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民營企業融入一帶一路的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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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離不開我國民營企業的有效參與，但當前卻存在民企投資參與率偏低，行業分布冷熱不均且波動性較大等問題。宏觀上的中外關系不穩定、中觀上的商務環境不健全及微觀上的信息不對稱等風險使得民營企業不敢、不能和不會“走”向“一帶一路”。對此，本文建議構建保障應急、金融支持、信息服務以及政策鼓勵四大體系，有效降低民營企業“走出去”風險，助力民營企業加快融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中。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民營企業；參與風險；四大體系

當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推進過程中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進程中仍然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并不僅是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更多的戰略合作協議，召開更多的國際會議，而是基于市場原則，有更多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我國企業基于自身理性發展原則積極“走出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

一、民企在“一帶一路”的投資特征分析

隨著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我國由更多強調吸引對外投資的“引進來”轉向“引進來”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走出去”并重。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同期實際使用外資，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凈輸出。為了進一步分析民營企業等不同類型企業對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在內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的相關特征，本文使用了美國傳統基金會與美國企業研究所設立的“中國全球投資追蹤”數據庫數據（該數據庫從2005年1月份逐月進行統計，但在2005-2007年間，民營企業并沒有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因此數據是從2008年開始統計的）。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增速較快，但民企對“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資額較少我國直接投資額從2008年的547.1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17年的1854.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4.5%，遠超過同期我國GDP的增速，而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占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總數超過1/3）的投資額占我國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較低且波動性較大，2013年達到最高，為34.05%，2017年降到22.10%。民營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其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民企在我國對外投資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剔除2017年的異常值數據后①，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中的項目占比和投資額占比均較小，平均在1/3左右，這與2017年民企在我國國內投資總額中占據的60.4%份額相比，還有著較大的差距。

2.民企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分布不均且波定性較大由于我國和“一帶一路”國家較為嚴格的政策限制以及我國農業類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較弱，導致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金融類和第一產業類占比較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巨大需求和我國民營企業能夠更好地獲取國外低廉的資源共同導致能源類和交通類占比最高。而制造業類由于統計標準的關系（只統計超過一億美元的項目）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低效的產業配套能力在總投資中占比較少，其他服務業類則處于較穩定狀態。由于我國一些實力強大的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渠道和能力越發增強，導致單個企業對產業分布占比的影響較大，如2017年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對俄羅斯的能源類投資以及中國萬科等聯合體對新加坡交通類投資分別達到了91.8億美元和90.6億美元，分別占當年全部民營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總額的29.96%和29.57%，導致其行業占比存在著較大的波動性。

二、民企融入“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

民營企業投資“一帶一路”沿線最主要動因是開拓市場，提高全球市場份額，增加盈利能力[1]。然而一旦投資失敗，甚至可能拖垮國內的企業母體，因此，民營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無疑對風險把控要求更為嚴格，在融入“一帶一路”過程中，民營企業普遍面臨著“不敢走出去、不能走出去和不會走出去”三大挑戰。

1.中外關系不穩定風險導致民企不敢走出去在宏觀層面，我國國際化藍皮書《中國企業國際化報告（2014）》顯示，2005-2014年發生的120起海外投資失敗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所致[2]。根據相關統計數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近10年至少出現一次大規模政治沖突或者動亂的國家多達22個。除了東道國內部的政治風險外，“一帶一路”倡議背后也涉及到中美、中俄、中印和中日等大國間的利益博弈問題。宏觀的中外關系不穩定風險顯然會對我國企業向“一帶一路”國家走出去帶來嚴重影響，使得民營企業不敢走出去。

2.商務環境不健全風險導致民營企業不能走出去在中觀層面，民營企業融入“一帶一路”普遍面臨著東道國商務環境不健全風險。一方面，“一帶一路”大部分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較低，整體設施聯通度較低，使得在外投資建廠和運營的企業運輸費用大、時間長及信息搜尋成本高，面臨著整體利潤率低甚至為負值的風險。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在融入“一帶一路”時面臨金融市場不成熟、融資支持力度低、信用體系不充分等滯后的軟商務環境的挑戰。此外，我國政府對民企海外投資進行管理的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及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通常只有事前審批，缺少事中事后的服務和保護。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其所面臨的商務環境風險只能靠自己承擔后果，無法像國企和央企那樣有兜底保障，這無疑會提高民營對外投資的門檻，導致許多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不能走出去。

3.信息不對稱風險導致民營企業不愿走出去在微觀層面，“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眾多，這些國家有著迥異于我國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國情等，對這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是任何準備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家必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但是對這些基礎性工作進行了解和分析對于單個企業來說需要花費較大的成本，導致民營企業難以系統和科學研判境外風險及投資環境，影響了企業項目篩選與經營決策能力，導致民營企業不愿走出去。此外，在中介機構服務方面，我國針對“一帶一路”投資的中介服務體系發展緩慢，一些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服務范圍依然集中在傳統的國內領域，且費用較為昂貴，商會協會等中間組織及駐外使領館職能也有待完善。

三、助力民企加快融入“一帶一路”的對策建議

我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要繼續取得豐碩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民營企業這一“生力軍”的支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日益深入，迫切需要幫助民營企業排除或者降低企業自身不可控風險，讓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更有意愿和能力“走出去”。因此，央地兩級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應加快構建保障應急、信息服務、金融支持和政策鼓勵四大體系，助力民營企業更好地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1.保障應急體系（1）建議盡快出臺國內企業和個人去境外投資的法律以及相關配套法規和實施細則，特別是在融資渠道、使用方向等方面的監管和審批，并就相關細則進行較為清晰的界定，使民營企業“走出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我國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多渠道和多層次溝通，尋求利益共同點，增強政府間的互信和支持，并積極與當事國政府簽訂不同形式的合作協議，加快落實相關的配套法律、監督制度，保證協議的有效性和可落地性。（3）相關部門應針對重點國家、地區和行業的政局動蕩風險、金融和投資風險做好預警以及制定應急預案，特別是要指導相關企業加強境外人員安全保障工作，建立突發事件發生后的應急處置機制，并仿效國內建立“110”的方式[3]，建立針對國外人員的公共應急服務平臺，協調處理相關重大突發問題，更好地維護“走出去”企業的相關利益。

2.信息服務體系（1）由國家相關專業機構整合和完善境外投資公共服務平臺，并及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環境、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投資項目等信息，著力打造企業“走出去”的“一站式”服務中心。（2）各級政府商務部門應建立所在轄區內的“走出去”相關項目庫，使政府部門更好地管理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實時狀況，及時發現其面臨的問題，并更有針對性地為相關企業和項目提供政策服務和信息咨詢服務。（3）高度重視和利用好駐外使領館的“門戶”和“渠道”優勢，駐外使領館不僅可以為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決策和實施提供信息支撐，而且還在積極維護我國與沿線國家外交關系的穩定，幫助企業減小外交關系不穩定和政治沖突的風險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4）鼓勵商會、協會與海外僑商聯等社會組織以及會計、稅務、律師和咨詢等專業化較強的中介機構發揮專業技術優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專業咨詢服務，促進國內社會組織建立行業利益協調和調節機制，并積極與國外同行建立業務關系，同時放寬準入條件，吸引國際知名中介機構入華，完善中介服務體系，鼓勵國內中介機構提升服務水平和擴大服務范圍。

3.金融支持體系（1）建議政府通過政策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支持力度，提升國內當前發展迅猛且作為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緊密結合的融資租賃業在“一帶一路”推進中的作用，支持國內知名民企在境內外金融市場公開發行面向“一帶一路”的債券等金融產品。在國內自貿區中設立相應金融機構，并建立離岸企業應收賬款登記平臺，為自貿區企業境外投資提供貸款和貸款擔保。（2）進一步發展海外金融機構的布局，建立多邊投資擔保機制，鼓勵金融部門建設多元金融平臺。如證券公司可以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境外投資創新金融工具，為實業民企提供更好的套期保值工具；境內相關業務銀行可發展境外“供應鏈”金融業務，包括科技鏈、在線買方保理融資、在線資金貸款、交易平臺在線融資等一系列融資產品；保險部門應制定民企境外投資的專項保險服務，為民企的投資風險提供轉移渠道，借鑒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探索設立專門機構承保“走出去”的政治性風險，盡快建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3）外匯管理等相關業務部門應積極探索利用大數據以及“互聯網+”為合規企業正常的資金往來提供差別化管理，提升資金利用效率，如為信用較好的合規企業放松外匯限制，提供海外并購等外匯支持，提升境內與境外市場金融信息的交流以及資金流動和調撥的通暢。

4.政策鼓勵體系（1）從戰略高度認識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推進中的支撐作用，切實給予民企與國企在“一帶一路”中的平等地位，并制定和積極引導民營企業融入“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和具體政策措施。（2）通過深化改革，把國內“放管服”改革積極拓展到“走出去”過程中，在注重“引進來”的基礎上，把合規企業“走出去”提升到更重要地位，精簡相關事前審批流程、減少行政干預，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真正落實民營企業投資主體地位和海外投資問責制。（3）商務部門應強化對當前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指導和管理，建立一些典型示范性園區，同時在健全中外雙方境外經貿合作區的頂層設計基礎上，高度重視和基層相關管理部門的協調，并鼓勵民營企業多承擔在東道國的社會責任。（4）借鑒發達國家建立專門的海外投資審批和管理機構的成功經驗，探索設立一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投資部門，專門負責制訂我國海外投資政策，在宏觀上統一管理和協調海外投資項目。

參考文獻

[1]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LexisNexis律商聯訊聯合主編.2016-2017中國企業“走出去”調研報告.2017.

[2]王輝耀，孫玉紅，苗綠.中國企業國際化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3]寧波市工商業聯合會課題組.“一帶一路”建設綜合試驗區創建背景下優化民營企業“走出去”服務機制的研究.寧波經濟：三江論壇，2017，（11）：21-23.

作者：薄文廣；周燕愉；李曉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