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產業支持政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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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伏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優化能源結構、調節產業經濟、促進節能減排的作用，對我國實現低碳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戰略意義。針對我國光伏企業支持政策的優化問題，文章構建了以政府和光伏發電企業為博弈主體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學習曲線方法，分析技術變化對博弈雙方均衡策略的影響。結果表明：政府決策的關鍵在于比較制定不同補貼政策所能獲得的經濟與環境效益，而光伏企業決策的聚焦點則是選擇不同效率光伏發電技術的經濟收益。不同技術成本差異小于某一特定值時，高效率技術淘汰低效率技術。引入技術變化影響后，上述臨界值的大小和政府的補貼力度相關，政府較高的補貼力度和補貼差異可以促進先進光伏發電技術更早地進入市場，提升光伏產業在發電市場的競爭力。

關鍵詞：光伏產業；學習曲線；政策補貼；演化博弈；低碳經濟

一、引言

隨著我國能源體系綠色低碳化變革壓力的增加，光伏發電技術等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市場應用及其演變機理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也是政府相關支持政策制定的科學基礎。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加強行業管理，完善標準體系，積極擴大國內市場等政策措施。隨后又推出第二期的“金太陽示范工程”，通過示范效益推動光伏產業的發展。2015年年末，在對光伏產業扶持發展10年后，國家能源局了《關于完善太陽能發電規模管理和實行競爭方式配置項目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旨在引入競爭機制降低光伏發電成本和政府補貼壓力，使光伏發電早日實現半市場化。2016年初，國家發改委《關于完善陸上風電、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政策的通知》，完善了光伏發電和分布式光伏的補貼政策，下調了光伏發電的全國統一上網電價，并鼓勵各地通過招標等市場競爭方式確定光伏發電等新能源項目的上網電價。從最初的分類上網、平攤電價的補貼政策到光伏的上網電價持續下調政策，政府對于光伏企業的支持政策不斷發生演化，預示著國家對光伏產業規劃的新方向：由扶持光伏產業發展轉移到鼓勵新能源產業市場競爭。雖然政府開始鼓勵光伏企業的市場競爭，在新能源市場中力推光伏上網電價的形成，但包含光伏在內的新能源市場建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在國內光伏發電市場化建設和能源體系變革壓力之下，現階段光伏產業發展仍面臨重大挑戰，光伏產能過剩、光伏發電工程質量參差不齊以及棄光限電現象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政府光伏產業支持政策的制定直接引導著未來光伏市場的前進方向。因此，基于光伏發電企業在市場中的演化特征，科學有效的產業支持政策、有序引導光伏市場發展完善是當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文獻綜述

光伏產業政策問題是新能源領域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外研究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或地區層面的光伏產業政策效果評估，二是產業層面的光伏產業創新政策影響分析。著名學者Avril等[1]在描述需求和供給對光伏系統削減成本的影響機制之后，通過對法國、德國等五個國家進行廣泛的政策審查評估公眾對光伏發電的支持。Kirkegaard等[2]通過研究德國、西班牙、日本和美國部分州的光伏產業支持政策，認為各國政府必須為太陽能的部署提供充分和可預測的長期支持。但是，Du-sonchet&Telaretti[3]在研究西歐各國光伏技術支持政策的經濟效果時強調，在某些條件下，政府支持政策可能會損害光伏發電系統所有者的利益，并且在不同國家實施同一支持政策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隨后，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創新政策對光伏產業的支持作用。Grau等[4]通過分析德國和中國的光伏技術支持政策，認為加強兩國科技政策的協同效應有助于在將來的大規模應用中降低成本。Lund[5]研究了能源政策對可再生能源產業增長的影響，可再生能源產業不僅是大國家或大組織的關注點，較小的國家也可以通過巧妙的政策設計和商業化管理獲得成功。國內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完善現有國內制定或實施的光伏產業政策。Tour等[6]認為，在宏觀層面上，我國政府創造了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和外貿環境；在微觀層面上，政府出臺的一系列光伏產業補貼政策（電價補貼和投資補貼等）為行業發展提供了有效助力。我國光伏產業是由政府政策推動主導，但是現階段的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朱乃平等[7]通過分析相關政策，指出我國光伏發電存在定價問題。余東華等[8]將光伏產業劃分為上、中、下游三個環節，從政府行為、產業內部環節和供給視角分析了光伏產業產能過剩的形成機制，發現政府的過分干預是造成光伏產業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

針對我國光伏產業存在的發展問題，一些學者的研究致力于完善光伏產業政策體系的構建。Rigter&Vidican[9]通過測算發現中國各地區光伏發電的最佳上網電價差異很大，預期電價的上漲可能會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電網平價。謝秉鑫[10]通過實際項目對比分析了光伏發電項目投資補貼和固定電價兩種支持政策的實施效果，認為固定電價補貼政策適用于西部地區，而投資補貼政策更適用于東部地區。從研究方法上看，博弈論是研究光伏產業政策問題的主流方法之一。傅沂[11]運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國光伏產業存在補貼政策問題的根本原因。許簫迪等[12]基于構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行為博弈模型分析政策、市場等環境變量的變化對利益主體以及利益再配置的影響。賀正楚等[13]采用博弈論方法，從理論層面分析了光伏產業政府引導的政策失靈問題，表明政府過度補貼與不妥當的補貼方式可能帶來光伏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呂東東等[14]通過構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光伏企業三方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提出了三位一體的產業政策優化路徑。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光伏產業政策的研究已較為深入，為光伏產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政策支持。但不可忽視的是，目前光伏產業的高成本問題始終制約著光伏產業的推廣與應用，要實現光伏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降低光伏發電成本[15]。現有文獻針對光伏產業政策的研究還主要側重于政策體系、政策效果及創新政策等方面，而忽略了光伏產業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在成本方面，相對于傳統化石能源成熟的技術和穩定的低發電成本，光伏發電面臨著技術和成本等一系列問題[16]。并且，光伏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中存在著典型的“學習效應”，其對光伏發電成本的影響不容忽視[17]。因此，文章構建了不完全信息下政府與光伏發電企業的不完全信息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相關政策對于光伏產業的引導作用，并引入學習曲線研究光伏發電成本的變化對政府補貼政策效果的影響，為未來中國光伏產業支持政策的制定給出較為合理的建議。

三、光伏產業演化博弈模型構建及分析

演化博弈從有限理性出發，假設群體之間存在著突變，當一個群體能夠消除任何小突變群體的侵入時，這個群體就達到了演化穩定狀態。光伏企業在投資建設初期受限于建設成本、地區光照條件和項目周期等因素，在發電的技術和設備選擇上有不同的選擇，主要體現在成本最高的太陽能電池組件的選擇上，包括多晶硅、單晶硅以及薄膜類型等，不同的選擇帶來的發電效率不盡相同；而從政府的角度考慮，支持政策的補貼強度選擇影響到光伏企業的效益和發展。企業的技術轉換會受到當期市場影響，而政府的支持政策也會考慮現行政策的激勵效果做出調整。因此，用演化博弈考慮光伏產業支持政策的制定和演化是有意義的。1.決策主體及收益矩陣為探究光伏企業激勵政策的演化，選取光伏發電企業和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光伏發電企業的決策選擇受到其投資成本和項目決策的限制，而其選擇會影響到發電效率。對于光伏發電企業的戰略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S1={高效、低效}。受限于光伏發電成本高、并網難等問題，政府對光伏產業采取一定的激勵措施，主要體現在相關的經濟補貼政策上。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希望通過激勵措施使得光伏產業有較為良好的發展，推動綠色能源使用，減少環境污染。但是過低的補貼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積極性，難以推動光伏市場的發展；過高的補貼又會給財政帶來壓力。考慮政府的補貼力度，支持政策的制定決策集合為S2={高補貼，低補貼}。假設光伏發電企業的收益受限于初始技術投資規模，并且企業的收益和企業的發電量成正比關系。政府的收益主要體現在環境和能源方面，光伏發電企業給政府帶來的稅收只包括增值稅和所得稅，且政府的補貼包括投資補貼和上網電價補貼。

四、學習曲線對博弈雙方穩定性的影響

企業對于技術選擇的關注點在于其收益的大小，技術選擇帶來的收益除了與政府補貼力度的變化相關之外，很大程度上還受到不同光伏發電技術成本變化的影響。光伏發電成本變化速度相對較快，并且隨著發電量的積累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現階段大部分的文獻主要通過學習曲線的形式刻畫新能源成本，文章通過引入學習曲線刻畫光伏發電企業發電成本的變化，進一步討論技術變化對光伏發電企業和政府之間的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1.學習曲線學習曲線根據選擇的自變量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模式，一般包括累計產量、知識積累、規模效應和投入產出要素價格變動等表現形式。五、結論政府有關光伏產業政策的制定對于光伏發電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文章首先考慮了技術變化對光伏發電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通過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光伏發電企業生產行為與政府政策制定之間的策略選擇。分析結果表明，政府決策的關鍵在于比較制定不同補貼支持政策時獲得的經濟與環境效益，而光伏企業決策的焦點在于比較高效率與低效率生產時獲得的經濟收益。光伏發電企業與政府博弈均衡點受到政府不同補貼政策力度、企業不同技術單位發電成本的影響。考慮學習效應對光伏發電企業發電成本的影響后，隨著累計裝機容量的增長，不同技術水平下的光伏組件成本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引入學習曲線后光伏發電企業與政府演化均衡策略主要受到政府補貼力度、補貼差異和技術成本差異影響。對于光伏發電企業而言，技術成本差異臨界值的大小和政府的補貼力度相關，政府較高的補貼力度和補貼差異可以使得先進技術更早地進入市場。對于政府而言，為了推動高效光伏發電技術的應用，政府的初始補貼力度較大，而伴隨著光伏發電企業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政府會逐步降低對光伏發電企業的補貼力度，直至光伏發電企業能夠實現市場競爭。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受限于文章的模型假設，在考慮學習效應對光伏發電企業發電成本的影響時僅考慮了累計裝機容量一個要素，無法考慮其他外部因素的變動比如說價格波動、需求的影響對光伏發電企業發電成本的影響。二是文章僅從理論上探討了政府政策與光伏發電企業生產決策之間的博弈問題，由于模型中各參數較難獲得，文章并沒有進行數據帶入，沒有能更詳細地展現出博弈的演化過程。未來有必要通過數值實驗更為直觀地呈現出測算結果。

參考文獻：

[7]朱乃平，田立新.我國光伏發電產業政策研究—兼論我國光伏發電價格體系的完善[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3(8)：93-94.

[8]余東華，呂逸楠.政府不當干預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產能過剩—以中國光伏產業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15(10)：53-68.

[10]謝秉鑫.對金太陽示范工程項目投資效益的探討[J].可再生能源，2011，29(6)：160-161.

[11]傅沂.基于演化博弈的光伏產業財政補貼政策轉型研究[J].蘭州學刊，2014(12)：153-159.

[12]許簫迪，王子龍，張曉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機理與政策博弈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4，26(1)：1-12.

[13]賀正楚，周永生，吳艷.雙重失靈的光伏產業及其調控措施[J].系統工程，2013，31(12)：116-120.

[14]呂東東，郭本海，陳瑋等.基于多方合作博弈的我國光伏產業政策優化路徑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10)：56-62.

[19]鄭照寧，劉德順.中國光伏組件價格變化的學習曲線模型及政策建議[J].太陽能學報，2005，26(1)：93-98.

作者：周德群；許晴；馬驥；王群偉 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