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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儒學與現象學的比較研究,在當代思想前沿的觀念上,復歸生活,重建儒學。儒學一向包含著三個觀念層級:作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關于形而上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上學;關于形而下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下學。在儒家看來,生活本身首先顯現為仁愛情感本身。儒學的重建意味著:首先回歸生活感悟這個大本大源,這是歷時地回歸軸心時期乃至前軸心期的原始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共時地回歸我們當下的生活本身;然后在這樣的源頭活水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學、形而下學。
關鍵詞:儒學;現象學;比較;復歸;重建
本文意在提出這樣一個初步的研究綱領:通過儒學與現象學的比較研究,在當代思想前沿的觀念上,復歸生活,重建儒學。這個課題的提出,出于以下幾點關注:
一、幾個關注問題
(一)我們今日是否需要重建形而上學?
我們身處所謂“后現代”,據說這是一個“后形而上學”時代,意在摧毀任何一種建立形而上學的企圖。這里所謂“形而上學”是指的所謂“純粹哲學”,即一般的傳統存在論。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哲學就是形而上學,意在為一切存在者尋求最終的根據,故表現為探求“存在者整體”或“存在者之為存在者”。[①]這種“反形而上學”的“時代潮流”是不無道理的,因為傳統形而上學確實缺乏作為源始的“存在之領會與解釋”的基礎。但在我看來,這種拒絕“形而上學”的做法不僅是不應當的,也是不可能的:
1.從學理上來看,形而上學不僅是科學建構的基礎,也是倫理建構的基礎。根據現象學的觀念,作為純粹哲學存在論的形而上學,雖然本身尚需純粹先驗意識(胡塞爾)、或者源始的存在之領會與解釋(海德格爾)的奠基,但它本身是科學建構與倫理建構的基礎。胡塞爾說:“形而上學的任務在于,對那些未經考察、甚至往往未被注意、然而卻至關重要的形而上學前提進行確定和驗證,這些前提通常是所有探討實在現實的科學的基礎。”[②]海德格爾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這個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形而上學本身是如何被奠基的”問題。他區分了兩個層面的奠基:基礎存在論是為傳統存在論奠基的,而傳統存在論“哲學”又為“科學”奠基。他說:“存在問題的目標不僅在于保障一種使科學成為可能的先天條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學且奠定這種科學的基礎的存在論本身成為可能的條件。”[③]這就表明,海德格爾實際上認為存在著這樣一種奠基關系:生存論(基礎存在論)→哲學存在論(形而上學)→科學與倫理學。(按照海德格爾(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請保留此標記。)的看法,倫理學作為對某種存在者領域的“有所論證的揭示”,[④]同樣是一種科學。)因此,假如我們自行放棄了形而上學的企圖,那么:科學仍會不予理會地自行發展,但卻會是一匹脫韁的野馬;倫理生活仍會進行,但卻會是一種動物的“倫理”。
2.從現實問題來看,形而上學的坍塌確實不僅導致了科學主義的更加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而且導致了倫理生活的相對主義的泛濫成災。西方現代倫理生活,本來是在兩種倫理精神的協調之下:一是動物倫理,二是宗教倫理。所謂宗教倫理,具體是基督教傳統倫理;所謂動物倫理,基于現代主義的基本精神:人是有欲望和理性的動物,他能理智地趨利避害。這種觀念的一種典型表達,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倫理。而在中國,自從嚴復翻譯《天演論》以來,在傳統形而上學、倫理體系被摧毀的同時,中國人把自己理解為“生存競爭”的動物。那么,動物的“生存”是否存在著“倫理”生活?儒家認為,動物的“生存”只有在與人的生存“共在”(Mitsein)時,才是倫理的。所以,思想者在今日的重任,不是反形而上學,而是為形而上學奠基。[⑤]
3.事實上,差不多所有的“反形而上學”的思潮、包括某些“后現代”思潮,也有自己的“宏大敘事”,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學。比如,“反形而上學”是從當初作為實證主義的分析哲學的“拒斥形而上學”就開始了的,但是分析哲學仍有自己的形而上學,這一點,最后終于被奎因以“本體論承諾”的方式羞羞搭搭地承認了。[⑥]
(二)我們今日是否還需重建儒學?
說到為形而上學奠基、或重建形而上學,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思想者,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儒學的重建。當然,這里存在著一個問題:雖然儒學的重建肯定是形而上學的重建,因為儒學顯然是有自己的形而上學傳統的;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形而上學的重建是否必定是儒學的重建?重建形而上學,能否拋開儒學?這個問題其實基于這樣一個問題:形而上學有沒有民族性?
事實是:形而上學至少曾經歷史地就是民族性的東西。這又遷涉到另一個問題,即“歷史性視域”問題。鑒于這是下文將要討論的問題,這里只簡單地說:此在的生存的“時間性”奠基著“歷史性”視域的無可逃逸,而歷史性又奠基著“歷史學”觀念的無可逃逸。儒學作為中國人的傳統,不是某種“現成在手”(vorhanden)的東西,因而不是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品;儒學作為中國人的傳統,作為中國人的被拋的“所是”,當下化于我們的現實生活。所以,儒學的重建倒恰恰是作為中國人的我們的“能在”。
而說到民族性,還有一個我所一再強調的觀念:現代性、乃至于當代性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民族性問題。所謂現代性、乃至當代性,它所關涉的就是近代以來的“民族”或者“國家”觀念----兩者是一個詞:nation。在這個意義上,民族性乃是現代性的基本涵項。所謂民族性,在觀念上首先關涉的就是民族主體性,這立即就指向民族文化傳統。我曾指出:西方的現代化在觀念上雖經轉換、但也畢竟是繼承了“二希傳統”(古希臘、希伯萊傳統),而中國自由主義之所以總是失敗,就因為他們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⑦]
(三)如何重建儒學?
如果重建儒學是我們的“天命”,那么,問題就在于:如何重建儒學?上文其實已經表明:我選擇了現象學作為參照。所以我首先須著力說明的是:儒學的重建為什么選擇現象學作為參照?為此,我想討論三點:
1、“當代哲學主流”問題。當代哲學包括三大運動:分析哲學運動,現象學運動,后現代運動。就西方思想的參照來說,這些就是我們所有的“選言肢”。但后現代思潮是為我們所不取的,上文已有所說明:它是“反形而上學的”,正好與我們的意圖相左。分析哲學也不為我所取,因為它不僅同樣有“反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傾向,而且有科學主義的性質。分析哲學以數學、邏輯、科學----經驗主義、邏輯主義----作為自己的根基,而這些東西恰恰是尚待被奠基的。所以我們別無選擇:那就是現象學,尤其是胡塞爾、舍勒、海德格爾的現象學,但不是作為“哲學”、而是作為“方法”的現象學。
2、“中西比較哲學”問題。上面一點討論,已經扯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咱們中國的儒學的重建,何以需要參照西方的現象學?這是一個嚴峻的話題,它不斷地刺痛著我們的某些民族主義者的神經。這個話題很大,我這里只能簡單談幾點思考:
(1)假定我們完全拒絕任何所謂“西方觀念”(誰都明白,對于當今中國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試圖“自行解釋”傳統文本。但這意味著什么呢?這顯然意味著一個解釋學境遇。而根據當今時代的哲學詮釋學的基本觀念,這又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傳統不是某種“現成在手”的東西;傳統就在我們的解釋之中。那么,我們憑什么去解釋?我們據以解釋傳統文本的源頭活水在哪里?就在我們當下的生存、生活感悟當中。
(2)不僅中國傳統文本如此,西方文本又何嘗不如此?在談到所謂“中國人‘失語’論”的時候,我曾說過:按當代哲學解釋學的觀念,所謂‘失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為顯而易見,‘失語’說的一個前提是:我們可以在與外來語言的接觸中接受純粹的原汁原味的外語及其觀念,或者可以在與傳統文本的接觸中接受純粹的原汁原味的傳統語言及其觀念;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才可能‘失語’;在后一種情況下,我們才可能‘避免失語’。但我們知道,‘失語’論者所持的這樣一種觀念本身恰恰是一種陳舊的傳統觀念。而按照當代哲學解釋學的觀念,那種純粹的原汁原味的接受根本是不可能的。[⑧]
我們既不可能接受所謂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也不可能接受所謂原汁原味的西方觀念。當我們翻譯時,我們已在解釋;甚至當我們尚未翻譯地閱讀“原版”時,我們也已經在解釋。解釋的源頭活水,仍在我們的當下的生存,在我們當下的那種作為“原始經驗”的生活感悟中。因此,所謂“中西哲學比較”這樣的提法----包括我的題目“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研究”----已經是很陳腐的說法,似乎有所謂客觀存在的一個“中”和一個“西”現成地擺在那里,然后容我們去比較它們。
(3)所以,所謂“儒學與現象學的比較”,并不等于說:這里只是簡單地拿現象學的觀念來裁剪儒學;而是說:讓儒學與現象學在當下的“交往”中展開對話。這種對話的成果,作為一種“視域融合”,肯定既非現成的西方現象學,也不是現成的傳統古典儒學。儒學在這里作為被詮釋的傳統,必將因為現象學的到場而發生視域的轉換;而現象學在這里同樣也作為某種被詮釋的傳統,同樣會因為儒學的到場而發生視域的轉換。所以,“儒學的重建”或許同時也就是“現象學的重建”?于是,我們或可期望一種“現象學儒學”、乃至“儒學現象學”的誕生?
現在正式進入我的話題本身。這個話題的展開依賴于以下幾個先行觀念:
二、幾個先行觀念
(一)現象學的觀念
當然,對于所謂“現象學的觀念”并沒有一致認同的說法;即便說“面向事情本身”(ZudenSachenselbt!),但對于何為“事情本身”,也沒有一致的看法。我以下的陳述,將主要涉及三個德國現象學家,他們是:胡塞爾、舍勒、海德格爾。他們之間相去甚遠,我力圖把他們這樣“統一”起來:(1)海德格爾幫助我解構某種儒學,具體就是解構孔孟之后、軸心事情以后的儒家的傳統形而上學;并還原到一種更為“原始”的儒學,其實也就是還原到海德格爾所謂某種源始的生存經驗、我稱之為“本源的生活感悟”。(2)在這個大本大源上,胡塞爾的某種進路可以作為參照,幫助我重建儒家形而上學,這種重建,以儒家“心學”為核心資源。(3)但是,他們之間還需要舍勒作為中介,我們才能夠切中儒家思想的要領,這個要領,就是“仁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