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業官商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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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官商關系是影響我國企業發展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國民族企業的發展與不發展也與官有很大的關系，對近代民族企業中的官商關系作探析，會有利于今天市場經濟條件的企業發展。

關鍵詞：近代民族企業；官商關系；啟新洋灰公司

一

“啟新洋灰公司是中國創設最早的一家水泥廠，它不只在舊中國的水泥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生發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啟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業企業，歷史悠久，它的發展變化大體能反映民族工業的發展演變過程”，啟新洋灰公司在發展史上與官的關系大體上有以下幾種方式存在。

第一，官在啟新洋灰公司的企業融資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本：周學熙在創辦啟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極少的代價收買了唐山細綿土廠的全部資產，實際上這是借國家的“公帑”開辦私人的企業，顯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就這樣啟新洋灰公司本身沒有掏出一分錢，卻完成了自己資本原始積累，而且，在啟新洋灰公司經營的過程中，靠官的勢力還取得了貸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啟新洋灰公司在創辦之初，靠官的勢力完成了自己的資金的原始積累。

第二，啟新洋灰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特權。主要有：一是設廠的專利權。啟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勢力在建廠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隸境內如再查有此項相同之土質，應仍歸職公司推廣添設，以杜外人凱窺，而免另立公司，致啟爭端，坐虧血本”，經過農工商部的批準“即準如所請”，后來又獲得了“東北各省及揚子江流域有優先設立分廠特權”;二是銷售市場的特權。啟新洋灰公司獲得了“關內外、京張、京漢、正太、汴洛、道清、滬寧各鐵路局查照購用，以免利權”，后來又把這種特權推廣到全國“各省官辦商辦各路局一體遵照購用，以保利權”；三是減免賦稅的特權。啟新洋灰公司憑借政治上的勢力獲得了“無論運銷何處，只令完納正稅一道，值百抽五，沿途關卡驗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廣銷路，”；四是運輸的特權：啟新洋灰公司的產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臟的貨物，按市場運輸價理應略高，最起碼與其他貨物的運價持平，啟新洋灰公司和輪船招商局簽訂的運輸合同卻規定“按怡和、太古各行運價再減七折核收”；與京張、隴海等鐵路管理局訂有互惠的合同水泥運價一般也按

六、七折收費；五是原料的優先采購權。依靠政治上的權力獲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灤礦隨時供給，不得稍有延遲缺乏”，而且“應酌減價值，不得過于開平市價十分之七”；六是依靠官勢圈地運動。啟新洋灰公司憑借政治上的特權“所需地畝，竟持官威，胥用高壓手段以每畝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價七十元，隨意圈用”，而且，如果當地人民據向理論“即加以違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遠逐他鄉者有之，更有拘至縣府，陷身監獄者有之，直至完全將地畝強賣之后，方能脫此，因而傾家敗產流為游民者，何至百數十人”，造成了廣大人民的痛苦；七是利用封建勢力鎮壓工人及其運動。解放前的啟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勢力鎮壓工人及運動來牟取暴利，1920年4月，廠方叫“來了三百多名軍隊，對工人進行封鎖鎮壓，綁了三十多名工人”，可見，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與官的勢力有巨大的聯系。

第三，啟新洋灰公司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啟新洋灰公司從一開始就是在封建勢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凱，創辦者有周學熙、龔仙舟、顏惠慶等，名下的股東幾乎都是清朝的頂戴花翎，還有民國的總長、次長、議員等，這些都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權，但是，政治上變化無常，沒有常青樹，一旦啟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臺，特別是袁世凱死后，啟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后援，啟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壓榨的對象，各種報效、捐稅、勒索等等接鍾而來。導致啟新洋灰公司的資金全部擱淺，有四十余歷史的大型民族企業，最終也不能逃脫死亡的命運，可謂“成也官，敗也官”。啟新洋灰公司的命運是近代民族企業發展的一個宿影。

二

近代企業在中國的發生發展是一種制度變遷與創新的過程，而在這種制度變遷與創新的過程中“官”始終處于其間，而且局于主導的地位，導致近代企業制度變遷與創新中由于官方介入而產生官商不分的矛盾。官不僅控制著自己創辦的企業，而且，對私人興辦的企業也企圖加以把持，1972年，陳啟沅設立了近代我國第一家私人企業——繼昌隆繅絲廠，晚清政府卻以“查沿海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為由加以取締，當初陳啟沅之所以把繼昌隆繅絲廠建在家鄉，除了原料易得以外，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擺脫當時頗為流行的“官督商辦”管理方式的羈韉，如何遠離封建勢力的干擾，汪敬虞先生說“（繼昌隆繅絲廠）不僅被認為是我國第一個民族資本經營的現代繅絲工廠，而且也被認為是最早民族資本現代工業。然而，它的重要意義并不僅于此。這個工廠的歷史所反映的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復雜過程，比它作為中國第一個資本主義的意義要重要的多”，繼昌隆繅絲廠發展史所反映的正如啟新洋灰公司的發展史所反映的一樣，近代民族企業“成也官，敗也官”。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評的那樣“撥轉中國近代新式機器繅絲生產機捩的陳啟沅和他的繼昌隆繅絲廠，邁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當地官府的保護、支持。但是，比陳氏開辦早的近代機器生產的工廠，如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地方當局卻沒有哪個敢去為難。他們都是經過朝廷批準的官辦企業，李、左、崇諸人權重勢大，像南海知縣那樣的七品芝麻官縱然看不慣，也只能腹誹，豈能造次？在中國企業的發展史上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的現象呢？其實在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的企業發展史上也同樣存在大量的官督現象，企業開始發展時，也是官辦、官督商辦等，我們的企業發展的命運卻與他們的企業發展命運截然不同。“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記其乃在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作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經濟決定著文化，但是，文化反過來又深深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方式，自古以來，我國古代有悠久的歷史文化，這種悠久的文化對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與發展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不能否認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公司科學經營思想的底蘊，而且傳統文化中也具有許多非現代性因素足以阻礙著我們的企業的發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縛束人們的行為方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正如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國古典官僚政治形態”時指出的那樣：它有三個“性格”即延續性、包容性、貫徹性，“一是延續性——指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延續期間的悠久，它幾乎悠久到同中國傳統文化史相始終。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所包攝范圍的廣闊，即官僚政治的活動，同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如倫理、宗教……等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密切而協調的關系。三是貫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拘囚錮蔽在官僚政治所設定的樊籠中”，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國企業的產生、發展也是在政府主導下的一種制度變遷與創新的過程，而不是如西方國家的早期工業化，是一個完全由民間自發創業的過程，這種制度變遷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導致產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權力處于一種超然的地位，在企業組織形式、資本籌集、經營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現強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關企業制度的思想主張就相應的缺乏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精神。

三

啟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企業，它的發展史充分說明了官勢力在近代企業發展史上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在近代中國傳統的社會里，國內有封建勢力的阻撓，國外有西方列強的經濟壓迫，在夾縫中生存的近代企業只有靠官勢力企業才能開辦，另一方面，近代企業對官勢力的無休止的報效、捐稅、勒索等又限制了企業本身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使近代企業的發展活力受到了傷害，也最終斷送了近代企業的發展命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官勢力幾乎在企業發展中還無處不在，官商企業還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個企業的倒閉背后幾乎都有官勢力的背影，官督對企業的發展并不是一件壞事，“我們可以譴責清政府及其官僚對近代工商業之發展未起到應有的作用，但不能認為政府參與工商業一定起壞作用，更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形式也是錯誤的，這種指責是脫離了現實的時代條件來考慮問題”，問題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壞事呢？正如馬克思說“官僚監護制度對于工業來說無疑是死路一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企業發展中官勢力現在的仍然存在，從根本上說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只有大力發展和繁榮先進文化，改變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環境，才能從根本上發展的我們的企業，也才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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