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者對現代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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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索瓦·冉吉安

考古學家的職業

考古學家在其歷史不長的職業生涯中，自其起源直至18世紀和19世紀初，首先通常是一個博學的收藏家。他們永遠是熱愛古董的藏家，在19世紀下半葉轉而成為一個通才考古學家。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造成的代際和人員的斷裂之后，他們逐步成為專門研究越來越短的某個時期、越來越窄的空間———從大洲到地區———的考古學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考古學家變成實驗室的專家，而考古學變成動物考古學、地緣考古學、古植物學、孢粉學、土壤學、陶瓷學、葬禮考古學、考古地理學、古史學、古冶金學以及痕跡學等。簡言之，像在醫學中一樣，全科通才讓位于精通一門的專家，但生產數據的田野考古學家，既是通才又是專家，始終駕馭全局，盡管耗時10至20年之久的一個重大發掘場地的大量投資與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一篇短文的轟動效應相比，幾乎是無利可圖的。那么，在21世紀，這種考古學家將是什么樣的人?一個越來越專業化的專家?一個融會不同專家提供的關于某個考古遺址的發掘數據研究結果的整合者?一個督促某些公共或私人企業運行，完成由實施專業技術規范和標準的現場工頭們指揮的田野工作的業主或者地方行政機關的公務員?一個博物館或者地區的考古遺產的保管者?毫無疑問，他們同時兼有所有這一切身份，這是與越來越能掌控田野發掘和現場整治預算的預防考古學的發展，與將在實驗室和考古職業的分化活動中展開的考古研究的面貌更新聯系在一起的一個不可逆轉的運動使然。不論考古學家職業在最近的將來其行政和社會面貌如何，成果的交流必將得到發展，從而使越來越關注考古學的廣大公眾獲得最大滿足。考古學的歷史擁有許多實例可以說明考古學回歸社會的重要性。我們想在此翔實地介紹兩個特別重要的例證，來詮釋考古學在社會中可能具有的巨大影響。第一個例證涉及考古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回歸，第二個例證與考古學在地方層次上的回歸相關。

19世紀末世界博覽會中的歐洲史前史發現

1865～1912年的約50年間，人類的遠古時代在歐洲被發現，而且得到證實和分期。1865年由于瑞士學者愛德華•德索爾和當時流亡于意大利的法國學者加布里埃爾•德莫爾蒂耶在意大利的拉斯佩齊亞和瑞士的內沙特爾建立了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國際大會(CIAAP)，這可以很恰當地被認為是史前史學術之始。1912年是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大會最后一次會議的日期，在這次于日內瓦舉行的大會上，亨利•布日伊關于舊石器早期編年史的建議大奏凱歌。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大會的這些會議對于史前史在學術界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世界博覽會特別是巴黎的幾屆博覽會(1867年、1878年，1889年)對于史前史在廣大公眾中成功的科學普及，作用更加重大(米勒－謝塞爾，2001)。學術界與富有教養的廣大公眾在這里結合起來了，因為在1867年、1878年和1889年的博覽會期間，恰逢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大會也在巴黎舉行。在1867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加布里埃爾•德莫爾蒂耶(1867)在“勞動的歷史”展館中組織了一個史前史分展。這標志著與愛德華•拉爾泰的地層古生物學決裂的史前物質文化的“工業”分類的創立。在1878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史前史分展設立在“古代藝術”展館里。正是在參觀這次博覽會的過程中，阿爾塔米拉山洞巖畫的未來的發現者馬奎斯•德紹圖奧拉對史前史產生了迷戀之情。其他許多人也像他一樣。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適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慶典和埃菲爾鐵塔落成，史前工業館設在自由藝術宮。在1900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史前史已經進入得到確認和被接受的知識領域。其證明就是阿德里安•德莫爾蒂耶(1900)后悔沒有利用更大的場地，來展示世界史前史認識的進步。在1865至1889年的25年時間里，在整個歐洲大陸有很多史前史遺址被發現，促使相關觀念和認識得到十分迅速傳播，推動不同社會出身(大學教師、教士、醫生、律師、顯貴、貴族、小學教師等)和不同信仰(世俗的實證主義者、天主教徒、新教徒)的知識分子熱情關注人類遠古時代的發現，無論就知識界本身或者地方、地區乃至國家的學術界而言，都是如此。當然，史前史并未在如此富有成果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在遠古人的研究方面與時俱進，不僅在歐洲如此，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成果尤其突出:在印度尼西亞，杜布瓦于1891年發現了爪哇直立猿人;在南非，達特于1924年發現了湯恩南方古猿;在中國，步達生、裴文中和德日進于20世紀20年現了周口店猿人;在東非，利基于1964年在奧杜威發現了能人;近年來則在肯尼亞的奧洛林(1999年)、乍得的圖邁(2001年)、格魯吉亞的德馬尼西(1991年以來)、印度尼西亞的弗洛勒斯(2004年)以及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卡(2008年)不斷有所發現。這些發現使我們能夠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重構在空間和時間上依然在建構中的人的種系發育。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古生物學是一個重新活躍起來的熱門話題，激起廣大公眾和記者的巨大熱情，記者們發表新聞比科學家們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更加迅速。同19世紀相比，傳播機制徹底顛倒了。

葉卡特琳娜•N．斯卡爾任斯卡婭的魯布尼(烏克蘭)博物館

這個故事(蘇普盧年科，2000)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在當時的烏克蘭，一個考古學、歷史學和民族學交叉的民族文化運動在鄉土知識分子推動的社會改良思潮的框架內發展起來。站在他們最前列的是崗齊的貴族大莊園主G．S．基里亞科夫(1805～1883)，他的住宅和花園———革命后被完全夷平———居于平原的邊緣，在崗齊古生物學遺址所在的谷坡的上方。他在敖德薩的里舍留中學學習和在軍隊中常規服役后，回到了崗齊的老家，同時擔當起旨在爭取解放和教育農民的魯布尼改良派貴族內部的領袖角色。他作為俄羅斯地理學會的常務理事，參加了1874年在基輔舉行的第三屆俄羅斯考古學大會。他發掘了西徐亞人墓群和羅斯人墓群。事實上，崗齊舊石器遺址的發現應該歸功于G．S．基里亞科夫，他首先因為在此發現了大量猛犸骸骨而將此當做一個古生物學遺址，并且在1871年他認定自己的孩子們拿來玩的小塊黑色燧石是舊石器工具的遺跡。1873年，他邀請F．I．卡爾明斯基(1845～1891)———魯布尼的小學教員，但以地區的十分活躍的考古學家和魯布尼社會改良運動的積極成員著稱———在崗齊進行發掘。Y．N．斯卡爾任斯卡婭生于雷塞(1852～1932)，著名的圣彼得堡別斯圖熱夫學校的學生，后與魯布尼地區的大地主N．G．斯卡爾任斯基少將結婚，深受傳授她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V．V．斯塔索夫的影響。1874年標志著她私人收藏考古學和人類學藏品的開始。1881年，在離魯布尼很近的克魯格里克的她的住宅里，她創辦了一個博物館，把這個地區的所有業余收藏家贈與的藏品———包括G．S．基里亞科夫的藏品在內———匯集在一起，放在展柜里展覽，并配有解釋詞展板和印刷成冊的目錄。在其存在的25年中，有4000多件考古文物被這樣登記入冊，而其收藏的文物總計有3.7萬件。進館參觀是免費的。自1882年開始，建立了保管團隊，由卡爾明斯基任館長，庫爾任斯基任學術秘書。1900年，這個博物館每天的參觀者達到300人的驚人數字!斯卡爾任斯卡婭還創辦了一個小學、一個圖書館，舉辦會議、講座和學術著作的讀書會;她展開對于殘疾人教育和就業的幫助。1900年，據統計，她花在考古研究和博物館運行方面的個人財產高達30多萬盧布。她徒勞地堅持要求把博物館轉讓給魯布尼市政府，但市政府不愿或者無力負擔維持博物館運轉的費用。1905年的政治事件迫使53歲的斯卡爾任斯卡婭流亡瑞士洛桑，并在沙皇的政治警察監視下在那里一直待到1914年。在此期間，博物館的藏品于1906年轉至波爾塔瓦博物館，一直保存至今。斯卡爾任斯卡婭于1914年回到魯布尼，于1932～1933年爆發的造成烏克蘭20%多人口死亡的之初逝世，享年80歲。圍繞她的三個偉大人物則是F．I．卡爾明斯基(1845～1891)、S．K．庫爾任斯基(1867～1943)和接替卡爾明斯基的V．G．利亞斯科龍斯基。卡爾明斯基直至1891年去世———死于肺結核，享年46歲———之前，在這個地區完成了許多考古發掘:當然首先是在崗齊，他邀請地質學家費奧菲拉克托夫來到此地，并同這位地質學家一起在1874年于基輔舉行的第三屆俄羅斯考古學大會上發表了關于崗齊的史學論文;此外，還有西徐亞墓群、青銅時代墓場和鐵器時代城墻的發掘等。他編制了這個地區的第一張考古地圖。作為進化論者，他按照當時的模式組織博物館的藏品展覽: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希臘人和西徐亞人，早期斯拉夫人。S．K．庫爾任斯基是一個民族學家，他的奠基性著作是研究“比桑卡”———彩蛋的專著，曾經擔任過魯布尼中學的教員，后來成為博物館的學術秘書。他陪同Y．N．斯卡爾任斯卡婭一起流亡瑞士，一直照料她至1932年在魯布尼逝世。斯卡爾任斯卡婭去世后，他收養并培養了她的兩個幼子———未來的地質學家瓦季姆•斯卡爾任斯基和弗塞沃羅德•斯卡爾任斯基。庫爾任斯基1943年逝世于當時在德國軍隊占領下的魯布尼。因此，在1870至1890年期間，在烏克蘭波爾塔瓦地區的小城魯布尼，這個地區的考古遺址不僅被發現，而且得到斷代分期、被繪制成考古地圖、清理成冊和妥善保存，在允許所有人進入的特別籌建的博物館中進行教育性展示。

我們的社會有可能消亡嗎?

考古學家認識和把握著過去的深邃。他們知道一切文明都必然走向死亡，保羅•瓦萊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開始翌日寫下了這一名言，我們可以為它做各種各樣的解釋。毫無疑問，考古學家不是以較近的過去為研究對象的那種歷史學家。所以，瓦萊里這位法國歷史學家看到了法國從其最黑暗的所有歷史時期中復興重振。每當一個災難性事件前天在地方范圍內(地震、瘟疫)、昨天在國家范圍內(戰爭、革命、危機)、今天在世界范圍內(世界大戰、大流行病、經濟危機、氣候變化)突發之時，這一名言就會在社會的焦慮中重現。惟其如此，廣大公眾在2008年末認為，我們的社會可能在兩大事件的影響下消亡。第一個事件是短時段的，即金融危機，第二個事件是長時段的，即氣候變化。2009年的危機是一場金融危機，是同負債過度及通過債務證券化濫發的不良操作聯系在一起的，也是同越來越多領域里———能源、不動產、原料和食物———的失控的投機活動、過量貨幣流通和逃稅天堂的存在聯系在一起的。導致整個國際銀行體系破產的這場危機，只能通過最富裕國家的財政支持才能控制住，而這些國家必須或是進一步借債或是擴大貨幣總量(更多的貨幣)，來增加(而不是控制)流動資本和加強銀行的自有資金。如果說到2009年末，金融危機似乎即使不是已經治愈，也得到了控制，那么它卻引發了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比20世紀的1929年危機更甚)，只有幾個新興國家到2010年初走出了這場危機。蕭條、通貨緊縮、貶值、破產、貧困化和債臺高筑則是經濟危機在西方國家的后果，而在第三和第四世界，這種情況尤甚。其必然結果是社會危機(失業、罷工和騷亂、不穩定、焦慮、自我逃避和仇恨加深)接踵而來。繼社會危機之后，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危機:中產階級的貧困化，民主的失穩，威權主義上升，最危險的民粹主義、完整保存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固有的環境下的戰爭。這樣的推論不是歷史的(因此，歷史或許重演或許不重演這樣的格言在此不能使我們安心)，而是系統的(同樣的原因導致同樣的結果)。考古學實際上告訴我們，一些文明有可能在并非必然是戰爭或者入侵的一個過程之后消亡(倫弗魯和庫克，1979;多蘭，1990)。它同樣還告訴我們，在一場戰爭或者入侵之后消亡的許多文明，是在其內部衰弱而無力抵御外來侵略的時刻受到攻擊的。過程的隨機決定論難道不更勝于事件的偶發性?此外，考古學還為我們揭示了文明隕落的主要原因:自然災害(地震、火山噴發、洪水泛濫);氣候變化(諸如公元前第三千紀末的干旱或者14～19世紀的小冰河期);由于人的活動而造成的環境改變(毀林、地力枯竭、沖蝕••••••);經濟(生產和商業)崩潰;金融危機(金銀礦枯竭);人口危機(瘟疫、老齡化、大批逃難、移居);長期不安全(掠奪、搶劫、匪患、偷盜、恐怖主義••••••)，如此等等。但是，不存在沒有道德危機和治理危機的社會危機。考古學同樣教導我們，一切社會都能夠依靠自己的內部資源，走出這些并非永遠是不可避免的致命過程。這種致命過程包含兩個主要過程，即治理過程和社會交往態度過程。社會交往態度過程在向衰亡或是復興的蛻變中發揮著重大作用。考古學為我們揭示了作為衰亡之源的多種類型的負面態度:對于領導人和政治家們(也就是對于民主)的蔑視;追逐儲蓄和紅利而害怕投資;在社會一切層次上的腐敗的發展;拋棄進步概念(也就是拒絕社會變革、抵制職業利益保護和特長發揮);對于科學的不信任(由此認為取得知識和技能無用);宗教中公開傳授對于秘傳主義的進攻(由此產生了偏執和救世主學說的回歸);犧牲內容的容器傳播的勝利，虛擬世界對于現實世界的勝利，游戲的勝利，操縱對于提高的勝利(由此產生了努力工作、功績和投資的無效論)。這難道不正是羅馬帝國末期(羅斯托夫采夫，1988)或者法國大革命前夜(托克維爾，2004)的境況嗎?難道不也正是21世紀此時的境況嗎?

爭取建立一個世界文化博物館的地方性行動

在魯布尼的Y．N．斯卡爾任斯卡婭建立私人博物館之后140年的今天，我們難道不應該追隨她的榜樣嗎?全球化導致地方、地區乃至民族文化的逐步而不可避免的消失。生物學家們告訴我們動植物多樣性正在消失，因此我們今天正準備采取行動。但是，同樣十分緊迫的是文化多樣性的消失:語言(今天全球依然在講的6700種語言中的50%將在世紀末消失)、民俗(民間故事、敘事、民歌、民間音樂、民間舞蹈、信仰、習俗、禮儀、節日、手藝等等)、食物傳統(菜單、植物、水果、蔬菜、鮮花、香料、乳制品、奶酪、肉類、面包……)、農藝、園藝和畜牧、手工藝(器皿、工具、兵器)、工業等等，其多樣性都在趨于消失。面對這種狀況，我們應該做什么?孕育著單一文化泥足巨像的全球化不應該使我們忘記我們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的豐富性，從中可以永遠汲取走出我們的危機的力量。因此，難道不是亟需在世界范圍內推出一個類似文物和藝術財富名冊和考古地圖那樣的文化保護博物館嗎?考古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一切富有良知的學者難道不應該鼓勵這樣做嗎?作為對于旨在促進文化的安德烈•馬爾羅的文化館計劃的一種回應，建立文化遺產館的想法難道不正是這種進路的一個指針嗎?

爭取建立一種未來考古學的全球行動

氣候學家們從考古地層學以及冰湖、大海、大洋和冰帽中的巖心取樣的數據著手，對過去的氣候進行研究，描述并隨后解釋氣候變化的規律(從而證明米蘭科維奇的氣候變異理論)。這種數理模式化使他們能夠預測未來的氣候。人對于自然景色的改變始于一萬年左右前的新石器革命;氣候的變化則始于19世紀中期的產業革命。這些信息乃是今天對未來近期氣候變化預測工作的基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組，2007)。考古學家能否從他們對于過去社會的認識著手，在人文科學的所有研究者的幫助下，解讀當代社會的進程并進而也預測未來社會的進程?考古學家之所以能夠對當代社會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認識時代的深邃，從而懂得一切文明都必然會走向死亡，而且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借助自考古學開始以來在系統地復原社會的工作中發展起來的方法論才能，告訴我們為什么一切文明是死的(冉吉安，1991)。考古學家今天能夠對下列問題做出回答:為什么我們是今天這種狀況?我們今天的實際狀況如何?我們能否有另一種樣子?

文明如何和為何消亡?它們的歷史能夠改變嗎?人如何能改變其命運?我們的哲學系學生常常應邀論述這樣的課題:“如果歷史不會重演，那么認識過去有什么用?”因此，考古學的認識只是對于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認識，而不是為了使我們能夠解析出適用于一切時代的普遍規律。研究這個課題當然要求他們大量引證尼采、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述。針對最近向一所人文科學大學的考古學學生提出的這一課題，他們幾乎一致回答說，考古學構成人文科學的一部分，而不屬于自然科學。因此，考古學只能認識作為一去不復返的東西的過去，并不關注未來。這些見解中占主導地位的東西(因為我們是站在解釋學的立場，而不是科學的立場)乃是當前受到后現代思潮滋養的一種學術傳統(人文科學)的屬性;或者說是表明對于當代社會缺乏興趣的大學考古學研究的選擇，而不是這個課題答案本身。向古代測量學家或者古環境問題專家(新詞)提出同樣的問題或許會得到不同的回答?

廣大公眾以及政治家們最近醉心于閱讀雅雷•迪亞蒙分析今天和過去的許多社會消亡或者變化的原因的一本書(2006)。這本書受到生態主義者(人是其破壞環境行為的受害者)的熱情追捧，卻引發了來自所有意識形態領域的負面反應(指責它宣揚馬爾薩斯主義或者災難論)。得益于迪亞蒙，廣大公眾發現了考古學家(倫弗魯和庫克，1979;泰恩特，1988，2006;約菲和考吉爾，1988;雷德曼等，2004)或者歷史學家(勒魯瓦•拉迪里，2004)已經論述了將近30年的一個主題。而且，他所選擇的瑪雅文明、復活節島居民、新墨西哥州的安納薩齊印第安人的覆滅或者維京人對于格陵蘭和東北美洲的殖民化的失敗的例子，在考古界已經耳熟能詳，反復談到，早就失去了迪亞蒙在向廣大公眾嘮叨時重新賦予的那種轟動力。然而，存在著關于同一主題的樂觀主義的對應事例，那就是成功的變革。而且，這條進路更加有利于考古學的數據記載，因為成功的轉型為我們提供轉型前和轉型后狀態的豐富數據，而崩潰的例證使我們處于崩潰后狀況的重要數據匱乏的境地，而且由于缺乏具有文物價值的建筑而存在夸大崩潰廣度的風險。轉型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新專業尚不存在，但毫無疑問，它作為研究領域前途無量:舊石器時代中期與舊石器時代早期之間的轉型與“現代人降生”問題，從采集－狩獵經濟到飼養－農耕者經濟的轉型，游牧經濟在草原地區的出現，近東、高加索和歐洲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社會向青銅器時代的轉型，社會的城市化，文字的發明，國家化等。

對于過去社會的“革命”轉型過程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應對21世紀全球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與19世紀下半葉以來工業生產對氣候的影響聯系在一起的環境的風險，礦物能源儲藏的急劇減少，各國———即使是條件最差的國家———的必要的經濟發展，世界人口的累進。這種轉型將是一場新的“革命”，就像人類在其史前時期和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多次經歷過的革命一樣。考古學對于相對化解一場艱難的轉型開始之初出現的種種恐懼可能是有益的，為了這樣的轉型，一切角色都應該面向未來，而不是囿于自殺性的墨守成規。譬如說，北極冰帽的急劇減少引起人們驚恐，但有誰告訴過他們，同樣的現象不但在40萬年前發生過(OIS11)，而且使得人(能人、智人)能夠占有全部陸地(美洲除外)?然而，這種關于超越和崩潰的考古學如果這樣做，那么就會冒險迅速變成或是有意識形態假設之嫌的東西，或是政治操縱的犧牲品。因此，重要的是它應該建立在一個在方法論和技術上都毋庸置疑的認知平臺上。一個這樣的平臺已經存在。借助多動因系統(英語稱之為multi-agentsystems，費伯，1995;伍里奇，2002)模擬對過去社會加以模式化，促使今天在社會的系統模式化和模擬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類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它們是極有前景的一條研究途徑。吉姆•多蘭是在考古學中應用這種技術的前驅(多蘭，1990;多蘭和帕爾默，1995)。這條進路對于促進我們分辨和界定作為我們今天和過去社會的系統運作基礎的各種過程的特征，大有好處。這些過程同各大學科，同精確科學(技術)、自然科學(動物和植物界及其所處環境)、經濟科學(生產、商業和金融)、社會科學(治理、信仰、法則、傳統)和人文科學(態度)密不可分。因此，這里提出的問題不再屬于這個或那個學科，而是屬于所有學科，一言以蔽之，屬于整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