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間變革學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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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宋元變革論、明中期變革論、宋元明過渡論等關于宋代以來中國歷史分期的認識，均認為元明兩朝之間主要表現為連續而非變革。本文從政治變革及其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塑造兩個角度，探討元明之間在國家地緣格局、制度來源與演變趨勢、經濟政策、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變革現象。結論是：元明之間發生了比兩宋、宋元、明清之間更加全面、深刻的變革，元明之際與明中期變革之間的“明前期”可以被視為一個有獨立價值的歷史單元。這項認識，或可豐富對宋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

關鍵詞：歷史分期王朝變更元明變革明前期

一、歷史分期視野中的元明關系

(一)歷史分期與王朝變更

自“唐宋變革論”提出以來，對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話題，表達這一整體認識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歷史分期。中國歷史在民族、地域、語言、觀念諸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長期連續性，政權則更替頻繁并對各領域有相對明顯的影響，所以王朝更替似乎是天然的歷史分期標志。但是，現代史學視野的拓展，使得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超越王朝視角的各種分期學說。

以“沖擊－反應”、“傳統現代”、“帝國主義侵略”等認識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社會變革說”，認為中國歷史演變緩慢乃至停滯，直到19世紀西方勢力打破舊局面，把“中國古代”視為“古代中國”，消解了王朝更替乃至歷史分期的意義。以“唐宋變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為代表的“社會形態變革說”，認為中國遵循人類普遍的歷史變遷模式，在西方勢力到來之前已經或一直發生深刻的歷史變革，對歷史分期有所重視，但同樣淡化王朝更替的意義。

這些認識模式與16世紀后歐洲文明主導全球歷史的事實相呼應，卻沒有足夠的理由闡釋此前的中國歷史。即使是“唐宋變革論”那樣從自身文化發展脈絡方面強調中國歷史獨特性、認為中國比歐洲更早進入近世的解釋，也不免使人有削足適履之感。20世紀60、70年代以來，以“中國中心論”為號召的“內部視角”，對上述學說進行了革新與深化，對宋代以來中國歷史分期的新認識可以歸納為3類。

第_類可稱“明中期變革說”，認為明代中期以后出現了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是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轉變。郝若貝把唐宋變革改造為兩宋轉型，根據南宋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的相對固定模式，以兩宋之際為變革界線，而以1550年即明中期為終點，即認為明中期是又一輪大規模變革的起點。魏斐德認為，中國社會從明代中期以來發生了深刻變革，盡管一度被世界性經濟危機、氣候變遷和滿洲入侵打斷，此后仍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與延續。與此異同兼備的是，張顯清、毛佩琦等把資本主義萌芽論改造為社會轉型論，把考察重點聚焦到晚明，認為明代中期開始了全面近代化變革趨勢，但又認為滿清入侵中斷了近代化，針對“清承明制”的說法提出了明清斷裂說。陳支平折衷兩家之長，確認晚明近代化趨勢的夭折和清朝經濟結構的局限性，又指出晚明多元經濟思想觀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李治安提出了“元及明前期”的概念，在其“南北制度分合”體系中，北制的優勢在元朝達到頂峰，直到明中期出現南制復蘇與南北整合，明中期遂成為前后分期的標志。綜合可知，“明中期變革說”均以并未發生王朝更替的明代中期為歷史界線，又以此為基準分別強調兩宋、宋元、明清等王朝更替事件的歷史變革意義。

第二類可稱“宋元變革說”，認為與宋代的巨大進展相比，宋以后的中國演變緩慢乃至陷于停滯。伊懋可認為，蒙元入侵破壞了中國社會在宋代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導致了當時和其后的長時期停滯，雖然明代后期開始的新一輪經濟發展恢復繼承了唐宋的成果，但清代經濟落入了“高水平發展陷阱”，宋元之際的變革籠罩了整個明清時代。基于北方征服民族造成嚴重破壞的不爭事實，蕭啟慶指出，金元的介入的確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為全國社會，尤其是北方帶回了幾許中古風貌，中國近世社會的進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這強化了對宋元界線的認識。黃宗智從蒙元入侵導致的明清停滯出發，指出明清以來高度商業化與糊口農業并存、城市工業化與農村停滯并存，清代經濟有增長無發展，商品經濟繁榮并不意味著或導致經濟發展乃至社會變革，強化了對明清停滯的一體化認識。這類學說強調金元北方征服王朝的長遠影響，相對忽略甚至否認明中期變革，也不甚關注那些同為王朝更替的元、明與明、清之間的變革可能性。

第三類可稱“宋元明過渡說”，認為應首先從連續而非變革分期的角度去認識宋代以來的歷史。與加州學派對前近代中國經濟的高度評價和“清代封建經濟高峰”論相映照，史樂民、萬志英完善了“盛清”在政治等方面的涵義，提出在兩宋之間的第一次變革期和明代中期開始的第二次變革期之間，存在著一個從宋到清的連續發展過程，而非“宋元變革說”認為的轉折和由此引發的停滯。這種觀點雖然形式上承認變革、過渡、變革的三階段說，但蒙元征服與明中期不再是表示突變的分界線，而是僅僅稍具轉變色彩的變革期與過渡期的接合點。與此相呼應，李伯重從經濟史角度，根據江南發展連續性和對農業生產率等指標的分析，認為宋到清中國經濟具有一貫發展的趨勢，宋代以后的波谷、明清時期的停滯并不存在，趙世瑜從社會史角度，以基層體制和族群關系的連續性為范例，認為宋元和明清可以整合進統一的研究框架，而宋元以來的趨勢對明中期之后的影響不容忽視。這類學說認為，變革現象應置于連續的長時段經濟社會史視野，去認識接續而非斷裂作用。

上述學說分別對兩宋、宋元、明清之間的變革意義進行了深刻的闡發，唯獨對元明之間，有的論證其連續性，有的提到變革但置于較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默認連續性并以此為基礎展開論述。元明的連續與兩宋、宋元、明清的變革形成了頗為突兀的對照。然而“明中期”這個唯一非王朝變更的綜合變革標志，就發生在元明更替之后，這不能不令人對元明的連續性產生質疑：有無可能是“明中期”這個變革標志掩蓋了元明之間的變革呢?在綜合層面，元明之間到底是一種漸變的、繼承性的關系，還是一種尚未明辨的、突變的、革命性的關系?元明之際處于宋元明清的中間位置，元明繼承抑或斷裂，對回答蒙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漢族王朝對社會的恢復改造程度、宋元與明清之間的歷史走向區別、深層變革的遲滯到來等重大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參照基礎，尚需更加深入的探討。(二)關于元明關系的學術史

上述諸學說涵蓋了論及元明連續的主要觀點，其中宮崎市定的“帝國連續”與李治安的“綜合連續”是直接討論元明連續的代表；約翰·達德斯、李伯重、趙世瑜、葛兆光則分別論述了元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連續性，對此問題有間接但明確的理論與史實闡發。

內藤湖南把近世分為宋元和明清兩個各具特色的階段，但并未像在古代和中世、中世與近世之間那樣劃出過渡期，即不認為宋元與明清之間存在鴻溝。宮崎市定認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階級制度并未因王朝交替而改變，明初新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的對立只是暫時現象，而重武輕文、分封、重吏正是對元朝風氣的繼承，元明更替的政權交替色彩重于社會革命；即使明太祖一反元朝世界性帝國的

規模，建立以民族主義為本、拒四夷于國境之外的保守國家，但不久明太宗遷都北京，四出征討招攬，重建了控制四夷的大帝國，終明一代繼承了元朝格局，元明之間以回歸的方式實現了繼承而非革命關系。明朝繼承元朝的東亞大帝國性質，無疑是宮崎強調元明連續的首要證據。

達德斯從國家的制度理念層面出發，認為元朝終結了此前東亞存在數世紀之久的多國體系，明朝則延續了這份大一統局面；元朝的權相、寬縱現象為明朝提供了反面教材，使明朝采用強化君主專制、改行中央集權和以文制武等儒家政治理念，來解決與元朝相同的問題；另外，元朝依靠考試制度將道學轉化為國家正統思想，延續到明清。這樣，在最有可能體現元明斷裂的國家制度層面，也存在著或直接或間接的繼承關系。

李伯重認為，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的變化與此前此后方向一致、性質相同，這是一個中間階段而非轉折時期，其間的變化更多地體現周期性而非總體的停滯、倒退。具體到元明之間，李氏估計江南在王朝更替之際的人口損失幅度比以往的估計更小，把明初的震蕩視為大經濟上升周期內部的一個短暫下降期，而在耕地、技術、經營方面，元明之間的變化與長期變遷潮流相符。由于農業是中國社會經濟的基礎，由于江南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江南農業的上述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會的整體演變特點。由此，元明之間被視為宋元明過渡期之內的一個基本連續的環節。

趙世瑜認為，為強化本朝統治的合法性，明人鼓吹元明之間的斷裂性，清人則宣傳明清之間的繼承性，促使形成了區分元明、明清一體的史學觀念，這需要從文化史、社會史的視角加以辨析和超越。具體到社會變遷，趙氏提出從明中葉向宋元進行回溯性的思考，族群關系和制度連續性遂進入了觀察視野。從兩宋之際開始，中國北方與南方遵循各自的連續發展脈絡，不但南方有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連續性，北方也有以北方民族的作用為核心的，由宋遼對峙、女真入主、蒙元統一到由明繼承遺產、清發揚光大的連續性。進入中原的北方族群、北方本地的地方精英和相應的地方體制，通過與王朝的相互適應和利用關系，在不同的朝代之間保持了相對的連續性。前者可以體現在大一統王朝長期定都北京的現象上，后者如元代的駐防回回軍演變為明代的歸附衛所軍，奠定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基礎。由此，無論宋元還是元明、明清之間，并不存在孰變孰連的對比，而是連續的社會史中的一個環節。

葛兆光梳理了宋代新思想新文化被世俗化、制度化和常識化的連續過程，認為外來的元朝無力干預甚至間接推動了新思想在基層、地方的普及，在此基礎上，明初的皇權與士紳依靠政權合法性，在禮與法兩方面強力推進了新思想的實施，使得從洪武到宣德的中國社會遵奉了從行為到觀念、從生活到政治的嚴整秩序。葛氏強調妥協性思想從南宋經由元朝一直到明前期的衍生過程，勾勒出社會主流文化觀念的連續演進道路，從元到明的進展被視為多種外力推動正常演進趨勢的連續過程。

李治安對元明之間的繼承關系進行了系統的論證，認為在蒙漢二元體制下，元代中國社會在地緣、經濟、政治、疆域、文化五方面出現了巨大的、實質性的變動，“多數直接遺留到明前期甚至以后”。‘李氏隨即綜合吸收上述明中期變革、蒙元破壞論與宋元明過渡等觀點，把“元及明前期”概念納入“第二個南北朝”認識框架，認為元朝的北朝制度因素塑造乃至主導了明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具體而言，朱元璋父子對北制的個性化繼承、明朝遷都北京導致的北方本位政策，“造成明前期國家體制中繼承元朝或北方的因素較多。前述元朝與中唐兩宋略有不同的職業戶籍制、全民服役、分封制、官營手工業、儒士邊緣化傾向、君臣主奴化等，對明前期的影響既深且重，明朝的軍戶制，‘配戶當差’的戶役法，官府手工業和匠籍制，紙鈔制，政治經濟的南北反差，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誅殺功臣士大夫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明朝統治者略加變通后沿襲下來的。”李氏涉及的具體問題很多，與李伯重、趙世瑜相比，主要關注點是王朝的國家體制及其對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可以視為對宮崎市定觀點的全面擴充。

在宏觀層面默認甚至支持元明連續觀點的學者，在微觀層面不乏元明斷裂的表述。萬志英認為，宋元明過渡說的作者們存在共識：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潮流造成的災害并不很大，倒是明初的種種更張造成了相對更大的斷裂，承認宋元明過渡期內相對最劇烈的變革就在元明之間。蕭啟慶認為，“近世史上的第二次變革沒有及早來臨，也許我們應該注意元明之間戰爭的巨大破壞及明太祖的經濟社會政策”，把明前期與金元區分開來。達德斯也指出，與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統結構相比，明朝強化了漢民族的唯一主導地位，儒家知識分子對制度建設的空前作用也與元朝截然相反。注重宋明文化連續的葛兆光更是著重指出，明初官方對創造性思想“作了很大修正，使其成為一種維護專制皇權和重建社會倫理的理論依據，對理學原則在社會生活的指導上做了相當大的妥協。”。由此，元明對思想領域的影響方式與后果截然不同，如果從明代回溯，明初國家的影響可能體現為思想走向社會過程中的自然終結篇章，但從宋元時代推演，明初國家強力干預甚至主導著思想的歷史命運，則是與元朝迥異的突兀現象。

綜上所述，與宏觀分期論中顯示的元明連續性相比，學界對元明關系的認識并非完全傾向連續，只是對連續的強調比較明朗、系統，對變革的論證則間接、專門一些。從各自具體語境看，上述多方對立的結論絕大多數在邏輯與證據方面都具備高度的合理性，結論的差異有的來自視角不同；有的卻是與同一討論對象的結論相反，甚至同一作者會兼顧相對立的結論。對于這種略顯混沌的局面，本文嘗試進行綜合分析，即立足于明初政治制度、分析所有作為連續對立面的各類變革現象，以比較元明異同。

二、明初國家對元朝政體的全面革新

明代的政治體制自始至終處于變化之中，其中洪武時期制度處于反復修訂實施確立的過程，永樂以后則是對洪武制度的名義上推崇繼承、實際上深刻改變的時期。更加重視永樂時期的觀點，甚至認為洪武時期是元明時期的一段插曲，永樂時期的演變趨勢與元朝銜接，其制度更張與洪武時期同等重要，此后的時代是被籠罩在兩大遺產的陰影下的。綜合兩者的合理性，“洪武及其變遷”這個連續過程，就需要時時區別洪武、永樂和永樂以后等3個階段。對此，明朝的政體特點，可以從明代地緣格局、明初制度來源、明前期變化趨勢3個角度來認識。

(一)地緣格局

關于明朝驅逐元朝，和田清認為：“這不只是漢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壓迫的勢力恢復了南宋時代所喪失的中原地方，而是扭轉唐末以來漢族的被動地位，完全奪回漢唐最盛時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運動。”其實尚不止如此，明朝逆轉了自安史之亂以來北方民族對漢族優勢步步加強的趨勢，洪武后期的捕魚兒海之戰是在農牧對抗歷史上超邁漢唐的軍事事件，永樂時期農業王朝的軍隊更是反復出現在漠北深處，漢民族對周邊民族的政治軍事優勢突然恢復并達到了頂峰。元明之間發生了東亞民族關系格局的徹底變革。

但是，漢民族的優勢在洪武、永樂之后迅速減退，收縮邊境并以重兵屯邊之后，仍不免發生土木

之變和庚戌之變，并招致漢族再次被來自北方的滿清征服。明初的漢族占優，更象是宋以降北方民族持續占優的一段插曲，而這種北族優勢的連續性意味著大一統國家形態的連續性，所以趙世瑜認為：“元締造了一個新的中國，一個具有草原帝國意義的中國。更為重要的是，元把這份遺產留給了明，只是這份家業在明的手中有所萎縮，而到清才得以發揚光大。”的確，不同的統治民族可以發揮類似的職能，使國家順應同一歷史趨勢，漢族與蒙古族可能對應著前后名異實同的大一統帝國，對民族差異的簡單對照必須讓位于對國家整體形勢的觀察。問題在于，明朝有能力和意愿繼承或真的繼承了這份遺產嗎?

元朝是蒙古人以漠北為核心建立的涵蓋周邊被征服民族的國家，既包括大漠南北的蒙古人分布區，也包括同屬統治者的色目人居住區如西藏、西域，以及被統治的漢人、南人居住區，其中漢人居住區既包括說漢語者居住的中原周圍，也包括本非說漢語的農業民族居住的東北、高麗、云南。明朝建國之初，除了占據蒙古人居住的漠南地區，疆域限于說漢語的那部分漢人與南人居住區，后來逐漸吞并云南，羈縻東北，壓服高麗，但從未對西藏、西域和漠北行使過主權。對明朝建立之后的元朝而言，明朝是被征服者的叛亂分離政權，盡管這分離者占據了元朝的首都和最廣大的土地與人口，但元朝仍然在漠北立國，并未被征服或繼承。對明朝而言，元朝的大一統名義、正朔地位需要繼承，但朱元璋認為大元是被“趕的迤北去了”，并非被推翻和取代。明朝聲稱“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認為自己建立的是聲教所及范圍內的漢族國家，雖也用不平等的態度對待周邊其他民族，但不求納入版圖。由此可見，洪武時期的明朝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去全盤繼承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統帝國，而是在元朝的一部分疆域內建立了以漢族為限的名義上的大一統王朝。明初之所以采取宮崎市定視為時代斷裂現象的“鎖國政策”，正因其態勢、格局、民族結構不是繼承元朝的，而是與北宋王朝相似。

誠然，明朝疆土中也包含了大量其他民族居住區，特別是在占領元朝的云南行省后，云貴高原被納入明朝版圖，唐宋以來接受羈縻管理的西南少數民族面臨明朝的統治。在元朝，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都是被征服者，在統治者心目中并無二致，所以政府采取了比較強硬的直接管理措施。李治安認為，元朝這種突破羈縻傳統、直接管理邊疆的政策，被明朝大體沿襲，“對于13世紀以后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誠如李氏所言，元朝的征服王朝性質，決定了其統治者不會從羈縻、邊疆的角度去對待西南少數民族。但這不意味著漢族會就此改變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態度，在明朝心目中，這些少數民族當然屬于另類，這些地區當然屬于邊疆。明朝雖然承認了元朝給予西南土司的各種官職名目，但這些名目所代表的土司體制，恰恰是一種有別于正常管理方式的羈縻方式。正是在羈縻觀念支配下，明朝從一開始就不要求西南民族居住區編制里甲黃冊，沒有采取強硬的類似閱戶征稅的直接管理措施。至于明代后期開始出現的改土歸流，則是漢族向西南地區長期大規模移民的社會后果，絕非弘揚所謂的直接管理邊疆少數民族模式的政治行為。總之，對于元朝這個“多民族統一國家”而言，新興的明朝不是繼承者，而是一個不同的漢族王朝。

明朝在永樂時期遷都北京，經略四方，走向立足金元故都、突破漢族居住區界限的帝國格局，宮崎市定以此作為元明繼承關系的主要內容。但是，這些現象與其說是對元朝格局的繼承，不如說是極端突兀的插曲。燕王靖難的成功，是中國歷史上地方藩王起兵造反唯一成功的例子，無論從戰前的實力對比、人心向背，還是從戰爭的實際進程看，這結局都具有絕大的偶然性。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主要目的是遷都到自己的大本營，為此把大量的國力消耗在漕運上，不見得出于征略四方的雄圖遠略。這時明朝的確在北方邊境聚集了強大的武力，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并向北方發動了多次軍事進攻。但是，軍事擴張卻沒有為明朝帶來邊界的擴展，草原游牧民族區、東北漁獵民族區仍然處于直接控制的版圖之外。首都偏在漢地農業區國家的一隅，與元大都坐落在疆域內中原農業民族區、東北漁獵民族區、西北游牧民族區的接合樞紐位置相比，在地點上偶然重合，在形勢上則截然有別。而且隨著永樂時代的結束，安南得而復失，下西洋、入東北的船隊停派，漠南草原前線逐步退縮，帝國格局就更無從談起了。

遷都北京后，明朝形成了政治軍事重心在北、經濟文化重心在南的局面，李治安認為這是對元朝形成的格局的繼承。自南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以來，無論元朝以前的金與南宋對峙時期，還是明朝以后的清朝，始終存在著這種南北二元重心格局。元朝和明朝都沒有改變這種大趨勢或日結構性特點，縱然永樂時期正視這種深層格局的必要性，消除了洪武時期所有重心偏在南方的隱患，也只能視為對大趨勢的回顧，而不能視為對元朝的繼承。

總之，從地緣政治的內外態勢看，無論洪武時期還是永樂以后，明朝都是一個嶄新的、統治原元朝版圖中漢族居住區的王朝，雖然疆域遼闊，且曾武力強盛，但只在名義上強調對境外周邊各族的優越地位，比北宋與周邊國家的平等關系格局略勝一籌，卻并未繼承元朝那種一統各族、君臨天下的格局和理念。無論對亞洲還是對中國而言，這都是一個地緣政治格局發生變革、斷裂的時代。

(二)制度來源

明初政治制度的來源相當復雜。明朝起自元朝內部，對元朝制度的模仿、繼承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李治安明承元制說的主要關注點。建立明朝的這股勢力出自元末紅軍，長期歸屬龍鳳政權，其制度必然帶有紅軍特有體制的痕跡，對于這一點，以往關注者卻不多。至于明朝官方，則否認與元朝異民族和紅軍的繼承關系，朱元璋自稱“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明朝后來大體遵循這個宣傳口徑，即明朝恢復漢族政治傳統。其實3種來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輕孰重。

明初君權極端膨脹，是宋金元政治傳統與明初國家特征的綜合產物。宋代士大夫鼓吹絕對忠君，對君權至高無上進行了理論強化。女真人最初遵循貴族同宗合作的傳統開創政權，在入主中原后，君權至上理念與家族公有傳統劇烈沖突，結果確立了君主奴視臣僚的野蠻專制形式。蒙古人征服中國后，英雄君主絕對專制的草原政治傳統又疊加在宋金傳統之上。李治安認為：“在君臣關系主奴化方面，明朝沿襲元制較多。”按，明初的君主專制，當然可以視為以上趨勢的延續，但明初有特殊的一面。宋代的君權在名義上受尊崇，現實中卻需要與士大夫治天下，受到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嚴格制衡；金代的君權至上對整個女真統治階層而言是不合“古法”的；元代的君主專制則表現為重用家奴、委托臣僚，以致權相跋扈。而明初，則與此三者皆有不同。朱元璋有“恢復中華”之功，同時來自無所依傍的底層，從未憑借某個強勢社會階層或其他政治民族集團的幫助，這使得明初國家特別是君主具有空前的合法性，君權得以肆無忌憚地伸張，在階層合作、合法性、現實運作方面各與宋金元有別。綜合而言，明初的君主專制既有獨特性，又有對各代大趨勢的繼承，對元朝的繼承性則并不突出。

明初以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為最高政府機構，中書省位高權重，這無疑是元朝設中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中書省大權獨攬的直接遺產。但是，元朝宰相按慣例節制、干預樞密院事務，并兼領衛軍，使樞密院對中書省的獨立分權作用一般不能實現。明初中書省則無此等大權，當時三大機構先由勛貴高層掌管，勛貴旋讓位于普通高官，這兩類人均得以章、錄、理、知、參、議“軍國事”的名義，參與最高決策，使得三大機構隱然并列。其中，大都督府在現實運作中“兵樞交壅”，掌管“天下兵馬”之“遷選、調遣”，是真正“總內外諸軍事”的獨立機構。這一獨攬與分權的重要差別，除宮崎市定指出的重武輕文因素，實在還有其他制度來源。唐代以來，三省分權而宰相會議，最高機構的設置有集中化趨勢，到金元實達頂點。而明初體制中以軍事、監察分權的設計，則頗得分權之實。如果有取法前代的考慮，明朝的機構設置顯然不是模仿以防止專擅為務的宋制，而是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的漢制。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中央體制并非建國以后在元朝的基礎上重起爐灶，而是在元末一步步由地方體制演變而來，它不一定有機會或有必要去模仿、繼承元朝的中央體制。從至正十六年(1356年)開始，朱元璋部紅軍設置江南行中書省與江南行樞密院。這無疑是元朝行省體制的翻版，其明顯特點是元朝行省獨攬軍政事務的程度甚于中書省，而朱元璋的“江南行樞密院”也確實只是容納武將任職的虛體。但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部開始稍具獨立色彩時，便改“行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作為容納武將任職和名義上處理軍務的機構。至少在理論上，省、府對峙的模式不但比元朝的行省而且比中書省更具分權特色。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王建國，江南行省升格為中書省，繼續管理全境事務，同時大都督府逐漸成為統領所有軍隊、容納幾乎所有武將的機構，對中書省的獨立分權作用有增無減。總之，明初中央體制從來沒有去刻意模仿元朝中央與地方的獨攬體制，而是繼承了建國前即己定型的分權特征。

李治安認為，明朝繼承元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元朝創立的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明清“名義上廢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區劃并沒有大的改變……只是省的數目略有增多，省級官署又裂為

二、三，分掌行政、財政、司法及軍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強化中央集權之效。”然而，元朝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相當松散，中書省與行省在理論上是平級的，行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全權處理地方事務，不能視為典型的中央集權。明朝建國以前，當朱元璋部的勢力超出江南行省后，新設的行省、分省雖然級別與江南行省乃至后來的中書省相當，事實上卻仍然受中央的直接管理。建國初期，各地分設行省、行都督府、按察司，后來行都督府改為都衛、都司，行省改為布政使司，最終形成了三司并立、分權制衡的局面，與宋代的“帥、漕、憲、倉”分領諸州事務的體制相當接近。在此期間，行省的地位一降再降，最高文職長官只是參政，低于中央的丞相、平章、左右丞，布政使級別甚至低于都指揮使，承宣布政使司的職責如朱元璋言，只是“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總之，元朝地方級別較高、權力重且統一，明初強調中央集權，地方權力遭到中央的削弱和多個機構的瓜分，一反元朝舊制而回歸到宋制。

明朝把全國疆域劃分為中書省直隸區與各行省，把一府轄境劃分為府直屬各縣與各州，無疑是繼承了元朝區劃制度中附近直隸、周邊分管的原則。但除此之外，明初區劃體制與元朝的共性就很少了。元朝在行省與路之間，在省的周邊地帶設有宣慰使司一級政區，中書省與行省、省與司、路與州之間呈現同樣的分管模式。明初則從未設置過宣慰使司這一層級。明朝的行省雖然在名目上繼承元朝，但絕大部分行省的轄境比元朝大為縮小，要么對應一兩個宣慰使司，要么對應一個行省除去各宣慰使司的直隸部分，如江西行省即元朝江西行省的直隸部分，廣東行省即廣東道、海北海南道兩個宣慰使司，山東、山西、浙江、福建、廣西，即元朝的一個宣慰使司，等等。可見明初行省的規模和后來的布政司之名都是對元朝宣慰使司的改頭換面，而非對行省的繼承。元朝中書省、省、司以下的直接管屬單位，有路、府、州三級，三者從高到低可有統屬之實，即一個縣可稱“某路某府某州某縣”。不過元朝的散府數量很少，路府州體制基本可以視為路州體制。明朝把路府州三級革新為府州兩級，其府相當于元朝的路，貌似完全繼承，其實有所不同。首先，朱元璋部每克元朝一路，必迅速改路為府，早期且必更張地名、官制以合宋俗。可見此府既非“路總管府”的簡稱，也非改為“散府”，而是恢復宋代府州軍監直接統縣的體制，取消了府州上一級的“路”。其次，元朝在東南地區的“路”多由南宋的府州改設，明朝建國前主要盤踞于此，省、府、縣分級清晰明了。但元朝北方和西南地區的“路”轄境很大，往往統屬唐宋時期的幾個州，路直接管理數縣，周邊諸縣交由各州分管。明朝沒有拆分為各府州，而是仍然改路為府、管領唐宋舊州，并把北方從唐宋元以來一直作為縣上一級政區的州，降格為介于府縣之間的過渡型政區，取締州所在地的縣而由州直轄，但州仍統周邊諸縣。由此可見，明初以府統縣、州為過渡的體制，是元代的直隸因素與縣以上多重管領方式混及與宋代州縣體制的折衷，過渡型的州則是明初的創新。可知明初地方機構的設置和管領方式，是對元朝的繼承、擯棄與改造兼而有之。

對于北方征服王朝而言，地方權重、臣僚專擅、武將跋扈這些被宋朝嚴密防范的隱患不那么值得重視，雖然行省權重與宰相專權是元代政治的突出特征，武將跋扈與擁兵自重卻顯然無從談起，君主對建國初期形成的世襲貴族集團從整體上一直優容重用、信賴有加，絕不可能去有意削弱、打擊甚至消滅作為元朝統治基礎的軍功集團。與此相反，明初君主對勛貴武將的防范猜忌和殘忍斗爭，則是歷史上罕見的。明初勛貴集團作為建國的主要力量，自然擁有比官僚士大夫大得多的政治發言權，這就像元代蒙古色目對漢族官僚士大夫擁有政治特權一樣。但是，漢族王朝的君主不僅僅是征服統治集團的代表，還是全國百姓的代表，無法容忍特權貴族集團的優越地位。早在洪武前期，高級勛貴已經從三大機構退出，享有良田美宅，而無實際操控參預政務的機會，這與兩宋之初的剝奪勛貴兵權極為相似。從洪武七年(1374年)開始，朱元璋更張揚明初君主的極端威權，不惜殘害國家的軍事力量，持續發動了對勛貴階層的全面清洗，最終消除了勛貴集團對政權的潛在威脅與對正常國家管理體制的干擾。這項重大政治舉措與元朝君主奴視臣僚、濫殺大臣的習性表露，絕不可同日而語。

明初君主對兵將之間的關系十分忌憚，朱元璋深刻意識到兵將相熟是戰斗力的基本保障，但又畏懼這種私屬關系對國家秩序的破壞，所以嚴厲限制平時兵將之間、上下之間的結交，“非奉旨，敢有公侯門下往來及侍從出入者，斬，家產籍沒。”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復位軍事體制時強調：“(衛所軍士)遇有事征調，則分統于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這就意味著明朝在理論上取締了兵將一體、隨時備戰的常備軍，身在行伍的將領只有指揮臨時派發給他的士兵的職責，而負責管理的武官只有管領軍人而非士兵的權力。與

唐代的府兵制相比，軍府與衛所均只負平時管理之責，戰時均重新編組派將，后人評衛所制“得唐府兵遺意”，確非虛言。

總之，明初的君權、中央政府權力分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行政區劃原則、兵權分配，有與元朝截然不同的特點。明初君權極端膨脹，源于宋金元傳統，中央政府權力由三大機構分割，形式與漢制相似，地方權力遭中央剝奪和徹底分割，形式與宋制相似，地方區劃是元制與宋制的結合，勛貴兵權遭剝奪、武將統兵受限制，則得唐宋遺意。同時，所有這些有源可循的現象，無不與明朝建國前即已形成或肇源的制度現象有關，其中有對元制的徹底擯棄、一反其道，也有對元制的改造，也有對各種模仿對象的雜揉。所以，明初政治制度既是明朝特殊建國歷程的產物，也是試圖全面恢復回歸漢族政治傳統的結果，也是對元朝制度雖不情愿卻無法避免的繼承的結果。明初建國特殊性與漢族傳統兩大因素，不僅僅體現在字面口號上，而且深刻塑造了明初政治制度的原則與理念，相較之下，對元制的繼承反而更多地體現在名目、架構等表面現象上。所以，從制度的前代來源看，元明之間呈現為“變革”斯非“繼承”。

(三)變化趨勢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使君權和中央政府的形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秦漢以來，宰相作為臣僚的領袖和代表與君主合作，廢相意味著君臣之間的上下關系完全取代了合作關系，臣僚徹底淪為君主意愿的接受者和執行者。這是明初君權極端高漲的結果，也是明朝針對以宰相專權為標志的元朝政治的一大反動。

明朝廢相的兩大后果，一是出身官僚士大夫的秘書機構內閣和身為君主家奴的宦官，逐漸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君權的人和分割者，一是官僚士大夫變相地行使相當于宰相的部分權力。明朝的內閣在初期只是秘書機構，到中期已能與六部從容抗衡，此后更成為掌控政府事務的權力中樞，內閣首輔“赫然真相”。明朝的六部、都察院是政府最高機構，在不設宰相的情況下，其長官在朝政中的發言權相對增強，既可與內閣爭鋒，又可通過廷議等渠道參預決策。內閣部院大臣對決策、施政的廣泛參預，與君權相應的退縮合作，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唐宋時期宰相會議的執政模式。

作為秘書，內閣在官僚士大夫階層面前是從屬于君主的人，而更重要的人是與君主私人關系更密切的宦官。明朝宦官靠竊取皇權得勢，可以對臣僚形成壓倒性優勢，權傾一時，但對君權本身則無法構成任何威脅，與漢唐的宦官專權有根本區別。元朝的宮廷用親信怯薛取代宦官，而外朝官僚高層莫不出身怯薛，不用宗室、重用家奴實為元朝政治的一大特色。明朝宦官的權力來自君主親信家奴的身份，在明朝政治中的顯赫地位確與元朝的怯薛有相似之處，但這首先是廢除宰相制度的直接后果，與元朝模式并無內在的聯系。

內閣宦官之外，明朝中央政府主要有六部、都察院、科道三股實力發揮作用。與部院大臣相比，科道官一般是品級低、資歷淺的新銳官員，得以監督、諫諍之權與大臣抗衡。在明初相當長的時期里，科道官很少有獨立發言的機會，只是到官僚士大夫的地位徹底穩固后，科道才在官僚階層的內部爭斗特別是閣部之爭中嶄露頭角，到嘉靖、萬歷時期則甚至與整個高層乃至君主發生劇烈沖突。六科地位之尊，被時人從唐宋門下省的制度孑遺角度來認識，科道以小制大、言路無罪的獨立地位及其時代背景，顯然也與宋代臺諫“異論相攪”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傳統有一脈相承之處，當然這仍然是廢相之后官僚高層威權不再的結果。

洪武后期，朱元璋推動親王之國，不但待遇優厚，而且賦予兵權和鎮守邊地的重任。永樂以后，親王兵權被剝奪無余，但宗室待遇依然優厚，以致給國家帶來了財政危機。宮崎市定指出，明初的同姓封建政策，繼承了蒙元分封的精神，與漢族政治傳統差別較大。李治安進而認為，“草原封國、中原食邑和投下私屬”等分封制度在元朝死灰復燃，波及明朝，明初諸王權力很大，“能號令鎮兵，且有‘清君側’特權，無論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鎮總兵，還是明后期的宗室優厚廩養，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遺留和‘陰影’。”其實，朱元璋分封親王，只是指定親王在某個城市的王宮居住，并不擁有草原封國那樣的轄區，只是領取厚祿，并不擁有食邑，只是對所屬官員、侍從、軍隊享有一定的人身支配權，并不擁有投下私屬。元朝的分封基本上是基于裂土相贈的分家產理念，而朱元璋盡管賦予親王比唐宋優厚得多的待遇和大得多的權力，卻嚴格限制在親王不損害、分割國家權益的范圍內，親王不擁有土地和人民，其私屬官員軍衛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和調遣，兩者性質截然有別。另外，明初親王雖然曾統兵出征，節制邊地文武軍隊，但那都是戰時被授權的臨時現象。親王平時除能對自己的護衛發號施令外，并無號令鎮兵之權，更不可能有明太宗為靖難張目而編派出來的清君側特權。朱元璋最初設計分封，不可能不考慮到西漢、西晉分封的歷史教訓，但到晚年仍然變本加厲、重用親王，這既有自信心無限膨脹的背景，也有殺戮功臣后一廂情愿地信任宗親的背景，與其說是對元朝制度的模仿或繼承，不如說是無可奈何與狂妄自大的個人行為。至于明代宗室廩祿之優厚，純屬明太宗剝奪親王兵權的配套安撫政策，這種政策又被以“祖制”即太祖之制的名義固定下來。從此，宗室一方面享受優厚待遇，一方面被極其苛刻地限制人身自由，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與元代分封制度更是漸行漸遠了。

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實行了短暫的改制，拋棄重典治國的理念，與民休息，并重用官僚士大夫，抑制宗室、武將、宦官等勢力。明太宗奪位后，大肆攻擊建文改制，以恢復祖制來標榜奪位合法性，從而使得此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呈現出新舊交織的演變脈絡。一方面，祖制的威權否決了一切公然的重大制度調整，像廢相、分封、兵將分離等等必須至少在形式上加以維持，另一方面，祖制的不合理成分、制度本身的演變邏輯、新的政治社會形勢，又使制度在運作層面出現了大規模的變通乃至實質性改變。

李治安認為，朱元璋及其舊部“基本屬北方人”，始終嚴厲打擊江南士人，朱棣靖難更加依賴北方軍人，殘酷鎮壓建文帝重用的江南士人，兩者都奉行北方本位政策，突破了明初“南人政權”的狹隘性質，洪武、永樂制度及其深遠影響應該視為帶有朱元璋父子個性色彩的金元北方體制的沿續。然而，濠州地處淮河以南的故宋版圖，對長江以南固然可稱北方，但在整個漢地范圍乃至整個東亞大陸，朱元璋集團無疑是漢族中的南人、民族分布格局中的南方人，尊崇漢族制度理念的程度即使不如江南士人，也絕不應被歸入繼承北方體制、奉行北方本位的范疇。朱元璋雖然在蘇松重賦、遷富民、南北榜案等問題上嚴厲打擊東南士人，但其早期政權中的官僚士大夫主要仍是來自南方的浙東文士等，明朝體制的構建主要依賴楊憲、汪廣洋、劉基、陳寧等南方士人，來自北方而參預制度建設的只有一位元朝使臣張昶，且建國前即遭清除，不足以導致明朝對北方體制的繼承。永樂時期，出身北方軍人的新官勛貴一概出身低微，也無獨當一面的經驗，并無足夠的能力參預高級政治軍事活動，遑論設范立制。遭到殘酷鎮壓的忠于建文帝的江南士人階層，主要來自直隸、浙江地區，而永樂政權從一開始就吸納了大量馬前迎降的江南士人，這些來自江西等地的中低級官僚，終永樂一世被寵用不移。由此

可見，對朱元璋父子系奉行北方本位、繼承北制的認識是不能成立的，洪武永樂制度首先是時代的特殊產物，在此基礎上的演變則可能反映對大趨勢的回歸。

明初一反行省總攬事權之制，模仿宋制設置三司，分理地方事務，雖然消除了割據之患，卻也降低了行政效率。永樂以后，明朝派出大量部院高級文官輪駐地方，節制三司，并逐漸統一為遍設各地的差遣名目：巡撫。巡撫身份是中央臨時派出的官員，無衙署與屬官，所以沒有坐大一方的隱患。同時，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也逐漸派官員分守、分巡各道，后又主持各道兵備，一道分領數府某項事務，府獨立處理事務的權力也被削弱了。在司、府以下，明朝又逐步完善了派出巡按御史、直接干預州縣事務的機制，巡按御史級別雖低卻在一定意義上代表君主，對巡撫和道員又形成了制衡。巡撫、道員、巡按是在三司府州縣之外另建的框架，雖非正式行政單位長官，卻是司府州縣的首要應付對象，這就大大強化了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的直接控制，與元代體制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明初厲行兵將分離，卻忽略了一個簡單事實：與元朝無外患、軍駐內地的情況相反，明朝的邊境線需要大量駐軍，而且時刻處于戰時、戰備狀態，將領、士兵常在行伍，不可能實現那種戰時出征、平時散歸的理想狀態。從永樂中期開始，將領以總兵之名統兵長守一方的邊鎮體制，逐漸在北方邊境推廣開來。與邊鎮相應，明朝以訓練為名，在京師組建了龐大的常備軍：京營。京、邊常備軍的重建，使得在負責日常管理的府司衛所官之外，出現了從總兵、參將到游擊、守備的行伍官系統，與巡撫、道員等差遣相映成趣。不過，明朝向邊地派出的巡撫官員，不但協調三司，而且對邊鎮軍務有提督、參贊之權，戰時甚至派出更高級文官專理軍務，行總督、經略之權，到明代后期督撫不但主持邊鎮事務，而且可以自行統兵。這就在恢復武將統兵權的同時，確立了以文制武的基本原則。

明朝沿續明初的廢相防權臣專擅措施，但也越來越重用信任官僚士大夫階層；沿續明初的三司分權和府州縣統攬體制，但也派官統攬一省、分管府州縣，提高效率并強化控制地方；沿續明初的和平時期兵將分離的體制，但也完善了實為常態的戰時體制，并以高級文官制約、統領長期統兵的武將。這些演變趨勢與元朝制度、漢唐制度和紅軍傳統均無關聯，而與北宋確保君主與中央地位穩固的防專擅、防割據、防跋扈措施極為相似。兩者顯然是在信用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背景下，同樣展示了漢族政治傳統的生命力。

綜上所述，明朝是一個以漢族分布區為限的漢族國家，元朝則是一個具有復雜統治結構的多民族帝國，明朝雖然取代了元朝在中原漢地的統治，卻沒有理由去繼承、模仿元朝的政治理念和體制。相反，明朝以恢復中華、特別是恢復漢族政治傳統相標榜，揉合取法于漢唐宋舊制的、明朝建國歷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元朝自然沿續下來的3種體制因素，造就了在君權、中央政府機構、中央與地方關系、政區、兵權分配方面都面目一新的明初政治體制。在明前期的體制演變中，出現權臣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強化，以文制武的統兵模式確立，走向了防止臣僚專擅、地方割據、武將跋扈的宋朝制度傳統。簡而言之，明朝在本質上就與元朝劃清了界限，明初政治制度是漢族傳統、紅軍特點和元朝基礎的混合體，后來則向漢族傳統中的宋制回歸，與元朝之間表現為巨大的變革和明顯的斷裂。

三、明初國家主導下的各領域變革

(一)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明朝建立后，推行全新的興農抑商、興官抑私的基本政策，對江南重心地區的工商業勢力進行嚴酷的打擊，從整體上重塑了中國經濟的結構與面貌。

中原漢地可謂農業社會，但自宋朝以來，工商業特別是大型手工業、海外貿易，以及工商業與農業的關系比例，早已成為中國經濟中的一種不容忽視的主要成分。欒成顯指出，元朝在允許、扶植、參預工商業、推動海外貿易方面與宋朝一脈相承，造就了以東南沿海地區為先導的全國性經濟繁榮，明朝建立后，遵循所謂漢族傳統，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用強化里甲、限制人地分離、加重商稅、歧視商人、厲行海禁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改變了宋元以來的經濟發展趨勢，直到明中葉以后國家對經濟的負面控制才逐漸松解。由此可見，與宋元變革、元明連續的結論均有不同，如果把視野從農業擴展到工商業，從江南擴展到南方各地乃至全國，可以看出：元朝保障了工商業的持續繁榮，明朝則全面摧毀了宋元以來的工商業繁榮局面，明朝的建立使元明之間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李治安認為元代官方經營手工業的繁榮，導致明代中期以前官營手工業占有很大比重，海外貿易的繁榮對鄭和下西洋有一定意義上的積極影響。按，元朝官營比例大，是在繁榮背景下官方格外大力經營的積極結果，明朝官營比例大，則是壓制工業特別是私營比例的消極結果。既然兩朝對待工業、對待公私的理念截然相反，官營比例的相似性很難視為內在聯系。至于鄭和下西洋這些軍事外交游行，不但沒有繼承官方海外貿易的巨大利潤，反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被后人詬為“敝政”，可見其經濟目的并不明確，只是宋元航海技術的余響而非海外貿易的余烈。

另外，明朝重農抑商、揚官抑私，造成私營工商業的萎縮，也相應地導致官營農業的膨脹。屯田是元代已經廣泛存在的官營經濟類型，但明朝把它的規模和意義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明初，官方接受了大量的國有土地，其中既包括南宋后期以來就由官方占據的公田和元代由國家所有、軍隊開墾耕種的屯田，也包括元朝和群雄勢力遺留的無主土地。明朝親自經營這些國有土地的農業開發，把絕大部分以屯田的方式分配給軍民屯種，收取比民田地租高得多的稅額，獲取巨額收益，如靖難戰爭剛剛平息的永樂元年(1403年)，全國稅糧收入僅約3130萬石，而屯田子粒高達2345萬石。永樂以后，國家對屯田的控制力下降，收入急劇減少，但直到明朝后期，以衛所為基礎的屯田生產規模迄未遭致嚴重削弱。

李伯重認為，江南是以往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討論對象，是探討中國經濟變遷時的主要例證來源，江南的經濟狀況因而在學界具有全國意義。宋元明過渡說則認為，江南是唯一免受戰爭破壞的地區，所以表現了中國的正常走向。對此，羅神楠質疑江南“是否可以適用于這一時期整個的統治版圖”，蕭啟慶認為忽視了北部中國的情況。趙世瑜則為這個視角辯護說，“并非……試圖以江南一隅代表整個中國，而是說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江南地位的凸顯……認識北方在這一時段的某種連續性，并不需要與討論江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路數同出一轍。”按，江南作為經濟文化重心這個全國模式，在宋代以來具有連續性，所以的確應重點探討其經濟社會演變潮流，正如對北方要重點探討其民族政治軍事潮流一樣。但江南地位的凸顯并不意味著它與全國結成了一個關系密切的主從關系網，可以透過江南看受影響波及的全國。除了江南重心地帶以外，另外的力量如國家更替、天災、戰爭、經濟周期，也完全有可能影響甚至主導包括江南在內的全國的經濟狀況。所以，江南的特殊性使它成為認識全國經濟變遷必須首先關注的地區，但絕非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區。

李氏把元明之際視為宋元明過渡期中一個短暫的震蕩期，無損于緩慢上升的大勢，其論證的起點

在于對元明之際江南人口變化的認識，即認為明初江南人口比元代后期減少了僅僅10％左右。這項結論所依據的統計數字并不可信。李氏之所以在缺乏更加可靠資料的情況下還要使用它，是因為它與元末明初的相關史實吻合：朱元璋、張士誠兩大集團爭戰時，雙方軍紀嚴明，戰爭不太殘酷，發生地點偏遠，不少地方不戰而降，最后張氏投降，“吳人安堵如故”；此后遷移富民規模也不大，明初“江南的人口總數，即使比14世紀前期有所減少，差距也決不會很大”，明初江南農業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演變潮流基本未遭中斷。

其實，元末明初的戰爭一般而言是極端野蠻殘忍的，朱、張之間也不例外。雙方交戰之初，常州當地人就有“火四郊而食其人”的記錄。張士誠治下的文人記錄了朱元璋軍嗜好吃人的惡行，以及李氏已經注意到的杭州城被朱元璋軍圍困3月后餓殍滿城的情況，則蘇州城最后被圍10月，其情可知。而且張氏并未投降，而是得到全城擁護，殊死抵抗，城破后還有數萬人堅持巷戰，所遭報復可想而知。何況投降也不安全，張軍主力在舊館全體投降后，朱元璋給前線寫信：“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余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免遭屠戮也不可能留居江南，朱軍在攻滅張氏后的一個月內，一邊遷徙蘇州富民于濠州，一邊添設了14個衛，約合7、8萬軍隊，迅速投入北伐戰爭，這顯然來自對新征服江南地區的肆意簽發。凡此種種，可知元明之際江南人口的損失是相當驚人的，本屬可疑的偏高統計數字的確不足為據。

另外，明朝建國前后對江南這個長期敵對的繁榮富足地區實行了很多嚴酷的政策，如蘇松重賦、遷移富民、鎮壓士紳等等。在土地所有權、賦稅、人口從業結構、地域分布都可能大幅度調整的時代，即使人口耕地總量和農業生產率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上，農業經濟的結構和面貌也可能大不如元代，更不用提官方摧殘工商業給這個重心地區格外顯著的影響了。總之，元明之際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因人口殘破和新興國家格外嚴酷的壓制，應有明顯的下降，在全國的核心地位也應有所削弱。正如李氏敏銳地指出的：“至少是在明代前期江南士人心目中，明初幾十年蘇州經濟比元代后期要蕭條。”宋元明的江南經濟演進趨勢，正是因為明朝的建立，在元明之際發生了400年間最明顯的一次斷裂。

(二)國家對社會的改造

南宋以來，由于人口增長和經濟革命，政府遭遇行政困難而從社會基層管理層面退縮，控制土地、人口與貿易的能力下降，以科舉制為保障的士紳階層主動填補了國家遺留的權力空間，形成了成熟的地方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權力網絡，社會對國家產生了相對的獨立傾向。蒙元入主中原，把草原政治傳統強加給漢族社會，但國家相對高高在上，滿足于征收賦役，對漢族社會基層、地方和民間的生活方式并無多大影響。明朝的漢族文化合法性、君主與建國集團的獨立性與武力背景，則使明初對社會表現為一種“超前”的控制結構，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控制改造能力空前強大，賦予全社會每個個人以新的分布狀況、身份安排與組織方式。誠然，趙世瑜提出的基層體制連續性不容抹煞，而且地方士紳作為一個階層“相對于國家權力而言有一定的穩定性與獨立性……不因朝廷更替而興衰”。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國家對社會的改造范圍之廣、塑造程度之深，對體制與階層正常演變趨勢干擾之大，在宋代以來的歷次王朝變更中是無與倫比的。

明朝把人戶分為軍、民、匠、灶等各類，戶籍身份世襲，這在形式上是繼承了元朝，但在國家對人身的控制力度方面則有重要變化。與滿足于接受賦役服務的蒙元統治者相比，明朝對百姓的管理控制能力高度發展，利用里甲、黃冊制度“配戶當差”，規定普天之下所有人戶向國家盡義務，這是明朝以前的歷代王朝所無法做到的。

明朝里甲制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宋、金、元的基層組織制度。不過，前代的都保、大小甲乃至保甲的選拔、組織與職責，均與明代里甲有較大區別。特別是明初法律規定，在里長、甲首之外，“若有妄稱主保、小里長、保長、主首等項名色生事擾民者，杖一百，遷徙。”說明明初對元朝相關制度有意采取劃清界限、唯我合法的革新姿態，強行劃一了民間基層組織。雖然新制度的推行不可能隨著一紙政令而得到貫徹，并且后來因地因時而異，但即使最偏遠的原有地方組織，仍是在做出相應調整之后，以里甲的名義獲得了國家的認可。同時，里甲雖然是強行施加于社會的行政組織，卻也“可以容納基于地緣和血緣而形成的各種關系和組織”，從而保證了行政組織對社會的滲透。凡此均彰顯出明初國家空前強大的社會改造效用。

與宋元時期要么富者常充，要么平均輪流的服役制度相比，明初里甲制度把人戶組織從簡單的一戶、幾戶擴大到一百一十戶的一里，內分里長戶和甲首戶，以及管帶戶、畸零戶，每年由一個貧富搭配的十一戶集體單位來服正役，全體人戶每十年輪流一次。明初國家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傳統產權、重新分配土地，但土地分配狀況比宋元時期要平均，擁有土地的編戶齊民比例應該比兼并無度的金、南宋和蒙元時期高很多，輪流服役自屬正常。然而明朝更把人人服役與能者多勞、確保應役的原則結合起來，采用了“以丁糧多寡為次”、每十年復位每戶服役位次的管理方式。這需要相當復雜的登記、監督手段，社會中的每一戶、每一人的具體情況都被通過黃冊制度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這是元朝所根本不可能做到也不會想去實現的。

明初官方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移民，除了衛所制度導致上百萬家庭中的軍人成員到衛所駐地另立家庭，更把江南地區的富戶驅逐到淮河中游地區乃至北方邊境，把受戰爭破壞較少、人口密度較高的山西、山東地區的富余居民大量遷徙到中原地區。從現存的一份明初遷民材料看，被遷徙到新地點屯田的一個里，全為甲首戶而無里長戶，顯然是由原籍的管帶、畸零戶構成的，在到達指定地點后仍嚴格執行里甲編制。國家無視原有人口的社會屬性，純以國家力量對人口資源進行大規模重組，這不但在宋元，就是東漢以來也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總之，僅就基層體制而言，無論是南宋以來的地方士紳，還是金元以來的豪強世族乃至前朝的軍戶、賤民，在明初都被納入了里甲體制，成為向國家盡義務的一分子。這項體制的設計之復雜、創新與推行之深入、嚴格，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明初國家與元朝不同的改造社會的歷史事實。

(三)國家對文化的建設

宋朝比較注重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掌控，特別是南宋中后期，理學歷經沉浮，終于成為官方顯學。元朝統治者對中原文化原則的興趣很淡漠，對漢地社會的文化控制力較低，但是理學觀念雖無官方大力扶植，仍確立了在科舉考試中的正統地位，并在地方政府和基層社會中得到了推動和普及。明朝初年，官方把理學觀念推廣確定為全社會奉行的主流觀念，葛兆光指出：“自上而下的宣傳、灌輸和鼓勵，以及明代前期各種官方法令對不同階層的房屋、器用、服飾、禮儀的嚴厲規定，對宗教活動的嚴格管理，對鄉里組織的強化和重組，加上后來他的繼承者朱棣《圣學心法》、編撰《性理大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確實使明初包括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時代，確立了從行為到

觀念、從生活到政治的一個相當嚴整的秩序，而當時的士大夫也積極參與了這一看上去符合自己一貫理想的社會秩序建設，使得明代前期確實有了一種整齊有序的社會表象，在當時被看成是‘治世’，而被后代看成是淳樸的時代。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它確實造成明初的‘移風易俗’……到明代中期就因為社會變化而結束了。”

葛氏注重觀念在宋元明時期的連續演進過程，又強調明初國家的“強力推進”與“移風易俗”，這就導出了一個問題：明初或日明前期這個“淳樸時代”，到底是國家通過控制文化觀念、推動理學觀念制度化、常識化、世俗化而實現的，還是理學觀念在長期以來“三化”基礎上借助國家力量駕馭了全社會的心思言行?即到底是突兀出現的明初國家主導的，還是宋元明一貫演變趨勢中的觀念主導的?

這個時代的淳樸世風，既與明中期以后截然相反，也與宋元時代迥異。若把它主要歸因于理學觀念最終一統天下，則觀念“三化”的連續過程與世風的突變不夠協調。其實正如葛氏列舉的那些國家行為所體現的，這個嚴整秩序中的人是向國家屈服，而非向理學膜拜，所以后來正是在明代中期國家控制松解、而非理學觀念秩序吸引力下降的前提下，這種淳樸世風才有結束的可能。

理學觀念向全社會的滲透普及，主要動力應來自思想本身的活力，而很難想象是來自官方的需求和有意推動。南宋后期理學被官方接納，是被皇帝和當權者接納，并未成為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元朝雖然確立理學在科舉考試中的正統，但科舉考試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并不重要。明朝出身于江北紅軍，托名復宋，實有秘密宗教色彩，與知識階層本處對立狀態。明朝所接納的浙東、江東文士在政權建設中并無太大發言權，朱元璋自信心極端膨脹，師心自用，對理學觀念不可能有特別的興趣。明初國家之所以成為理學觀念深入社會的主要推動者，乃是因為明朝壟斷了全社會的教育體系，并把教育和選舉結合起來，只有來自府州縣學的學生，才有資格步入仕宦。理學是官方教育、考試和宣傳事業中的唯一合法內容，所以得以獨尊之勢突然加速完成“三化”，這與其說是觀念演進的必然連續，不如說是外力導致的偶然變革。

明初士大夫在社會秩序建設中的作用，無法與宋元時代相比。一方面，明初統治集團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特權利益集團，對士大夫階層長期采取蔑視、排擠的措施，直到洪武中后期才最終確立科舉取士制度，承認了理學的“國家思想化”，直到土木之變軍功貴族集團大部覆滅后才接受士大夫的全面加入。另一方面，明初統治者依仗自己恢復中華與無所憑藉的合法性，無需與任何階層、集團合作、妥協，士大夫在國家面前除了合作之外，沒有反抗、異論、退隱等其他選擇余地，不但不可能發揮宋朝那種與國家共天下的職能，而且不可能保持元代那種與國家上層相安無事的分離狀態。在文化高壓與教育壟斷背景下，士大夫的涵義逐漸發生了變化，由來自社會的潛在的國家合作對象，變成了國家自己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統治階層候選人，具有嶄新的文化旨趣。如主要來自北方的前后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口號，與江南的宋元文學傳統格格不入，顯然是在呼應國家取法漢唐的主流意識形態。又如作為全國文化中心的蘇州，其在野甚至部分在朝士人的心態，長期與國家處于緊張的對立關系，其實在彰顯著殘存的江南傳統與新時期“國家士大夫”的矛盾。這樣看來，從軍功貴族高壓的洪武永樂時期，到文人官僚全面掌控國家的成化、弘治時期，明初淳樸世風建設的唯一主導力量，都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階層，而是壓制、領導、培養士大夫的國家。

總之，明初理學觀念徹底“三化”，雖然可以視為觀念連續演進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環節，但它是因為明初國家全面支配文化觀念領域而突然實現的，所造就的社會現實和所依靠的主要動力都與宋元大有區別。明初理學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秩序的組織原則，形成長期“淳樸世風”，與明朝區別以往國家的文化高壓、壟斷教育、掌控士大夫等政策息息相關，體現了明朝對整個文化領域的空前干預。

綜上所述，明初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表現為明顯連續的幾個現象，同時也表現為強烈的變革與斷裂。宋元繁榮的工商業與海外貿易之終結自不待言，江南經濟在1000年間的連續性和領先地位雖不容懷疑，但明初的震蕩無疑超過宋元之際和明清易代，當與太平天國時期相提并論。宋代以來，南方與北方各自保持基層體制的連續性，但都需要接受明初取代一切傳統組織的里甲制度，接受國家掌控每一個個人的管理方式。理學觀念從南宋到明初實現了制度化、常識化、世俗化的連續過渡，但最終是由突然出現的明初高壓國家強力推動、突然完成的，導致了一個空前絕后的嚴整的社會文化秩序。凡此種種，無不直接源于這個全面革新政治體制的新興國家空前強大的干涉甚至支配，體現了受政治影響的綜合歷史變革。

四、宋以來中國歷史中的“明前期”

元明之間的變革，與此前的宋元、此后的明清等兩次王朝變更相比，哪一次的變革幅度更大，歷史意義更突出呢?

就地緣形勢而言，元滅宋，漢族王朝首次徹底淪亡，北方民族的優勢達到頂點；明逐元，首次恢復漢族王朝對漢地的統治，一度重建類似漢唐的聲威；清滅明，重建類似元王朝的對東亞大陸的統治。這三次王朝更替中，統治階層均有南北民族之變，王朝都有帝國與民族國家之變，版圖都有大陸性與區域性之變，可以說都是東亞大陸歷史上的極端性篇章，變革幅度不相上下。

就制度淵源而言，元滅金以后，行尚書省、路府州縣之設多有模仿金制者，但作為基本國策的仍是怯薛、干戶、分封等草原政治傳統。元滅宋之前已經是一個制度成熟、體系完善的超級大帝國，東南土地與人民的加入，基本沒有影響到元朝的國家體制，元朝只是因東南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在故宋之地采取了與北方有別的區劃、賦役制度。所以，作為對中原漢地的外來、外部統治者，宋元之間不存在制度繼承與否的問題。明逐元后，雖然因自身制度建設匱乏而不得不繼承眾多元制，但保留建國前地方政權特征，刻意模仿漢唐宋等漢地舊制，與元朝的斷裂非常明顯。與此相反，清滅明并且擴建帝國后，為了以區區小眾有效統治廣大漢地，不得不在維護滿洲特權利益的前提下，行清承明制之實。三者相較，制度這種最易于體現連續性的歷史現象，在宋元之間、元明之間均表現出了巨大的斷裂。

就王朝更替后的內部演變趨勢而言，元朝基本上沒有表現出統治策略或制度上的更新，明朝與元朝漸行漸遠，而向宋朝制度回歸，清朝則把漢族政治文化發揚光大，在君主專制方面實行了變本加厲的革新，實現了明朝未能實現的政治理想。三者都沿著建國之初設定的方向演進，則明朝對于變革的鞏固最為徹底。

在經濟領域，元朝繼承了兩宋以來對繁榮發達的工商業的扶植與參預，也繼承了唐宋以來持續發展的海外貿易事業，對被征服的東南地區未形成嚴重破壞。與元朝相反，明朝尊奉簡單的重農抑商政策，嚴厲壓制、操控了工商業，基本取締了海外貿易，對作為東南核心的江南地區實施重點打擊。清朝出于政治、軍事需要，對明朝中后期出現的海外貿易、江南重心地位，基本上采取了類似明初的禁海和其他一些壓制破壞政策，對官私工商業則采取控制與扶植并重的做法，沒有造成明初那樣徹底的

經濟動蕩。毫無疑問，宋元、元明、明清三次王朝更遞，元明之間的經濟變革是三者之中最劇烈的。

在社會領域，元朝對漢地人口、家庭、職業、人際關系等各方面的影響相當巨大，但對社會分層、基層組織影響不大。蒙古人自身拒絕漢化，即使付出統治秩序被顛覆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可以說實現了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部分改造。明朝繼承了元朝的戶籍分類等形式，但力圖洗去元朝的痕跡，以強大的國家控制力為后盾，推行了戶籍制度和里甲黃冊制度，對階層、組織進行了深度重組與改造。清朝與蒙古人相反，統治階層漢化，對漢地社會基本上未予觸動，只是順應明中期以來的演變趨勢對衛所、里甲、保甲等進行調整。可以說，元朝與明朝對社會的改造方向各異，程度則不相上下。

在文化領域，元朝統治者對中原文化不感興趣，又無意中奉行宗教、觀念寬容政策，所以未曾觸動北方地區和東南地區的文化生態。明初對意識形態、教育體系和士大夫進行了嚴格的統一管制，造就了一個與此前此后形成巨大反差的、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淳樸”時代。清代的文化管制力度甚于明朝，曾一改晚明文化風氣，且一度以文字獄的方式愈演愈烈，但管制的結果更多地是文化鉗制，未能真正控制全民觀念。應該說，明清兩朝的建立都帶來了文化觀念的巨大變革。

總而言之，元明之間的變革幅度，不僅在政治領域，而且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不僅大于明清之間，而且比宋元之間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應成為宋代以來中國歷史中的一道重要界線。這對于認識宋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整體演變過程，會起到什么參照作用呢?

北方民族入侵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革，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純粹的對經濟社會諸層面的破壞，第二個層面是給中國文化特別是以后的歷史注入了不可忽視的外來元素，第三個層面是其負面影響導致了隨后乃至長時期的發展停滯。宋元變革論主要是從第三個層面來淡化元明清王朝變更和歷次經濟增長、彰顯金元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但是，與宋元之際的破壞和破壞導致的變質、轉向、停滯相比，元明之際的建設和建設導致的回歸、轉向，至少同樣值得重視。一方面，外來入侵的破壞盡管在某些領域相當明顯，但總體來說仍然無法深入漢地社會的基層、民間、地方、觀念，無法動搖中原文明的整體特征，而明初國家對社會、經濟、文化的改造和干預，卻在不改變華夏色彩的表象之下對全社會進行了深度塑造。另一方面，明朝在政治的地緣格局、制度來源、變化趨勢方面，在文化的國家意識形態方面，都體現出對宋代的強大回歸趨勢，而在社會組織、經濟政策方面又體現出與宋元迥異的方式和效果，這些都不是金元“后遺癥”所可以涵蓋的歷史現象。如果把宋元明清這個整體過程分為前后兩部分，那么，突出“元明變革”的宋元與明清這個貌似古典、權宜的分期模式，其合理性絕不會在突出“宋元變革”的兩宋與元明清分期模式之下。

以王朝興亡為界的“明清”概念，會遭遇明中期變革這個不爭史實的挑戰。在“明中期變革論”的視野中，16世紀以來的變革不但是經濟、社會、文化層面的，也體現在除王朝變更以外的各種政治領域，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空前的，比以往的王朝變更具有更深刻的歷史意義。所謂“明清”、“明清社會經濟”，已經越來越習慣于指向“明中后期和清”，而變革之前一個多世紀的“明前期”，似乎只是一個“明清”的模糊的前期附屬物。

無論改朝換代的歷史變革多么重大，也不會削弱明中期這個分期標志的合理性和解釋力，但既偏重政治文化又注重綜合的元明分界線，另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一方面，明中期的全面變革，除了有外來因素如海外貿易復蘇、白銀大量流入乃至世界貿易體系初現端倪之外，主要動力應該還是中國社會內部的長期積累，而時代前后相續的“明前期”可能與此動力有最密切的關系。明初的文化高壓和社會控制導致明前期的文本生產規模較小，與印刷出版業終于繁榮昌盛的明中后期相比，體現明前期社會狀況的史料非常匱乏。這個在后人心目中的“淳樸”時代，有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經出現了后來的變革趨勢，卻因史料匱乏而被掩蓋的“前”變革時期呢?甚至，有無可能正是這“淳樸”伴隨的管制下的長期穩定秩序，才為明中期變革提供了真正深厚的土壤呢?另一方面，明中期變革除了在政治、文化方面繼續向宋代的回歸之外，在經濟、社會領域也出現了類似宋代的現象。這隱隱體現出宋代以來中國歷史走向的深層潛流，相比之下，無論金元還是明前期都可以視為不和諧的插曲。這正是李治安注重“元及明前期”整體特征的原因。但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宋代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金元所繼承而被明朝所斬斷的，特別在經濟與社會層面，是“明前期”而非“元及明前期”才構成了從宋元到“明清”之間最顯著的斷層，才是明中期變革姍姍來遲的原因。如此，明中期變革又是在什么內部動力的推動下發生的呢?甚至，它是否在一定程度是因為和明前期的突兀、沉悶對比，才顯得那樣石破天驚呢?

無論是作為前奏還是斷層，“明前期”與明中期變革的獨特密切關系，使得它成為一個介于元明變革與明中期變革之間的特殊時期，表現出與前后迥異的歷史特征。這與宋元明過渡論所秉持的連續理念或平緩進展的歷史認識稍有不合。就歷史連續性而言，元明之間至少可以說發生了脫離連續軌道的、比其他時期更加強烈的震蕩，對變革和對連續的認識可以并行不悖。就平緩進展的歷史認識而言，宋元明過渡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兩宋變革和清中期變革為前提，來突顯兩者之間的連續演變過程的，而兩宋變革主要基于對地方社會組織模式的觀察，清中期變革主要基于對全國人口、經濟新狀況的認識，兩者的綜合變革意義并不突出。“宋元明過渡說”對“盛清”的理解，把清前期國家在政治領域的成功與后來的經濟大增長接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明清王朝變更與清中期變革的距離。但“盛清”說的視野受明清之間的特殊連續現象影響，對以往的王朝變革采取淡化處理方式，其中格外忽視明清變更之前的那個元明變革的意義。如果把兩宋、明清與元明之間比較，把清中期與明中期比較，后者的變革特征會更加突出，既然兩宋之間、清中期可以視為變革時代，元明之間、明中期其實至少有同樣的理由成為歷史界線，這就使得過渡論失去了證明宋以來歷史連續性的邏輯基礎。

總之，宋元變革說、明中期變革說、宋元明過渡說均淡化元明易代的歷史變革意義，其實元明之間的變革幅度超過宋代以來任何其它王朝變更，元明之際與明中期之間構成了一個突兀的、特殊的“明前期”。明前期既不應該與元代構成一個整體，也獨立于一般觀念中的“明清”之外，可以視為宋代以來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立歷史單元。在此視野下，對宋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或可衍生更加豐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