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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后期，新興的國民黨政權便斷然拋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的中左政治路線，轉而采取對外依附西方列強，對內依靠中上層階級的內政外交方針。應當承認，這種選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20年代國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線，一方面固然是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繼承，但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國民黨當時的主要敵人直系和奉系軍閥分別受到英國（長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東北及山東）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線可以調動國內廣泛的民族主義熱情，贏得廣大階層的擁護。應當說，這正是當時北伐迅速獲勝的關鍵之一。
至于集團叛變革命，原因之一則在于：當北伐接近全國勝利之時，蔣氏集團需要爭取歐美列強的承認與支持，而當時社會主義蘇聯孤懸于北方，尚未形成后來的華約陣營，甚至還沒有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遲至1928年才啟動）。因此，蔣氏集團如果繼續采取聯俄聯共政策，勢必像后來的新中國那樣，遭受西方列強在政治、軍事、經濟、技術等多方面的長期封鎖和圍堵，而同時可從蘇聯獲得的經濟、軍事援助又勢必極為有限。這當然是新興的國民黨政權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國勝利，國民黨政權便愈是面臨外交戰略的重新選擇。而外交在一定意義上又是內政的延伸。
在內政方面，國民黨政權采取了一條依靠中上層階級的政治路線。由于它與現存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階級并無根本利害沖突，因此不存在徹底變革現有社會結構的需要。這一政治路線表面上是穩健的－－在保留社會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尋求漸進的富國強兵之路；其實質卻暗含深刻危機－－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站在了人口中絕大多數即農民階級的對立面。同時，蔣氏集團全面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階層的利益，而且與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其他集團如馮、閻、桂等派系形成了嚴重對峙和沖突的局面，[1]從而使其社會基礎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相當薄弱，使之難以動員與整合全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因此，它無力承受東西方列強的封鎖和圍堵，而只能承認和加入現有的國際秩序（由中心與外圍組成的世界體系），采取垂直依附的發展模式。這意味著，在外部的政治、經濟、軍事壓力面前采取妥協、綏靖的政策。這種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內政。
本書第2章指出，當統治集團面臨強大外敵的時候，他們往往采取轉嫁矛盾的方法，以暫時緩解外部壓力。然而，妥協和綏靖的方針路線在暫時奏效的同時，必然造成國內社會矛盾的緊張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斷轉化為國內階級矛盾，從而使一場推翻上層統治集團的社會革命勢不可免。也就是說，外部民族矛盾通過妥協和綏靖的外交路線必然激化國內階級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作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兩種基本因素正是以這種方式聯結在了一起。
首先，經過多年抗戰洗禮，國內政治力量分化重組，各派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特別是在廣大的抗日根據地，由于國民黨政權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之下，底層民眾已擺脫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縛，成為民族解放的行動主體。戰后，由于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仍竭力恢復和保持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的全面壟斷，因而導致階級矛盾迅速激化，最終表現為國共內戰。
其次，美國在二次大戰后全面接管了英國的世界霸權，并在遠東地區采取了壓制日本、圍堵蘇聯的戰略。為此，美國在大力扶植國民黨中國同時，又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進行全面滲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國塑造為實現其亞太地區戰略目的的堡壘和工具。而國民黨政權為爭取美國支持其內戰政策，不惜大量出賣國家利益和主權，與美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協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條約規定：美國在華的法人和團體享有與中國法人和團體同樣待遇；美國國民、法人和團體在華可取得動產和不動產權；美國貨物的輸入按最惠國待遇征收關稅，內地稅、運輸和銷售享受與中國人生產物品同樣待遇；美國船舶、軍艦可在中國沿海、內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戰后，在這些條約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國投資合計約占外國在華投資的80％，美國的剩余產品和戰爭剩余物資以排山倒海之勢涌入中國，中國成為“美國工業的邊疆”，致使戰后中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
中國革命以暴力方式解決了國內階級矛盾，同時驅逐了西方列強在華長期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存在，從而一舉掃除了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中國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課題，它以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為基礎，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重建了強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權，徹底擺脫了其外圍國家的地位。其中，從五四到建國，反傳統主義解除了廣大底層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長為社會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主體。反傳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始終發揮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動員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反傳統主義在建國以后大規模的工業化運動中，以一種新的方式延續下來。
一、工業化與革命倫理
1、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廣大的海外殖民地為依托（勞力、原料和市場）而完成其資本積累和再生產過程的。這一點從英國與印度的經貿關系即可略見一斑。印度是英倫諸島的15倍。英國工業革命啟動之后，例如在19世紀上半期，英國依仗其宗主國地位，對出口到印度的機器紡織品僅收2.5％的稅，而對印度輸往英國的紡織品所征收的從價稅則高達75％；加之英國機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產品無力與之競爭，因此印度從英國進口商品劇增。從1818到1836年，英國銷往印度的棉織品總值為300多萬英鎊；而到1855年英國工業革命完成時期，則增加了1倍，達660多萬英鎊；與此同時，印度向英國的出口也迅速增長，在1834年到1858年間，出口總額由812萬英鎊增加到2850萬英鎊，但輸出貨物幾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糧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國工業品的傾銷，印度原有制造業趨于崩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3]另一方面，由于糧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現了國民經濟農業化的倒退現象，棉花、茶葉、咖啡等種植面積大幅度增加，經濟結構發生極大變化。英國的工業化與印度的農業化幾乎同期發生，二者相反相成，互為因果。
資本主義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分工體系，從廣大外圍國家和地區源源不斷地汲取超額利潤，一方面維系著從資本積累到技術更新再到擴大再生產的全過程，另一方面則根本排除了外圍國家和地區走上工業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國革命的成功使之從不平等的國際經貿體系中徹底擺脫出來，但這只是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掃清了外部障礙。對于中國這樣一窮二白的國家來說，資金與技術的匱乏和落后構成了約束其工業化進程的內部因素。在這方面，可以將中國與同屬東亞國家的日本做一比較。
日本是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它是作為傳統社會的欠發達國家被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如第1章所述，由于資源匱乏和市場狹小，特別是由于缺少長期的資本和技術積累，日本只能冒險依恃武力，采取超經濟的、赤裸裸的直接軍事征服和占領的方式，在歐美列強支配的東亞國際體系的夾縫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彌補其技術和資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維新以后，與英法美等老牌資本主義列強不同的是，一條向亞洲大陸擴張的軍事冒險主義路線主導了近代日本的發展方向。在該路線之下，日本的國民經濟呈現出扭曲的結構：一方面，重化工業和運輸業主要服務于軍事目的；另一方面，生絲、棉紗和紡織品的生產主要用于出口賺匯，以便進口武器裝備及其制造所需的鋼鐵和機器設備。以這種國民經濟結構為基礎，日本走上了擴軍－征掠－積累，再擴軍－再征掠－再積累的滾動循環的“發展”模式。這是一條通過戰爭以實現工業化的道路。[5]
與日本模式形成對比，中國選擇了一條通過革命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2、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將要建立的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5]按照新民主主義論的經濟綱領，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將收歸國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農村經濟中，則將掃除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允許富農經濟存在。[6]
但是，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就斷然放棄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設想，對黨內劉少奇等高層人士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7]與此同時，對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則不斷被加快，過渡時期一再被縮短。這是為什么呢？
從快速實施現代化的立場看，如果允許包括資本主義性質的多種經濟成份存在和發展，就勢必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處理各經濟主體間的關系，受到成本－利潤原則的根本限制，從而使國家控制經濟的能力大為削弱。相反，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強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統一規劃和配置全部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以迅速建立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近代以來，從洋務運動到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工業化的外部環境并沒有根本改變。在核武器時代，由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圍困，中華民族整體生存的危機甚至更為嚴峻了。中國工業化的這種持續存在的外部環境也正是它的動因。由于現代軍事技術主要依托于現代工業體系，而現代工業體系則主要依賴于為其提供裝備的重工業。因此，“重點是工業，工業中的重點是重工業”。[8]中國當時的首要目標是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獨立生存和發展，是應付大規模現代戰爭的威脅。由于這種目標不是純經濟的，因此中國在其發展過程中，就必須下決心超越并扭曲常規狀態下經濟發展的某些自然過程和規律。[9]實際上，如果當時中國不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合全社會資源，在最短時間內奇跡般地建立起獨立的現代工業體系，那么，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就將推遲許多年，中國經濟乃至政治就將長期垂直依附于蘇聯，從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頂住蘇聯的壓力。換句話說，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東歐化”的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過3年經濟恢復，到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即正式啟動。由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1950年），特別是由于抗美援朝戰爭（1950－53年）的持續進行，對于蘇聯來說，幫助社會主義中國完成適度的工業化目標，在當時不失為一種在遠東地區牽制美國的戰略選擇。
中國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業化以及初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的工業化目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10]
在1949年，農業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達58.6％，工業僅為25.1％，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工業比重就遠遠超過了農業，1957年二者的比重分別為33.5％和43.8％。在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重工業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則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1957年的45％，1978年的56.9％。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的機器設備自給率已達到80％。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思想指導下，中國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業化，從而不僅使中國在短時間內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且為中國取得一系列國防技術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礎，根本性地解決了民族生存這一近代史課題。
3、1949年以后，中共黨并未因獲得執政黨地位和掌握國家機器而放棄原有的反傳統主義立場。相反，從50年代初期批判電影《武訓傳》到70年代中葉評法批儒，反對傳統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體系的立場一再得到重申和強調。在時代，正是由于在意識形態領域和對內政策方面始終堅持了這一立場，才能使廣大勞動階級在新的國家體制建立之后，不僅避免了重新淪為單純的“統治的對象”的命運，而且像在革命戰爭時代一樣，能夠繼續調動他們的潛力，參與大規模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由于長期處于世界體系的底層和內外戰爭的破壞，中國的現代工業基本極為薄弱。1952年，中國現代大工業在社會總產值當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蘇聯在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1928年，該比重已達到45.2％，波蘭在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1949年已達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更高達75％。不僅如此，中國的工業化更面臨嚴重的資金匱乏的困境。要實現工業化，特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只能采取“自我剝削”的方式，依靠社會內部完成積累。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長期實行高積累、低消費，先生產、后生活的發展戰略。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使中國以驚人速度完成了工業化，但與此同時，也使廣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價。例如，1949年，中國社會總產值按可比價格為557億元，1957年為1606億元，到1978年達6846億元，增長迅速。但是，從1958年到1978年，人均糧食消費量始終未超過1957年的水平；各種布匹的年人均消費量，1952年是17.12尺，1957年是20.47尺，1978年為24.11尺；在城鎮居民住房方面，1952年人均居住面積4.5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長等原因，1978年反降為4.2平方米。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緩慢，與同期國民經濟和工業的高速增長相比，反差強烈。為實現工業革命，中國人民年復一年地付出著犧牲。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犧牲主要出于一種全新的生活－工作倫理，這就是“艱苦奮斗”。為區別于馬克斯?韋伯論述的資本主義創業時代的新教倫理，我們可以將這種生活－工作倫理稱為“革命倫理”。值得注意的是，導致這種革命倫理形成并持續發揮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隸史觀（階級理論）為思想基礎的反傳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顛覆了傳統秩序的思想空間內，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在尊與卑、貴與賤、高雅與通俗、心智與身體等一系列相互對立的價值范疇中，普通勞動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質受到高度評價，甚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性。在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階級的確曾揚眉吐氣，空前絕后般地獲得了他們的價值和尊嚴。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不僅在工作中盡力奉獻，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僅僅維持著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國，由于快速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源，特別是資金和技術嚴重不足，革命倫理便成為對這種資源匱乏狀態的必不可少的補充，甚至成為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基本資源之一。
二、反傳統主義的新內涵
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中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建設之后，反傳統主義便愈來愈呈現出新的內涵。由于反傳統主義的實質是顛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義的正統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頭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隨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內容的變化而發生調整。具體地說，是隨著“上智”或“精英”內涵的變化而變化。自1952年全國范圍的運動基本完成，3億農民分得約7億畝土地之后，廣大農村地區便已消滅了傳統的封建剝削制度，確立了貧雇農在農村的優勢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轉向城市和工業建設。以此為契機，中國20世紀反傳統主義思潮的演變發展也出現了新的情況，其主要矛頭開始從反封建主義方面轉向其他方面。
從50年代初期開始，伴隨對全國范圍內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場分別針對國家公務人員和城市資產階級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全面展開。與此相呼應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包括對知識階層西化派代表胡適的政治學術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內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運動。也就是說，從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到思想改造，從“三反”、“五反”到反右派，從政治經濟領域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國開展了一場全面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歷史運動。
中國通過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徹底擺脫了不平等的國際經貿體系，與此同時，也作為亞洲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而遭受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和遏制。應當從這一廣闊的歷史背景去理解中國50年代以來持續不斷的反資運動以及在這一運動中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是非標準。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工業革命浪潮的發源地是西歐市民－資產階級社會，在地理大發現之后，西歐社會通過東西方貿易和大西洋貿易積累了巨額財富，并通過對外擴張開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場。西歐工業革命正是以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額利潤為前提而啟動和完成的。然而，剛剛擺脫不平等的國際經貿體系的中國，無論從主觀意志還是客觀條件來看，它的工業革命，包括資金積累和產業結構升級都不可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要走出自己的工業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諸領域反對并超越西方資產階級業已形成的各種傳統，特別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根本原則－－所謂“經濟人”的利益驅動原則。因此，也可以說，就在中國大規模實施現代化的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相反相承地經歷了一個“非西方化”的過程。
2、超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在20世紀中葉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蘇聯計劃體制。蘇聯體制是一條快速實施趕超戰略的有效途徑。與英國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到運輸業再到機器制造業不同，蘇聯體制恰好顛倒了這一過程，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相對忽視生活資料的生產。這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由于蘇聯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因此，面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圍困，即使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蘇聯以國家統合從資金、技術到思想輿論等全部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負面后果，包括國民經濟結構失調和政治高壓導致的社會創傷。因此從50年代后期，中國便開始摸索超越蘇聯計劃體制的道路。如果說的《論十大關系》（1956年）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是理論和政策領域的探索，那么50年代后期的鳴放運動、雙百方針和則分別是政治生活、學術文藝和經濟建設領域的社會實驗。
由于黨內黨外的因素，這些實驗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國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嘗試并未止步，相反，這種探索在更深的層次上展開了。這就是50年代末期開始的反修正主義思潮。
3、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是全體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體制內，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必須由全體成員共享。這是前述社會主義的生活－工作倫理得以形成并持續存在的前提。假如黨群關系疏離，特別是出現少數人實際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的傾向，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會逐漸被侵蝕和扭曲。與此同時，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體制，如果不能與勞動群眾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形成辯證統一的話，計劃體制也會逐漸壓抑和取消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上述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將導致勞動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倫理日趨瓦解。于是小至一個企業大到整個社會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導致企業效益下滑，社會經濟趨于停滯。實際上，這正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經濟面臨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這時出臺的改革措施為重新激發企業和個人的工作熱情，往往采取將工作業績與小團體及個人利益相捆綁的方式，長期的結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識及革命倫理徹底讓位于利益驅動原則。公有制企業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倫理的支撐，效益將進一步惡化。改革一旦陷入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占有方式的徹底解體而告結束。
毋庸諱言，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變遷和可能發生異化的規律。而這一探索恰好是從反思蘇聯體制的經驗教訓為起點的。
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上，向全黨提出：我們不提“技術決定一切”和“干部決定一切”。說：“前兩個口號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呢？‘干部決定一切’－－群眾呢？這里缺乏辯證法。”[11]
技術的對象是物質世界，它所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政治則以人與人的關系為對象，因此說：“政治家是搞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是搞群眾路線的”。[12]由于任何人與自然關系的解決不可避免地要在人與人的關系框架中進行和展開，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發生重大影響，因此，任何一種技術都隱含有相應的政治含義。如果有人不承認“技術即政治”的命題，那么，這并不表明存在著純粹的、與政治無關的技術，而只說明人們正在不自覺地被一種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進一步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當工業化達到一定水準，國民經濟的技術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技術因素必然忽視人的因素，特別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因素，從而可能導致黨群關系的疏離。“專家路線”從來是“一長制”的共生現象。由此，也必然從第一個口號過渡到第二個口號，即“干部決定一切”。于是群眾重新淪為群氓，社會主義便成了少數人的事業。
在鳴放運動、雙百方針和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專門閱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13]教科書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在相關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并發表議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14]由于社會主義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因此，勞動者管理國家甚至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民主權利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能夠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證。
不僅如此，甚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家奉為圭臬的計劃體制提出深刻質疑。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群眾積極參加完成和超額完成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斗爭，這是加快共產主義社會建設速度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在這段話的旁邊寫下了“不對頭”三個字，并指出：“這里把群眾的斗爭只看作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違背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15]在閱讀了另一段有關論述后，他又批評說：“用行政命令辦法搞建設，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進行、合作化，會造成減產的損失。這是因為不發動群眾的緣故，不是因為突擊的緣故。”[16]
如前所述，思想的真正內核與靈魂是奴隸史觀，具體化為方針政策就是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這不是什么危難時刻的權宜之計，而是20世紀中國革命事業、乃至全部社會主義事業的本質所在。奴隸史觀和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反傳統主義的基礎，而且也是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論基礎。它們對于未來探索中國和社會主義的命運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4、總之，反傳統主義思潮貫穿于整個中國革命史。與此同時，從反封建（）到反資產階級（建國后）再到反修正主義（60年代以后），反傳統主義的內涵和重點又在不斷發生變化，主要矛頭所向順序從中國皇權－官僚傳統到歐美模式，再到蘇聯體制，其間歷經輝煌與曲折，形態激烈而又焦灼。縱觀20世紀，中國反傳統主義思潮所經歷的反對封、資、修三個階段，其實質正是奮力走出一條屬于現代中國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現代化之路。
中國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革命意味著是打破和超越現狀，打破和超越常規的歷史漸進模式，使傳統的延續中斷。革命與反傳統主義互為表里。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時間被濃縮了，每一時刻轉折和質變都在發生，一年等于20年。
回顧歷史，在1750－1800年，中國占世界制造業總量的份額在30％以上，這是與中國長期作為古代社會中心國家的地位相適應的。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這一份額跌至19.7％，到1900年為6.2％，到建國初期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之際，則僅為2.3％，降到衰落的谷底。與此同時，作為古代世界外圍地區的西歐社會，則由于地理大發現和海外貿易而逐步進入工業革命時代，成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1760年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起點（恩格斯），那么到中國一五計劃時期，西方工業化已經歷了近200年的歷史。作為現代文明的外圍地區，中國要想迅速趕超西方，即使僅從理論上講，也必須另辟蹊徑，走出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多快好省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就是反省、質疑和挑戰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為“他者”的傳統。
注：
[1]1928年2月在同黃公略討論蔣氏集團與國內形勢時指出：“他（指蔣）只控制江、浙、閩、淮四省，對湘、鄂、贛、豫四省只是半控制；東北易幟而未改制，西北仍屬馮玉祥和地方軍閥控制，西南原封未動；兩廣勾結法國，實行割據。”見《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5頁。
[2]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1982年，第11－1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第二卷，第65頁。
[4]“正因為不擁有輸出資本的能力和無法在經濟競爭中戰勝歐美各國，所以天皇制的執政者以及與其緊密勾結的大資產階級，才企圖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東亞迅速發動的最大軍事力量。這種軍事力量的‘壟斷’與地理方便的‘壟斷’是日本資本主義結構的必然趨勢。”見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宿久高等譯，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頁。
[5]日本的國家發展路線經歷了深刻轉折。明治維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國強兵的發展戰略。在該戰略因太平洋戰爭失敗而放棄后，被迫轉向一條深度依附美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可與日本相比較的是，自建國后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到70年代末則轉而與美日歐相協調，以出口導向經濟被納入國際社會。在歐洲，先有德國后有俄羅斯，也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轉變。這些現象的實質是美國繼承大英帝國遺產，上升為世界霸主后，為防范歐（德、俄）亞（日、中）強國的崛起而采取打壓措施，迫使其改變發展戰略。新晨
[5]《選集》第二卷，第675頁。
[6]同上，第678頁。
[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選集》第五卷，第81頁。
[8]在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選集》第5卷，第92頁。
[9]這一目標和決心在新時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擊：“50年代初，搞國有化不是依據中國國情，主要是源于領導人特別是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以及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影響。盡管當時搞國有化有種種理由，但是從總體分析，它不符合中國國情，脫離和超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從國有化到非國有化》，見《胡鞍鋼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頁）在作者看來，似乎存在著脫離國際環境（冷戰結構和蘇聯的壓力）的孤立的“中國國情”。
[10]楊堅白等：《當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307－308頁。
[11]《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1958年5月），第二次講話。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始終推崇列寧，而對斯大林則經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評。
[12]同上，第三次講話。這里當然是說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清樣本，1998年。
[14]同上，上卷，第275－276頁。
[15]同上，上卷，第402頁。
[16]同上，上卷，第4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