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治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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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韓三國關系的復雜性、不平衡性與規律性

（一）中日韓政治關系發展失衡，勢必導致經貿關系發展不平衡在市場經濟條件處于買方市場的情況下，要使本國產品贏得其他國家及其消費者的青睞，除了性價比之外，樹立本國良好的國際形象，特別是政治上穩定的關系至關重要。跨國直接投資也涉及國際政治關系、投資環境、利潤與風險的平衡考慮等因素。因此，中日、中韓、韓日之間的政治關系，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經貿關系潛力的發揮。進入21世紀以來，盡管中韓建交晚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但由于中韓政治關系發展順利，不斷跨上新的臺階，中韓經貿關系也隨之出現快速的正比發展。2000年至2013年，韓國對中國出口占韓國出口的比重從10.7%升至26.1%。中國成為韓國最大海外市場。［1］（208）2014年韓國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同比增加29.8%，達到39.7億美元。2015年中韓雙邊貿易總額有可能突破3000億美元，甚至不久便會超過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屆時，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將下降到第六位，排在韓國之后。中韓關系出現政經互促、“政熱經熱”的良性循環。與此相反，同一時期內，中日政治關系則一波三折，出現“政冷經冷”的惡性循環，中日雙邊貿易、直接投資出現雙雙下滑趨勢。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4年中日貿易總額為1.92萬億元人民幣，約為3100億美元，同比下降1%，中國對日出口下降1.4%；進口下降0.5%。1993年至2003年，日本曾經連續10年是中國最大外貿伙伴。目前，日本僅是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2014年，中日貿易總額占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為7.3%，①占日本外貿總額的18%。同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額比上年減少38.8%，為43.3億美元。這是繼2013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同比減少4%之后的持續下滑，跌幅是25年來最大的。［2］盡管2015年1月中日貿易出現恢復性增長，但若未來中日企業之間的貿易減少，加之中韓自貿區的形成，中韓貿易的增幅仍可能高于中日貿易。

（二）中韓、中日、韓日政治互信關系發展不平衡，影響東北亞全面實現FTA的進程，安倍內閣亟需擺脫自我孤立2013年樸槿惠總統執政后正式訪華；2014年主席專程訪問了韓國。兩國根據《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充實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扎實推進各項合作。然而，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執政以來，日本同中韓之間的首腦沒有互訪，甚至在國際會議等多邊場合的短暫會晤也沒有給彼此關系的改善帶來多大效果。從首腦交往看，中韓之間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中日、韓日之間則好像“話不投機半句多”。目前，中韓政治互信有所加深，而中韓同日本之間則尚無政治互信可言。盡管中韓已簽署FTA協議，但受政治關系的影響，中日、韓日FTA談判則比較困難。按照中韓達成的協議，韓國將立即開放58.9%的工業品，在10年內開放90%的工業品；中國將立即開放的工業品大概占20.3%，在10年內開放71.7%的工業品。同時，韓國將立即開放的農產品為9.96%，在10年內達31.3%；中國立即開放的農產品達19.3%，10年內達69.8%。據預測，中韓自貿區一旦建成，將拉動中國GDP增長1%~2%，韓國GDP增長2%~3%。［3］盡管目前日本在中日韓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但在“安倍政治學”主導下的“安倍經濟學”似乎并無改弦更張之意，而在走另一條道路。安倍內閣在國內首先是把民眾最不滿的增加消費稅決定推遲到2016年7月參議院選舉之后的2017年5月，盡量減少增稅對未來自民黨選情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利用國際油價走低而繼續推行貨幣量化寬松政策，鼓勵日元貶值和股市上揚。對外則開始放寬日本企業出口武器的限制，甚至通過提供官方開發援助（ODA）予以支持。例如，以此帶動向菲律賓提供海上巡邏艇。自鳩山由紀夫辭職后，日本在同中國締結FTA問題上態度一直頗為消極。安倍首相2015年4月末訪美前，為向美國“表忠心”而在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問題上，態度消極。然而，繼英國之后，德國、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韓國等美國的盟友，紛紛決定加入AIIB。這自然會令日本決策者感到十分尷尬和糾結。中國采取開放態度，而如何擺脫自我孤立則是安倍內閣面臨的現實問題。伴隨“安倍政治學”允許海外派兵的法律出臺和推進修憲，“安倍經濟學”有可能對日本產業結構和國家發展模式產生長遠的負面影響。2016年將是美國、俄羅斯、韓國、日本的選舉年。加之中東局勢動蕩，一旦國際油價反彈，日元必定進入升值周期，日本股市將隨之下跌，出口阻力也將增大。若按安倍內閣承諾，2017年5月日本消費稅提升至10%，其后日本國內消費必將受到抑制。屆時，日本經濟可能內外交困，嘗到“安倍政治學”和“安倍經濟學”種下的雙重苦果。

（三）歷史認知與現實問題直接相關，中韓日三國需以史為鑒，立足現實，共創未來自中國明朝萬歷年間，即1592年、1597年，豐臣秀吉兩次率領日軍入侵朝鮮半島，圖謀占領中國，均慘遭失敗。伊藤博文內閣于1894年7月發動甲午戰爭后，殖民統治中國的臺灣50年。1910年8月，日本通過《日韓合并條約》在朝鮮半島推行殖民統治。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1937年制造“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本的侵略戰爭和暴力犯罪給中、韓等亞洲鄰國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因此，歷史因素對中日、韓日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影響。二戰后，中國同韓、日的社會制度不同，經歷了朝鮮戰爭和美國冷戰政策造成的嚴重隔閡，戰后27年中日兩國才于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又過了20年中韓兩國才于1992年建交。此后，伴隨冷戰時代結束，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并未構成中國同日、韓發展關系的主要障礙，共同的漢字文化與儒學思想為三國人民帶來發自內心的親近感。然而，日本某些當政者同中、韓的歷史觀、戰爭觀矛盾，由于涉及人類良知、價值觀底線和戰后日本曾經做出的國際承諾而勢必成為影響中日、韓日政治關系與民族和解的主要因素，造成中韓日三國之間政治互信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戰后70年來，中國海峽兩岸、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一直沒能實現祖國的統一，這造成今天中韓日關系特殊的復雜性。中國與朝鮮保持傳統友好關系，2008年以來中韓建立起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另一方面，朝鮮與美國的盟國韓國、日本則處于沒有外交關系的對立狀態。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中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符合中日韓三國的共同利益。而朝核問題、“”的主張，則可能帶來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局勢的緊張。韓日、中日之間都存在島嶼主權認知爭議及海上劃界問題，問題的實質與歷史認知問題密切相關，并涉及相關國際法、海洋法等法律問題，需要保持外交磋商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機防控機制。中韓之間圍繞位于水下的蘇巖礁歸屬的爭議，與其說是領土問題不如說是海洋劃界問題。目前，中韓開始啟動海上劃界談判，中韓在海洋合作方面有巨大潛力。2015年3月，中日高級別海洋安全對話時隔4年重開，如何規避沖突是擺在中日兩國外交和防務部門面前的突出課題。時隔3年，第七次中日韓外長會議重啟，旨在推進三國務實合作。中日韓外長會議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國外長、韓國外長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均表示同意，三國將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妥善處理有關問題，為改善雙邊關系、加強三國合作而共同努力。中國和日本外長對韓國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表示高度贊賞和歡迎。三國外長決定進一步加強三國在東北亞的核能安全合作，擴大在核安全、災害管理、環境和青年交流等領域的合作。繼續舉辦三國網絡政策磋商、三國環境部長會議機制下的空氣污染防治對話會以及東亞文化之都、亞洲校園、人文交流論壇、媒體交流等活動。三國外長還決定推進青年峰會、三國外交培訓機構合作、智庫網絡和三國中東事務政策磋商等新項目，探討首都圈、老齡化領域的合作。［4］但是，這次外長會議并未能就舉行中日韓首腦會議達成共識。若戰后70年“安倍談話”偏離村山談話，安倍首相直接或間接參拜靖國神社，都可能再度破壞三國首腦會晤的氣氛。中日、韓日政治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政治局勢和政治思潮的變化。有人把中日關系惡化的責任歸咎于中國強大后東亞權力轉移造成的，但這種觀點不能解釋在同樣情況下為何中韓關系不斷改善和加強，而日韓關系卻同樣遇到障礙。中韓日經貿關系的發展，雖然主要由市場決定，但民間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會決定購物的偏好，政治關系的性質與親疏也會影響經濟、貿易、科技、人員往來等方面合作的質量。例如，21世紀以來，在日本政治右傾化背景下，小泉純一郎首相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首相再度執政后也于2013年12月再度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期間，麻生太郎內閣推出所謂“價值觀外交”。執政期間，日本右翼鷹派勢力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相互配合，導致中日釣魚島爭議加劇。野田佳彥內閣宣布“購島”遭到中方強烈反對和有力抵制。日方政治右傾化及對華政策的倒退，導致中日、韓日關系“政冷經冷”、“官冷民冷”。在這期間也有例外，即在中國發展壯大等其他因素基本未變的情況下，自民黨首相福田康夫和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執政期間，日本政治右傾化受到抵制，中日、日韓關系便明顯改善，中日韓首腦會議機制和官方常設辦事機構的建立。而這一進程受阻，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回潮，以及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帶來的影響。

（四）日本、韓國均為美國的盟國，但對中國的態度及對中美關系的期待有所不同2013年9月，由日本同韓國各自16名一流學者完成了的一份聯合研究項目報告，題為《新時代的日韓合作——七個核心議題》。其中包括加強人文、媒體交流；人脈網路形成；構筑東亞符合安保秩序；核安全與能源合作；環境伙伴關系；構筑東亞共生經濟秩序；復合共生技術合作。其中指出，韓日兩國對中國實力、意圖及應對都出現差異。報告建議，日韓要在加深同美國戰略合作的同時，關注中美關系，推進日中韓三國合作。［5］由此可見，美國影響的因素不容忽視。韓國不存在聯合美國對抗中國的戰略圖謀，樂見中國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而日本現行政策則相反。美國希望日韓關系改善，不愿看到安倍內閣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把中韓進一步推到一起，而希望在東北亞加強美國主導的美日韓軍事同盟。美國既不希望中日關系接近又要防止中日沖突，以確保美國在東亞的主宰地位。美國為保持對韓國的有效控制，需要利用對朝例行軍演及朝鮮半島的適度緊張。朝方言行的過激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美國相關決策者來說，即是預料之中的也是期待發生的。對于中韓關系的加強和發展，美國沒有太多手段牽制，而在韓國部署“薩德”（THAAD）導彈系統，與其說是為了防范朝鮮的導彈襲擊，不如說是在中韓、韓俄之間打進一個楔子，起到削弱中韓戰略互信的作用，使韓俄關系遇到麻煩。這在客觀上對日本右翼勢力有利，間接鼓勵了安倍政權。與此同時，中日關系還會受到美國因素的較大影響。2014年12月安倍再次組閣后，在外交上首先會加強同美國的同盟關系，完成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本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利用美國在釣魚島共同對抗中國。防衛省2015年度擬采購6架美國F35戰機和3架長時間滯空的無人偵察機，總金額達1769億日元。其主要目的是針對中國，加強所謂“西南諸島”的防衛。美國政府一方面希望日本購買美國軍火，早日完成TPP談判，日本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后能協助美國對抗“伊斯蘭國（IS）”；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或否認強征“慰安婦”而再度激化同韓國、中國的矛盾，更不愿被卷入中日之間的釣魚島沖突之中。從中長期看，安倍內閣可能更加期待2016年美國共和黨上臺執政、韓國出現與樸槿惠對日政策不同的新總統，以利于繼續推行鷹派的政治右傾化大國路線。從這一視角看，中日關系還可能面臨新的考驗。2009年美國剛渡過金融危機便開始把戰略競爭的對手鎖定為中國，截至2014年上半年，美國對于中國的崛起及中日韓合作的加強，曾明里暗里進行牽制。這成為積極推動中日韓合作和“東亞共同體”的鳩山由紀夫內閣垮臺的重要外部因素。這在客觀上支持了日本右翼勢力的興起，反過來又必然會加深美日之間的歷史觀沖突。從2014年下半年起，奧巴馬政府明顯意識到，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威脅和戰略挑戰并非中國，而是“伊斯蘭國（IS）”和在烏克蘭問題上出手的俄羅斯。因此，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對外戰略有所調整，開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保持對中國壓力的同時，把重點放在穩定同中國的關系上，以利于集中精力對付在中東和歐洲遇到的麻煩。日本媒體特別注意到，2014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華時表示，美國與中國的合作關系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核心”。［6］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安倍內閣也開始隨之調整對中韓兩國的態度，把實現與中韓兩國的首腦會談，作為近期外交目標和迫不得已的策略調整。但2015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訪日、日本首相安倍訪美則表明，美日對華戰略總體上似乎并未改變。

二、自民黨贏得大選與“安倍政治學”的苦惱

2014年11月安倍晉三出席北京APEC峰會之后不久，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約兩年進行大選。同年12月14日，日本第47屆眾議院選舉揭曉。在主要競爭對手比較軟弱，且未做好選舉準備的情況下，自民黨不出預料地再次獲得選舉勝利。12月24日，安倍晉三再度當選日本首相，并表示為改善同中、韓的關系要“積累對話”［7］。然而，由安倍晉三任首相、麻生太郎任副首相的“安麻體制（AA體制）”沒有改變，其基本政策也不會發生多大改變，但遇到的國內外阻力有可能增大。

（一）雖然自民黨贏得大選的勝利，但日本選民對政治右傾化的擔憂上升，安倍內閣成員政治資金丑聞再度曝光從總體上看，在日本眾議院475個議席中，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共獲得了327個議席，維持了眾議院三分之二（317席）以上的多數席位，比選舉前增加1席。但若具體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次選舉結果反映出日本某些選民對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一種抵制。盡管這種抵制還不足以改變自民黨的執政地位或動搖安倍的執政基礎，但不容忽視。首先，從執政黨方面看，自民黨選舉前曾擁有295議席，而選后則減少3議席，為292議席。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態度比較溫和，反對修改憲法，主張日中友好，選舉前為31席，而選舉后則增至35席。這意味著公明黨在聯合執政框架內的發言權略有上升。其次，從在野黨方面看，右翼政黨泡沫化，而日共則議增，從選前的8議席增至選后的21議席。雖然代表海江田萬里因在各地助選而在本選區意外落選，但大選后增加了11議席，從選前的62議席增至73議席，維持了第一大在野黨［8］的地位。岡田克也當選代表后，開始推行“穩健中間”路線，對安倍內閣的修憲路線保持一定距離。從維新黨分裂出去的右翼勢力組建的“次世代”政黨，在選舉前曾擁有18議席，而選后則僅剩2議席。該黨顧問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等一批右翼候選人落選。目前，在日本參議院242個議席中，自民黨占115席，未過半數，還不得不維持和公明黨聯合執政的框架。自民黨與公明黨相加，合計在參議院擁有135席，但仍未達到修改憲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自民黨只有獲得朝野162席以上支其修改憲法法案，才有可能實現修憲目標。在2016年7月之前，日本實際上并不具備修改憲法條件的情況下，“安倍政治學”開始改變策略。即，首先利用自民黨在日本眾議院的多數議席，在2015年8月前通過修改現行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國際和平合作法（PKO協力法）、船舶檢查法等一系列法律，在修改憲法之前，實現自衛隊“集體自衛權”法制化。日本將從此徹底放棄戰后以來的“專守防衛”政策，在未受到攻擊時也會以某種借口參與國際軍事行動。除了向美軍提供提供彈藥外，還會為其他所謂關系密切的國家行使“集體自衛權”。對于擁有眾議院多數議席的自民黨來說，“安倍政治學”的上述目標本來并不難實現。但是，2015年1月由于安倍晉三訪問埃及時發言不慎而導致兩名日本人質被“伊斯蘭國”（IS）殺害，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日本民眾的擔憂進一步加深。據日本《朝日新聞》2015年3月15日民調結果顯示，反對日本政府放寬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受訪者占52%，贊成者為33%；反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受訪者占44%，贊成者為32%。［9］安倍首相為穩定執政基礎，實現政策目標，采取三項措施：一是分化在野黨，防止與維新黨聯手；二是降低未來參與修憲投票人的年齡限制，從20歲降到18歲；三是責成自民黨副總裁前外相高村正彥與公明黨副代表北側一雄負責執政黨內的相關政策協調，以緩解來自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抵制。然而，安倍能否保持現有支持率，贏得2016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前景不容樂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安倍內閣成員的政治資金丑聞可能再度曝光。2014年10月27日一天內，時任經濟產業大臣的小淵優子和法務大臣松島綠均因涉嫌政治資金丑聞而被迫辭職。同年末大選后安倍再度組閣，但2015年2月23日，安倍內閣農林水產相西川公也因政治資金丑聞曝光而被迫辭職。此外，據日本媒體披露，安倍內閣副首相麻生太郎、環境大臣望月義夫、法務大臣上川陽子、文科大臣下村博文等人相繼涉嫌存在政治資金違規行為。如果這些被確認屬實，安倍作為首相在用人失誤方面將難辭其咎，屆時必將受到日本在野黨和媒體的追究。

（二）在國內政治方面，安倍內閣很可能分兩步走，進一步突破戰后禁區，實現修改日本憲法的目標第一步是以暫緩修憲換取公明黨在2015年通常國會審議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法案的過程中，與自民黨保持一致，一舉通過自衛隊法等一系列相關法案的修改。第二步是安倍爭取在2015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連選連任，全力以赴爭取贏得2016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以利在2018年安倍任期屆滿之前實現修憲目標。今后的問題在于，安倍內閣的右傾化政策與日本社會出現的“脫右傾化”民意基礎的變化勢必發生更加明顯的矛盾。這種矛盾很可能在2016年日本參議院選舉前進一步加深，從而影響參議院選舉結果。2015年是日本戰敗投降70周年，日本國內圍繞歷史認知、戰后秩序、修改憲法、“集體自衛權”等問題的爭論，可能更加激烈。據《朝日新聞》2015年2月1日發表的日本民意調查顯示：贊成或比較贊成修改憲法的日本選民占33%，其中贊成修改憲法第9條的占31%，贊成修改第96條（把國會修憲必要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改為過半數）的占24%。在463名新當選的眾議員中，84%贊成或比較贊成修改憲法，其中27%贊成修改憲法第96條，19%贊成修改第9條。［10］“安倍政治學”的戰略目標是修改戰后《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建立可以向海外派遣的“國防軍”。實現這一政治目標，最關鍵的是安倍必須率領自民黨在2016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大勝，即贏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議席，或者確保朝野各黨支持修憲的參議員超過參議院總數的三分之二（162席）。這樣，在國會通過修憲法案或新憲法草案后，日本即可舉行修改憲法的“國民投票”。如果自民黨能如愿以償，屆時有可能不惜與公明黨決裂也要強行推進修憲目標的實現。因此，未來日本選民是否能對政治右傾化大聲說“不”，將決定2016年參議院選舉的結果。今后，如果日本選民進一步覺醒，其政治平衡感將發揮作用，便可能阻止日本眾參兩院形成自民黨一黨獨大局面。如果2016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果造成執政的自民黨不過半數，日本國會將再度出現“扭曲”現象，安倍推動修憲也會受到較大牽制。

（三）安倍首相戰后70周年發表什么樣的談話，涉及日方是否遵守國際承諾，將直接影響中日、韓日關系日本并無每逢10年首相必須就歷史問題發表一次談話的慣例。安倍決定在戰后70周年發表首相談話，本意是企圖以此取代1995年戰后50周年時村山富市首相發表的談話，為日本的歷史觀、戰爭觀重新定下基調。戰后迄今，70年來日本國會通過了許多決議，但是從未通過一項對近代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表示道歉的國會決議。這說明，在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上，日本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日本領導人的談話則可能因人而異。其背后是戰后以來，特別是冷戰后日本兩種歷史觀斗爭的延續。1995年村山談話的背景是當年村山內閣原想推動日本國會通過一項承認侵略歷史的“不戰決議”。但是，當時自民黨212名國會議員為阻止通過“不戰決議”成立了“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宣稱“不能忘記期待日本自存自衛與亞洲和平而獻出寶貴生命的200多萬戰歿者”，“決不允許通過將使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給后代留下禍根的國會決議”。［11］安倍晉三當時擔任該組織的事務局長，堅決反對通過承認侵略歷史的“不戰決議”。結果，1995年6月9日，這一“不戰決議”被改為“以史為訓重表和平決心的決議”，只表示：“念及世界近代史上有許多殖民地統治和侵略性行為，認識到我國過去所作的這種行為和給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12］盡管如此，該決議在日本眾議院表決不過半數而未能在參議院審議通過。正因如此，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只好通過首相談話方式，表達自己的歷史認識。村山認為，日本為成為亞洲信賴的國家必須考慮如何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當時的村山內閣是社民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責成時任外務省外交政策審議室長谷野作太郎（其后任日本駐華大使）起草談話。村山首相決心已定，如果遇到有些閣僚不同意其講話，他寧肯辭職。為使談話得以通過，村山首相事先通過官房長官給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通電話說明，并獲得同意。［13］在內閣成員無人反對的情況下，1995年8月15日，村山發表了戰后50周年談話表示：“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古話說：‘杖莫如信’。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我謹向國內外表明下一句作為我的誓言：信義就是我施政的根本。”［14］這一“村山談話”，從橋本龍太郎內閣起得到其后歷屆日本首相的沿襲。雖然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頑固堅持參拜靖國國神社，但2005年發表戰后60周年首相談話時則繼承了“村山談話”的基本原則和內容。不僅如此，1998年11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訪日時，中日發表第三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聯合宣言》。日方在其中明確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95年8月15日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痛感由于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15］另外，正因為有了1995年村山談話，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日時才能同小淵會三首相發表《日韓伙伴關系宣言》，日方在宣言中首次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并表示痛切的反省。這說明當時的小淵惠三內閣及外務省官員都認同“村山談話”。2008年5月，國家主席訪日期間，與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簽署發表的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進一步確認繼續恪守三個文件的各項原則，從而使“村山談話”更加深入人心，成為日本政府的國際承諾。從這一點來看，戰后70年的安倍談話如何表述，也會直接影響日本的國際信譽，以及日本同中國、韓國的關系。然而，日本右翼勢力則一直攻擊“村山談話”，竭力抹殺。例如，安倍晉三2007年任命的日本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TOSHIOTAMOGAMI）曾著書稱：“日本迄今一直囿于自虐史觀的村山談話。左翼首相過去發表的談話沒有任何約束力。”他反對“村山談話”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他2008年10月由于發表了和“村山談話”精神不符的文章而被防衛大臣濱田靖一解職。田母神俊雄公開宣稱，如果根據“村山談話”教育自衛隊，自衛隊員在需要打仗時如果想到這像過去侵略別國一樣，就不能打勝仗，所以“村山談話的存在明顯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就是這個田母神俊雄，還宣稱“創始改名并非日本強迫”；“朝鮮因日韓合并而獲得恩惠”；“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等。［16］（36，38，48）這種“妄言”可以追溯到1953年10月22日日本與韓國談判的首席代表久保田貫一郎（KANYITIROKUBOTA）的看法。久保田（KUBOTA）當時稱：“日本在朝鮮修筑鐵路、港口，營造農民農地，大藏省最多的年份要拿出2000萬日元。這些同主張償還的韓國方面的政治上的索賠權不是正好相抵嗎？”［17］這令韓方感到憤怒，結果導致韓日談判被迫中斷4年半。直到現在，上述看法在日本右翼勢力當中仍然根深蒂固。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曾受制于“村山談話”，因而內心早想修改“村山談話”，盡量回避承認“侵略”、“殖民統治”的歷史，重點突出日本戰后作為和平國家的發展和貢獻，宣揚推行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戰后70周年，對安倍來說似乎是個機會，但實際上他正面臨內外各種質疑，處于十分糾結的境地。安倍2006年第一次當選日本首相時曾表示繼承“村山談話”，但2012年第二次執政后則發生變化和反復。2015年1月，安倍首相曾表示：“無論村山談話、小泉談話，作為整體繼承政府內閣決定的談話。”但是，對是否具體繼承村山談話中最后關鍵的“殖民統治與侵略”、“痛切反省”、“由衷道歉”，安倍則態度消極。看到這種傾向危險性的日本龍谷大學（RYUKOKUUNIVERSITY）教授田中宏（HIROSITANAKA）等日本有識之士，于2013年11月成立起“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號召民眾抵制安倍的倒行逆施。然而，安倍內閣仍我行我素。2015年3月20日，安倍內閣就“村山談話”作出答辯稱：“‘殖民統治’及‘侵略’的定義有各種議論，回答是困難的”；“關于‘侵略’，安倍內閣2013年5月內閣定決定的答辯書稱‘關于國際法上侵略的定義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不認為有確立起來的定義。’”［18］言外之意，安倍內閣仍不愿意承認侵略和殖民統治的事實。所謂“有各種議論”，其實質是以日本右翼勢力的錯誤議論把水攪渾，以此來否定“村山談話”對日本侵略歷史的認定。其做法與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手段如出一轍。這將直接違反日方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的承諾，以及韓日之間達成的諒解，進一步損害日本同中、韓的關系。

（四）日本對歷史的反省不應僅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與日本接受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不吻合，除非日本重申嚴格遵守上述國際承諾安倍首相在2015年2月施政演說中表示，對過去那場大戰表示反省，既未提及戰爭的性質也未表示繼續遵守《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這顯然是不夠的。2015年3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日期間，應《朝日新聞》邀請發表演講，把二戰結束定位為德國的“解放”，與納粹德國徹底決裂，并指出歐洲的發展有賴于法德和解。這是德國領導人在戰后70周年間接地向安倍首相發出的忠告。美國也對安倍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擔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表示，“日本對亞洲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是歷史事實，在政治的世界，反省過去的基礎上展望未來是重要的。”［19］日本“21世紀構想懇談會”首席委員、國際大學校長北岡伸一（SHINICHIKITAOKA）也表示，“希望安倍能說進行過侵略”。北岡認為：“作為日本總體，侵略過，進行過惡劣的戰爭，殺了許多中國人，應誠懇地表示道歉。如果去問歷史研究者，99%都會這么說。”［20］該懇談會2015年7月將提出咨詢報告，但不負責起草安倍談話，也不可能保證完全繼承“村山談話”。關于歷史認知問題，中國外長2015年3月答記者問時表示，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后不應該輸掉良知［21］。如果安倍首相真正希望了斷歷史，和中、韓建立相互信賴關系，戰后70周年談話可以比村山談話更進一步。因為上次大戰日本所犯下的國策錯誤與120年前伊藤博文內閣發動的甲午戰爭等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直接相關。2015年是甲午戰爭后不平等的《馬關條約》120周年、《日韓合并條約》105周年。如果日本首相能就甲午戰爭以來的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表示深刻反省，并向亞洲鄰國表示道歉，將產生積極的重要影響。2015年還是《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70周年。因此，日本企圖借聯合國成立70周年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如果安倍內閣不表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的立場，將難以贏得國際社會信賴。

三、中日韓關系既有改善機遇也將面臨新的考驗

安倍在2014年12月24日再度當選日本首相后組建新內閣，基本上將維持原有的內外政策，但也會根據形勢變化和需要做出調整。中韓兩國都希望日本能在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的基礎上，共同開創中日韓三國的未來，關鍵在日方。

（一）在外交方面，安倍面臨同中國、韓國改善關系的機遇，但其政治右傾化的本質或許難以根本改變2015年，日本將再度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推行針對中國的所謂“地球儀外交”。在北京APEC前夕的2014年11月7日，日本國安局長谷內正太郎訪華，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褫達成中日關系四項原則共識。其中包括兩國就釣魚島及東海建立危機管理機制進行對話。中方希望日方恪守雙方達成的四項原則共識，推動兩國關系的改善，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安倍晉三首相與主席的會晤。但是，安倍首相不愿就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明確表態，表明其不愿被中方束縛，而要給自己留下較大回旋余地。在戰后70周年，一旦安倍首相的言行再度有違中日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中日政治關系還可能出現反復。2015年安倍內閣重點利用日韓建交50周年，松動日韓關系，然后再對中國形成壓力。但是，開創未來日韓關系的關鍵是解決“慰安婦”問題。過去遭受欺凌的一些韓國女性，現年事已高。她們心底一生的怨憤帶有一種絕望感。而日本右翼政客卻公然否認“慰安婦”具有強制性，稱其為“商業行為”。這種毫無反省的態度，對韓國受害者再度造成精神傷害，必然激起韓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不滿。

（二）中國的對日政策方針未變，戰后70周年紀念活動并非針對日本人民，而是為維護持久和平2014年12月13日，中國首次舉行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中國國家主席在公祭儀式上發表講話指出，舉行國家公祭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而不是要延續仇恨。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代友好下去，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強調：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我們不應因一個民族中有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發起侵略戰爭就仇視這個民族，戰爭的罪責在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們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侵略者所犯下的嚴重罪行。一切美化侵略戰爭性質的言論，不論說了多少遍，不論說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對人類和平和正義的危害。對這些錯誤言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必須高度警惕、堅決反對。［22］2015年3月15日，中國總理在回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提問時表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中國，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要開展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目的是要牢記這一慘痛的歷史悲劇，不能讓歷史再重演，要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及一系列國際法，以維護人類持久和平。當前，中日關系的確比較困難，根子還是在于對那場戰爭、對歷史的認識和能否始終保持正確的認識。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就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對于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侵略戰爭，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最終日本民眾也是受害者。在今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我認為對中日關系既是檢驗，也是機遇。如果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并且保持一貫，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就有新的契機，也自然會給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三）改善中日、日韓民間感情的關鍵在于中日、韓日政治關系的改善從中日兩國民眾彼此印象變化的一般規律看，中日政治關系的變化與民眾感情的變化呈現正相關關系。即，政治關系越惡化，兩國民眾彼此印象就越不好；而政治關系越改善，兩國民眾的印象也會隨之趨于改善。相比之下，中國民眾對日本印象變化所反映出來的這種傾向更為明顯，而日本民眾對中國印象產生變化的原因則更為復雜。其中包括“中國軍事威脅論”、“外交強硬論”、“經濟崩潰論”、“政治獨裁論”、“食品安全威脅論”、“大氣污染威脅論”等等。這些復雜的因素混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在日本的形象，而一旦形成負面印象便不易改變。加之日元兌人民幣貶值，結果導致2012年以來日本來華人員明顯減少。盡管中國赴日旅游者明顯增加，但2013年中日人員往來則比上年減少了14%，從2012年的548萬人次回落到471萬人次。類似現象也發生在韓日兩國之間。中日人文交流面臨新的復雜因素和困難。例如，戰后日本年輕一代對近代歷史缺乏學習和了解，容易受國內右翼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另外，日本官方對中日人文交流的控制和利用力度在加大，重點在于改變中國青少年對日本的看法，而日本一些媒體則往往把中國的歷史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說成是“反日教育”。因此，中國在改善兩國民間感情方面還需作出更多努力。二戰后，日本國接受了《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根據《日本國憲法》，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不斷擴大，但遺憾的是近年來卻出現嚴重倒退。有些分析認為，這是迅速崛起的中國與謀求成為“普通國家”的日本之間的矛盾。這種判斷只不過是從“權力轉移理論”出發觀察中日關系，而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并不了解問題產生的根源。當前中日、韓日圍繞歷史認知的矛盾，實質上是中日韓三國愛好和平、主張友好的人民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觀、戰爭觀之間的矛盾。戰后70年來，中國對日本寬容與和解，是法國對德國態度所不能比擬的。例如，中國人收養了許多日本人的戰后遺孤，并送回日本。中國政府為中日兩國的友誼而放棄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造成問題的關鍵在于，日本某些當政者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遠不如德國，一再超越良知底線，對歷史上的受害者反復造成精神傷害。值得關注的是，除了政治選舉之外，日本民眾民是不能左右日本政治的，更不能決定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旦政權落入右翼勢力之手，日本的國策就會發生偏差，中日、日韓政治關系就必然發生危機，從而又會影響民眾的感情。歷史證明，這種右傾化政策長期化、極端化，就會像一輛急速滑向懸崖的車子，而日本國民則是這輛車上的犧牲品。除非日本國內外形勢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更張。

（四）中日、韓日之間的歷史觀沖突，主要是由于某些日本領導人錯誤歷史觀、戰爭觀指導下的言行造成的，有著深刻的歷史、地域、家族背景因素安倍晉三等日本領導人既沒有受過正確的歷史教育與學習，又缺乏與鄰國民眾就歷史問題交流的機會，而是從小受到自己特定家族、身邊環境的熏陶和影響，是在右翼史觀染缸中浸泡出來的。他們出生在日本特殊的家庭和故鄉，年輕時一直加入的是日本政界右翼團體。例如，安倍晉三的故鄉是有史以來誕生日本首相最多的山口縣（長州藩），他是山口縣誕生的第八位日本首相。在不同歷史時期，山口縣出身的日本首相參與了發動侵略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戰爭。例如，伊藤博文（HIROBUMIITO）、山縣有朋（ARITOMOYAMAGATA）等人。東條英機內閣成員、甲級戰犯嫌疑犯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在自民黨內安倍晉三最大的政治后臺、前首相森喜朗曾宣稱日本是“神之國”，任文部大臣時積極推動修改日本教科書。其父森喜茂（YOSHISHIGERUMORI）1937年曾作為日軍小隊長參與攻占南京。［24］日本右翼頭目田母神俊雄借助其所謂“證言”，否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歷史事實。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源頭是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于1592年、1597年動員薩摩藩（鹿兒島）軍事力量入侵朝鮮半島，其目標是侵吞中國，但以失敗告終。1609年薩摩藩首次入侵琉球國，從此不斷向琉球國滲透，最終于1879年將琉球吞并。這期間，繼承了豐臣秀吉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擴張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是1830年生于長州藩的吉田松陰。其核心思想之一是推崇天皇，對外擴張。吉田松陰創辦的“松下村塾”講解兵法謀略。發起明治維新及發動甲午戰爭的一些骨干受其影響。例如，其后成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乃木希典等日本明治時期的將領也是吉田松陰的崇拜者。安倍晉三對故鄉長州藩（山口縣）的歷史人物充滿崇拜之情，而缺乏批判性分析，是其偏狹而扭曲的歷史觀產生的根源之一。安倍晉三與其父安倍晉太郎的名字中之所以有一個“晉”字，是由于吉田松陰創辦的“松下村塾”的有名弟子高杉晉作是安倍家族十分崇敬的人。今年2月，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說中還引用吉田松陰（SYAOYINYOSHIDA）的“知與行合二為一”陽明學之說，強調“在國會追求的不只是應對批判，而是‘行動’。”［25］日本媒體認為，安倍贊美吉田松陰的“行動”，實在危險。［26］吉田松陰的弟子伊藤博文執政期間曾發動甲午戰爭，竊占釣魚島，迫使清政府簽署不平等的《馬關條約》，殖民統治臺灣，完成吞并朝鮮半島。1909年于中國的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義士安重根擊斃。但在安倍看來，伊藤博文是偉人和“長州五杰”之一［27］（60），而安重根則是“罪人”。這種日本首相對歷史人物評價所反映出的歷史觀，必然影響日本同中、韓的關系。

（五）中日韓歷史觀矛盾并非文化宗教矛盾而是大是大非問題安倍首相不僅尚未承認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反而直接或間接參拜靖國神社，把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爭亡靈奉為所謂“英靈”，表示崇敬，甚至向其匯報執政的歷程。［27］（230）這不能不引起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擔憂。靖國神社曾經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和精神支柱，隸屬日本軍部管轄。二戰后，雖然其名義上改為民間宗教設施，但其宣揚的戰爭觀和歷史觀沒有改變。日本右翼勢力就是企圖通過日本領導人參拜，重新恢復靖國神社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功能。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實質上就是徹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東京審判的結果，挑戰和顛覆戰后東亞國際秩序。這必然導致中日關系發生危機。日本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所謂日本文化宗教認為“人亡不究魂之過”，“人亡結成佛”，所以靖國神社供奉的亡靈沒有罪過了，可以參拜，中韓不必反對。其實，這并不是日本傳統神道教的概念，而與靖國神社建立后日本推崇國家神道的思想體系有關。日本傳統神道信奉自然神，對人的亡靈是有善惡之分的。例如，善神（NIGIMIKUMA）、惡神（ARAMIKUMA）、和魂（NIGIMITAMA）、荒魂（ARAMITAMA）是日本傳統神道原有的基本概念。［28］對善神與和魂要慰靈，對惡神與荒魂則要鎮魂。靖國神社供奉的是為天皇效忠、歷次對外侵略戰爭中的所謂“英靈”，日本領導人前往參拜、慰靈是一種有明顯價值判斷和政治目的行為。一些反戰日本人的亡靈是不可能供奉到靖國神社的。因此，所謂“人亡不究魂之過”，“人亡結成佛”的說法難以掩蓋靖國神社在歷史上是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實質。［29］在2014年12月大選期間，日本“次世代”黨的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講時宣稱，歷史上正因為天皇去參拜靖國神社，士兵才勇敢走上戰場“保衛日本”，今天如果日本領導人不去參拜，以后有誰來“保衛日本”呢？這一語道破了日本右翼鼓吹參拜靖國神社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為了日本再次發動戰爭，重新把靖國神社作為日本的戰爭軟實力。這不僅會遭到亞洲鄰國反對，也會遭到日本人民唾棄。

（六）中日、韓日矛盾并非權力之爭，而是兩種戰后國際秩序觀的較量2015年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成為和平國家70周年。《波茨坦公告》是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基礎，日本政府必須遵守。其中第六條規定：“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須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第十條規定：“對于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于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30］《開羅宣言》規定了朝鮮自由獨立。2015年是韓國光復70周年。二戰后韓國光復最初的國際法淵源有賴于《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對于沒有參與《舊金山和約》的中、韓兩國來說，東亞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礎，只能是《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然而，安倍首相的政治目標似乎就是要打破這種戰后國際秩序。日本政府一些人也企圖以《舊金山和約》取代《波茨坦公告》，作為戰后東亞秩序的依據，這在日本同亞洲鄰國之間是行不通的，甚至是危險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一些人就以《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為由，主張日本放棄了對臺灣的統治，沒有資格表示臺灣是否歸還中國，實際上是制造“臺灣歸屬未定論”。這種無視《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規定的主張，必然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如今，日本政府又以《舊金山和約》第三條規定美國托管琉球諸島強調，其中包括釣魚島，并把這作為日本擁有這些島嶼的法律依據。其實，其中連沖之鳥都列舉了，卻根本沒有列出釣魚島或“尖閣諸島”，客觀上看，事實上等于將這些島嶼排除在外。1951年9月18日，時任中國外長便發表聲明重申，“舊金山對日和約由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訂，中國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不能承認的。”［31］這對于俄羅斯、朝鮮半島來說，也同樣如此。1972年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已經確認，日本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即遵守《開羅宣言》，把從中國竊占的領土，例如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只不過在1895年1月甲午戰爭中曾被日本竊占，當屬歸還之列。

（七）中日兩國不同的戰略方向反映出當今世界兩股相互對立的潮流，安倍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令人擔憂從世界潮流看，中國和日本在亞洲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甚至對立的傾向。一是中國積極參與的“和平的多邊主義”；二是日本安倍內閣熱衷加入的“暴力的多邊主義”。執政以來，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結伴不結盟”，實現了國際關系的伙伴化。這代表著以和平發展為宗旨的“和平的多邊主義”潮流。然而，安倍內閣則對此態度消極，熱衷的是“暴力的多邊主義”。例如，安倍內閣正竭力擺脫現行憲法制約，行使與美國及其他國家聯合作戰的“集體自衛權”；廢除“禁止出口武器三原則”，展開軍品出口和國際武器研發合作；把政府開發援助（ODA）用于武器裝備出口，通過出口巡邏艇支持菲律賓、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同中國抗衡，在東海、南海制造和渲染“中國威脅論”，以利聯手遏制中國；以日美同盟為中心，加強同北約成員國、澳大利亞等“準盟國”關系；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也將被修改為日本在全球對美國提供軍事支援。冷戰后25年來的歷史證明，當今世界，和平的多邊主義占上風的地區相對穩定、繁榮；而暴力的多邊主義橫行的地區則戰亂、貧困。未來東北亞的和平發展必須順應“和平的多邊主義”潮流，防止“暴力的多邊主義”禍水從歐洲、中東泛濫到亞洲。安倍推行的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講，實質上正是日本參與“暴力的多邊主義”的一種掩人耳目的托詞。2013年9月25日，安倍首相發表了題為《成為積極的和平主義國家》的演講。安倍在其中露骨地指出，日本推進“積極的和平主義”之所以要增加防衛費，就是因為鄰國是擁有“軍事支出至少為日本2倍、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國家。該國的軍費開支本來就既不透明，從1989年以來還每年增長10%以上，并持續了20年。而我的政府防衛預算只增加了0.8%。因此，如果大家想稱我為右翼軍國主義就敬請那么稱呼吧。”［27］（26）日本財政困難限制了防衛費增加是事實。但是，安倍這種傲慢的態度和明確宣布增加防衛費是針對中國的日本首相，戰后以來還是第一位。其實質是，在“積極地為地區和世界和平做貢獻”的旗號下，使日本成為可在國際上使用軍事力量的國家。這增加了未來日本針對中國直接或間接使用軍事力量的潛在危險性。2014年9月安倍首相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對日本來說是機遇而不是威脅，但在安全保障領域則渲染“中國威脅論”，謀求突破憲法制約。安倍內閣無論是制定新的防衛計劃大綱，推進為期五年的軍事裝備計劃，還是修改“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謀求解禁集體自衛權，都具有針對中國的一面。“安倍政治學”給世人帶來很大問號：未來日本是否能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日本是與鄰為伴還是與鄰為敵？日本自民黨制定的新憲法草案包括建立“國防軍”，為所謂保衛日本國民的生命和自由可以向海外派兵。安倍首相在解釋為何要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談話中，列舉了日本僑民可能受襲，以及盟友受到攻擊的場景。必須指出的是，早在1902年締結的日英同盟條約中也曾規定，為在中國和韓國保衛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可進行聯合干預。日本近代幾乎所有侵略行為，大都是以保護本國僑民為借口。其中包括120年前日本在朝鮮半島針對中國發動的甲午戰爭。當時，日本曾通過外交游說而獲得美英的默許或支持，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又仰仗日英同盟獲得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接下來，就是日本肆無忌憚地強行吞并朝鮮半島并對中國大陸發動侵略戰爭，直至日本戰敗投降。

四、結論

從日本明治天皇甲午戰爭的宣戰詔書，到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都曾打出過所謂為了“和平”的旗號。在迎來戰后70周年的時刻，國際社會希望日本永遠不要重蹈歷史覆轍。然而，安倍首相提出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顯然不能減少世人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擔憂。2015年4月日本審定出版的初中教科書和日本《外交藍皮書》，在歷史與領土問題上，都顯示出“安倍政治學”與中、韓兩國對抗的姿態。這必然引起中日、韓日的政治關系欲進又退。與日本未來走向直接相關的是，日本如何處理同鄰國的領土矛盾。2014年4月，在日方誘導和美國鷹派配合下，奧巴馬總統訪日期間作為美國總統首次表示，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損害，遭到中方反對。2015年，日方又將進一步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推進美日軍事一體化，在釣魚島問題上威懾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威懾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制約中國。戰后70年，日本結盟美國而沒有對外發動戰爭，根本原因是日美同盟受制于日本戰后的和平憲法。然而，未來面臨的問題是，一旦日本國現行憲法被顛覆，日本會否再度利用軍事同盟對中國和朝鮮半島造成威脅。這必然引起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對中韓日關系來說，美國對東亞政策及中美關系如何發展，仍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中韓兩國只要把日本右翼當政者與愛好和平的一般日本民眾相區別，就能夠既對日本政治右傾化表明原則立場又能保持同日本各界的務實合作，從長遠角度推動中韓日關系的發展。

作者：劉江永單位：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