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空間層次塑造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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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子龍單位：江蘇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在全球性的資本擴張時代，城市儼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擴張和在全球建立統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和途徑，而這種全球性的變革更是使得城市的空間屬性開始轉化。就像馬克思曾經預言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必然帶來一系列全方位的變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生產、生活、文化知識結構的變化也帶動了新的城市化。新的城市高度密集，人、財、物等各種社會元素，不單單再是一個簡單的勞動生產的物質環境，更多地體現著為資本擴張而服務，成為資本主義維護自身發展和維護主導性的社會空間。在這種體系架構之中，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然帶來新空間的產生，而這種空間的變革深入到了生產關系當中，也卷入到人的行動當中。

資本邏輯下的城市四維空間衍化

福柯將空間視為權力的容器，“全部歷史是空間撰寫的歷史，同時也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居住的小策略，從機構的建筑如教室到醫院的設計，無不貫徹經濟和政治的設置。”傳統的社會空間格局架構在制度文化基礎上，是一種傳統的“城堡”式保護模式，即單純的物理分層。城市中心更多地聚集著政治和文化高層，而外圍則是下層的居民和農民，這種分割形成的是原始的“二維”物理空間體系。而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要求廣闊的空間生產來提供支持，迫使城市工業區擴展以及城市居民大量外遷。

物質流的移動使得原有的城市空間維度發生裂變，城市原有的社會文化功能被削弱，取而代之的則是空間的商品化改造。城市中心地區被商業功能占據，資本主義邏輯覆蓋了傳統的制度文化，刺激階層的分化，形成全新的城市空間的四個維度。首先，資本邏輯決定了城市與外圍地區的分化，占據與支配城市的必然是擁有資本和政治權力的階層，他們處于城市空間的中心，構成了資本邏輯下的城市生活主導階層。而城市化后“城市中原先低收入階層居住的社區被中高收入階層移入所取代”，并逐步形成一個享有資源和重塑文化特殊階層，我們稱之為中心階層。而被迫遷出的低收入者由于脫離原有的生活和文化氛圍以及財富和地位的差異，開始融入外城的貧

民區并依附于中心階層，部分地享用著城市空間資源，形成了城市中低層的市民階級。而城市外圍的郊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則聚集著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的待業者以及外遷的城市市民。同時在該區域內，由于城市擴展形成了大片工業區、農場區以及住宅區，而這些工業主以及農場主以其資本和權利優勢占據特殊地位，也使得城市外圍形成明顯的空間劃分。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矛盾的不可調和使得階級永久存在，由此伴隨著階級的產生而存在的社會分層也就是一個必然的現象。不同階級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地位不同，占有的資源不同，必然享有的權利就會不同。這不是一個暫時的狀態，而是具有歷史性，并易于代際傳遞下去的。由此可見，由于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原因，以城市空間的中心輻射便會形成明顯的空間分割，即城市內外空間層次橫向劃分。在兩個獨立的空間之內由于地位不同又會形成一種縱向劃分，形成一種四維空間體系。（如圖1所示）其次，四維空間的形成使得“空間”越來越成為政治沖突和人類異化行動的場所。

新的空間生產和空間爭奪雜糅在一起，圍繞城市空間的改造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破壞展開一系列斗爭。城市空間作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無限度地占有空間并將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是資本邏輯發展延續的重要手段和基本特征。過度強調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使得資本主義代表者極度要求削弱和擺脫城市管理，以追求最大的投資回報。而空間的使用和居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導致了資本的無限擴展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不可調和必定會打破極不穩定的空間格局，使原有的空間元素（人力、資本、土地）發生偏移、流動，并由此產生了6種流通途徑。（如圖2所示）第一種途徑是中心階層與市民階層的雙向流動。一方面，部分低層市民可以通過資本輸出從事商業服務，購買住房而進入中心空間或者中心階層喪失財富而被迫遷出。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邏輯使得城市殖民化，通過剝削空間來鞏固自身利益。在將日常生活不斷邊緣化的同時，也使得社會關系變得岌岌可危。“如果空間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場所，那么它也開始成為眾多沖突的地方。”而1968年的“五月風暴”充分說明了中心階層對城市日常生活的不斷破壞使得城市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和激情的中心。第二種途徑是城郊階層與市民階層的雙向流動。城市資本邏輯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無限的擴張城市空間范圍，明顯的就是城市商業服務區領域的擴張。

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以及拆遷改造，使得資本空間邊際不斷向郊區擴展，城郊迎來新的開發，建立了大批的工業區和居民區，使得郊區迎來“城鎮化”。而“在我國的城市社會空間結構及城市社區的構成結構中，行政計劃的作用很大。”拆遷政策的偏離性導致原有社會分層的重組以及新的社會分層的產生，很多居民通過拆遷補償實現了資本轉換，而加劇的成本負擔卻由非拆遷戶來承擔，資本所有者與空間所有者構成的拆遷利益集團內部在利益再分配過程中出現嚴重分化，產生了新的分層效應，促進了兩個階層間的流動。

第三種途徑是鄉村階層轉向中心階層的單向流動。城市本體空間和城郊空間的過度膨脹，無疑是建立在對鄉村空間的巨大剝奪之上。一方面是生產和生活領域的削弱，使得原有的為爭奪生存空間的矛盾變得異常尖銳;另一方面是為資本積累而不斷進行的經濟壓榨，使得鄉村空間力量采取特殊的方式來抵制城市資本邏輯的壓制，以維持城市空間的穩定。第四種途徑是中心階層與城郊階層的雙向流動。由于資本第一循環投資過度的積累危機，城市中心的商業和金融階層不得不考慮重新選擇投資方向，而“城市這個人造環境的發展代表了投資的一種替代選擇渠道”。由此，大量的資本流向郊區，而部分城市中心階層開始向城郊地區遷移，形成新的城郊上層階級。而原有的城郊階層開始逐步將資本融入城市商業、服務、娛樂活動，轉變為城市中心階層并參與管理空間。第五種途徑是鄉村階層轉向城郊階層的單向流動。不斷開展的拆遷改造使得城市空間急劇擴張。

大拆大建對應的則是農村的萎縮，現代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打破了鄉村空間的靜止狀態，大批的農民游走于城鄉之間。拆遷導致的空間隔層破碎，一方面為很多人提供了改變地位的機遇，另一方面則是對低階層的毀滅性打擊。資本和勞務在政策的偏離指導下在城郊地區快速集聚，形成了城市的鄉村化。第六種途徑是鄉村階層轉向市民階層的單向流動。鄉村居民在城郊的擴張下被迫遷移，由于鄉村空間并不具備資本的高收益，使得大量拆遷農民被迫“入城”，以支援城市工程建設和日常城市維護。而入城農民因其工作不穩定以及低微的工資不得不淪入貧民區，融入市民階層。而“在城市化進程中以進城農民工為主形成的邊緣階層促進了城市社會分化。”再次，四維空間體系之下的社會流動，伴隨著城市空間的發展和斗爭產生，也使得空間成員的個人社會地位結構的改變以及心理歸屬感的改變。

宏觀趨勢是城市空間領域的擴張，即城市化的過程；從微觀來看，城市空間的流動總的趨勢是城市中心階級力量的越發集中，城市市民階級飽和，城郊階層的極度膨脹，鄉村階層的迅猛萎縮。

中國城市空間變遷的危機與挑戰

資本邏輯支配下的城市四維化分層無疑因現代性進程的全球殖民化而具有普遍性，這種四維空間視野下的社會結構在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國家更具典型性。中國現代城市生活的節奏明顯加快，空間也變得支離破碎，城市空間逐漸從穩定統一、結構單一向資本推導、多元流動變遷。在現代化目標的推動下，過度追逐資本運作，政策的偏離性使得城市資本高度流動和聚積，過度無序地進行城市空間新的改造，盲目地進行投資建設而忽視城市本身的空間承載能力。城市空間的原有日常功能被不斷破壞，使得中國的城市走向畸形發展，受資本邏輯驅使，城市空間成為追逐利益和權利的場所。現如今“我國城市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社會分化和空間分異的趨勢會明顯加強甚至進入‘極化’狀態。”

從城市空間四維模型來看，中國化的城市空間發展是以資本運作為主，在政府偏離政策的指導下，大量資本和勞務向城郊空間凝聚，大批居民由于空間擴張卷入城市化進程。由于城鄉生活、生產的差異，使得新加入的城市空間成員難以適應，自我缺乏基本的心理過渡和彈性，對城市形成極大沖擊，原有社會分層結構開始重組，新的社會分層不斷形成。從長遠來看，原有城市的文化不斷被資本侵蝕，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加強，而混雜的空間元素缺乏統一的政策秩序來維護，新的空間矛盾不斷激化，醞釀著新的“城市”危機。從城市的空間屬性來看，城市的各種機構，包括產業、市場、信息，都要為社會的需要提供輔助。然而，在將近一個世紀的城市發展浪潮中，我們卻無節制地擴展商業區、娛樂區和工業區，卻將教育、服務這些基礎項目作為后續工程擱置。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城市空間的文化塑造是根本。

在城市的整體設計規劃中，我們首要的任務便是保持學校、圖書館、劇院、市民廣場的定位和建設，以維護城市空間日常生活功能。其次便是對外層空間的有序指導，城市應公正地對各層空間生產、生活、文化的尊重和引導，而不是過度地侵蝕和同化。誠如列斐伏爾所預言的“社會主義的空間將會是一個差異的空間（Aspaceofdifferences）”，而空間差異性從城市的斗爭中產生，“差異性空間”的塑造用于打破同質化的空間壓制，以獲得真正的差異性權利。城市空間充滿資本邏輯的同質性，而都市矛盾和城鄉對立都將城市空間推向沖突的策源地。

只有在城市空間體系下，“差異空間”才能發展，才能捍衛“日常生活”，真正將城市建設成為多元的、自主選擇的社會空間。因此，四維空間體系下的中國城市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危機，但同時也是發展成為“差異空間”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