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工程教育的影響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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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工程教育在中國的出現,是從移植西方工業化社會的教育模式開始的。這是中國現代化性質所決定的,作為后發外源型現代化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全球擴張的背景下,受外力逼迫而展開的。正如陶行知所言,“中國自道光、咸豐以來,與外人交接,總是失敗。自己之弱點,逐漸揭破;外人之優點,逐漸發見。再進而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強。見人以外交強,故設同文館;見人以海軍強,故設水師船政學堂;見人以制造強,故設機器學堂;見人以陸軍強,故設武備學堂;見人以科學強,故設實學館……”[1]因此,百年來包括工程教育在內的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歷程,外來影響構成了重要的特征,被稱為“歐洲大學的凱旋”(許美德)。歷史不僅要宏大敘事,還需具體而微。基于政治、經濟和傳統文化的差異,具體到每所大學而言,模仿學習的對象不盡相同;具體到工程教育而言,美、德、法、英等工業化先進國家的工程教育辦學模式,都曾深刻影響早期的中國工程教育發展。其中美國的影響尤為重大,在眾多受美國影響的大學中,清華大學無疑是具有典型意義的標志性個案。早期清華大學工程教育的發展與麻省理工學院(MIT)有著深刻的關聯,本文以MIT與清華工程教育發展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為切入點,研究在近代中國大學成長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發展中,美國的影響究竟體現在何處?成效得失如何?而美國模式導入中國大學之后,又是如何在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和知識語境中形塑出中國現代大學?這一探究的意義不僅對于清華大學的發展,而且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思想資源。
一、1920年代清華辦學方針的調整:由“人文”向“理工”
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系由美國退還超收庚款創辦,是在中國教育系統之外的一所新制留美預備學校。學校初建時追求的目標是“把美國的學校整個兒搬到清華園來”,從組織結構到課程、教學法等都是亦步亦趨地模仿美國。以至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參觀清華以后說:“清華學校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了的大學校”[2]。1920年代初,是清華辦學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清華學校的發展前途問題為校內外人士所關注,是維持現狀還是改辦大學、如何辦大學、辦何種類型的大學等問題首先在校內引起討論。1923年7月,時任校長的曹允祥聘請張彭春擔任教務長,張彭春系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對課程及教學理論頗有造詣。張彭春開始著手對清華的學制和課程進行改革。這被認為是清華體制改革的轉折點,清華的新課程改革體現了實用化的趨勢。[3]1925年清華學校開始籌備大學部,1926年外交部批準大學籌備委員會提出的《清華大學工作及組織綱要(草案)》和《北京清華學校大學部暫行章程》,自此清華學校分為大學部、留美預備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大學部設普通科、專門科兩級。普通科為大學前二至三年,以“使學生知中國之以往與世界之現狀,籍以明了中國在此過渡時代之意義,并鼓勵學生使為擇業之考慮為宗旨”;專門科為大學后二年(或數年),目標是“為已選就終身職業或學科之學生作專精之預備而設”。[4]同年4月26日,經學校第一次評議會議決定設立17個學系,工程系正式成立并成為先行設立專修課程的11個系之一。
對于改制的清華教育目的和方針,1925年9月梁啟超在《清華周刊》發表了《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一文,闡述對清華大學部前途和辦學方針的思想:“一國之學問獨立,須全國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望清華獨占。但為事勢便利計,吾希望清華最少以下列三種學問之獨立自任:一、自然科學———尤注重者生物學與礦物學;二、工學;三、史學與考古學”。并且他認為,“前二項由學校經濟觀察,清華有完全設備制可能,故可將設備費較簡之學科讓諸他校,而清華任其最繁難者”。清華建設美好未來的重任就落在回國同學的肩上,“今之清華,漸已為本校畢業回國同學所支配;今后此種趨勢,當益加強烈,此無庸為諱者……吾儕對于此種趨勢,不惟不反對,且熱烈歡迎焉。質而言之,則清華前途之使命。由現在在校及留學同學所負者十而八九也”。[5]梁啟超在清華前后4年許,雖未擔任行政要職,但在學生和教職員中威望甚隆[6]。雖尚未發現有關史料證明清華當局采納他的建議,但清華后來的發展卻驗證了這位歷史學家的預想。大學部成立兩年后的1927年12月,曾任大學部籌備委員會委員的教務長梅貽琦發表《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他對于清華辦學的指導方針是這樣表述的,“清華大學之教育方針,概括言之,可謂為造就專門人才,以供社會建設之用”。對于新設立的工程系辦學,他提出:“今日社會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貴乎有專技之長,而以普通工程訓練為最有用。是以本校設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為原則。”[7]這一辦學方針,顯然是受美國工程教育的影響。《清華周刊》刊載《清華的工科》一文,分析工程系辦學方針的來源,“甲:中國的需要;乙:補他校的缺點;丙:美國有普通科;丁:學生出路問題”。[8]清華開辦工科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就是在師資方面。1920年代前后,庚款留美學生陸續回國,在動蕩的政治局勢下,加之經濟發展落后,對于掌握先進國家工程技術的人才需求有限。盡管外交部、教育部制定有相應的清華留美畢業生回國安置辦法和措施,但是生活相對安定、能發揮專業特長的大學成為多數人的首選。截至1925年為止,清華留美歸國學生約620人,就業分布在教育界的占33•7(8)%,工程實業界占15•8%,政界占14•28%,商界占11•09%,醫界占2•24%,新聞界占0•96%,軍界占0•64%,其他各界占1•7%,無職業的占4•66%。很多人首選服務母校作為安身立命之所,據統計,1936年全校有教師約210人,其中教授幾乎占一半,他們絕大多數是留美回國的,三分之二以上又是清華的留美生。[9]1908年清政府外務部簽署的《派遣游美學生規程(草案)》中規定:派出的留學生中有80%專修工業技術、農學、機械工程、采礦、物理化學、鐵路工程、建筑、銀行、鐵路管理以及類似學科,另外20%專修法律及政治學。早期直接選派留美學生時,大多符合此比例。通過1910年庚款留學第二次考試赴美的竺可楨回憶:“我們這批七十人中,學自然科學、工、農的最多,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僅我們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學生中學工農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10]據馬祖圣的統計,截至1929年,清華(包括“史前期”)共向美國派遣約1300位留學生。早期直接選派留學美國的學生,選學的專業大多符合章程規定(參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歷年留美的學生選學工科的占絕大多數。根據1933年清華同學錄的統計,從1909年到1932年,工科同學共計481人,加上1933、1934年土木系兩個班畢業的學生52人,總數533人,其中大約450人曾赴美留學。[11]留美學生主要集中在美國東部、中部各州的名校,以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為最多(參見表2)。就清華新成立的工程系師資組成來看,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土木工程學專業的周永德擔任系主任,其所聘教授均為留美學生,并以有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經歷者為主體(參見表3)。這些回到母校任教的留美學生積極參與校政,逐漸成為推動清華辦學方針轉向的重要力量。1913年夏天發起成立的清華同學會,宗旨為振作校風、聯絡情誼。1920年冬又成立了一個與母校更密切的委員會———清華幸福委員會,委員長是薛桂輪(Colorado,MIT,Harvard等大學留學),其余成員包括梅貽琦、蔡正、張福運、黃鳳華。該會有三大目的:①要將清華變成一個與歐美大學并駕齊驅的大學;②要從清華常年經費中減省一部份,積蓄為大學基本金;③清華董事會要有清華同學會的代表。[12]可以看出,同學會甫一成立就表現出要參與校政、維護母校利益、影響母校發展的姿態,成為決定清華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民國初年軍閥政治勢力侵入校園的復雜情勢下,同學會的參與,起到了很好的制約作用。而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有工科留學的背景,這些都是影響清華辦學方向的潛在因素。
二、清華工學院創辦時期辦學理念及其來源
工程系成立之后,其發展卻一波三折。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控制了北京,8月17日,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推行新的辦學方針和理念,工程系一度遭遇裁撤后又恢復的風波。[13]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準行政院頒布新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正式批準清華大學本科設立文理法三學院,停辦市政工程系,工程系專辦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由盧恩緒擔任,暫附屬于理學院。土木工程系按照專業方向分為兩組:①鐵路及道路工程組;②水利及衛生工程組。當年學生已近百人,占全校(大學本部)總人數的五分之一。由于清華有著穩定的資金來源,當時的工程系設備、師資較之國內其他工科院校已逐漸取得優勢。1929年1月該系教師莊秉鈞曾撰文詳細介紹工程系設施設備狀況,在文中他不無自豪地說,“(清華)較之國內著名之各工科大學如南洋,北洋唐山,及中央大學學院,均無遜色,是清華設備雖不能與美國之麻省理工及康奈爾、英國之曼卻斯特及德國之古廷根大學可比,亦國內各大學中之少有者矣”。[14]可以看出,從設施設備上清華雖后起,但在國內工科院校中已占優。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為加強國防和推進工業化國家建設,實行注重實科的教育政策。而大規模的國民經濟建設,也為工程技術人才提供了廣闊的就業前景。選擇工程專業學習的學生日益增長。各大學紛紛增設工程專業,原有工程專業的學校也都在增設專業,擴招人數。對于清華大學而言,附設于理學院的工程系遇到制約其發展的制度瓶頸。20世紀30年代是清華大學大發展的時期,教育部1929年6月批準《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劃大綱》,固定由中基會每年撥付120萬,經費穩定,加之與美國的關系,也易得到國外財團的資助。這一時期的清華大學“大師”不斷涌現、“大樓”大規模擴充,按照《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劃大綱》規定,圖書儀器購置費至少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建筑費至少占百分之十,實際上,這兩項費用基本上都要超出預算。以1931年為例,建筑費就占到百分之二十。由于工程系附設于理學院,“在經費等方面爭不過理學院,幾個系館都局促于校園南隅,規模也較小”。[15]而當時北方幾所較有名氣的工科院校除唐山交大外,辦學都面臨嚴重困難。“而清華經費穩固,讀書適宜,似應設一完美之工學院,以挽救華北工學之厄運。”[16]1931年10月梅貽琦就任校長,工學院建院事宜開始正式啟動。1932年1月工程系學生發起了“改院促進會”,推動學校擴大工程系規模,改系建制為學院。原因是“自建立工程系以來,每年新生,十之三四均進入該系,因之該系同學,日益增多,占全校五分之一強,同學既多,而該系所有教授及設施,遂以附屬理學院不能自由充分發展之故,而感不敷,且該系附屬理學院,畢業為理學士,似乎名有不正也”。[17]1932年1月28日,評議會議決定動用庚款余款,并呈請教育部開辦工學院。隨即成立改院籌備委員會,籌設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開辦費約六七十萬元。6月教育部指令清華大學籌建工學院,當年暑假開始招收新生和插班生。工學院宣告成立。梅貽琦曾說明“成立工學院的理由,一方面是迭奉教育當局明令,特別主張發展理工學科;一方面是應社會的需要”。[18]工學院成立后,梅貽琦親自兼任院長,顧毓琇、莊前鼎、施嘉煬分別擔任電機系、機械系、土木系系主任。工學院如何來辦?就工學院管理層的教育背景來看,梅貽琦等人均于美國接受了工科教育,他們在美國留學的直接經驗,無疑是其開辦工科的理論資源。而三位系主任均為麻省理工畢業生,這就為麻省理工學院辦學模式導入清華大學提供了直接的條件。清華工學院的辦學理念,與美國工科大學一脈相承。兼任工學院院長的梅貽琦,正如潘光旦所言“是一位電機工程專家,同時也是一位自由教育論者”[19]。在工學院成立時,他就提出,“工學院各系的政策,我們應當注重基本知識。訓練不可太狹太專,應當使學生有基本技能,而刻意隨機應用。此類人才,亦就是最近我國工業界所需要的”。[20]發表于1948年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是其工程教育思想的集中展現,他認為,大學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要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而其“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限于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國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業建設的領袖”。
各系科主辦人的辦學理念,同樣體現了通才教育觀。電機系主任顧毓琇認為,學校的教育只是基礎訓練,猶如指南和地圖,不會也不可能教給學生所有的專門知識,“因為專門的農工等等事業,都是千頭萬緒,詳細的部分,學校教育無從教起來,并且教了也未必有益處。等到畢業的時候,這些未來的人才才正式踏進專門事業的境域去。學校教育猶如旅行的指南,加了插圖或是風景片的,而畢業才真正親臨其境。”[21]機械系主任莊前鼎提出“健全的工程師”應具有四項標準:①健全的體格與精神;②健全的學識與經驗;③健全的道德與信守;④健全的思想與行為。“我們所需要的工程師,不單是僅僅一個工程專家,而希望他對于一般的常識,都有相當的認識……我們不能脫離社會來辦工程,所以對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社會學等都要知道一點”。[22]1930年前后是MIT辦學方向的重要轉折期,由創辦時期單純的工程技術學院,逐步向多學科綜合的現代工程大學發展,多學科教育培養科學技術和工業社會的領袖人才,成為MIT秉持的教育理念。MIT第10任院長基利安在回憶錄中說:“MIT一開始就給自己定下了一個教育水準,一個標準大學的水準:它意識到用多學科教育培養管理者和其它專業人才———決不僅是“手藝工匠”———的重要性。MIT為什么能在進入本世紀以前(筆者注:20世紀)就培養出這么多重要的工業界領導人,這也許是一個說明。”[23]從美國工程教育歷史來看,一戰后,工程教育中的專門化訓練逐步為通才教育所替代,“戰后一個引人注目的趨向,就是不要求大學生進行專門化學習。放棄了為把四年制教學計劃擴大成為既全面而又專門化的訓練所作的努力,而傾向于將教學計劃簡化,并特別強調全面訓練。為了培養能全面擔負起技術、管理和行政等職責的工程師,工程院校制訂了全面類型的通才教育式的課程表,這種課程表可用于為數較多的專業,它們為特定的工業或職業打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基礎,而不是打下實用技術的基礎。”[24]對照清華大學早期工程教育的辦學思想,不難看出美國工程教育尤其是MIT的影響。
三、清華工程教育發展早期的教學及課程設置
清華早期工程教育的發展及其辦學模式的形成具有濃厚的MIT特色,查閱該時期相關文獻,并沒有證據表明清華有意識追摹MIT之言行,但是考察其教學及課程設置則處處可見MIT對清華早期工程教育發展的影響。對于工學院成立之后的教學與課程設置,梅貽琦認為,“大學工學院必須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工業的建設靠技術,靠機器,不過他并不單靠這些;沒有財力,沒有原料,機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對于經濟地理、經濟地質,以至于一般的經濟科學要有充分的認識……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當有充分的了解。”[25]課程設置要依照通才培養目標進行,因此,工學院各系一、二年級以通識課為主,主要是工程學基礎課程,三年級主要是本系的基礎理論課,四年級開始分組,學習帶有專門性質的技術課程。對照同時期MIT的課程設置,1932~1933年度的MIT校長報告指出,“人文學科、必要的語言學科和基礎科學,構成了有代表性的學生計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語言和基礎科學方面的學習被認為是廣泛的通才教育中最被強調的一部分。”[26]表4~6為工學院三個系一年級的課程。從表4~6中可看出,全部課程中,屬于本系的課程僅占總學分的41•5%,即使加上全部選修學分,總共也只占50•5%,其中屬于本組的技術課程則占全部課程的15•7%,加上選修學分也只占到24•7%。當我們選取同期北洋大學一年級課程設置與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相比就可以看出差別。北洋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但是可以看出專業教育的色彩濃厚,學生入學后即開始學習的主要是普通自然科學理論基礎課和一般工程技術理論課。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學生對專業的興趣進行分系分專業教學。而清華大學一年級課程基本相同,但既有上述基礎課程又有國文和經濟類課程。而三個系在課程上互有交叉,正如土木系主任施嘉煬所言,“在現代講究分工的時候,土木工程,絕不能離開其它工程而獨立……總之,各種工程的知識技術,須互相聯絡,方能收到增加生產,完成建造之效。故學土木工程的人,也要對其他工程有相當的認識。”[27]在選擇教材方面,清華工科均以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和密執安大學為藍本。[28]以1937年土木工程系所用教材為例,除了自編講義,外文教材占95%以上,其中的“自編講義”、“本系特編講義”,以及“各項參考書”也多為外文書籍或從西方著名工程刊物上摘錄編譯。1934年何炳棣就讀清華時,定性分析教材使用的即麻省理工教授A.A.Noyes的課本。[29]在教師組成上,主要是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主體的留美學生,1937年前任職教授的26人中有14名麻省理工畢業生(參見表8)。
眾多麻省理工學院畢業歸國的留學生不僅帶來了MIT的辦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同時也擁有與MIT聯系交流的豐富的人脈資源。工學院成立之后的1935年,在電機系教授李郁榮推介和具體聯系下,清華大學正式聘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教授、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Wie-ner)訪問講學。維納到清華后,為數學系師生系統講解傅里葉積分、傅里葉級數和勒貝格積分的理論,此后清華數學系將傅里葉級數論和近代三角級數論正式列入清華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學部的選修科目。[30]在此期間,維納與李郁榮聯合研究電路設計問題,試圖制造模擬計算機。作為MIT科學博士的電機系主任顧毓琇敏銳地感覺到這項研究的廣闊前景,積極通過維納與當時在MIT負責全校實驗室管理和發展的布什聯系,購置一臺小型積分器,得到了布什的積極響應。由此可見,當時的清華工科的發展力圖密切緊跟MIT的步伐。維納在清華一年的時間,為數學系和電機系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清華良好的研究環境和設施,也極大地促進了維納的學術發展,他在回憶錄中深情地說:“如果我要為我的生涯確定一個特定的分界點,即作為科學的一個剛滿師的工匠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一行的一個獨當一面的師傅,那么我應當選擇一九三五年,即我在中國的那一年作為這個分界點”。[31]
大學學術風格、學術文化的形成需要長期的積累。早期清華工程教育品格的形成與先后擔任各系領導職位的顧毓琇等人密切相關。顧毓琇1932年擔任系主任后擔任院長,一直到1938年方離開。莊前鼎1932~1937年擔任系主任,此后長期在本系工作。擔任土木系主任的施嘉煬連續擔任系主任,幾乎終身服務清華。當時的兼任教授張任,也是幾經變動最后又回到清華工作直至退休。而這幾位學者均為MIT的畢業生。穩定的學術隊伍呈現了學術的代際間傳承的事實,這也是清華工程教育具有濃厚的MIT色彩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馮友蘭說,清華大學的成長,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的標志。[32]外來經驗的借鑒與融合本土化的過程,集中體現在清華大學,而使其具有標本意義。就其具體追摹的對象而言,展開清華發展歷史的畫卷,我們會看到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都會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影子,清華有“強烈的MIT情結”(胡顯章)。學習和模仿是為了自身的發展,最終要實現的是超越。1927~1937年被認為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十年,也是清華大學工程教育飛速發展的階段。表現在設施擴充設備完善,學生數量急劇膨脹,教學科研實力迅速提升。清華大學工學院躍升為全國著名的工學院,1935年4月天津工學院院長李書華感慨道:“以具有四十年歷史之北洋工學院,與現在之清華大學工學院相較,不啻天淵之別。”[33]反觀這一時期清華工程教育“跨越式”發展的原因,瞄準高目標、高起點,扎實而穩定學習西方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和思想是重要的因素。這也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直至今天依然值得反思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