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預期任期與盈余管理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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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我國證券市場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了ceo預期任期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實證檢驗結果表明:CEO預期任期對公司盈余管理存在顯著影響，預期任期越長，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而且預期任期對于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更大。進一步通過區分公司產權性質發現，與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CEO預期任期對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較弱。本文的研究豐富了決策視野理論、盈余管理等相關領域的文獻;同時，對于上市公司合理設計CEO任期制度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
CEO;預期任期;盈余管理
中航油、上海電氣以及山西晉能等事件的相繼出現，CEO濫權腐敗問題進一步引起了公眾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廣泛質疑。有人將這種權力不受約束現象歸咎于CEO任期過長，認為正是較長的任期導致了濫權腐敗現象。在某種程度上，CEO任期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意義上的輪換問題，而成為平衡公司日常運營和治理機制的關鍵因素。較長任期的CEO是否真的會嚴重損害投資者的利益，這一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為此，本文依據“決策視野”理論，以我國證券市場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CEO預期任期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以往學者在研究CEO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時，較多的是著眼于既有任期，但無論研究方法還是基礎理論都缺乏說服力。本文則是從預期任期層面，依據業績壓力分析其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拓展了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圍;第二，“決策視野”更多是用來分析投資決策，較少用來研究財務報告的信息風險。本文以“決策視野”為理論基礎，研究未來預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豐富了“決策視野”的內涵;第三，以往對于CEO任期的研究以“任期五階段”等為基礎，結論表明較長的任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證實，較長的任期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風險，有效緩解沖突。另外，本文在研究CEO的任期時，采用的是行業年度調整法，從競爭的角度來解讀任期問題對公司的影響，對任期的解讀更加深入。
一、文獻回顧
對于CEO任期給公司造成的經濟后果，學術界已經取得了較多研究成果。不少學者發現CEO任期長短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公司績效(Hambrick等，1993;Bergh，2001)。［1］［2］鑒于CEO任期對公司績效存在影響，后世學者試圖研究CEO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如李增福和曾曉清(2014)研究發現CEO在即將變更和臨近退休時存在明顯的盈余管理行為。［3］然而，這類研究無法根據所處任期的不同階段特征對盈余管理行為進行系統的解釋。盈余管理行為源于公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資本市場動機、契約動機和監管動機(Healy和Wahlen，1999)，［4］是管理層為未來的特定需要而進行的信息披露行為，所以，在研究CEO任期與盈余管理的關系時也應該以“未來”為視角。決策視野(DecisionHorizon)理論認為，CEO進行公司行為的依據是其預期任期(Expec-tedTenure)的長短。大量證據表明，CEO預期任期關系到公司未來投資水平，而計劃投資水平直接決定了未來的盈利能力，因此，預期任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未來的業績預期。CEO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Fama，1980;Fama和Jenson，1983)，［5］［6］可能會根據未來的業績預期來調整當期業績。預期任期是未來業績預期的重要信號，而預期業績會影響當期業績壓力，所以CEO可能采用盈余管理調整當期報告業績以博取公眾的認可。
二、制度背景和理論分析
CEO任期的延長可能給公司帶來不利影響，但CEO對公司和市場環境的掌控能力有賴于長時間的積累，與董事不同，CEO職位的重要性決定了其必須具有連續性。由于很難界定多長的任期是最佳的，因而我國相關法律目前并沒有對此進行明確劃定，即使有的公司在CEO上任時就約定了任期期限，但由于連任的存在，CEO任期期限并不是確定不變的。每一個行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會形成一套不成文的慣例，為了避免風險，大多數企業都會參照這種慣例來調整自己的管理模式。CEO預計自己剩余的任期時，也會參照同行業CEO的任職情況，并以此為基礎展開一系列行動。Antia等(2010)正是采用行業調整法來計算得到CEO的預期任期，研究發現CEO預期任期較短時，公司的成本和信息風險增大，市場價值相應地大大受損。［7］李培功和肖珉(2012)發現CEO預期任期較短時，公司的投資水平將會隨之降低。
［8］Jenson(2004)研究發現，預期任期較短的CEO通常不會做出對公司長期發展來說有利的決策。［9］這些研究成果為“決策視野”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證據，CEO是根據預期任期的長短來進行公司決策。當CEO預感到剩余的任期較短時，投資的積極性幾乎為零，不會再精心地進行投資項目評價，甚至采取不作為的態度，即使面對較好的投資項目也會極力回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預期任期成為CEO進行投資規劃的“風向標”，直接影響著公司未來的業績水平。當公司業績不太理想時，CEO會面臨離職的可能(龔玉池，2001)。［10］如果預期任期較短，CEO對未來的投資計劃趨于保守，依賴未來的投資獲利來贏得認可的做法是不太可能的，這種情況下，CEO當期業績壓力相對較大，將會有較強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相反，如果預期任期較長，當期業績壓力相對較小，因為CEO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投資規劃，用未來良好的業績換取較好的聲譽，而完全不用冒著不必要的風險進行盈余管理。鑒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上市公司中的CEO預期任期越長，盈余管理水平越低。我國國情比較特殊，上市公司中國有控股和非國有控股兩種形式同時存在。上市公司控制權性質的不同，公司內部的組織機制會存在較大差別。何威風等(2013)研究發現，相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來說，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CEO基于晉升動機的盈余管理更多。［11］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CEO主要是由國資委等行政機構任命，其調動由政府管理部門決定，其他相關方無權干涉。論資排輩是國有控股企業的典型特點，國有企業通常根據學歷和工作年限等經驗因素來決定對相關人員的評定，通常情況下國有控股企業職員只會往上發展，只升不降，更多的帶有政治色彩。而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為私人股東控制，市場化程度更高，經營業績要接受廣大投資者的監督，遵循“優勝劣汰”的原則，對CEO的任命和更換更注重效率。相比較而言，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一方面，只要不出現重大過失，不會存在任期期限問題;另一方面，除了業績以外還存在很多政治性評價指標，報告業績與其晉升等利益的關聯性相對較小。因而當期業績壓力對預期任期的敏感性大大降低，從而減弱了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H2:若上市公司為國有控股，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明顯減弱。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以滬深證券市場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董事(獨立董事)與CEO任期信息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借鑒已有研究的做法，我們利用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了篩選:(1)剔除了ST、*ST類公司;(2)剔除了金融行業上市公司;(3)剔除了數據缺失的樣本;(4)剔除極端值。經過以上處理，最后得到1804個公司，涵蓋7個年份，共7095個非平行面板觀測樣本。
(二)變量定義1．預期任期由于CEO的平均任期和平均年齡存在較為顯著的行業和年度差異，在度量CEO的預期任期時，參照李培功和肖珉(2012)的研究成果，［12］采用如下計算方法。鑒于本文采用的是一種行業調整方法，計算得到的DH有正有負。若CEO的實際任期或者實際年齡小于行業均值，得到的結果很可能是DH＞0，DH越大說明CEO越有充足的時間來了解企業及其市場環境，以便更好地規劃企業未來的決策走向，更多地通過真實的業績來延長自己的任期以達到行業平均水平，從而不斷積累自己的聲譽資本;Milbourn(2003)研究認為，CEO任期是其聲譽的重要衡量指標。若CEO的實際任期或者實際年齡超過行業平均水平，相比同行業較長的任期本身來說就是良好聲譽的直接體現，這種情形下的DH絕對值越大說明實際任期超過行業均值的程度越大，業績壓力也相對越小。此時由于聲譽資本已經形成，CEO進行盈余管理的代價越來越大，因為一旦財務信息失真被市場獲知將會給自己的職業生涯貼上黑色標簽，已經建立起來的聲譽將會大打折扣。以上分析說明，無論是DH＞0還是DH＜0，其絕對值越大，CEO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相對較弱。因此，本文借鑒相關文獻的做法。2．盈余管理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估計可操縱應計利潤，［13］取其絕對量得到盈余管理變量DA，并按照應計利潤的符號分組得到DA+和DA－，以此來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高低。3．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有: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總資產的對數來衡量;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董事會規模(Bsize)，用董事的人數衡量;獨立董事比例(DDsize)，即董事會中獨立董事人數比例;高管持股比例(MS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share);產權性質(SOE)，若實際控制人為政府則取值1，否則取值0;審計意見(OPIN)，當審計意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時取值1，否則取值為0;是否由四大審計(BIG4)，如果年度財務報表由四大審計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同時，本文控制了行業和年度效應。
(三)實證模型本文考慮到CEO預期的內生性影響，即CEO預期任期的長短會受到公司特征、公司治理以及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為了應對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兩階段回歸方法(2SLS)來研究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第一階段，建立CEO預期任期的模型。借鑒Antia等(2010)的做法，［7］選擇行業特征中的Isize作為工具變量，得到ADH的擬合值。在這里Isize指的是企業i所在的行業中資產規模更大的企業比例，公司規模的差異也是企業比較優勢的重要方面，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CEO的預期任期。
四、實證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本文首先對模型所涉及的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中結果可以看出，盈余管理水平(DA)的平均值(中位數)為5．30%(4．33%)，標準差為4．10%，這說明樣本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比較高，且差異也比較大;CEO預期任期(ADH)的平均值(中位數)為3．87(3)，標準差為2．81，這說明CEO預期任期的差異在3年左右。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01和16．8040，預期任期差別較為明顯。
(二)相關性分析表2是研究變量的相關系數表。從表中分析結果可以看出，CEO預期任期與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顯著性水平分別為1%。就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和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非標準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資產負債率、高管持股比例和四大審計與盈余管理負相關，盈利能力、獨董比例和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正相關，但都不顯著(限于篇幅，沒有列出)。以上分析結果初步說明CEO預期任期可能影響盈余管理水平，更為準確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分析。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三)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在兩階段回歸(2SLS)中的第一階段，本文對預期任期變量ADH進行回歸分析，該模型將ADH作為被解釋變量，而DA作為解釋變量，同時控制了多個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變量，并引入工具變量(Isize)，回歸結果見表3。表3顯示ADH與DA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隨著盈余管理程度的上升，CEO預期任期會明顯縮短。以上研究結果充分證實了前文在構建回歸模型時預期的內生性問題。對于所引入的工具變量Isize，研究發現ADH與Isize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估計系數為1．1588，顯著性水平為1%。說明CEO的預期任期與行業中公司規模存在重要的關聯。在兩階段回歸的第二階段，本文對盈余管理(DA)進行回歸分析，該模型中將盈余管理(DA)作為被解釋變量，而將第一階段中得到的ADH作為解釋變量。在具體研究分析時，本文考慮到動機的不同，對盈余管理進行了方向的區分，回歸結果見表4。表4顯示，DA與ADH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CEO的預期任期越長，盈余管理水平會顯著地下降，較長的預期任期能很好地改善財務信息質量。在對DA進行方向上的區分之后，回歸結果顯示，DA+與ADH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DA－與ADH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充分說明，較長的預期任期能有效地減少不同動機下的盈余管理行為，而對于向上盈余管理行為，預期任期的影響更大。由此，假設1得到驗證。
(四)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區分公司產權性質上市公司產權性質不同，業績評價體系的側重點不同，CEO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可能存在差異。與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CEO更多的是進行向上盈余管理，從而向外界報告良好的任期業績，而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對CEO的評價可能帶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因此，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中，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可能會存在差異。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建立了一個公司產權性質SOE和預期任期ADH的交叉項SOE_ADH，在區分產權性質的基礎上，分析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具體結果見表5。從表5的結果可以看出，在不區分盈余管理方向的情況下，AD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產權性質和預期任期交叉項SOE_ADH的估計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說明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在不區分產權性質下沒有顯著差異。在將盈余管理按向上和向下進行區分之后，研究發現，在向上盈余管理樣本中，AD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而交叉項SOE_AD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當上市公司為國有控股時，CEO預期任期對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明顯減弱;在向下盈余管理樣本中，ADH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而交叉項SOE_ADH的估計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表明無論上市公司是否國有控股，CEO預期任期對向下盈余管理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以上結果表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由于業績敏感性弱，職業生涯相對穩定，從而減弱了預期任期對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由此，假設2得到驗證。
(五)穩健性檢驗本文采用兩階段進行回歸分析，通過引入工具變量資產規模比較變量Isize，研究CEO預期任期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從而應對該研究問題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為了克服兩階段回歸分析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前文基本相符:較長的CEO預期任期能顯著的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五、結語
本文正是基于決策視野理論，在考慮內生性的基礎上，采用兩階段回歸方法(2SLS)實證檢驗了盈余管理水平與CEO預期任期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表明，CEO預期任期越長，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而且預期任期對于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更大，與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CEO預期任期對向上盈余管理的影響較弱。本文為決策視野理論提供了新的證據，從一個新的視角研究了盈余管理問題。本文的研究結論也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對于合理安排CEO任期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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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丹紅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