“己正”然后才能“正人”。修身觀要求大學生樹立從我做起、言行一致，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修身觀可以起到榜樣示范作用。修身雖然表現為個體的行為，但任何個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他人和社會之外，個人的行為都會對他人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必然會感染他人，教育他人，從而激發起他人內心的向上的意識。這種高尚的道德品質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使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學習效法，這就會凈化人的心靈，優化校園環境，改善不良的校園風氣，營造和諧的充滿友愛的人際關系環境。

4．在德育功能上，修身能夠不斷完善自我，塑造自己的優秀品格。修身可以幫助大學生提高自己的修養，在復雜的社會人生中確立自我的生存方式，可以協調身與心、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從而獲取精神上的愉悅感和心靈上的歸宿感，不至于在各種誘惑中失去自我;通過修身，使人嚴肅又不孤僻，活潑又不放浪，穩重又不呆板，熱情又不輕狂，沉著又不寡言，和氣又不盲從，順境時靠美德節制，逆境是靠美德堅忍，從而獲取精神上的愉悅感和心靈上的歸屬感。如果大學生都能自覺地做到這一點，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自覺地“獨善其身”，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就會提高。

修身觀有利于大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通過修身教育，能引導大學生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保持健康的心態，學會處理生活中的順逆、成敗、得失、榮辱、苦樂，培養健全的心理人格。加強修身教育，有利于增加大學生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侵蝕，提高大學生的品德修養，使他們正確認識“名與利”“奉獻與索取”“幸福與貢獻”等的關系，自覺抵制不良傾向的影響。（本文作者：杜喜榮、馮海倫單位：山西大同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