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區教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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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

(一)社區教育從其本質上說，社區教育是一種教育與社區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形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社區教育的定義為:“基于所有教育起始于社區，且并不是以獲取社區的利益為目標，而是以提高社區住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原理，因此實現這一原理的活動即為社區教育。”［4］據此定義可看出，社區教育的核心特征是提高社區住民生活質量為目的。近些年來，圍繞社區教育內涵及其概念的界定上，我國學者們見解不一。2000年4月，教育部職成教司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社區教育實驗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社區教育是在一定區域內利用各類教育資源，開展的旨在提高社區全體成員整體素質和生活質量，服務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教育活動。”［5］本文采用此定義，因為該定義強調了社區教育的核心要素是提高社區成員的素質、居民生活質量以及滿足其需要等方面，強調了“人人參與教育、人人接受教育”的社會大教育。本研究的社區教育對象主要指農民工，而不是泛指社區內的所有成員。

(二)城市融入城市融入的概念很寬泛，從移民社會融入的角度出發，所謂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即農民在城市確立經濟地位、適應城市社會互動規范，并獲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終實現在城市舒適生活的融入過程。［6］有學者在綜合相關研究后認為，農民工城市融入系指農民工從原來所在地流入城市，通過身份、職業、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認知等方面的調整與適應，逐漸被城市社會和城市人所接納和認同，同時建立起自己對自身市民化身份的認可，最終能夠享受平等、公平的市民化待遇現實結果的動態過程，它是一個動態性的、結果性的、多維度的概念。［7］本研究中的城市融入就采用此定義。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基于天津市濱海新區的三個社區教育示范點來開展實證研究，探索建立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區教育新模式。

(一)研究內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第一，對天津濱海新區的三個社區進行實證調研，了解三個社區的農民工分布情況、周邊設施和產業分布情況，并進一步了解農民工的融入需求。第二，調查三個社區的社區結構的特點，分析這三個社區在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區教育的組織形式和實踐內容，并運用增權理論對其社區教育培訓實踐進行分析與解讀。第三，結合實證調研情況，尋求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性的培訓路徑和策略，探討新型的社區教育培訓模式構建。

(二)研究樣本選取天津市濱海新區(以下簡稱新區)位于天津市東部，是我國京津城市和環渤海城市帶的交匯點，目前常住人口248萬，其中外來人口為124．45萬，農民工群體占了絕大部分，是全市農民工數量最多的城區之一。為了讓農民工盡快融入當地社區，2009年，天津市濱海新區開展了“青年農民工融入社區”試點項目，濱海新區向陽街道社區為項目的承辦方。自2009年開始實施，為期3年。項目實施以來，向陽街道積極創新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工作思路和舉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濱海新區積極創新社區教育手段，探索和建立“創新社區教育手段，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設立了中新天津生態城數字化學習中心、濱海社區學院、新港街道社區服務中心、寨上街鐵坨里社區服務中心、開發區翠亨村社區、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等6個項目示范點。這六個項目示范點將通過不同形式的組織和實踐經驗，促進農民工素質的自我提升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本研究從上述樣本中選取了向陽街道、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大港太平示范鎮對這3個示范點社區的實踐模式進行研究分析。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問卷調查、個別訪談與文獻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問卷調查主要是對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向陽街道、中新天津生態城、大港太平示范鎮等三個社區內的農民工，本研究采取了隨機抽樣的方法分發問卷，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問卷750份，回收率為93.7%，其中有效問卷722份，有效率為90.3%。為彌補問卷調查的不足，本研究還對部分農民工和社區管理人員進行了半結構訪談，包括對他們所在社區的參與和認識、社區的管理機制和制度、工作特點、社區教育給予他們的變化如日常生活、居民的互動和交往、對社區的歸屬和認同、對未來的規劃等若干面，力圖深刻認識社區教育中的各種參與力量以及農民工融入效果等。文獻研究法主要是梳理有關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從大量的文獻中搜索和梳理出有價值的資料進行總結和思考，建立分析框架。

三、數據統計和實踐分析

(一)調研對象的基本情況第一，農民工主要來自鄰近省市，外來務工人員遷移時，比較看重地域的鄰近性。接受調查的農民工有32．5%來自河南省，21．3%來自內蒙古，14．1%來自山西省，其余為山東、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農民工進城打工時間，如圖1所示，進城時間是1～3年的44．5%，3～5年的為32．7%，5～10年的為20．5%，10年以上的為2．3%。所調查的農民工中，男性比例為61．6%，而女性比例為38．4%。男性比例相對較高，這一方面與天津濱海新區建筑業、制造業比重較重相關。第二，農民工來源以25～40歲的青壯年為主。所占比例達到55．6%。圖2顯示，18～25歲的占28．6%，26～35歲的占25．7%，35～40歲的占18．5%，40歲以上的占15．9%。從婚姻關系來看，未婚的占32．4%，已婚的占67．6%。可見，城市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他們精力充沛，家庭負擔輕，便于外出務工。第三，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在接受教育方面，圖3如示，初中及初中以下學歷的農民工比例為37．7%，高中及中專、中技畢業的勞動力比重為42．5%，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比重為20．8%。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能力、探索能力也會更強，亦更容易適應并融入快節奏城市生活。

(二)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1．城市融入的意愿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其自身融入的主觀愿望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為此，我們首先設置了“你是否愿意增加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這一問題，被調查者的回答如下:(1)愿意(占70.61%);(2)不愿意(占10.51%);(3)不知道(占18.88%);而對于“您是否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這一問題的回答是:(1)希望(占67.31%);(2)不希望(占20.10%);(3)無所謂(占12.59%)。由此可見，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對于融入城市有著強烈的愿望。2．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總體上，城市融入這一過程大體上包含了三個層面:經濟融入、文化融入和社區融入。理論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涉及經濟能力、住房、社會保障、社會參與、生活方式及心理認同等多個方面。基于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及實證調查所得數據，本研究將農民工進入城市后的需求分為信息技術與電腦知識、就業和職業培訓、權益保障、城市生活、人際交往、衛生健康等幾個維度。我們在選取的這六個項目示范點進行抽樣調查，抽樣時兼顧了不同行業的城市農民工，包括從事建筑業、批發和銷售經營、電子加工業、家政服務、餐飲服務業的人員。問卷以“外來人口城市融入需求調查”的名義進行。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我們還進行了深度訪談，進一步了解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需求，作為問調查的補充。從調查數據的分析中(見表2)，我們可以看到外來農民工需求最大的是人際關系交往方面、衛生健康、權益保障以及信息知識與電腦知識。說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本研究結合調查數據和深入訪談，就外來農民工關于信息化技術與電腦知識、人際交往、權益保障、衛生健康等五大方面的相關情況進行分析。(1)信息知識、信息技術的需求互聯網信息量大、實時性強、交互及時，使得農民工獲取信息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獲得信息的基本前提是掌握、運用電腦。數據顯示，79.5%農民工認同電腦和互聯網的運用能跟上社會發展步伐，提高個人的綜合能力。因而，這種需求具有普及性，也成為農民工比較突出的一個需要。(2)人際交往的需求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農民工的交往對象呈現高度同質的特點。圖4表明，58．8%的農民工交往對象是與自己同質的城市務工人員，大多為老鄉和同事;34%的農民工與本地居民交往較多。可以初步判斷，農民工對與城里居民人際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深度訪談中，被訪的農民工表示，自己與天津本地人不一樣，他們很少有機會融入天津本地人的生活中，對于城市生活經驗更多來源老鄉的經驗交流。他們非常希望能通過活動促進與城里人的互動，增進了解，擴大自己的交往圈子。(3)不良情緒調節的需求數據顯示農民工對于如何調節自己的不良情緒的需求也較高(82．5%)。城市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必然給農民工身心帶來極大的壓力，因而，對自我情緒控制和心理調適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現實需求，也是一項不可缺少的能力，它可為外來者在完成經濟方面融入之后，在人際關系、心理適應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4)權益保障的需求調查數據表明，農民工群體渴求獲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權益，具備基本的維權意識，學習和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識和維權途徑。數據顯示，45%的農民工學習過《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21%的農民工會主動了解基本醫療保險有關政策。深度訪談中也發現，農民工權益維護的意識相對較強，權益保障的需求增大。值得關注的是，女性農民工對于在其懷孕、生產和哺乳期間的權益非常關注，需求也非常強烈。(5)健康及醫療衛生需要從某種程度來說，健康身體是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數據顯示，84．5%的農民工認為自身健康非常重要，認可健康預防知識的重要性，即生病之前的預防。然而，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城市所提供給農民工的生存環境及所處的職業環境有很多健康及安全隱患，如傳染病、生成事故及職業危害。大多數農民工對此并沒有相應的了解和預防知識。51．4%的被調查農民工對血吸蟲病、瘧疾、結核等寄生蟲病和傳染病的預防知識不清楚;34．5%的農民工對本企業的職業危害一無所知。同時，由于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設計還未將外來人口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訪談中農民工自身醫療保健意識比較弱，遇到生病時經常會有拖延病情情況，69．7%的被調查農民工希望一般的小病能夠在社區內直接解決，并希望社區能夠提供預防措施或是預防信息和方法。(6)城市生活雖然農民工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們還是保留著農村的生活方式，文娛活動單一，并沒有融入到現代的城市生活中來。數據表明，農民工最普遍的生活方式是看電視，約占28．6%，其次，和老鄉聊天、打牌及逛街，約占15%。深度訪談發現，農民工缺乏與城市居民持續互動的交往，基本生活在內群體中，他們也較少能分享到日趨豐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或者沒時間、沒能力去享受城市公共生活。他們迫切希望能享受到城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三)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實踐分析1．樣本1:向陽街道社區(1)向陽街道社區基本情況向陽街道屬于成熟型社區，據不完全統計，其外來農民工數量在濱海新區是較多的社區之一。(2)向陽街街道社區教育的探索及組織形式根據調研，向陽街道社區有45%的農民工居住打工的時間超過3年，其中25～35歲的農民工占45%，青年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有強烈的認同與訴求，關注青年農民工的現實訴求，以城市社區為依托，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實現其在城市社會生活的全面融入成為了向陽街道社區面臨的新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向陽街道依托“青年農民工融入社區”項目，探索和創新其社區教育:首先，提升青年農民工綜合素質，增加融入城市的人力資本。基于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向陽街道社區重點圍繞“以培訓促心理融入”這條主線，對培訓內容和計劃精心設計，引導、幫助青年農民工，參加職業資格教育和后取學歷，探索培訓的新方法、新模式，2009～2012年，先后組織各類專題培訓20余場次，參加培訓人員3000余人次。其次，建設農民工活動場所，擴展融入城市的社會資本。農民工社區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衡量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標準。向陽街道社區建立活動場所，如社區工作站、青年農民工之家、流動黨員之家等場所，為其提供文化知識教育、計劃生育、權益保障等。同時，進一步拓展教育形式，通過聯誼會、志愿幫扶、鄰里結對等系列活動，引導農民工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農民工與社區、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此外，社區還開展專題藝術節，展示青年農民工特色鄉土文化，增進農民工與市民的交融。2．樣本2: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1)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基本情況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就是濱海新區為外來農民工打造的專屬社區，藍領公寓內配套設施齊全，配有公共浴室、洗衣房、洗衣機等，離廠區不遠，周邊設施環境較好，有專門的商業區，包括餐飲、超市、銀行、旅館、美容美發店、服裝店等，使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不斷地成為一個有利于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良好場所。(2)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社區教育的探索首先，探索了開展社區數字化學習的實踐模式。數字化學習中心免費為農民工開放，提供各類紙質圖書閱讀和網上學習休閑服務，讓農民工體驗數字化學習。為滿足青年農民工的學歷教育需求，中新天津生態城工會與天津廣播電視大學合作，通過數字化學習中心開展以網絡為主要形式的學歷專科與本科教育體驗活動，為農民工提供學歷教育通道。其次，采用多種形式的教育手段，促使社區教育功能輻射面擴大。如通過流動課堂和流動影院，定期為藍領公寓的農民工開展法律、攝影、文明禮儀、心理健康和衛生防護等知識講座，同時還適時開展“宿舍文化節”活動、球類比賽、趣味運動會等多種文化活動，讓農民工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活”與“城市生存”，使農民工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3．樣本3: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1)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基本情況調研發現，太平鎮是大批青年農民工的輸出地，同時也是大量外來勞動人口的聚居地，農民工流動頻繁。同時，大港太平示范鎮作為天津農村城鎮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典型單位，其社區管理特色為住區—社區—鄰里三級社區管理模式，形成了“住區能開放，社區有特色，鄰里強管理”的面向新時期新區域發展的現代農民社區格局。(2)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教育的探索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在調研農民工流入流出的“雙流動”行為及其教育需求后，通過大港太平示范鎮鎮政府與企業聯手，啟動“鳳還巢工程”專項工程，根據企業用工需求，提供有關技能培訓要點，如電子培訓，鞋業培訓。提升農民工素質和就業能力，幫助他們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等級證書。4．小結如前所述，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綜合的、多元的。根據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本研究中的社區教育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向陽街道采用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搭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信息化平臺，提升農民工的自身素質及城市融入意識;中新天津生態城設立為農民工服務的數字化學習中心，建立學歷教育通道，促使農民工信息化及整體素質提升;大港太平示范鎮鎮政府與企業聯手開展的專項工程，提升農民工素質和就業能力。本研究對所調查的一部分農民工進行了深度訪談，以期檢驗社區教育培訓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入的效果以及農民工對社區教育的評價。結合訪談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區教育提高了農民工工作和生活能力。所訪談的農民工普遍認為學習網絡知識后，工作生活能力提高了。工作方面包括:對網絡、電腦有進一步了解，提高計算機知識;“計算機知識得到了強化，通過學計算機，也結交了很多的朋友，和別人溝通也多了。這很大一部分源于在數字化學習中心學習的學習。”工作效率、工作質量有了提高;“現在會主動到網上找資料，辦事情腦子也活了，而且工作水平也提高了。”生活方面包括:學會使用電腦，如打游戲、上網、看電影和儲存編輯圖片等，增加了生活的樂趣;健康、衛生意識提高，開始注意到常洗澡、講衛生習慣;有意識的尋求去幫助。如“原來經常買書籍，現在可通過網絡獲取資源和信息”“現在也通過視頻教學來學習一些東西”。人際關系得到改善。“原來自己脾氣不好，也自卑，覺得自己啥也不行，現在交往人多了，遇到問題也會想想，性格沒那么急躁了，同事也愿意和我聊天了。”“社區里的活動，讓我也能與城里人接觸了，性格變的更加開朗。”“通過培訓對計算機更熟悉了，也學會用網絡和朋友保持聯系”。生活領域擴大，與人交往范圍擴大，增強了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度。“感覺對社區服務機構很有親切感，也增加了我對政府與城市的信任感，沒那么陌生了，我感覺在天津還是很溫暖的”。第二，社區教育幫助農民工提升自信心。自信心的提升主要體現在:農民工感覺自己融入了社會發展的潮流之中，敢于接觸以前沒有接觸過的事物。敢進大商場了;樂于接納自己(包括性別、長相、出身等);不逃避，能主動、大方地跟人交往;在遇到困難、挫折時，樂觀向上;向別人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敢于給自己設定目標，并堅信通過努力可以實現目標;“我現在也給自己設定了目標，以前沒來天津之前沒有想過。那就是過3年，工資比現在提高一倍，積累資本;3～5年后，開始自己搞承包，之后找合適機會自己開店，這一過程得需要大約6年吧。實現這一過程，很艱難，但是我相信能夠實現”。盡管自信心是存在于個體內心的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難于測量，但是通過訪談，仍然感受到通過社區教育，農民工自信心的變化和提高。在訪談中，三個示范點社區的農民工對本社區教育培訓(如生活技能、自信心、與人交往等方面)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數字化學習給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的感覺電腦培訓很好，幫助我打字，還有很多很多，我不怎么會寫，反正很好，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謝謝政府、社區讓我們在他鄉有個良好的免費的學習環境。不僅給我們知識，還給了我們友誼，謝謝。”“通過網絡學習，還可以靠自己努力拿到電大文憑，成為大學生，這讓我體會到了什么叫終身學習的含義。”“社區組織的維權講座、法律知識講座等，讓我對自己權益更加了解，收獲很多。”“通過社區組織的活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不感覺那么孤單了。”

四、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探究

社區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演變的轉換區域，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會化組織載體，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社會的有效方式和最終目標。農民工的社區參與和融入是其社會融合的微觀基礎(王桂新、羅恩立，2007)［6］。本研究表明，社區教育是農民工與城市生活相互融合的一個良好途徑，能有效地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

(一)社區教育需要融合增權實踐依據增權理論，增權實踐可分為個體、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等三個層面，本研究中社區教育內容、培訓形式及其培訓方案的設定，融合了增權實踐的三個層面。向陽街社區注重提升青年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識，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側重提升農民工的數字化學習能力，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著重提升農民工崗位技能及職業能力，這都有效地滿足了農民工群體期望被城市所接納、所認同的心理需求。社區要積極搭建城鄉居民的互動、溝通及發展平臺，營造城市接納農民工的良好氛圍，改善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促進他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這也就實現了本次研究所要達到的目標。本研究的調研也發現，這三個社區對農民工群體的融入學習需求都進行了調研，基于此基礎上，培訓的內容和形式非常靈活，如主題活動、聯誼會、講座、宿舍文化節等等，通過這些方式，對他們需求的反應及時、靈敏，也獲得農民工群體的信賴與支持，促進他們與城市社會迅速、有效地融入。

(二)社區教育需要激發個體增權意識依據增權理論，增權模式可分為兩種，即個體主動模式、外力推動模式。本研究中，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其個體主動意識的體現，尤其是青年農民工，他們有主動積極的融入城市的強烈意識。但他們作為弱勢群體，缺乏外部力量的推進及外部支持，于自身來說，無法主動地增權，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如政府、社區組織、企業及其社會力量的資助，來激發農民工個體增權意識，從外部提供多種支持路徑。本研究中的三個社區教育案例就集合了政府、企業、工會、社區組織機構等多種角色介入。

(三)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初建結合本研究的三個社區教育的探素，依據增權理論，本研究認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其個體主動意識的體現，是增權的關鍵所在。而在農民工城市融入實踐過程中，社區教育作為其增權的外部力量，通過外力不斷推動和幫助農民工在個體、人際關系、社區參與等三個層次的持續增權，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進程提供了現實途徑，進而最終達到了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目的。圖5為本研究初步建構的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圖。基于模式圖和本研究三個社區教育實踐案例表明，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要運用外部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充分發揮各行各界的社會力量;提高城市社區管理水平，營造人人尊重農民工的良好社會氛圍;運用增權理論及模式，從個體、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等三個層面，激發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主體意識，進而有利于農民工群體的城市社會融入。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面的實踐過程，更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策略的不可避免的現實課題，它具有深刻的內涵。推動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既需要政府逐步消除體制障礙，創新社區管理服務模式，也需要社區組織、企業、高等教育機構的共同參與，基于增權理論，對有需求和具體問題的農民工提供個性化的指導服務;因而，從其實質意義上來說，本研究可視為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一個兼具操作性和示范性的實踐探索。

作者：王迎江小青 單位：國家開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