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民營電影工業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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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3年到2001年:破冰與發展期

(一)破冰和起步1992年2月，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明確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為備受批評的市場經濟正了名，給包括民營影視產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同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并且要求積極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當時中國的電影產業也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1992年，中國電影經濟持續大滑坡的警報再次傳來，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從1991年的23．6元億下降至19．9億元;全年放映場次比1991年減少460余萬場;全年觀眾人次比1991年減少38．4億，降至105．5億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減少130億人次。16家故事片廠中有6家虧損。拍攝《的故事》和《狂》的峨眉電影制片廠全年利潤僅39萬元，不及一個大電影院的全年利潤。［3］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定啟動電影改革，并出臺了相應的改革電影行業的重要文件。1992年12月下旬，廣播電影電視部召開了“全國電影工作會議”，公布了“中央三號文件”，名為《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其核心精神是給企業放權，除了每年的影片生產指標和影片審查權不變之外，電影局決定全面放權，將政府的職能定位為“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1993年1月5日，這份文件正式下發，國內的電影體制改革隨即展開。從此，中影公司只保留“國外影片進口”的獨家權利，各制片廠出品的影片可以自行處理國內外的發行銷售事宜，打破了長久以來的發行壟斷。各省市紛紛成立電影股份集團公司，將電影企業由原來的“全民所有制”轉變為“股份制”，由原來的“事業型、福利型”轉變為“產業型、經營型”。各制片廠均加強發行部門的職能，主動到全國各省市發行公司推銷其生產影片。原有的“出售拷貝”制度被打破，可以采取發行或收入分成等方式進行影片交易。這個文件打破了中影公司統購包銷的發行模式，電影市場形成多個主體，競爭初步產生。當年的熱門影片如《獅王爭霸》、《霸王別姬》等均采取利潤分成方式發行，使出品公司大幅度增加其發行利潤。由此，中國電影的發行放映開始真正打破了由中影公司壟斷式的發行體制，選擇了面向市場化的改革。政策頒布之后，小型的民營影視企業慢慢開始步入電影市場，如當今中國電影市場如日中天的華誼兄弟廣告公司(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便是在此階段(1994年)成立的。另一方面，此時國家政策卻依然沒有放開民營影視公司的獨立制作。如1995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頒布的《影視制作經營機構管理暫行規定》第五條規定:“個人、私營企業原則上不設立影視制作經營機構。”這說明民營影視公司的獨立制作在政策上還未得到認可。于是，資本和政策開始了新一輪博弈。雖然當時市場環境并不成熟，但是民營影視資本已經開始了對于電影行業經濟利益的追逐。同時，失去了計劃經濟支持的電影制片廠也希望找到彌補拍攝資金缺口的方式。當時，在市場經濟逐漸起步，體制改革已在試水，但是影片生產許可權仍然以指標的形式掌握在電影制片廠手中的情況下，市場經濟中漸趨活躍的民營資本和國營電影機構之間形成了一種權宜的合作形式:民營資本投資，國營電影制片廠出租廠標。1996年尚處于電影行業之外的張偉平投資拍攝張藝謀電影《有話好好說》，影片字幕廠標為“廣西電影制片廠”。1993年成立的北京金英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投拍的《欲霸天下》、《鐵血壯士》，掛牌的就是峨眉電影制片廠，《摯愛情緣》則由“深圳影業公司”①攝制。類似的電影行業外民營資金投入電影制作而不署名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發展和調整就在民營影視企業在“有錢拍片，無權署名”的尷尬掙扎階段之時，政策又一次推動了民營企業的發展。1996年3月23日，全國電影工作會議在長沙舉行，提出推進影視一體化，拓寬電影資金渠道的四項政策，“鼓勵部門和企業投資拍片”，為民營影視企業投身電影行業提供了政策的支持。盡管并沒有給予身份，但對于民營電影企業而言，這是一次具有實際引導意義的放開。因政策逐漸松動，民營電影企業紛紛成立，有一些后來發展成為重量級民營電影企業。1996年，北大華億影視文化責任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博納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等。其中真正經得住各種考驗的民營企業，后來通過并購、重組或融資發展壯大，均成為中國電影產業中流砥柱之力量。同時，廠標之路也變成了聯合投資。這一時期，民營企業憑資金參與到電影的拍攝與制作過程中，但大部分企業并不具有電影企業的身份，其資金投入只是一種單純的盈利行為。同時由于在整個經濟體制轉型的階段，資本本身并沒有將電影認定為一個成熟的產業。民營資金對于電影行業的投入呈現出一定的偶然性和機動性的特點。民營電影力量處于一種半地下、半合法、半介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狀態:海水中，政策尚未對其驗明正身;火焰中，資本的欲望在迅速膨脹。其中，1997年對于民營影視公司的發展尤為關鍵:當年，《甲方乙方》問世，這部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影片，出品方是在1997年新成立的紫禁城影業。同年，《有話好好說》也由新成立的民營公司華億發行，兩片的口碑與市場均收效頗佳。因此，1997年被稱為民營電影的“試水年”。［4］雖然在經濟改革的大環境中，電影改革繼續深化，政策也有所松動，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市場和制作環境變得越發嚴峻，政策環境尚未建立，市場對民營企業進行了一次淘洗，企業也在這次淘洗中進行了一次自身實力與市場的對焦。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2001年《電影管理條例》頒布之前。前面提到，1992年開始，關于中國電影經濟情況持續滑坡的警報頻傳。1994年開始，中國電影市場開始每年引入十部好萊塢大片，暫時性地緩解了票房下跌這一狀況。但實際上國產電影產量和票房的下跌并沒有得到抑制，形勢反而更為嚴峻。“1996年和1997年被稱為國產電影市場‘低谷期’……從1996年開始，中國的電影產量開始明顯減少，1997年為88部，票房更降至14億元，觀影人次降為15億人次。”［5］1999年7月30日，《文匯電影時報》以《電影市場情況嚴峻上半年票房下降》為題，披露了電影市場整體性的下滑，全國票房總體下滑50%，惡劣的生存環境使一些民營電影公司被淘汰。進入電影行業的民營企業自身也在這種優勝劣汰的市場和行業環境中重新調試。有一些離開了電影主業，“金盆洗手，改弦更張”;略有實力的公司則繼續留在這個行業里并企圖站穩腳跟，與電影產業環境多次對焦，逐漸找到自身的發展途徑和方向。1997年、1998年曾成功協助發行《離婚了，就別再來找我》、《外交風云錄》、《半生緣》等影片的北京建基影視公司，在1999年連賠了三部影片《共和主席———劉少奇》、《不能沒有你》、《給您道喜了》，隨后其運行難以為繼。發行公司如此，制片公司亦經受大浪淘沙，很多公司成為名副其實的“一片公司”。在這場淘汰賽中最終留在賽場上的是一些凝聚了實力與市場能力的電影制作公司，如世紀英雄、北大華億、金英馬、新畫面、華誼兄弟等等。在這次市場淘汰、民企對焦中，不論是被淘汰的還是留下來的，采取的制片融資方式多是以獨家投資為主，這也是促使民營企業在這場浪潮中分化的原因之一。而在下個階段的發展與成熟過程中，民營企業則采取了共同投資的方式來分擔風險擴大融資。大浪淘沙的市場環境給民營影視企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但與此同時，也給其帶來了機遇。如現今成為國產電影市場民營發行企業“領頭羊”的博納公司就抓住了發展的機會，在此期間先后成功運作了《我的兄弟姐妹》、《天脈傳奇》、《和你在一起》等優秀影片。同時，華誼公司則制作發行了《荊軻刺秦王》、《鬼子來了》、《我的1919》、《一聲嘆息》、《沒完沒了》、《大腕》(與中影合作)、《天地英雄》、《尋槍》等影片。在中國電影史上，這些影片在美學和商業方面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也為這些影視公司積累了豐厚的原始資本。

二、2001年(加入WTO)以來:高速增長期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WTO協議的簽訂，是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電影發展的轉折點。相比于電視和其他文化媒體，電影在中國是一個被允許進行更為市場化和國際化運作的行業。早在1994年，好萊塢大片便以分賬的形式引入中國，改變了中國電影消費市場的格局。中國加入WTO，更為中國民營電影產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2002年出品的第一部中國式大片《英雄》就同時瞄準了國內和國際市場，并獲得了巨大成功。面對外來壓力，中國政府此時積極推進電影的產業化改造，在促使國營電影企業改組(六大電影集團成立)的同時，放寬了對國內民營電影企業的限制。其后一系列利好改革措施的頒布，既是為了完成中國政府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亦是面對不景氣的電影業所作的必然選擇。中國政府已經允許含國外資本性質的產品和企業進入大陸市場，那么，隸屬本國經濟體制內的中國民營影視企業則更應獲得政策鼓勵與支持。相比好萊塢國際資本，它們具有民族資本的性質。2001年，電影市場化改革正式進行。在同年頒布的《關于實行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發行行業準入制度的實施細則》中，取消了個人、私營企業原則上不得設立影視制作機構的條款。同年8月，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署的《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2001年12月18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文化部聯合公布了《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為院線制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在WTO協議簽署不到一個月的12月12日，國務院又通過了《電影管理條例》(第342號令)，降低了行業準入的門檻，允許國營電影制片單位以外的人員和機構從事電影攝制業務。這些都為民營影視企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法規保證和政策支持。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明確將文化產業納入了國家發展的宏觀戰略格局中，電影產業即是文化產業中最重要的代表產業。2003年通常被認為是中國電影產業改革的元年，因為從這一年開始，民營影視公司終于獲得了與國營企業相同的市場主體身份。這一年，政府出臺了16項政策，①逐漸放開電影業的準入門檻。其中，在《電影管理條例》的基礎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接連頒布了四項重要的規范性文件:《電影劇本(梗概)立項、電影片審查暫行規定》、《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管理規定》、《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20號文件)和《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從內容審查、中外合拍、市場準入和外商投資影院等方面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民營影視公司獲得了與國營制片廠一樣的身份，以完全主體資格進入電影產業，中國民營電影的產業主體屬性開始真正表現出來。延續上一年的積極改革之勢，2004年，國家共出臺了21項政策性文件，②如《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鼓勵電影系統外國有、非國有資本(外資除外)合資或獨資拍攝影片，發行銷售國產影片，加入院線或獨資組建院線，改造電影院。而《電影企業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43號文件)，首次允許外資涉足中國內地的電影制作、發行和放映等領域，確定了境外資本在中國電影領域的合法地位。經過這一年的影視變局，中國電影業實現了從“事業”到“產業”之變。2005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延續了之前的發展策略，即對于資金和企業基本按照“社會—民營—港澳—境外”，“制作—放映—發行”的順序逐漸開放電影行業準入。［6］10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明確把文化作為“國家軟實力”提出來，并指出要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和中小企業發展。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進入了行業整合和重組的調整期，逐漸走向專業化、集中化、規模化。［7］6在以院線制、影視集團股份制改革、準入門檻降低等措施為代表的外部政策助推和產業內部成長的雙重作用下，電影行業的產業化改造對中國電影格局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決定性影響。由民營影視企業引領的中國電影市場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中國電影的電影產量、票房、觀影人次、影院和銀幕數等逐年遞增。民營電影企業也獲得了高速發展，逐漸成為中國電影制作的主力軍，其規模已經可與國有企業相抗衡，在制片、發行、放映等環節中的主體地位逐漸彰顯出來。世紀英雄、華誼、保利博納、橫店、萬達等一批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多主體投資帶來了國產電影的多樣化發展，改變了國營企業獨霸國產電影生產的單一格局。誠如時任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饒曙光所說:“期待中國電影產業化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期待中國民營電影企業的運作和發展。中國民營電影產業在中國加入WTO以后，迎來了它的黃金發展期。

(一)民營制片成長為制片主力2001年之后，民營企業制片經歷了一個從探索到飛速發展，再成為市場主力的演進過程，而這一過程與政策的扶持緊密相關。1993年原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國電影改革逐漸展開。2002年前后，中國大陸已經擁有40多家制片廠、30余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5條電影院線、近30萬電影從業人員，國產電影產量達100部左右。但是，中國電影產業，尤其是制片業尚顯薄弱，產量、質量堪憂，電影生產投資規模嚴重不足。［9］2001年，《電影管理條例》頒布，它規定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社會資金，向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申領《攝制電影許可證(單片)》后，就可獲得電影制片的“準入證”。同時，外資也可以參股境內電影制片公司。在政策的引導下，世紀英雄電影投資公司、東方神龍影業公司、北大華億影視文化公司、西影股份公司等一批民營制片投資公司紛紛涌現，形成國產影片良性競爭的局面。［10］《英雄》、《大腕》、《手機》、《十面埋伏》等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影片都貼上了民營制作的標簽。2002年，政府主管部門推出各種政策與規定，以應對好萊塢的威脅和國內文化產業的發展需求。2001年12月25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頒布了修改后的《電影管理條例》。這一條例明顯降低了行業準入的門檻，允許國營電影制片單位以外的人員和機構從事電影攝制業務。2002年末，《英雄》強勢上映，其制作及宣發等環節全面實行了產業化的運作，如在制作環節采用明星導演和類型化制作，在發行環節增加宣傳，在放映環節采取多廳影院同時放映等方式，開始了由民營影視企業引領的電影市場化的新階段，也開啟了國產大片的時代。2002年，共有五家民營公司或其他非制片單位辦理了58部影片的《攝制電影許可證(單片)》;中國出品的100部電影中，社會單位制作已經達到32部。2003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同時頒布了《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管理規定》、《電影劇本(梗概)立項、電影片審查暫行規定》三個文件，在新的《電影管理條例》的基礎上為電影制片業的開放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將制片環節向社會特別是向國內開放;鼓勵民營影視企業的獨立和聯合制片;放寬中外合拍影片的條件;調整電影審批方式;審查權限有限下放等。［11］5在此背景下，民營企業經歷短短兩年的探索期，便取得巨大的成績。2003年，民營資本投資了96部電影，占全年140部國產電影出品量的68．5%;國產電影票房收入更有近80%由民營公司參與發行創造。2004年，政策環境更加明朗。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先后了《關于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和《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民營企業由此開始全面介入中國電影產業。而借《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管理規定》之風，外來資本(包括我國的港臺資本和海外資本)在2004年大量進入中國電影制作領域。在良好的政策背景下，電影市場形成國營和民營機構并存、多種資本互補、產品類型豐富的電影生產格局。在2004年生產的212部故事片中，民營資本和境外資本參與生產的影片已經占據80%以上。在政策的允許下，民營企業積極謀求與我國港臺資本和國有制片的合作。一方面，以《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貿易關系安排》(簡稱“CEPA”)為契機，兩岸三地民營資本緊密合作，生產了大量合拍片;另一方面，民營影視企業也與國營影視企業合作制片，且對國有影視企業的改制產生了重要影響。截至2005年，全國各種民營影視公司已達200多家，在數量上已占據絕對多數，民營公司參與的影片也在票房上支撐起半壁江山。2006年，共有270多家電影制作機構參與電影投資和制作。其中，社會和民營機構占75%。［6］72008年，新型制片主體幾乎為民營影視公司。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百億，國產片票房占57．34億，華誼兄弟、博納影業、星美傳媒、光線傳媒以及小馬奔騰等五家民營電影公司這一年的票房總和便超過了30億。而對比2002年與2011年國有電影企業和民營電影企業的電影制作產量，可以明顯看到民營制片力量在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的飛速發展，其所占份額從2002年的5．44%上升至2011年的67．38%，成為制片業的主力。截至2013年底，與國有集團出品或參與出品的影片共約70部、產出51億以上票房相比，民營集團參與出品的影片有近240部，其中以民營集團第一出品方的影片207部，共產出票房超過102億。［13］在當年32部票房過億影片中，29部由民營公司主導出品。①民營創作龍頭的力量不斷壯大。目前，中國電影產業的制片環節占據主體地位的是以華誼兄弟、保利博納、光線影業、樂視影業等為代表的大型民營影視企業;小馬奔騰、橙天娛樂、萬達影視、銀都機構等中小規模的民營影視企業也積極探索不同的發展途徑;更多依托新形勢激流勇進的新興民營公司也紛紛涌現，比如安樂(北京)電影、華視影視、和力辰光、新麗傳媒等。但不足的是，當下民營制片主體過于分散，在數量占據優勢之時，大部分民營制片主體仍缺乏持續生產能力。這些社會/民營企業在外部政策/市場環境和內部運行機制的相互作用下，走向新一輪的改革與整合。特別是原來那些行業外的具有國營、民營多種所有制形式組合的大型媒介企業，也加快了產業合并的步伐，通過資本運作、品牌資源實現企業的并購和重組，形成了遠超過大多原來國營企業的民營影業集團，［11］9如華誼兄弟、保利博納、萬達等形成了兼具制片、發行、放映的全產業鏈格局。

(二)民營發行企業獲得發展空間發行放映業是最早開始改革的部門。如前所述，在中國電影市場舉步維艱之時，1993《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見》及其《實施細則(意見征求稿)》的出臺，改變了原計劃經濟中電影“統購統銷”的模式，打破了中影公司作為全國唯一國產故事片發行渠道的壟斷地位。此后，中國電影發行經歷了1994年的引入進口大片并確立分賬發行新模式，到1996年民營企業以“發行”參與電影發行，再到2001年加入WTO并將引進片的數額提升至20部的發展過程。2001年，《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頒布。2002年，電影院線制改革開始，民營電影發行得到長足發展。這一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正式向北京博納公司頒發《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博納成為首家民營電影發行公司。2002年發行成績突出的10部國產影片，除《天下無雙》由上海電影制片廠發行以外，其余9部都由民營公司發行。在當年全國9億的電影票房中，4家民營發行和發行的影片票房超過4億。這年，在民營發行公司的強勢進攻下，國營電影發行機構幾乎潰不成軍。2003年10月，原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進一步放開發行業:“鼓勵國有、非國有影視文化單位成立專營國產影片發行公司。”同年6月，北京博納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視文化傳播公司等7家民營企業結束發行的局面，正式拿到發行執照，打破了國有企業控制國產電影發行的傳統格局，促成了資本多元化的國產電影發行市場逐步形成。2003年，國產電影票房收入有近80%是民營公司參與發行的，其中，博納公司成為發行主力，而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發行張藝謀的《英雄》，更創造了中國電影有史以來最高的票房收入2．5億元。2000年到2003年，民營電影發行公司壯大并走向成熟，民營資本的發行主體地位基本確立。2004年10月，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商務部聯合下發的《電影企業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中規定:“鼓勵境內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設立專營國產影片發行公司。”同年，擁有國產影片全國發行權的國有制片單位31家，民營發行公司已達到10家，擁有發行放映院線經營權的電影院線公司達35家。在2005年，隨著CEPA政策的頒布，香港電影發行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內地電影發行市場。至2007年，發行市場上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港資已成三足鼎立之勢。據統計，這一年，在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國產電影發行公司中，除中影及中影參股的合資公司中影華納橫店(簡稱“中華橫”)外，其他8家均為內地民營和香港發行公司，其中，民營公司出現了爆發式發展，只保利博納一家發行的影片就占據了5部。而有香港背景的發行公司開始成為內地電影發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香港安樂發行公司在2006—2007年度異軍突起，發行數量與所占票房都居前列。［14］截至2008年底，香港安樂發行公司、香港銀都、香港驕陽和具有港資背景的上海思遠發行的國產影片都有不錯成績。2012年2月，“中美電影新政”的簽署也對中國電影發行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協議:中國將在原每年引進美國電影配額約20部的基礎上增加14部3D或IMAX電影;美方票房分賬從原來的不超過18%升至25%;增加中國民營企業發行進口片的機會，打破過去國營公司獨大的局面。新政為中國電影發行帶來了全新的機遇和挑戰，也進一步開放進口分賬大片中的民營企業發行權等。當下，在靈活的政策扶持下，國產影片的發行主體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并經歷了優勝劣汰，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其中，以華誼兄弟、保利博納、光線、樂視等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占據較大的發行市場份額，面臨著較大生存壓力的中小發行公司則多探索不同層次與不同區域的差異化發行，比如安樂影片、電廣傳媒、福建恒業等。而2012年底，五大發行方與院線方的分賬之爭暴露出發行環節的脆弱。與高速發展的制片和放映兩端相比，作為“中腰”的發行環節的發展趕不上整個產業更新換代的速度，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競爭壁壘、無序排片、哄搶檔期等。這些都亟待政策進一步助推，促進發行環節與產業鏈上下游銜接，實現垂直一體化經營，探索多種發行方式，開掘數字發行和院線發行之外更多的新興發行渠道。

(三)民營力量向放映端進軍院線制改革自2002年開始，相關政策與文件的出臺吸引了諸多民間資本投資影院建設的熱情，使中國的民營電影放映端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早在2001年12月18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文化部聯合發出《印發〈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的通知》，提出“實行以院線為主的發行放映機制”。2002年6月1日，院線制開始運作。全國35條院線正式掛牌營業，總計影院1019座、銀幕1834塊，跨省院線14條。同時，北京、上海等8省(市)完成了2條院線的組建工作，江蘇和浙江則分別組建了3條院線。2003年11月21日，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電影院線公司機制改革的意見》，鼓勵院線公司擴大規模，加強院線公司整合;鼓勵境內國有、非國有影視文化單位以參股、控股形式投資現有電影院線公司或單獨組建電影院線公司。這一年頒布的《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則允許境外資本在內地以合資、合作的形式建設、改造及經營電影院，香港、澳門資本還可以獨資建設影院。2004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又出臺了《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系統內外國有、民營資本參股、控股或者獨資組建院線，影院可自主選擇院線合作。在政策放開下，2003年，中信文化率先成立了國內第一家民營電影院線———世紀環球電影院線公司。2004年，院線制初步完成，全國已建成院線36條;2005年，全國院線經過頻頻并購和重組，到年底，總計影院約1300座，銀幕約3000塊。［15］58到2006年，民營院線的成績開始真正凸顯，這一年，由萬達公司控股的民營院線萬達院線剛成立一年(2005年2月成立)，就一躍躋身全國票房收入前5名的院線行列，票房收入達到1．51億元，年增長率為75．7%。2007年召開的“十七大”，使文化建設得到全社會的關注。隨著產業化政策的逐步到位，如廣州金逸、時代金典、廣東大地、浙江橫店等民營公司以及UME、百老匯、CGV等為代表的港資、外資等影院投資管理公司推動了院線的迅猛發展，改變了院線公司主要由電影系統內國有電影公司組建的狀況。2008年，院線整合和影院改造的步伐加快，個別院線出現調整與變局，比如中影星美和海南藍海整合，廣東珠江重組為廣州金逸珠江，大地數字院線脫離了中影南方新干線獨立運作等。［16］之后，每年的銀幕增長數都在550塊以上，遠超前幾年銀幕增長的數量。2009年12月，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委員會下發了《關于對影院安裝2K和1．3K數字放映設備補貼的通知》，推動了影院的數字化建設。2010年，代表電影美學更新換代的3D電影《阿凡達》在中國的熱映，更加快了影院建設和數字化、3D化的步伐。幾乎與此同時，醞釀多時的《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9號文件)由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10年，全國增加了1533塊銀幕，是前幾年的兩三倍。而2011年，全國增加了3030塊銀幕，是2010年的兩倍。［15］5此后，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①我國影院數字化、3D化、巨幕影廳的建設以領先全球的速度發展。到2012年底，全國銀幕數從2002年的1845塊增加到13118塊，其中2K數字銀幕超過1．2萬塊，主流院線影院基本全面實現數字化放映。②截至2013年底，全國又新增銀幕5077塊，銀幕總數達18195塊，同比增長38．7%，每天新增14塊銀幕;放映場次達到2885萬場，凈增場次近820萬場，同比增長39．7%。③中國院線制從2002年建立至今，從計劃經濟下的“統購包銷”的發行放映模式中解放出來，渡過了2002—2004年始建時的適應期，2005—2008年的動蕩合并重組期后，近年來進入品牌整合模式，［17］目前，放映端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發展最為穩健與迅速的環節。同時，很多已經投入到電影制片、發行的民營企業，看到終端市場巨大的市場規模后，也加大了投資影院的力度，如保利博納發行公司開始投資興建影院;華誼影視集團在開拓制片業和發行業后，也依靠制片商的優勢進入影院建設領域。［18］總的來說，近年發展迅猛的民營院線主要分兩類，一類是憑借強勢資本走在行業前端，比如依托地產發展的萬達院線④等;另一類是諸多立足二三線中小城市走差異化路線的民營電影院線，如大地院線、廣州金逸珠江院線、浙江橫店院線等，這兩類民營院線都從國家的相關政策中獲利不少。當下，民營與海外資本參與影院改造、建設的熱情持續升溫，現代化多廳影院不斷增長，數字影院建設不斷加快，都為中國電影市場容量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硬件基礎。然而，在蓬勃的新建影院數據背后，上座率卻在近年遞減(2013年僅為15%)。同時，院線的兩極分化嚴重，院線整合之勢已成必然，在這輪重新整合和洗牌的院線變革中，民營院線將在政策的支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近來的發展:新資本時代

民營影視公司經營規模日漸擴大，對資本的需求擴大，因此，它們不斷尋找著拓寬資本的渠道，或策劃上市，或通過各種股權交易的方式籌集資金。政府也適時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在宏觀的經濟和文化策略層面為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松綁。上市融資是民營電影企業新資本時代的開始。2008年10月12日頒布的《文化體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業發展的規定》中規定:通過公司制改建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文化企業，符合條件的可申請上市。鼓勵已上市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并購和重組。鼓勵文化企業進入創業板融資。2008年7月，橙天娛樂通過收購香港電影公司嘉禾近90%的股份，間接成為內地第一家娛樂業上市公司。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出臺《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把文化產業發展作為一個戰略性產業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在此背景下，華誼兄弟10月在國內創業板成功上市，標志著中國民營影視企業走進新資本時代，而有著敏銳嗅覺的資本市場開始關注影視產業。2010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促進電影產業與資本市場和行業外資本、企業的深度融合，對非公有制電影企業在投資核準、財稅政策、融資服務等方面給予國有電影企業同等待遇。2010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九部委聯合《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鼓勵金融資本進入電影市場，為民營影視企業拓寬融資渠道。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下，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始為電影企業提供信貸支持，風險投資、私募資本等機構開始從資本層面介入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這是新時期第一次專門討論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央會議，經過多年電影市場化改革，電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得到了確認。2011年12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的出臺使電影準入門檻空前降低，大量業外資本進入電影產業。此外，2012年“十二五”規劃提出“文化倍增計劃”，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政策，都強調文化體制創新，引導資本市場更加關注電影行業，拓展民營電影企業的投融資渠道，促進電影投資主體日益多元化，國企資本、社會資本、民營資本、海外資本、境外資本等資本的混合已經成為國內電影投資的基本形式。

政策的扶持及與生俱來的市場身份，讓民營影視企業擁有先天的融資優勢，具備實力的民營影視公司紛紛上市:2010年，博納影業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成為第一個在海外上市的中國電影企業;2010年，浙江華策作為首家以影視劇為核心業務的影視公司上市;2011年起，陸續有光線傳媒、北京華錄百納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天馬娛樂控股有限公司、萬達旗下AMC影院、智美集團、長城影視等上市，中國電影進入資本市場運作的時代。此外，當下計劃上市的公司中，既有大量民營影視公司，如新麗傳媒、萬達電影院線、千乘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唐德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幸福藍海影視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廣州金逸影視傳媒等;也包括國營電影企業，如中影集團、上影集團等。這說明隨著電影市場的開放，民營和國營電影制片廠都開始注重資本市場，但就實踐來說，更具靈敏市場性的民營企業更快一步取得了上市的先機，贏得了資本的信任。通過上市，民營影視企業發展不再受資金瓶頸的局限，總資產和利潤有大幅度的提升，市場控制力和資源配置力增強，可以大規模融資并購，擴大生產規模，拓展媒介渠道，進而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提升品牌品質和公司整體實力，應對國內外市場競爭。即如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所說:“上市融資使我們擁有更充沛的資金、人才和資源儲備，從而具備了更強大的市場運作能力。不管從政策環境還是市場環境來看，中國的民營電影企業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19］新資本時代，也開啟了新一輪的民營企業重組和集中的產業改革。從上市融資到跨國經營和全產業鏈布局，民營電影企業在資本、運作方式和市場上逐漸融入世界電影產業的大鏈條當中。盡管這個過程剛開始，其規模及效益都并未彰顯，但是中國電影產業優化的路徑，已經在政策和制度的扶持下漸趨清晰。這個過程，“不僅需要商業智慧、資本支持，更需要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但是，能否確切地以2009年華誼兄弟在國內的上市作為民營電影企業甚或是整個中國電影工業進入一個全新發展時期的標志呢?由于歷史距離太近，置身諸多紛繁電影現象之中，我們暫時還不能形成明確的定論。不妨讓我們拭目以待，當歷史的塵埃落定，再回望時，2009年民營企業上市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或許便能在迷霧散盡后顯現。

四、結語

從以上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國家政策與中國民營電影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兩者一為頂層設計，一為隨著頂層設計而自身運作的資本和文化產業形態。本論文的研究，即意在揭示政策的頂層設計對民營電影企業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回顧民營影視企業十幾年來的發展歷程，即是其在政策引導下由小做大并逐漸成為中國電影市場不可分割的主力軍的過程。今日，政策給予民營電影企業更多的發展空間，民營電影企業也調整自身，在政策允許的安全范圍內謀取發展。實際上，民營電影企業與國家政策之間，并非是被動的亦步亦趨的關系，兩者更有內在的博弈與權衡;資本運作與頂層設計之間，亦有積極的共謀與對話。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民營電影企業，它既受到政策的引導與限制，又主動揚長避短，在政策提供的舞臺上翩躚起舞。因此，就相應的措施來說，一方面，作為政府，應該做好頂層設計，加強政策扶持，完善市場機制。盡管近年來，政策不斷開放，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我國電影市場機制尚不完善，有關方面仍需繼續采取措施，宏觀調控電影市場。如修改電影審查機制，進一步研究電影分級制度的推廣，使民營影視企業的制作更加放開手腳，適當延長民營影視企業減免稅的期限等。另一方面，民營影視企業需要把握機遇，隨時觀察政策動向，把握國家的公共政策和頂層設計，為自己的發展找準定位，以前瞻性的思維進一步發展自身，才可在競爭異常激烈的中國電影市場繼續書寫新的篇章。展望未來，民營電影企業的發展將繼續改變中國電影工業和文化工業的版圖，為中國當代文化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但從整個電影形勢來說，從國家政策中獲利的不僅是民營企業，國營電影企業也在政策扶持下茁壯成長。當下，國營影視企業也在積極準備上市，近年政策的優待，或將賦予其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隨著整個電影市場份額的擴大，當下民營企業主導電影市場的現狀，可能會變成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平分秋色的局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隨著國家整體的不斷向好發展，我們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充滿期待和希望。

作者：陳犀禾鮮佳單位：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