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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浙江兩省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等八府和太倉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環境，形成為一個經濟區，即通常所說的江南地區。
自然環境，從經濟史來看，是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自然條件。江南地區自然環境優越，地勢平坦，平原遼闊。江海環抱，湖泊河港縱橫，水資源豐富。亞熱帶氣候溫和潤濕，日照充足，無霜期長，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適合農作物的生長。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區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帶，地勢高仰，多沙質土壤，具微堿性，適宜種植耐旱并有抗堿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圍的低田地帶多水，其保肥能力強的壤質粘土，適宜種植桑樹，其中性壤土適宜種植喜濕的水稻。
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及其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農業分工的自然基礎。稻、棉、桑遂成為農作物種植的最佳選擇。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發展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①生產力水平的高低，與其作用的大小呈負相關。在清代生產力的條件下，自然環境還具有強大作用。人們只能適應和利用自然環境，以充分獲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產力。江南人民遂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以盡量發揮土地的潛力。
首先是擴大棉田與桑地，以進一步適應生態條件，優化農業布局。
明代江南農民因地制宜，發展糧食、棉花和蠶桑生產。明中葉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麥，低者稻，平衍者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②。江南農民就在明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大面積改稻田為棉田，改糧地為桑地。常熟縣的東高鄉，雍正間，“種棉十僅四五”，到乾隆間已“種棉漸多于稻”③。道光間，太倉州及所屬鎮洋、嘉定、寶山等縣，已是“種稻之處十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興府的旱地，明萬歷時為42萬余畝，至清嘉慶間，增為55萬余畝，大都成為桑地。江南地區的沿江沿海遂成為以棉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產區，太湖南部成為以桑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產區，太湖北部成為以稻為主的水稻產區。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帶與低田地帶分界線上的各縣，如武進、常熟、昆山、桐鄉等縣的農作物種植也沿此線而涇渭分明①。
其次，發展農業生產技術。
清代江南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入更多勞力，發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細作技術；又增加用肥，發展了墊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術。他們種田治地，施用糞肥、河泥、綠肥、豆餅等肥料。種桑種棉的用肥更多于種稻。用肥增多，促進了肥料的商品化。綠肥種子和豆餅通常都需要購買。經營地主和富裕農民購買糞肥的漸多。《沈氏農書》曾記載到平望鎮買“磨路（牛糞肥）、豬灰（豬廄肥）”，到“近鎮買坐坑糞”，還要從桐鄉“必往杭州”買人糞，等等。餅肥肥質優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餅肥已經很普遍。據《沈氏農書》、《浦泖農咨》和《租核》等書提供的資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經營地主與富裕農民每畝土地用餅肥的貨幣支出，約增加二倍多。勞動集約型農業向資金集約型農業轉變開始顯露苗頭。清代以“糞多力勤”為特點的農業技術體系，就是在江南農業生產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種田固不出糞多力勤四字”的《補農書》（包括《沈氏農書》）實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體地以糧食為例，詮釋了其增產效果：治田“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區種糧、種棉、種桑養蠶的農書很多，這些都是農民生產經驗的結晶。農業技術的發展，正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然條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體現。
經過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棉花和蠶桑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生產者如果就地取材，從事棉紡織業和絲織業，就可以節省經過市場環節的各種費用，降低成本。農民如果以自己生產的原料進行加工，更可獲得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減少原料費用。許多農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終之”?！渡蚴限r書》也說，農民織絹，“若自己蠶絲，利尚有浮”，都是說的這個道理。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棉織品與絲織品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手工業品。它們都是衣著材料，特別是棉布更是廣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們都有廣闊的消費市場。充分利用原料資源的巨大優勢，發展農產品產業化，就成為江南人民必然的經濟選擇。棉紡織業和絲織業都是傳統經濟中的重要產業，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賈，致富饒”，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賜，竟使二者都作為支柱產業，并行發展。
棉紡織全為農民家庭手工業，在棉、糧產區，“比戶紡織”。在蠶桑區，也有大量農民從事紡織，棉紡織在江南地區普遍發展。有些農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謀生之方已不專仰于田畝”，棉紡織已從副業發展為主業。他們既不離鄉，又不離土，就地實現了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