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倫理價值沖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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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爾1967年在《公共行政評論》雜志上發表了《政策分析家：一個政府部門中新的職業性角色》以來，“政策分析者”一詞已普遍地用以指稱那些職業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術家或實踐者，與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關的職業倫理也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存在共同性質的東西。在世界一切民族當中，他們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確立了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與倫理標準，我們可以稱之為黃金法則，如對生命的尊重，誠實，公正，廉潔，負責等。此外，民主憲政的價值和原則，如公共利益，個人權利，正當程序，責任等，也為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奠定了基礎。

然而，政策分析者總是面臨著相互競爭的價值沖突，從而陷人典型的倫理困境。解決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自身職業角色的定位，更有賴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職業倫理的養成。美國行政倫理學家庫珀認為，要解決這種倫理困境，不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資源(法律、組織制度和規章等)，還要求政策分析者積極運用自己的倫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組織或組織上級的不負責任行為。而這種倫理自主性的獲得，需要通過政策分析者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內部控制資源(個人價值觀、信仰等)。這種內部控制資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過程中運用內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惡標準進行認識和判斷。同時，它并不直接或簡單地批評對錯、是非或者得出結論，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不同觀點

有關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圍繞著政策分析者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而展開。歸結起來，學者們大致有三種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爾德認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幫助委托人。盡管政策分析的資助者施加壓力，分析者還是應該把自己看成是更廣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僅僅是某個組織的人，分析者應該對公共福利事業更感興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邏輯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義成分，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假設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夠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動，因而“人民的統治”是正當的。由理性公民通過現代民主制度選舉產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現嚴重的、持續的非良性活動，公民最終能夠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徑改變政府。

第二，黨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鑒于“追求公共利益論”可能具有的烏托邦色彩，以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羅姆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策分析者應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應追求虛無縹緲的“公共利益”，而應當是黨派利益的追求者。這是因為，現實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謂“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現代民主政治無一例外地都是政黨政治，本質上呈分散狀態的共享利益只有通過黨派之間的“觀念競爭”以及投票、交易等類似市場行為的過程才能形成。既然每個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黨派觀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應回避“黨派偏見”，而應當坦率“承認對一些可能的利益和價值選擇引導著他的工作；要盡可能的表露他的選擇；不宣稱他的價值和利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第三，醫生、律師角色。通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建構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說政策分析者的角色。這是一個以公共利益為背景、對委托人負責的模型。這一模型中實際由雙重委托—關系構成：(1)委托者與政策分析者之間的委托—關系；(2)公民與政治家、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誰?他應向誰負責?”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較少發生爭議。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應的政治理論支撐，從而容易引發爭論。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對委托人負責，但也要將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基本內容

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倫理，不同于醫生/病人，律師/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它涉及公共責任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問題，具有多層面內容。正如魏陌所建議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有義務維護他人的基本權利，支持我們憲法中的民主程序、促進分析和個人誠實。這些價值在我們的倫理評估中普遍支配我們對顧客的職責。盡管如此，我們應該對顧客選擇不同價值間沖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們也應該對我們分析的預測能力持一種現實的謙虛態度。

(1)道德品質的準則。職業道德實質上就是責任與義務的表現。政策分析師具有雙重責任：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前者產生于“顧客導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間的職業關系，以及法律、組織和社會對政策分析師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種信仰、價值和偏好所組成的內在驅動來指導如何去做。

(2)行為選擇的準則。政策分析包括對政策方案的預測、回溯和評價，其本質是基于客觀分析之上對方案的選擇，既包括價值認識也包括價值創造。因此，它體現了主觀與客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首先是政策分析應合乎政治性：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來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環境中的一環，因此，作為一個稱職的政策分析師，必須要對外在的政治環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過決策者的選擇；其次是政策分析應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為政策主體的價值取向，必須通過政策目標群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第三是政策分析應體現創造性：政策分析師應該既立足于現實，又著眼于未來，要適應環境的變化，敢于創新。

(3)價值判斷準則。價值判斷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礎。政策分析師的價值判斷就是對事物、社會現象和人的行為在倫理意義上進行估量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影響政策主體的價值方向、行為決斷和價值追求。價值判斷應體現社會責任。政策分析師應從專業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沉默的犧牲者”代言，并由此來確保分散利益在決策過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

四、如何加強我國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建設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政策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起步較晚，還有很長的一段發展之路，如何借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促進我國政策分析領域的發展，培養適應中國國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對于推進我國決策的科學化、制度化、系統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包括：社會公正、民主化、科學化、以及服務原則。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準確迅速、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顧局部。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國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備的。庫珀在其論著《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也曾說過，“顯然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給行政人員的實踐活動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導，但它仍然存在于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政策倫理法規中，辭藻華麗的演說中，以及存在于我們對危機突發事件的反思中。理所當然地，它也存在于我們對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對公務員責任的思考中?！?/p>

參考文獻：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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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分析作為一個新興的專業領域，政策分析者的社會身份也不盡一致。本文從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特殊性出發，探討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不同觀點、基本內容，并簡要的分析了如何加強我國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建設的問題。

關鍵詞：政策分析職業倫理價值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