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教育對自我教育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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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歷史演變概述

（一）前后：在愛國熱潮中接觸馬克思主義

出于探求民族和國家出路的熱忱和責任感，經歷了新文化運動洗禮和十月革命影響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組建了信奉不同“主義”的各種民間文化社團，不管信奉還是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當時大多數民間文化社團都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宣傳，如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創辦宣傳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刊物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社，開展各種形式的宣講，發放傳單等，有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大眾化進程。在這個時期，派的創始人或參加民間文化社團的活動，或接受大學教育，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許德珩是1918年成立的國民社的積極人物，擔任《國民》刊物的主編，并與鄧康等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參加了王光祈、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會，赴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師從布雷教授學習了馬克思的理論、恩格斯的學說，堅定了社會主義思想。鄧初民在留學日本期間，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等書，逐漸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0年參與發起成立山西省學術研討會，探討馬克思主義，1922年參與創辦《新覺悟》半月刊（后改為月刊），并利用講堂向青年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羅承烈在中國大學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陳豹隱的教導，學習《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等。

（二）抗日戰爭前后：在革命實踐中感受馬克思主義

在大革命失敗后，國共關系破裂，兩黨武裝對立，一批愛國民主人士懷抱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和信念，繼續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實踐的結合更加緊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進程在加快。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的雙重交織下，越來越多的愛國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中來，大批知識分子奔向延安，其中的大批學者、專家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育，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思想系統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理論性飛躍。的《實踐論》《矛盾論》《〈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力作廣為流傳，影響巨大。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用生動通俗的語言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使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他所撰寫的《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評述》《〈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批判當時頗有影響的國民黨的反動哲學思想，捍衛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及其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在這個時期，派的創始人同其他愛國人士一樣，一方面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如1928年至1930年許德珩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哲學貧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社會學》及《共產主義之路與工農革命》、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家庭進化論》等書，在上海暨南大學講授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另一方面關注成千上萬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這一現象，加深了對中共及其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正義性、進步性和合法性的認同和肯定，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感情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開始直接或間接了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如羅承烈擔任《新民報》總主筆，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支持民主進步活動，1945年7月黃炎培等赴延安與會談，回來后將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和親身感受以寫日記的形式寫成《延安歸來》并在主辦的《國訊》出版社突擊出版，成為轟動大后方的暢銷書。

（三）五一口號后：在比較中主動選擇馬克思主義

自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把思想作為指導思想載入黨章，黨內形成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不斷推進。文藝工作者們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相結合，采取了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多種適合于大眾的形式，將所宣傳的思想理論、反映的精神內容通俗化、具體化、民族化。史學工作者們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史學，出版了一批中共黨史類著作，如1946年的《奮斗25年的中國共產黨》、1947年的《中共七大文獻》《中央黨史年表附自傳》等。抗日戰爭結束后，謀求國內和平成為派的共識，但隨著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民盟被宣告非法、強制解散，民主人士被暗殺，派的政治天平逐漸向中國共產黨傾斜。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派熱烈響應“五一口號”，紛紛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并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商建國大計，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各派拋棄了“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自覺地、鄭重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標志著各派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從一定意義上講，派的選擇是基于對民族大義的考慮，是謀求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格魅力的吸引，從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四）建國后的政治運動：在思想整合中被動接受馬克思主義

1949年建立新中國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課題是統一，不僅是統一國家，更要求統一意志，統一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灌輸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全面鋪開。如艾思奇在建國后編寫《辯證唯物主義綱要》、主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供全國各級黨校和高等院校學習使用，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講《社會發展史》,收聽和學習者有50多萬人，講稿被編印成書《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了100多萬冊。由于知識分子富于懷疑和批判精神，最容易成為統一意志的障礙，正如認為“事實上必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愿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在500萬左右知識分子中，大約有10%左右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另有大約百分之幾的人是反對或者不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80%以上的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還不多，但是愿意研究它。”因此，先后開展了針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如1951-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工的91%，大學生的80%，中學教師的75%”參加了馬列主義、思想的學習運動，1952年1月5日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于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決定》，思想改造運動由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1958年3月16日北京各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門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5月16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統戰部關于開展“向黨交心運動”的報告，開展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交心運動。知識分子的“交心”成為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整合的主旋律，黨希望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基于愛國主義情感而接受中共領導，而是通過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后在政治立場、政治情感和世界觀三個方面有根本性的改變。在強大的政治運動中，包括派在內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不論是自愿自發還是迫于形勢，選擇皈依了黨的思維方式。在特殊的歷史階段，伴隨著歷次政治運動，派與其他人一樣，認識、理解的是異化的馬克思主義，被動、強制信仰馬克思主義。

（五）改革開放以后：在反思總結中信仰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理解并掌握，并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智慧。在2007年后各派的章程中，雖然表述有所差異，但派的政治綱領中都明確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根據2008年1月至2009年4月重慶市委重大調研課題組的調查，派對信仰馬克思主義，選擇“始終相信”的約占32.5%，選擇“原來不信，現在信”的約占14.8%，合計約47.3%；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前途，有信心的約占68.4%，有些信心的約占30.7%，充滿信心的約占37.7%。說明派成員經過長期的學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系統教育，加入派后的各種教育、工作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層次。但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隨著信息的網絡化、各種思想觀念傳播的自由化以及人們階層結構與利益結構的分化，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手中掌握的高新傳播技術，大規模、有組織地對我國進行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宣傳，派新成員受到影響是無容置疑的。

二、新時期加強派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的幾點思考

（一）在尊重派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歷史淵源中循序漸進

從歷史上看，大多數派成員最初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接觸、研究過各種各樣的主義，最后才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救中國。有的本身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如九三學社的許德珩，民盟的鄧初民；有的是在當時各種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面下，關注過最為時髦的社會主義，如農工的季方；有的是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鎧、陳此生；有的是專注于實業救國，如從事職業教育的黃炎培，倡導中國教育改造的陶行知，探索中國農村研究的費孝通，新文學驍將鄭振鐸。他們通過參加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逐漸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還沒有完全做好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政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準備，對于政黨的性質演變和發展狀況是不清晰的。從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的實踐上看，建國后對那些始終不愿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對于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的工作機會”，而是通過疾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一刀切地強化馬克思主義教育，違背了思想整合的前提和規律，忽視了派對馬克思主義原有的不同認識和理解程度，忽視了思想轉變的長期性和自主性，反而形成了對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持久質疑和本能反感。在新的歷史時期，很多人選擇加入派，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為派的宗旨和政黨性質，更多的是被派優良的歷史傳統所吸引，受到派不同時期的旗幟性代表性人物人格魅力的感召，折服于派寬松、自由、嚴謹、奉獻的整體氛圍。因此，對派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必須依托派的歷史傳承，從不同黨派自身的教育平臺出發，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突出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的主線

從派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出發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派成員日益多樣化、復雜化，其新成員普遍具有高、中級職稱，知識素養較高，業務能力突出，有較強的市場意識、市場觀念和市場行為，對發揮政治能量作用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有很高的期待，相對于老一代成員而言，他們受傳統文化的熏陶較少，中國傳統的義利價值觀較弱，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功底較薄，同時許多新成員缺少政治風浪的考驗和與共產黨合作共事的磨練，對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問題缺乏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對我國的政黨制度的認識不夠清晰。新成員的狀況尤其是思想認識狀況關系到派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多黨合作事業的發展和長期共存的實現，而派組織對其成員的管理是松散型的，缺乏強硬的經濟手段和威嚴的組織手段，因此加強和改進派思想政治工作是增強黨派凝聚力、提升黨派組織力和戰斗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徑。馬克思“人的需要”理論認為，以人的需要為切入點，重視、關心人的需要，才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才能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才能引導人們的需要，使人們對特定需要及如何實現需要等問題的認識趨于科學、合理。從時代賦予派的歷史擔當、執政黨對派的殷切期待、黨派成員對派的發展需求出發，在思想碰撞和融合中增進共識，派的才能成長為具有更強參政能力、對我國社會發展發揮更多積極功能的參政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貫穿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都很重視對黨派成員的教育，如中共統戰部和社會主義學院舉辦的派主體班次中都有關于思想認識的課程，派的章程中都把學習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作為成員的重要義務，圍繞形勢政策主題教育開展思想建設課題申報、理論研討等；九三學社浙江省委連續30年召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成為其對成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品牌”。但派的學習和教育中存在明顯的不足，如舉辦的新成員培訓班、骨干培訓班、黨外知識分子班中側重黨派歷史、中國特色政黨制度和參政議政具體實務等內容，基層黨派活動中注重黨的重要文件、會議精神、主題教育、社會熱點等政治學習，對成員中思想上存在的模糊認識，如派為什么以及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派是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語焉不詳，缺乏系統規劃和重點突破，針對性教育不夠。因此，要通過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開展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強化成員對派性質宗旨、目標任務、歷史責任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的認識，成員的政黨意識才能濃厚，派才能成為具有堅定政治信仰的現代政黨。

（三）拓展派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的路徑

在探索參政黨建設理論和實踐中增強馬克思主義信仰。理論建設是政黨建設的重要內容，理論研究的程度和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參政黨建設水平的提高，各派近年來不斷加強參政黨理論建設，如九三學社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把九三學社建設成為一個“思想上堅定、履職上堅實，組織上堅強”的參政黨，認為思想上堅定是基礎和根本，沒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可、堅定，組織建設和職能履行就沒有政治方向。但由于制度設置和參政黨自身建設起步晚、不成熟等原因，參政黨理論研究還存在眾多的空白，如怎樣借鑒中國共產黨的黨建理論，形成具有派特色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論體系、制度體系和方法體系；如何理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派歷史傳統、核心價值理念之間的關系，愛國主義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發揚民主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的關系等等；如何在統一戰線基本知識、方針、政策及派歷史、章程等通識教育中，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結語

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增強馬克思主義信仰。派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力量，派中的學術研究型馬克思主義專業工作者，要著眼于蓬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扎扎實實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推向深入，使馬克思主義在百家爭鳴的大局中有條件和時間去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思想文化成果，以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魅力提升說服力和競爭力；大多數派成員通過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時學習黨和政府的政策、法規和指導性文件，特別是各種為民、惠民政策，一方面真正在思想深處、靈魂深處建立起對包括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信仰，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馬克思主義與黨派的優良歷史傳統相融合，升華為道德理想與人格境界的追求，轉化為生命價值的尺度，提高素質、規范言行、指導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實踐中融會貫通，提高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針對性，并主動對所聯系的群眾解疑釋惑，加深干部群眾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領會和認同，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作者：鄭曉麗單位：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