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詩的生命教育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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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傳統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補充。《歧路燈》塑造了許多誤入歧途的形象，他們雖性格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權為主導的封建中國，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結果就會“少調失教”。小說在家教問題上對比塑造了兩個典型形象，一個是譚紹聞，一個是婁樸。他們同從一師，資質相仿，外人對其評介也相當，說他們是“玉堂人物，……將來都是閣部名臣。”事實上，二人后來的發展卻相差甚遠，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與否正是關鍵。缺了父教的譚紹聞走上了歧路，父教嚴格的婁樸功成名就。對父教的重要性，譚紹聞本人也有清醒的認識。他在老師婁潛齋家曾被師伯訓誡，隨后，婁樸與其有段對話：“家伯年老，未免語言重些，世兄只領略家伯的意思罷。”譚紹聞道“：咳！我若常有這位老人家說重話，未必不與世兄并驅，何至到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見背太早，耳少正訓，遂至今日與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見背太早，耳少正訓”。在這段對話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達出來，意義非凡。 父教很關鍵，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質上就是在詮釋“禮樂”思想。筆者認為，父教體現出一種“禮”的意識，而母教則體現為“樂”的功能。關于“禮樂”的關系，荀子說“樂合同，禮別異”。就家庭教育來說，父親是讓子女積極進取，并讓其因發現與父親之間的差異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親與子女的不平等關系中達成一種協調，以和諧家庭關系。這是一種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實上，由于父教的嚴厲，常常讓母教陷入溺愛和嬌慣。這可能是母親弱化父親意識的一種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種本能的母性意識。但母親的這種意識，常成為家教開展的障礙。

在《歧路燈》中，譚紹聞母親王氏對兒子的溺愛嬌慣就是這種作用的最有力詮釋。王氏對兒子譚紹聞的敗落是負有全責的，她“溺愛”、“無知”，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王氏本因溺愛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愛”。王氏中年得子，溺愛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卻溺愛到了無知。她擔心孩子受委屈，為孩子請來了只知道獻媚學生家長、謀取教資的老師侯冠玉。侯先生當著王氏的面對紹聞說“：不出二十二歲，必中進士。后運且俱系佳境。………看來這是一二品之命，妻、財、子、祿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壽”。王氏聽完，認為“這樣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難尋”，因而“心滿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幾恨相見之晚”。王氏僅因侯老師的一番蜜語甜言便將其視作了兒子人生路上的一盞明燈，而對侯老師的人格、學識不做任何調查，就做出相見恨晚的慨嘆，著實叫人可嘆、可笑、可惜。對王氏在教育問題上的無知，譚紹聞的父親常為此氣惱得大動肝火：“婦人壞事，如此可恨！”小說對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說她：“是一個昏天黑地的母親”，而“譚紹聞是個信馬由韁的兒子”，小說將這樣兩個對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個教育環境中，在緊張的矛盾沖突中，為我們詮釋了母親在家庭教育中應有的素養和應當注意的一系列問題。簡單來說，作為母親，我們不能對孩子過分溺愛，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愛，也應該明辨是非曲直，不然，無知的溺愛不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將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總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場所，父母作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與否的關鍵。

二、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說中，作者通過“用心讀書，親近正人”這八個字的詮釋表達了他對社會教育的理解，而這八個字也是貫穿整部小說的核心理念。對青年人來說，“用心讀書”是成才的基礎，“親近正人”是成長的保障。從這一意義上說，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長比成才更重要。當然，如果既能“用心讀書”，又能“親近正人”，便是兩全其美之事。不過，若不能好好讀書，那能否做到“親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綠園在《歧路燈》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明確的判斷，他說：“子弟寧可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確推崇了“親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燈》對“親近正人”重要性的詮釋也是從正反兩個方面展開的：在譚紹聞父親活著的時候，年幼的譚紹聞交往的都是正經人，譚紹聞能依照家長為他設計好的目標用心讀書。但在父親去世后，他跟宦門浮浪子弟“換貼結拜”。在交往中，紹聞“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見過的，見了；平日不曾弄過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會想了”。并最終在“匪類”的誘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諸多丑事，染得一身惡習。《顏氏家訓》中說“：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行舉動，無心于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歧路燈》對教育理念的詮釋是正反兩個方面的，小說在譚紹聞浪子回頭之后借他自己的話現身說法，再度強調：“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說，《歧路燈》對社會教育問題的關注是很迫切的，這一點對當下的社會教育來說也有啟發意義。

三、學校教育

李綠園做過老師，諳熟教育之道。在小說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許多至今還有重要作用的求師之道、教育規律、教育方法等問題，很有借鑒意義。

（一）師德師才

小說認為師德是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俗語說，拜師如投胎”，因此，強調延師要慎重，要選擇有良好的“師德師才”之人。小說中，譚紹聞先后師從了四個老師，但其結果卻大不一樣：第一次“延師”婁潛齋，他“端方正直博雅，盡足做幼學楷模”。他的教導為譚紹聞后來學業的繼續及浪子回頭奠定了基礎。第二次“延師”侯冠玉，侯老師喜談陰陽風水，看戲、飲酒、賭博，讓譚紹聞“落得快活，臉上一點書氣也沒有”。這個侯老師是譚紹聞步入歧路、家庭出現變故、人生發生轉折的關鍵。第三次“延師”惠養民，這位先生“心底不澈”，課堂上把譚紹聞講得“像一個寸蝦入了大海，緊緊泅了七八年，還不曾傍著海邊兒”。這是一次不關痛癢的經歷，但對譚紹聞而言，浪費了光陰。第四次“延師”智周萬，他“博古通今，經綸滿腹”。結果“譚紹聞沉心讀書，童生取了第三名，單候學憲按臨，指日游泮”。對比前兩次的教學效果可見，師者的品德與才能，對學生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與教法

除了對師德問題的關切外，李綠園在小說中也表達了對教材教法的關注。作為教師的李綠園曾采用戲劇的樣式編寫了《四談集》（即談《大學》、《中庸》、《詩法》、《文法》）作為他的教學讀本，將儒家的經典理論用戲曲形式傳遞開來，寓教于樂，顯現出了積極的開拓意識。在小說中，他對類似的啟發式教學也是贊嘆有加。小說寫智周萬善于啟發、誘導和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將啟發學生悔過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識的傳授之中。譬如他給譚紹聞出了一道“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論的作文題，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傳達給學生。因譚紹聞深有體會，言之有物，得到其極力夸獎，在表揚和肯定之后，智老師見水到渠成，便因勢利導：“爾文如此剴切。可以想見令先君家教。但昨日眾先生俱言爾素行不謹，是何緣故？”譚紹聞這才向老師敞開心扉，真誠請求老師的幫助。智周萬針對譚紹聞行動和思想上的弱點，寫就一篇戒賭箴銘，使得譚紹聞“沉心讀書。考試童生，取了第三名，依舊文名大振”。而對惠養民的教法，作者認為他“終日口談理學，公然冒了圣人之稱”、讀死書、言行不一，批評這種策略是難以達成教學效果的。李綠園透過故事人物表達了他的教學思想及策略，強調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對我們很有啟發。

四、結語

總之，《歧路燈》作為一部有關生命教育的小說，用主人公的家族興衰詮釋了作者的教育理念，從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響人生健康成長的積極或消極因素，對當下生命教育的開展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作者：孫振杰單位：平頂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