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繪畫題材研究辯證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中國繪畫題材研究辯證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對于新中國17年美術方面的探討和研究，一直如火如荼地伴隨著新中國美術的發展。在今天這個更關注國家形象的年代，17年的繪畫藝術反而更顯示出它創作觀念的前瞻性。俞劍華的《花鳥畫有沒有階級性?》(1959年)、王式廓的《題材與主題、生活與藝術形象———在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創作草圖座談會上的發言》(1959年)、力群的《如何看待工農兵美術創作》(1958年)等，最早將建國17年的繪畫藝術及其題材作為藝術研究的問題提出，并做初步分析，引發了對17年繪畫藝術廣泛的后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為后來研究的展開提供了一個基礎。本文從客觀的角度闡述關于這段時期繪畫藝術的研究狀況，并試圖探尋與當代藝術及市場的契合點，由于目前研究文獻數量、內容龐雜，我們將重要的研究文獻進行歸類闡述。以便沉淀今天繪畫藝術在創作觀念、藝術的社會倫理、藝術的政治、藝術的國家形象等問題方面存在的困惑，并使之清晰化。
一、目前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1．對20世紀藝術的整體回顧。進入21世紀以來，對20世紀藝術的回顧逐漸成為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從社會、政治、文化、藝術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的20世紀的整體環境下，對新中國美術研究的主要有:陳傳席《20世紀中國美術形成的各種因素》、林木《20世紀中國藝術形式問題研究得失辨》、潘耀昌《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和《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呂澎《20世紀中國藝術史》等。這類文獻主要研究了20世紀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背景下繪畫藝術的觀念、形式、歷史成因等問題，與20世紀中國藝術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結合密切，關于建國17年繪畫題材的具體問題并未涉及，而是將17年的繪畫藝術置于20世紀背景下，做辯證探索，提供了研究17年繪畫題材的整體視角和理論框架，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把握17年繪畫藝術及題材的變化規律。
2．有關新中國17年不同繪畫載體的研究。李樺《為提高版畫創作的質量而努力》、馬克《建國十年來的政治宣傳畫》、姜維樸《面對世紀之交關于連環畫、年畫、宣傳畫等通俗美術的一些思考》、潘耀昌《復制印刷和大眾傳播木刻和年畫連環畫宣傳畫全盛的時代》等，這部分文獻主要分析了建國17年在國家政治話語權主導下，不同繪畫載體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盡管涉及到了部分繪畫題材的研究，也僅是作為論證有關繪畫載體方面問題的一種依據，沒有涉及繪畫題材本身的具體問題。而潘耀昌則從時代的特殊背景下對大眾化的通俗藝術作了客觀分析，他認為今天對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批評往往掩蓋了17年繪畫在藝術上的成就，比如，留蘇藝術家回國和契斯恰科夫體系的普及推廣，使我國涌現出一大批人物造型的寫實高手，推動了17年繪畫題材現實主義藝術形態的發展，這在中國美術史上也是一個質的飛躍，消解了眾多對17年繪畫藝術概念化、公式化的誤讀，肯定了它存在的社會意義。這一類文獻對于17年繪畫題材客觀研究的思想和角度是一種積極的引導和啟發。
3．有關建國17年繪畫題材的個案研究。俞建華《花鳥畫有沒有階級性》、尚輝《20世紀花鳥畫的演變脈絡及文化觀念的轉變》、徐虹《20世紀以來中國繪畫中的農民形象》、范達明《關于革命歷史畫與革命歷史創作》、劉綱紀《努力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形象》、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山水畫研究文集》等，這一類文獻較為分散，主要對題材的藝術形式、內容等進行了藝術本體的研究，并未結合當時國家意識形態而從其文化觀念及社會影響這一大的歷史范疇作深入系統研究，只是局部呈現了某一類繪畫題材在這17年時期的歷史面貌，但是究竟建國17年繪畫題材的總體面貌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樣的時代主題和社會性質，則沒有深入探討。
4．有關“思想美術”、“時代美術”等概念的提出。這些概念的確立為梳理20世紀中期的新中國繪畫題材文獻有著重要意義。近年來“時代美術文獻展”、“時代美術”學術研討會、《時代美術研究論文集》等一系列展覽、研究文獻呈現了整個時代美術包括繪畫在內的發展史實，代表性的研究專著有鄒躍進《新中國美術史(1949－2000)》、陳履生《新中國美術圖史(1949－1966)》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時期美術的整體發展變化和狀況作了全面客觀的闡述。鄒躍進《新中國美術史》主要以史實為基礎，從思想和觀念的角度描述分析了新中國的美術發展過程，對于繪畫題材的研究是放在整個歷史的過程中以闡述某種社會現象和藝術現象，因此，沒有對繪畫題材的個別問題作詳細論述。陳履生《新中國美術圖史》主要以視覺圖像與史料相結合的方式對建國17年的繪畫作品按照不同的歷史主題進行了分類，并對不同的主題進行闡述，沒有對繪畫題材本身的主題性質進行系統研究，這也是對17年的繪畫題材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原因。
5．海外有關新中國繪畫方面的研究。20世紀西方大學培養起來的中國藝術研究專家，大部分對中國藝術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多次到中國大陸進行藝術考察，與中國藝術家接觸，為近代中國的藝術研究做出了很多貢獻。美國的安雅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繪畫與政治》這部文獻，運用大量詳實甚至一些連中國學者也難得一見的史料，闡明了建國后中國繪畫傳統如何在官方的選擇與政治風波中被逐步改造，以讓位于一種新的政治風格。作者沒有因為兩國文化意識形態差別而產生主觀臆斷，而是忠實于“原點實證”的原則，將研究重心放在了官方行政機構一面，盡量客觀地表述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但是作者沒有從更深的層面上解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有意識地塑造出這樣的藝術形象，這也是17年繪畫藝術應深入研究的重要方面。英國的蘇立文《二十世紀中國的美術和美術家》，則以大量圖像與文字資料介紹和闡釋了20世紀中國藝術家所面臨的各種境遇，以及中國傳統藝術和西方藝術在各種運動的歷史進程中所體現的價值觀之間的差異，包括傳統與變革的論爭。蘇立文作為西方中國藝術史研究開創性學者之一，先后在中國大陸進行過多次藝術考察，始終保持著對中國當代藝術最新動向的關注，他認為了解中國及中國藝術實際上要比政治環境和主流媒體壓抑下所呈現的面貌更為復雜，他將中國研究和中國藝術研究有機的結合在在一起，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提出了很多深刻見解。盡管海外研究文獻也沒有將建國17年的繪畫題材作為一個獨立的命題來研究，但為我們提供了西方看待建國17年繪畫藝術的一個視角及歷史參照。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
首先，關于新中國17年繪畫的研究更多持以批判的態度，并沒有從當時的客觀史實及時代歷史的特殊性上來探索繪畫藝術本身及繪畫題材的藝術和社會價值、以及對新中國早期塑造國家形象所產生的直接而又積極的影響;其次，多停留于“史實”的表述和還原，缺乏“研究”性的探討;第三，關于繪畫題材的研究較為分散，僅被作為論述某種藝術觀點的依據，或者解讀某種美術現象的手段，對于題材本身作為新中國美術發展史的主體、及歷史內容的載體，缺乏深度和系統研究;第四，研究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化藝術的關系時，顯性的主流政治話語對藝術生產的絕對主宰以及有關繪畫題材的政治敘事僅被作為一種被廣泛認可的“普遍現象”，但是對于隱藏在權力與關系網絡中的政治資源與藝術的關系以及繪畫創作和主題選擇是如何借助政治敘事的方式來傳達與國家形象建構的密切關系，并沒有進行具體考證，在研究中也相對被忽視了。
三、新中國17年繪畫題材的研究價值
從新中國成立到“”之前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史實打破了中國傳統繪畫傳承千年的固定模式，大師與名家輩出，且繪畫藝術以其具有時代感的語言形式、現實主義的審美立場和宏大的藝術境界，形成了一個獨特而完整的發展脈絡，以“紅色”為主題的藝術經典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被賦予了紀念碑式的時代意義。由于國家特殊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講話》思想的主導，17年的繪畫藝術作為大眾化和最具影響力的藝術載體，除了體現其本身的藝術審美價值外，還在更大意義上被當做了樹立權威意識形態的工具，在政治與藝術的結合上創立了一套充滿時代政治色彩的語言體系。但是，作為17年繪畫藝術創作的重要內容———繪畫題材也由于社會性質的轉變，從藝術形式到主題思想都發生了歷史的變化，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關乎時代的新的問題，從20世紀50、60年代以來的研究狀況看，以“概念化”、“公式化”對其定位的居多，在很大程度上對一些問題的判斷有失公允。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國際聲譽的不斷提高，關于17年繪畫題材的研究在國家形象塑造方面對于當今的中國形象塑造有著多方面的啟示和研究價值。尤其對于17年繪畫藝術中的“紅色”題材的研究，在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其社會性質何以發生歷史的置換，以及如何從傳統的藝術發展觀轉變為對服務于社會的“大眾化”藝術的追求，繪畫題材又是怎樣通過政治敘事最終建立起與國家形象塑造之間的“特殊關系”，以及所體現出的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甘愿犧牲和忘我的精神，強烈地表達出為實現自身解放的勞苦大眾對理想的憧憬和為之奮斗的熱情。在大力倡導藝術發展多元化和積極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無論是對于當代繪畫藝術的發展及國家形象的塑造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