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看藏區音樂史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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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佳麗單位：西藏大學藝術學院

樂器類，出土的樂器為音樂考古的主要對象。包括成品樂器及其配件，半成品和樂器模型等都是音樂考古的研究對象。這些樂器多是人類日常音樂生活用品，也可能是隨葬的物品，具有真實性和具體性。對于我們研究音樂史學具有重要的價值，所以在音樂考古學中把樂器考古擺在了首位。在本教經書《多米色》中寫道：“有的在敲鼓，有的在奏‘鑲’即扁鈴，有的在吹海螺”。

書中描述的鼓、扁鈴、海螺顯然是樂器，這些樂器到現在還在寺廟里廣泛使用。目前還無此類樂器出土，只是在古經書中的描繪中了解。在更堆培杰教授的《西藏音樂史簡史》一書中大膽地提出卡若遺址出土的石刀是否同時也是一種類似石罄的樂器，這些都待我們去證實。西藏有種樂器叫“朵丁琴”，“朵丁”在藏語里是叮當作響的石塊，在遠古時期西藏有“擊石獸舞”這樣的音樂形式，即在敲擊石頭的伴奏下，模仿野獸動作來表達狩獵的情景。

這個伴奏的石頭就是“朵丁琴”。在西藏解放后，國家對西藏傳統民族文化遺產進行搶救，收集了各地寺廟的朵丁琴，按照十二平均律排列，編成從大字組C到小字一組c的音階。但把西方的音律用在民族音樂里是否妥當筆者存有疑義。樂譜類是音樂考古研究的重要對象，它直接記錄和保存了當時的音樂。樂譜以文字或數字或各種符號的形式構成，目前在國內還沒見到出土的古樂譜。現在流傳的古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音樂的真實性，將來可與出土的樂譜進行比較研究。流傳至今的西藏樂譜可以說是千姿百態，西藏歷史上第一部宮廷音樂樂譜經書《賞心悅耳明目之喜宴》的前言中記載道：“七音引為數，其乃善載無量之音樂，皆于樂音曼荼羅之符號”，即以七音品音樂理論作為樂譜記譜依據。

西藏大學藝術學院的更堆培杰教授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對西藏古樂譜進行整理研究及解讀，使300多年前的音樂展現在我們面前。文字類主要指涉及音樂內容的古文字材料，這類材料記錄著樂舞、樂器名稱以及音律，音階名稱和音樂史實等，可以與文獻相互印證也可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甚至可以糾正文獻記載的訛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此在探討西藏古代音樂文化面貌及其演變過程與規律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目前能看到的有大部分的經書、史書如《多色米》、《言庫意心》、《五部遺教》、《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西藏王臣記》等為研究西藏音樂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特別是《薩班樂論》既是經書也是古代西藏音樂理論著作。另外，吐蕃以后的金石文書映著當時音樂文化生活也是研究的重點。

形象類是反映音樂生活的美術作品。如壁畫、巖畫、銅雕、石雕、陶器上的畫圖和刻紋，還有西藏的唐卡畫。為研究古代西藏樂舞、樂器、樂隊編排、編制以及音樂史提供了重要的內容。在布達拉宮的壁畫和桑耶寺的壁畫上有當時慶典時的樂舞壁畫，上面畫有樂舞隊型，跳著卓舞，樂手們演奏著卓鼓等各種樂器，以及周圍觀看演出的人物。在西藏的大多寺廟里幾乎都有這樣的壁畫。在阿里等地區的巖畫比較集中。其巖畫里反映音樂內容也真實的反映著當時的音樂生活，這些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上述研究對象各有各的長處和不足：出土樂器是真實和具體的，但它只是表達當時音樂作品的工具，而當時的音樂音響究竟如何，從樂器本身是無法了解的；樂譜、文字和形象類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樂器的不足，但樂譜受記譜方式的局限在音樂作品的音高、節奏、時值等方面有不準確性，不能精確的再現當時的音樂；文字類材料的記載是真實、客觀的，但大部分不是專為音樂生活而記載，對音樂事件記載比較零散；形象類材料反映的是音樂生活的某一局部，不全面，出自美術家之手，其反映的內容具有夸張、抽象和象征性。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對象相互牽連，相互依附。

研究音樂史學涉及音樂學和史學這兩門學科，史學離不開考古，我們接觸到的材料不能脫離考古學去孤立研究，必須具備考古學的知識，應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去進行研究。首先，作為音樂研究者，我們不能像考古學者那樣做田野考古并參與發掘，只能搜集、核實、整理考古學者們的考古發掘報告和文獻資料，從中獲得我們需要的那部分材料。還需要接觸實物，實地調查，資料核實。目前在西藏能收集的考古報告和文獻資料是非常有限的，對西藏音樂史學研究就更加艱難。其次，如何處理和分析考古材料，就須具備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基本知識。以地層學為依據，找出劃分形式的統一標準，排列出物器的發展順序與序列，從而研究其形制演變規律。還要探討各地的音樂文物，找出特性并歸納總結再找出共性。當然還需擴大視野，不能只看與音樂有關的材料，一些非音樂材料與音樂有直接和間接的聯系我們也不可忽視。

總之，研究西藏音樂史學所涉及的知識面很廣，方法遠不止提及到的這些。還需不斷的學習，補充新的知識，也需要其他研究者的支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