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高等教育邏輯思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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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問題
高等教育耗資巨大。高等院校中提供的教學、圖書館、實驗室和其他裝備所需的成本是教學過程的必要組成部分。[4]在20世紀,因為大學不再能充足地為學生提供教師和書藉,高等教育已變得更加昂貴。圖書館和實驗室不斷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采用新型通信技術以及要跟上知識激增也需要高昂的費用。幸運的是,在過去20年里,關于高等教育費用的觀念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前,存在于大多數國家中的一種共識是,高等教育是一種依靠向在大學和其他中學后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傳授知識而突出地為社會作貢獻的“公益事業”(publicgood)。既然高等教育被視為公益事業,就必然認為社會應該承擔其大部分費用。到了80年代,觀念開始變化,肇始于世界銀行,后來延伸到眾多政府中。高等教育開始被看作主要是一種“私益事業”(privategood),個人受益多于社會。[5]這一觀念變化的邏輯結果是給“使用者”——學生及其家庭帶來了向高等教育付費的更大壓力。在許多國家,業已施行的政策要求學生支付比重不斷增大的中學后教育成本。許多國家的公共支出觀念經歷了明顯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形成的一種共識是,政府的財政資助職責不僅包括對高等教育的資助,還包括一般的公共服務,相應的政策是為這類政府事業而課以重稅。到了80年代,這一共識開始瓦解。在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的羅納德•里根任期內,兩國公共服務觀念受到強烈沖擊。在瑞典,社會一度失去多數席位,這一福利國家的教育福利政策有些弱化。蘇聯解體和東歐的國家社會主義進一步強化了保守觀念,最后,世界經濟潮流和競爭的沖擊給眾多政府帶來了要調整公共支出的壓力。[6]從政府資助向市場模式轉變得最快的一個國家便是智利。[7]
這樣,在高等教育面臨著學生數量顯著增加的同時,絕大多數國家傳統的經費來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中學后教育投資。這就給高等教育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統在財政資源減少的情況下還必須接納更多的學生,高等教育的擴充也不能停止。對這一狀況有各種不同的應答。在西歐包括英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因為政府政策仍然承諾增加入學,高等教育擴充得以繼續甚至加速了。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政府的財政資助并沒有隨著入學人數的增長而相應地增加,學雜費也基本沒有增加,結果是大學里過于擁擠,學習條件惡化。在德國,學生不滿導致了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在英國,首次把學費作為補充政府削減撥款的手段,征收學費得到了保守黨和當前工黨政府的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區,如拉丁美洲、中歐與東歐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私立高等教育受到了鼓勵,可作為滿足中學后教育需求增長的一種途徑。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是,許多政府都在削減高等教育的撥款,與此同時,入學需求還在增長。[8]這不僅導致為不斷增多的學生提供教學的力量不足,還導致了大學的根本性職能如科研、公共服務、教育養成等受到忽視。高等教育新的組成部分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充,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諸如大學得到了發展。此外,為了服務于更多的人以及為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的顧客提供多樣化的教育和培訓,必然增加新型的院校。
大學仍然處于擴充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中學后教育不但提供了擴大的入學機會還提供了多樣性。由于前面討論的財政壓力,也由于私立院校能夠更快地對新的需求做出反應,私立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許多國家,非贏利性私立大學和學院構成了中學后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私立教育以前并不發達的一些國家,這類院校開始出現——如馬來西亞、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國家。[9]私立院校在質量、辦學方向、重點以及主辦者和財政等方面各不相同。在許多國家,教會學校是私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拉丁美洲,許多最古老、聲譽最高的大學都是由羅馬天主教會發起創辦的,教會所辦的高等教育特別有影響。這些非贏利性院校已經——至少在數量上——被新的、更加企業化的私立大學和專門院校所超過。其中不少學校教育質量值得懷疑。[10]在中歐和東歐也存在類似現象,迎合市場急需的私立院校大量涌現。許多新型私立院校資源有限,大多集中于熱門專業,如各種管理學科、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私立院校或許也提供費用較低的學科的教學,如一些不需要實驗室設施和其他昂貴設備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11]這些新型院校往往是企業化的——它們利用“市場需求”,宣傳它們的“產品”,基本上按私人企業運作。盡管“贏利性”的中學后私立院校在許多國家久已存在,但這一部分院校從來沒有被真正地作為高等教育系統的一部分。贏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在迅速擴展,對此必須加以正視。傳統上,贏利性私立高等院校主要是指那些提供專門技能培訓的小規模的職業學校。在許多國家,這類學校不曾獲得正式認可并且無權授予學位。
贏利性高等院校之間差別極大,而且常常無法進行評價。對學生而言,這意味著“貨物出門,概不退換”——買主當心。在美國,這類院校幾乎完全是由提供應用性極強的專門化教學的商業學校組成,其中部分學校可以利用政府資助的貸款項目。在日本,幫助學生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的學校構成了贏利學校的主體。在菲律賓和其他一些國家,部分學院和大學也是贏利性的。在過去10年中,贏利性學校有了迅猛的增長。在美國,鳳凰大學(TheUniversityofPhoenix)已能夠授予學位并獲得了一家地區鑒定機構的認可,該校開創了贏利性院校授予學位的先例。[12]該校在12個州設有分校,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它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流通,它利用信息技術和兼職教師在管理等領域提供適應需要的職業性學位。其他許多國家主要在那些熱門專業領域建立了新型贏利性學校。例如,在軟件與計算機工業較發達的印度,以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為主的學校已經廣泛設立。這類贏利性學校不能授予學位,大多數不符合規定,質量參差不齊。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評估這類新學校的質量和效益以及如何確保學生獲得關于它們的可靠信息。在全球范圍內,盡管傳統的大學仍然是中學后教育的核心機構,但它只是整個中學后教育事業的一小部分。高等教育變得越來越關注職業,混合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反映了這一趨向。在美國,社區學院的規模和重要性都有了增長。這類主要進行職業性教育的兩年制院校目前容納了25%的美國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類似的注重職業教育的機構在其他國家也存在。在歐洲,這種職業性的不授予學位的學校有德國的高等專科學校,荷蘭的HBO院校,以及存在于其他歐洲國家的類似院校。大多數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主要是在這一領域。
遠距離高等教育
大眾高等教育激起了對遠距離教育的興趣。種種新技術的出現容許以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發展遠距離教育。實際上,遠距離教育的變革還處于早期階段。當然,遠距離教育本身并不是一種新觀念。函授課程和不必把學生集中在一起的傳輸教育的其他方式已存在很久了。例如,南非大學通過通信提供學位教育已有半個世紀。開創當代遠距離教育的一項努力是英國的開放大學,始于本世紀60年代。開放大學采用文字材料、電視和小范圍老師直接面授等形式進行教學。從某種程度上說開放大學的成本即使沒有傳統高等教育昂貴,但也并不是低廉得多。過去10年中,利用新技術的遠距離教育在許多國家得到了發展。在日本,空中大學(theUniversityofAir)結合包括電視在內的多種方式傳輸教學。美國的西部州長大學(WesternGovernorsUniversity),一個西部諸州的公立高等教育聯合體,目前正處于發展之中。以色列的全民大學(Everyman''''sUniversity)也有了自己的服務群體。遠距離高等教育最顯著的擴充發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泰國有兩所大型遠距離教育機構,提供覆蓋全國的學位計劃并招收近50萬學生。印度的IndiraGandhi等開放大學在國內絕大多數地方面向眾多的學生提供教學。中國在這一領域也做出了積極努力。遠距離高等教育仍在發展中。[13]很少有涉及遠距離教育效益的研究,盡管有限的數據表明遠距離教育成本要低但并非低很多,直接與教師和閱讀材料相聯(可能通過可視會議、網絡通信或電子郵件)的計算機控制教學正在成為有效的學習工具,并將成為強有力的綜合的教學技術的組成部分。
許多問題仍與實際成本、各種技術的適當運用以及調控等有關。大多是倉促地把遠距離教育當作提供入學機會的“快速裝置”,只希望能夠滿足需求,很少有人來關心它的效益與質量。遠距離教育非常適合于教育的國際傳播。跨國的教育傳輸很容易,并且已經有了許多國際互聯網上的教育項目。現在的問題是,全球范圍內數百萬學生正在參加遠距離教育,其中絕大多數人在發展中國家。不需要修建費用高昂的校園、圖書館和每間教室聘用若干教師,遠距離教育就能招收學生入學。遠距離教育項目雖然并不能導致直接教學成本的陡降,但是確實節省了建校和其他基建開支。我們必須研究在跨文化背景下怎樣才能較好地進行教學。遠距離高等教育是大眾高等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14]它為偏遠地區學生服務;它適于快速的擴充;在課程迅速變更方面它具有靈活性。然而,有一個問題還不明確,即高等教育能否在不需要學生上圖書館或直接與老師聯系的情況下輸送至偏遠地區。從理論上講,如果盡了最大努力,遠距離高等教育就可以保證高質量。在一些國家如泰國和印度,目前所提供的這類項目能否真正達到優秀程度至今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高等院校的多樣化與復雜性大眾高等教育不但包括新型院校和教學方式的變化,還包括現存大學的變革。在多數情況下,高等院校在擴大規模并使其課程多樣化。克拉克•科爾(ClarkKerr)對美國多元巨型大學的描述具有國際色彩。[15]在大學保持其基本的核心職能和管理結構的同時,學系、教員以及學校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有了增長。新型院校或其他學術機構可能還會增加,大學的使命可能也會擴展,大學傳統的教學與科研職能將延伸至直接介入工業生產和其他社會組織并直接為多數公眾服務。在多數情況下,是不改變院校的基礎機構而增加現存院校的新職能與責任并擴大其規模。高等院校增長的這一模式既有長處又有不足。它允許大學擴充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和維持它們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的中心地位。與此同時,它也使得大學更加難以管理,并嚴重地破壞了傳統的管理模式。現代大學的規模和復雜性增加了科層結構,疏離了教師和學生,削弱了參與意識和共同管理。當前,在中世紀巴黎大學被視為神圣且幾個世紀以來受到維護的教授治校的傳統可能正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共同管理的思想,以及肇始于19世紀初期德國洪堡思想后來又成為20世紀早期美國大學模式的教授治校的基本要素等,都值得我們深思。[16]隨著大學規模的擴大,傳統的管理模式就很難維持。高等學校必然變得更加科層化,直接的教師控制,或者說有意義的教員參與也已變得很困難了。本世紀60年代的試驗——部分原因來自高校擴充和學生中的敵對情緒——大多已經失敗。許多西歐國家改變了傳統的管理結構,包括選舉學生和教師參與大學的管理[17]。這類改革削弱了教授的權力,但也沒能激發起這一學術群體其他成員的強烈的參與意識。面對學生的淡漠、教員的疏離和管理結構的日益失效,本世紀60年代的種種改革已不復存在。主要的控制權交給了高級管理人員(其中不少人由政府當局任命)、資深教授,有些還交給了由校外人員組成的董事會。從這方面說,西歐正在接近美國高校的控制模式。荷蘭是管理改革這一趨向的榜樣。
在美國,由于學院規模的擴大和責任要求,行政控制削弱了傳統上的教授的權力。作為高校擴充的結果,管理變革了,大學的使命也擴展了,各種新的辦公室、學系、學院和其他機構也出現了,以履行這些新的職能。在美國,有組織的研究(organizedresearchunits,簡稱ORU)通常被稱作中心或研究所的蓬勃發展,反映了研究型大學擴展了研究職能。這些ORU通常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它們由校外機構資助時。與工業界的聯系被許多大學看作是當代的中心使命,一些行政機構組建起來以促進大學——工業界的聯系。公共服務變得更加重要,組建了一些辦公室來管理這一部分工作。隨著學生人數的增長,大學往往根據學生數來增加教職人員。總而言之,更大量的學生意味著更多的管理和控制。隨著課程的擴展,創建了新的系和研究所。跨學科教學與研究的重要性在增長,一些學術單位得以組建來發展跨學科工作。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所有的新領域都獲得了發展。例如,計算機科學和信息科學幾十年前并不存在,現在,這些領域處于學問中最重要的領域之列。管理學科獲得了重要地位,國際貿易與經營之類的專業也是這樣。生物醫學科學的新發現導致了新的學系、研究所和中心的產生。我們可以追蹤到全球各地大學組織復雜性的指數的增長軌跡。首先是擴展,然后高等院校努力采取各種方式來適應它。在西歐,學生行動主義促使管理結構改革以接納學生和教員。瑞典、德國和法國都屬于改變學校結構以允許“參與”的國家。[18]在英國,1963年《羅賓斯報告》提供了一種允許大學數量增加同時限制各校招生名額,保護傳統大學的精神的擴充模式。為了提供更多的入學機會和鼓勵新的學科與專業的發展,英國本世紀60年代建立了一批職業性的多科技術學院。在美國,已有高校規模擴大,新院校建立,但是并沒有出現新的模式。管理結構不變,規模擴大,意味著教員權力的削弱和管理人員權力的增大。在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和日本,擴充之外很少有什么變革,現存院校越來越難以管理。在發展中國家,除了招生數的大規模增加外,大學里幾乎沒有什么管理變革或改革。大眾高等教育的邏輯引起了大學的顯著變化。
盡管國情和大學歷史不同而途徑各異,仍有若干全球性的模式。大學的現實是學術權力的削弱和行政管理權力的增長。在現代大眾性大學中,管理人員、不斷增多的職業性專業人員擁有更多的權力。有一些區分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的方法,即一些范例會說明不同的模式。在美國,各州之間公立高等教育的確各不相同。加利福尼亞是全州范圍內規劃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的最著名并且可能是最高效的范例。幾乎每個州都有多校區大學系統。傳統的董事會和強有力的校長直接對董事會負責的美國模式與大學的擴充大體上是相容的。在西歐,大學尚處于管理改革的初始階段。荷蘭率先加強行政權力,要求更多地直接向政府負責,削減學術權力,取消富有意義的學生參與管理。這種趨向在其他國家也可能會出現。80年代撒切爾夫人統治時期的英國高等教育改革也帶來了管理上的明顯變化。隨著大學撥款委員會的廢除,以及羅賓斯委員會創建的大學與多科技術學院并行的“雙重”高等教育體制的廢棄,從而使得兩部分學校能夠處于同等的地位并相互競爭,這樣就迫使高等教育更直接地向政府負責。高等教育的經營化和行政階層的出現行政權力始于美國的大學。美國高等教育傳統上一直擁有強有力的行政職能。學院和大學的校長由董事會任命而不是由教職員選舉,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諸如副校長和學院院長等由校長任命,任命過程中通常吸收了相關教師的意見。高級管理人員控制著預算、學校規劃機構和學校權力的其他杠桿。高校模式各異,最杰出大學擁有的學術權力和自主權要比處于較低學術層次的高校多得多。[19]隨著職能的擴展和多樣化,大學的行政人員增多。在美國的高等學校中增長最快的是學校行政人員。教員的數量相當穩定,管理人員卻在增加。
兼職參與管理和非專家型的教員通常難于把握那些極為復雜的新職能,如會計、法律、管理、健康服務、統計以及現代大學所要求的許多其他領域都需要全時的投入和特殊的專門知識。對大學應負責任的各種需求也需要增加管理人員數量以負責起草向政府當局、董事會和評估機構提交各種統計、報告、財務資料和其他數據。首創于美國并且集中為院校內部使用提供內部統計和其他數據與分析的“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research),已經傳向歐洲并將不可避免地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法律事務人員負責大學與外部組織的法律關系以及學校與學生或教授的法律關系。法律事務人員可能還要負責由大學研究人員獲得的專利和許可證。管理人員幾乎不與教授發生直接聯系。他們成為大學里的一個新的“階層”——一個與大學運行密切相關的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群體。院校管理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在世界其他地區它也正在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在美國,有不少培訓數量不斷增多的管理人員的研究生計劃,包括培訓那些已經成為學院或大學校長的人們。[20]其他國家不可避免地將開始向不斷增加的專職的院校管理人員提供某些專門的培訓。在過去,大學由資深教授所控制,由這些資深教授選舉自己職銜范圍內的人擔任某一任期的高級管理職務,管理并沒有被看作是一種職業,校長或主管學校事務的副校長一旦卸任就重新任教。學術機構規模相當小,集中于開設課程和講座。大學易于管理并且不需要復雜的科層機構。大眾大學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如上述所討論的那樣,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增加了新的職能。美國模式是處理高校行政工作的一種方式。在德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大學擁有雙重行政機構,選舉出的校長(rector)主管大學的學術性職務,政府任命的管理者(校長)負責學校純粹行政性事務。校長是公仆而非學術人員,通常可以延長任期,而學術性校長(academicrector)每屆服務兩至三年。隨著大學行政結構的擴大和預算的增長,校長(theChancellor)的權力有了擴大。教授們承認自己影響力的下降,并對不斷增長的院校科層化忿忿不平。[21]這已成為高等學校中的一個普遍現象。高等教育系統有必要考慮在高等教育新的權力平衡中行政管理人員的作用,同時需要關注高等教育中新的管理階層的訓練與職業發展。教師如上所述,在大學中教師喪失了一些權力和自治性。由于教師數量的增長,學術工作正在發生變化。
事實上,為了適應新的現實,教師職業本身也在改變。大學和學院里出現了新型的教師——臨床教授、科研教授、兼職和附屬性的教學人員以及其他種類的人員等都成了大眾系統的組成部分。教師工作的性質也在變化,不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教學自由思想正在弱化。在許多國家,教師工作量增加了,班級規模擴大了。學術工作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加專業化。越來越多的教師只是被聘用來教學,而不從事研究或為學術發展作貢獻。在教師隊伍中,科研型大學所聘用的、生產大量學術出版物和獲得大多數科研經費的精英教授所占比例持續下降。據估計,在美國,這種精英教授在教授隊伍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5。[22]其余的美國教授從事教學工作,很少參加科研和社會服務。歐洲大多數國家以及日本和韓國的教授對科研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但實際上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教授出版學術著作。大眾高等教育給教授的創造力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部分原因來自所負責任不斷增長的壓力和顯示工作業績方面的要求。如前所述,需要教學的學生增加了,而經費卻減少了。教授們感到壓力增大,斗志下降。教師隊伍發生了明顯的結構性變化。在許多國家,隨著兼職教師數量的增加,專職教師所占的比例下降了。美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據估計目前30%的教學工作由兼職教師承擔。專職但非終身任職的教師數量在增加。這些教師的工作量通常比終身制教師要大,并且沒有晉升為教授的機會。在拉丁美洲,兼職教師極為普遍。在一些國家,由于意識到兼職教授缺乏忠誠和責任,已經增加了專職教師的人數。學術勞動力性質的這些變化具有重要涵義。如果合格的青年認識到自己無望獲得全日制教師的職位,那么高校的吸引力就會減小。隨著兼職教師和臨時性初級教員的增多,教師的平均工資將會減少。由于專注研究的教授人數的減少,科研興趣和生產能力會降低。由于對學院的忠誠和責任意識減弱,參與大學管理的教授人數也將更少。在大多數國家,教授的終身任期制受到了廣泛的批評。教學人員尤其是資深教授擁有“終身任期”——他們可以有保障地工作直至退休。終身職位保護了教授的學術自由,而且是吸引最優秀人才從事這一職業的一種途徑。在許多國家,終身任職傳統上是在經過幾年的試用性聘任后才能獲得的。在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終身任職的晉升過程要在服務6年以后,并且通常相當嚴格。在一部分國家,采用了終身任期制的形式但并沒有受到強有力的保護。
教師聘任和晉升形式方面有很多差異,但標準已經制度化,都要有試用期之后才能獲得終身職位。批評者認為終身任期妨礙了正常的評估和責任。還有人認為它給高等院校造成了過重的負擔,使得高校失去了在擴充其他專業時裁減某些專業的教員數或根據財政狀況進行調整的彈性。爭論者說終身任期制保護了“朽木”,即那些不稱職的、喪失能力的教授。在英國,傳統的終身任職制被新的任命制所取代。在美國雖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在朝著“任職后評議”(posttenurereview)方向發展,它包括中止短的有限任期,還包括說明教授的責任。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初始的聘任與終身任職的關聯更少。大眾高等教育削弱了教授的權力和學術自治。“傳統的”教授不再是學術任命的標準。當前有多種選擇學術職業的途徑,其中大多不像過去那樣有利于教授。學術工作的地位和條件發生變化以反映大眾高等教育的實況。這些變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們也為大學的未來造成了新問題。如:在新的環境中教師職業能夠吸收到最優秀的人才嗎?大學還能夠產生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所需要的研究成果嗎?會有足夠數量的教授來維持大學的精神和參與管理嗎?由于大眾高等教育的邏輯侵害了教授,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問題變得極為重要。學生學生是20世紀末大眾高等教育的核心所在。中學畢業生的增加、社會流動的需求、工業及后工業社會的需要以及看重獲得文憑和學位都助長了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許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大學學位是成為中產階級的必備條件。從本世紀60年代到現在,學生數量激增,在90年代末,許多國家的學生數量再次增長。即便是在諸如美國、德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國家,大學適齡人口漲幅很小乃至沒有增加,但中學畢業率的提高和非傳統年齡人群的需求迫使大學擴大招生。只有少數國家如日本,在不久的將來對高等教育需求可能停滯不前——然而即使是日本,如果大學招生向非傳統年齡人群敞開,很可能還會有較大的需求。隨著大眾高等教育的到來,學生群體的構成也在改變。學生不再單純來自人群中的精英層。在大多數國家,目前中產階級甚至工人階級家庭的年輕人都能獲得高等教育機會。在許多國家,年齡較大或那些可能沒有正規的中等教育證書的非傳統學生現在也能進入高等學校。女生比例有了顯著的提高——在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女生在大學生中占到一半以上,盡管這一分布在不同學科間存在較大的差別。
學生群體的日益多樣化打破了學生中的共同文化。學生的學術能力和興趣也越來越多樣化,這也影響著大學。在不同的高校系統中,根據其興趣和能力,學生被選拔入不同類型的院校。為適應那些不適于在傳統院校學習的學生的需要,各類新型的教育機構應運而生。例如,在美國,兩年制的職業性的社區學院招生條件只要求中學畢業,它們是“開放招生的院校。”[23]學生選拔不如過去嚴格所帶來的部分結果,是大量的學生在中學后教育中輟學,或者花費更長的時間攻讀學位。這種“浪費”具有財政的及其他方面的涵義,但是它是大眾高等教育現實的一部分。傳統的不干涉學習和學位完成的教育系統正在嚴格要求并建立學生責任測評制度,給成績不合格的學生規定期限,進而中止學業。許多國家正在向轉向美國式的課程學分制,因為它提供了規范的學生評估制度和一種掌握學習進展的方式。學生越來越把高等教育視為通向較好的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和社會流動的途徑。他們更少地關心高等教育的內在價值。學生們將自身當作教育產品的消費者。這一轉變對學生的態度、學生與高等院校的關系以及對大學和其他中學后教育機構如何聯系學生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結論大眾高等教育還帶來了高等院校與社會相聯系方面的顯著變化。當高等教育為少數精英服務時,大學規模很小,中學后教育預算相對適中,對大學在社會中的角色存在共識,并給予大學以相當的自主權。現在高等教育成為整個社會的中心。大學為以技術為基礎的社會中所有必需職業以及商業與政府部門提供必不可少的培訓。大學通過科學研究提供新的知識。高等教育成為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因為他們的子女期望進入高等學校。再者,根據政府的預算和學生個人及其家庭不斷增長的直接成本方面,高等教育費用很高。對許多國家而言,高等教育是政府預算中的重要部分,因而政府自然更加關注中學后教育的業績和政策。[24]隨著高等教育從邊緣走向中心,它自然而然地受到社會的更多關注。這導致了更多的責任和高校自主權的降低。大眾高等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成功的結果。高等教育通過擴充、擔當種種新的角色和職責,以及培養更大規模的學生來滿足社會的需求。所有這些給高等學校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如果有充足的資源、規劃以及當局與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高等教育就能夠應付大規模入學的挑戰。問題在于資源不足,沒有規劃,政府關注大學的責任而不是與其合作,結果是大多數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處境維艱。妥善處理大眾高等教育的種種挑戰是值得重視的。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影響著世界范圍的高等院校系統。我們憑經驗知道,向更大量的人提供中學后教育是可能的,并且可以令人滿意地做到這一點。分化著的高等教育系統得到公共部門和民間的支持,得到來自學生、政府和私人渠道的足夠資助,以及負責保證質量都是可能的。然而,未來難以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