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中國化論文：儒學對美育中國化的作用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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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于喆單位：吉林警察學院

美育被視為德育的輔助而受到封建帝王和儒家的重視。同時，六藝中指涉“美”的范疇的也只是“樂、書”而已。在漫長的封建傳統中，我們所說的“美育”實際上就是指音樂教育，是德育的一部分。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關注的就是這樣一種以禮樂和詩教培養君子的美育觀。而這中美育觀又與儒家文化中的“仁”、“天人合一”等核心價值密不可分。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他特別重視詩教與樂教對道德熏陶的作用，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即人格培養要從詩歌的熏陶開始，立足于禮教，完成于樂教。而樂又與禮互為表里，所以孔子更注視樂教的重要作用，他本人也擅長器樂演唱以及音樂鑒賞。君子人格的形成和實現在于對音樂的把握和領悟。孔子對樂的重視，源于他對“仁”這一儒學核心價值的深切認知。他對禮樂的教化功能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反思，他十分崇尚先古帝王利用詩教和禮樂教化達到治理國家教化人民的做法，那是他理想中的人類社會，“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這是對詩教的認同；“行夏之時，乘殷之路，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禮樂不僅可以實現對個體道德品質的培養，更是鞏固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定的基礎，至此禮樂具有了社會學的價值和意義。

“天人合一”是儒學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要達到這樣一種境界，必須要通過音樂的形式。在《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常常為后人津津樂道。有一次，孔子問弟子子路、曾皙（名點）等四位弟子的志向。子路師兄弟均表示愿意從政治民，實現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只有曾點的志向有些例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對此卻極為贊賞，曰：“吾與點也。”曾點所描述的這樣一種隨心所欲，自由閑適的生活畫面恰恰是孔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即達到美與善的統一。而這種在審美中所體會到的樂趣，就是美育所要達到的無關利害的澄明境界。

王國維在《孔子之美育主義》一文中，也提到了上文中的這個典故，對此，王國維評論道“此時之境界，無希望，無恐怖，無內界之爭斗，無利害，無人無我……一人如此，則優入圣域，社會如此，則成華胥之國。孔子所謂安而言之，與希爾列爾所謂樂于守道德之法則者，舍美育無由矣。”盡管王國維把孔子的“安而言之”與席勒的美育觀進行同比有些牽強，但都是對美育所達到的個人性格提升和社會安定和諧作用的肯定，同時也指出了所謂的“無用之用”最終還是要落腳在提升國人的趣味上。從美育的被引進到之初，就已經深深地烙上了儒學傳統價值觀，即通過美育來培養完全之人物，以實現社會的安定有序，在這一點上，王國維與孔孟的美育觀殊途同歸。

“美育”當屬清末西學東漸背景下的舶來品。從最初“美育”觀念的引進到“美育”在中國形成一門現代教育體系下的學科，都離不開西方哲學以及美學思想在國內的傳播。20世紀初前后，中國處于封建文化的沒落與各種新思想興起的更迭中，傳統的儒家思想體系接近崩潰，新的民主、科學等西方思想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先驅們的選擇。興洋務，開新式學堂，變法新民，從政治到經濟，從思想到教育，許多知識分子都經歷了這樣痛苦的轉變，從而產生了“美育”的西學東漸，這中間不能不提的是王國維。

王國維在十八歲前除去在私塾所受教育外，還從其父學習駢散文及古今體詩，金石書畫，并長于考據。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促使王國維產生了學習西學的欲求，最初他從日本英文教師那里獲得了關于康德與叔本華的哲學論著，后來經過羅振玉的資助留學日本，回國后開始致力于康德、席勒、叔本華等哲學思想的學術研究，翻譯了大量哲學著作例如《倫理學》（日本，元良勇次著）、《心理學》（日本，元良勇次著）、《西洋倫理學史要》（英國，西額惟克著）等書。他還在《教育世界》上大力譯介西方哲學及美學思想，寫出了《哲學辯惑》、《論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義》等學術論文。《論教育之宗旨》寫于1903年，王國維在文中提到了美育的必要，并指出席勒“之重美育學，實非偶然”。

“所謂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善美之三德，欲達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漸達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矣。”王國維認識到了美育作為情感教育的獨特性質，在維護美育獨立地位的同時又把美育與德育和智育聯系起來，始開美育獨立的先河。后來王國維又通過《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專門介紹了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的主要內容、基本觀點和寫作背景。席勒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接受了康德的哲學及美學思想，特別是《判斷力批判》的影響，以此作為自己的哲學依據，展開美學以及美育的討論。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用27封書信明確地提出了“審美教育”的概念，并對美育的社會作用、性質作了系統的闡述。他從人性的分裂著手，探討了美和藝術的批判功能，“因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正是通過美，人們才可以走向自由”。自由是美育的本質屬性，應讓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可見西方審美教育的目的并非立足于社會的安定有序，而且重在追求人的自由。但這樣的美育觀是怎樣中國化的呢？

從1903年至1907年，王國維寫下了《去毒篇》、《人間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教育偶感四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孔子之美育主義》、《教育家之希爾列爾》等一系列文章討論美育，提出了“形式”、“審美無關功利”等現代美學觀點，成為當時主要致力于美育思想傳播的旗手。但第一個把“美育”觀念引進國內的，卻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早在其作于1901年10一12月的《哲學總論》中論析各種學術之關系時指出：“人類生存其間的宇宙由物、心、神三者成立，而其研究之學問，則分別有理學、哲學、神學。哲學論究無形之心性，為心性之學，而心性有外顯之心象，由作為哲學之一部的心理學研究之。心象又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種，相應又有審美、論理、倫理之三學。倫理學說心象之意志之應用；論理學示智力之應用；審美學論情感之應用。故此三學者，為適用心理學之理論干實地，而稱應用學也。其他有教育學之一科，則亦心理之應用，即教育學中，智育者教智力之應用，德育者教意志之應用，美育者教情感之應用是也。”

蔡元培先生認為美育首先是一種情感教育或者叫做美感教育，他還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號。他對“審美無關功利”美學命題極具中國特色的表述，在今天看來仍然是達到了無可企及的高度。但他對美育的社會功能則過分夸大，甚至上升到宗教的高度。蔡元培在《教育大辭典》中關于“美育”的條目也明確表示：“美育者，與智育相附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對美育的功能闡述上，通過美育達到人格完善，從而實現社會改造這一傳統并未改變。但美育必須建立在審美價值獨立的基礎上，這也是與傳統美育觀的不同所在。王國維認為，由于長期以來在國民教育中缺乏審美教育與美感的養成，且我國歷來對藝術、建筑、戲劇等有關美的學科采取促狹的功利主義的態度，所以養成了國民在日常閑暇生活中的種種惡習，他在《文學與教育——＜教育雜感＞四則之四》一文中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感慨及憂患：“則夫蚩蚩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鴉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故我國人之嗜鴉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與西人之細腰、戶人之纏足，有美學的必然性無以異。不改服制而禁纏足，與不苦養國民之趣味而禁鴉片，必不可得之，數也”。因此，只有通過審美教育，滿足國人的精神需求，才能達到知情意三者的融合，養成完全的人格。

五四以來的美育觀盡管意識到了美育的獨立地位，但對西方美育思想的引進卻是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核心價值觀為接受基礎的，是以傳統的觀念去同化西方的美育觀，或以此來印證傳統的美育觀。以此同時也過分夸大了美育的社會功用，讓美育去承擔不可能獨立擔當的社會重任，也因此容易忽視美育的獨特性能，把它完全等同于德育的手段或德育的一部分，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系統的美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