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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社會工作為視角,拓寬基層黨建思路
在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中,政府“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理念與社會工作的日益專業化,使得轉型期黨的基層建設工作和群眾工作既面臨嚴峻挑戰又具有歷史性機遇。如何化挑戰為機遇,就需要用好政府發展“社會工作”的思路。社會工作是現代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解決日益加速的工業化、城市化而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對基層黨的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一是借鑒方法。社會工作具有專業特質,一般包括診斷、治療、評估、結案等程序,并根據服務領域的不同,對知識和技術的要求也不同。在西方國家,所有社會工作者都必須經過專業培訓并取得資格認證后才能從事。在中國,社會工作在社會治理中也開始變得“紅火”起來,在社會福利、社會慈善、勞動保障、殘障康復、醫療衛生、青少年服務、司法矯治等社會服務機構中,招錄了大批從事專門性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雖然與西方國家普及率相比仍有差距,但社會工作已經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并擺上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相對來說,黨群工作者卻沒有特定的專業知識要求,或者說實際上有要求,但卻沒有形成專業化。因此,黨的群眾工作如果能夠吸收現代專業社會工作的先進理念和方法,走人性化、專業化、科學化的道路,將對基層黨的建設工作大有裨益。首先,要進一步專業細分,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其次,要對黨群工作者的職業準入、職業晉升、職業薪酬、職業培訓和職業考核等方面做明確規定,建構黨群工作者“金字塔式”的職業體系和薪酬體系。二是借機發展。政府發展社會事業,往往要通過向社會招標、直接購買服務的方式,那么對于黨的建設而言,也需要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的支撐。但是目前來看,針對基層政黨的服務特性而培育的社會組織仍然不多。尤其當下社區黨建、社區建設已經發生轉型,基層黨組織在社區中不再是傳統的“領導核心”,而是側重于規劃社區發展、統籌區域資源、培育社區自治的工作方法,這就更要求我們加強“紅色NGO”建設。比如有的社區黨總支把社區內企業聯合起來,成立民間社團,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企業援助、幫困等多項實事工作。還有的黨員服務中心引入社會專業力量,以志愿服務的方式,為區域內的基層黨組織、廣大黨員群眾等提供心理疏導、心理健康咨詢和思想政治工作培訓等服務。這些社會組織煥發起基層黨建的新生。如何進一步培育黨建品牌,發展好紅色社會組織,也要求進一步借智借力,順勢而為。三是借勢謀劃。社會組織因其專業性強,服務質量高,能及時解決當事人的各種問題,并能多渠道利用社會資源籌措資金等優勢,越來越顯現其“第三域”的力量。可以說,“第三域”本身是將來發展黨建事業的一片天地。如何在各類社會服務機構中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化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積極發展黨員,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積極推薦和支持有突出貢獻和重大社會影響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進入人大、政協等都是亟待謀劃的重大問題。當前社會組織發展程度不一,法制化程度不足的現狀,對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提出了一定的挑戰。實踐上表現為黨建工作指導不夠、責任主體不明、工作管理體制不暢、黨組織開展活動不多等方面。究其實質,仍然沒有找到一個與當下社會組織發展培育相匹配的服務切入口。一方面社會組織需要拓展服務空間、尋找消費人群;另一方面政府服務質量不高,導致社區日益增長的各類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滿足。因此,這中間的銜接工作是黨建的一大天地,如何把社會組織扶上馬、再送一程,這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二、以社會治理為視角,開辟黨建引領路徑
由于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呈現多元性、復雜性、系統性的特征,客觀上體現了對黨政推動力量和社會自治力量的雙重需求。問題在于,共治有兩種,是基于行政主導的共治路徑,還是基于社會自治的共治路徑?;谏鐣灾蔚墓仓温窂剑驗轫槕松鐣陨韮仍诘目陀^需求,往往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因而在制度上能形成連貫性、持續性、積淀性。在推進基層黨的社會建設的過程中,首要的是以社會自治為一元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元共治的路徑和模式。在具體實踐上,要注重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避免“包辦”的想法。社會事務紛繁復雜,唯有基于自治的共治才具有實踐意義。首先,群眾最了解群眾。在社區里有人遇到了煩心事,他的家人、鄰居、朋友會第一時間知道并幫助他,與他有相同經歷的人會幫助他,有專業對口的社會組織會幫助他。這樣的幫助,比政府的幫助更及時、更有效,因為群眾最了解群眾。其次,“自治”的辦法往往是最有效率的。市場的事情,政府干不了,因為市場瞬息萬變;同樣的,社會的事情,政府也干不了,社會也是瞬息萬變。在解決社會的問題上,自治的辦法往往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有效的共治必須建立在有效的自治上。社區自治是一種實踐,不是靠文字習得的知識,而是通過親身體驗才能得到的。當前,有一些社區居民習慣于有事找政府、找居委會,碰到問題就說“這個事情總要有人管的”。有的社區居委會也把自己定位成解決群眾問題的組織,開展24小時全天候服務。但是實際上,社區公共事務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特征,任何一個組織都不可能包攬社區公共事務?;鶎狱h組織在做一個負責任的“領導核心”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樹立“今天的介入是為了明天的退出”的理念,要把“自治”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元,鎖定自治開展共治。二是探索共生規則。在社區自治過程中,尤其是管理向自治轉型過程中,如果有一個主導性力量的存在,不僅有助于化解各種矛盾沖突、維持公平正義,更有助于共生規則的形成?;鶎狱h組織要善于利用權威在社會領域內建立互信、互助的社會規范。近年來,很多小區在黨組織的指導和幫助下,迅速建立了很多規范制度。比如評低保需要居民代表參加評審和公示;政府撥發款項如何使用要居民代表討論和舉手表決。過去,這些事務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大家意見大,現在搞居務公開,網上公開,大家都很歡迎。在探索共生規則的過程中,基層黨組織首先要注重價值引領。有學者說,社會管理本質上就是價值管理,方法從屬于價值,沒有價值引領,載體和方法就失去了意義。如果說,西方社會治理側重于工具理性,那么中國特色的治理則更注重價值理性。堅持價值引領,就是要通過黨的建設引領社會管理實踐,著眼于積極的價值取向和健康的精神追求,為大家營造一種民主、法治、互助的新型生活環境。其次,基層黨組織還要注重功能拓展。隨著社會領域日漸壯大,政黨要在社會領域中扎根,就必須不斷拓展功能,通過參與社會管理,既實現社會善治,也進一步體現黨建優勢。有的基層黨組織著力組織凝聚功能建設,在社區里開展各種社交活動,拓展群眾文體活動載體,創造機會促進形成熟人社會;有的基層黨組織著力加強利益整合功能建設,在社區里開展群眾接待,甚至約請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還有的基層黨組織著力加強引導協商功能建設,搭建各種議事平臺,促進共商共治。通過社會功能的開發,基層黨組織促進了公開、公正、充分的話語行動過程,即使不能達到共識,公共協商的過程也能使參與各方互相認識到對方的合理和可取之處,在互信中探究對問題性質的各種看法,樹立合理化的理念,幫助人們做出公共判斷并形成共同行動的基礎。三是增加制度支撐。基層創設意味著對原有制度系統的改變,如果制度系統不能及時調整,必然成為基層創新的阻礙。比如很多居民表示,不是不愿意參與社區自治,但是阻礙太多,就連成立個業主委員會都要歷盡困難,難免就打了退堂鼓,希望能將國家有關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規落到實處。還有一些樂意從事公益的居民表示,現在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自己貼錢在做,希望政府能夠做好財力和物力保障。凡此種種都說明,制度系統對于基層創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與政府與其花很多精力在具體的管理事務上,不如更多回歸社會政策制定者、資金籌集者、服務監管者的角色,做好制度供給。
關于制度供給的科學化問題,與所有社會科學一樣,很難完全控制變量、預知確切結果。但是在制度制定的過程中,應注意避免完全依靠政府意志。社會的發展是靠博弈的力量來推動的。創造文明的力量,蘊涵在未受人類理性控制的社會博弈中。在經濟學上,我們已經發現,市場中的經濟當事人通過“討價還價”和“社會博弈”所自發形成的“規則和秩序”,與政府的刻意的“機制設計”相比,可能是更為有效率的。一個有效的制度規則的形成必須要經過各個利益主體的多重博弈。因此,在社會治理中,政府、社會組織和群眾如何各司其職,這是一個需要在博弈的空間中形成的制度,只有博弈才能形成內生機制。
作者:朱翊單位:中共上海市靜安區委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