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歷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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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之論，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則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異學也，則辨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 ]他還根據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時，他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
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 ]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在天文學上，他進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并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天說的優點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上的“歲差”概念的發展，撰有《歲差考》。[ ]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世致用，與此相聯系，他們也極力推崇科學，主張研究科學，包括研究天文學。
顧炎武對當時的王學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顧炎武認為，王學末流清談“明心見性”之類，實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學”，其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關于“博學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
顧炎武講的“博學于文”，當然也包括研究科學。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余卷“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術”，有《天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涉及天文學。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發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同時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校”，認為學校不僅在于養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他認為學校除了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
對于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邑佐、辟召、絕學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黃宗羲說：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調天文學的學習，注重選拔天文學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上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重要著作流傳于世，同時也撰寫了不少科學著作，其中天文學類著作“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法假如》一卷，《西歷假如》、《回歷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對科學也有較多的關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與理學的“格物窮理”聯系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在學術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識》、《通雅》等科學著作。他認為，學問有“質測”、“宰理”、“通幾”之分，[ ]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為學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系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地學以及醫學等方面的內容。
在天文學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 ]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歷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并且說：
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 ]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確指出：“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 ]關于日月五星運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 ]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象以及歷法的有關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的研究。陸世儀（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 ]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 ]在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系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歷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歷志》。當時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歷算才華，與他訂交，并就歷算的研究進行了交談。此后，李光地經常前去求教，學問大進。期間，梅文鼎還根據李光地的建議編纂《歷學疑問》。該書寫成后，李光地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來，李光地又將《歷學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于是名聲大震。在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歷法類著作主要有：《歷象要義》、《歷象合要》、《歷象本要》等，主編《御定星歷考原》、《御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歷》、《記四分歷》、《記渾儀》、《算法》、《歷法》、《西歷》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據學大師之譽。同時，他也非常強調研究科學。他說：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 ]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必要的知識基礎。
戴震不僅強調研究科學，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 ]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歷法類著作：《原象》、《續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歷問》、《古歷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時，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把中國傳統的天文知識與西方的天文學結合起來。這對于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校》。
[ 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 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 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 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 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 8] 《思問錄》外篇。
[ 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
[24]梅文鼎：《歷學疑問》“李光地序”。
第2篇
關鍵詞：德育功能；歷史教學；教學法
道德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并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人類道德觀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
作為一名歷史教師強調滲透德育，是為了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夯實基礎。進行德育，不僅僅要進行政治信仰教育，更多的則是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的教育；是文明禮貌的教育；是科學態度、敬業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歷史責任感的培養等等。
那么，我們在日常教學中應該如何去加以實踐呢？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重視課堂教學，深入挖掘歷史學科內在的德育功能
課堂教學是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徑，教師要認真做好課堂教學，在傳授歷史知識、培養學生學科能力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首先，要充分利用歷史教材。歷史教材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德育素材。譬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單元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變，這一單元講述了中國儒家思想的演變過程，老師在講解過程中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時，能夠加強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當我們在講述中日戰爭的歷史時，讓學生觀看電影《》中日軍的暴行，必然能夠激發學生強烈的愛國情懷，激發學生為中國不斷復興偉業的決心。
二、運用多種教學方式體現德育
1.比較教學法
將明清以來中國三百多年的科技落后狀況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進行比較，認識到中國的落后，增強學生為祖國振興而發奮讀書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在講述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要求學生歸納近百年來中國各階級的救國道路及其結果，在培養學生歸納問題能力的同時，使學生認識到在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認清中國的國情。
2.情感教學法
通過教學引起興趣、燃起熱情、激起聯想，強調師生之間的真誠交流、和諧關系，建立最佳教學情境。歷史課程對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學生的情感態度在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學習，對歷史課學習的影響則更明顯。教師在歷史教學過程中要重視情感因素，只有重視學生情感，加強情感教學，通過多種途徑激感的要素功能，才能使課堂教學變得生動活潑起來；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的積極作用完善教學目標，優化教學過程，提高教學效果，從而使學生的認知能力和情感素質得以和諧發展。
3.直觀講述法
直觀教學，即通過教具的使用，把英雄人物、壯闊的歷史場面再現出來，使學生更直觀地感受歷史的真實，使之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是最有效的教學手段，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也是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學形式。如：講我們古代先進的科技時，語言要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滿懷自豪之情，以激發學生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自豪感。講中國近代屈辱史時，義憤填膺、聲淚俱下，語言悲憤、深沉、有力，讓學生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必須與時俱進，富國強兵，走在時代的前列。
三、歷史學科課外教學活動中的培養
開展課外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視野、發展能力，更有利于進行生動活潑的思想品德教育。我們曾進行如下
活動：
1.開展“演講比賽”
這是結合教學，對學生進行德育的好形式，通過這個活動可以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鍛煉自身的能力，提高對歷史的熱愛，陶冶個人情操，同時還能加強學生對歷史的感悟，能使學生更好地走進歷史，以史為鑒。
2.開展歷史教具小論文撰寫
利用課余時間，組織學生撰寫一些簡單的歷史小論文，不僅可以豐富學習生活，增強學習歷史興趣，培養能力，還有助于學生深刻理解歷史，特別是由于學生參與了論文的撰寫，必然對所制教具產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義等做深入的了解，從而增進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思想。幾年來我們在組建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同學，撰寫多篇高質量的歷史論文。
3.研究本地地方志，培養熱愛家鄉、回報家鄉意識
每個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學習本地歷史，研究本地風俗、名人等能夠加強學生對家鄉的熱愛，能夠更好培養學生回報家鄉的熱情。近些年來我們學校組織了靖江湯包文化社團、靖江講經文化社團等一系列社團，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歷史學科是一門非常注重德育的學科，對歷史教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在日常的教學中必須滲透品德教育，在歷史教學中，要深入思考，結合中學生的心理特點，致力于將學生培養成一個德智兼備、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才。
參考文獻：
[1]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第3篇
清代前期京師是都城，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順治元年，兩個中央直屬的鑄幣局設在京師，“置寶泉局屬于戶部，寶源局屬于工部。”“寶泉局歲鑄錢解交戶部庫，配銀發給兵餉。”“寶源局歲鑄錢解交工部節慎庫，以備給發各工之用。”這是終清一代，一直沿續的格局。1當時，在京城的金融機構也非常多。從康熙年間至道光十年，“掛幌錢鋪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參店及煙、布等各鋪，帶換銀錢，未掛幌者不在此數。”2乾隆時，“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蘇州一帶縉紳與旅京蘇州商人之間，撥兌銀錢，就以會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41982年，在北京發現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門外打磨廠日成祥布店遺留下來的23張會票實物。5這說明康熙年間，北京與外地商人之間，辦理匯兌，完成異地款項清算，是一種經常現象。乾隆時期，這里盛行錢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創辦專業匯兌機構的票號，同樣的機構，大約在相同時期也出現在北京，它起著城市之間調撥款項的作用。7中央政府調控貨幣的部分措施，主要通過設在京師的兩個鑄幣局，以及眾多的錢莊、銀號、當鋪來完成，因此，透過京師貨幣供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貨幣政策推行的全過程。
一
清政府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即白銀和銅錢（亦稱制錢）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8這兩種貨幣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圍，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收入、官員俸祿、兵餉、商人大筆交易多使用白銀，而民間零星交易則使用銅錢。由于中國銀礦藏量很少，政府無法鑄造統一的銀幣，所以白銀只能作為稱量貨幣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樣，政府基本上沒有統一標準進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銀數量的變化、流向，直接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影響，政府缺乏調控白銀貨幣的能力。而對于銅錢來說，政府則有較強的控制力，可以不斷發掘銅礦，從外國購買銅材，壟斷鑄幣權力，隨時調整制錢的數量，以及使用范圍，使之發揮實際作用。
白銀和銅錢不僅表示兩種貨幣，而且又是兩種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貨幣的價值。由于兩種金屬商品的價格，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而波動，使得兩種貨幣的價值也不能穩定不變。如果其中“一種比過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就會很快改變它們之間的比價。”9因此，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價值，也就與銀和銅本身的價格同時不斷升降，這就形成了白銀和銅錢的市場價格，同時也產生了兩種貨幣的市場比價。為了壟斷貨幣權，控制貨幣價值，清政府繼承前代政府規定銀錢固定比價的方法，順治四年規定錢值，“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10即規定銅錢與白銀的比價為1000：1。一般來說，政府努力維持官定比價的操作，體現在對市場上流通貨幣數量的調控，同時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過程。
政府認識到，“民間錢多則價賤，錢少則價增”，11這個貨幣理論的基本道理。其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對貨幣的生產、流通、管理三個方面來實現的。在生產方面，政府根據市場上銀錢比價的波動，不斷增加或減少鑄幣數量，從而控制流通中總的貨幣量。對于京城二個鑄錢局，政府規定每年生產制錢的數額，采取增減鑄幣數量，和增減鑄爐數量的方法，進行控制。據統計，從順治至嘉慶年間，京局大約增減鑄幣數量十四次，以后因庫存銅材不足，每月逐漸少鑄。12
收購私錢13和官方減重的小制錢，回爐鑄造標準制錢。順治三年，“禁用舊錢，送部者，每斤給價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師等地方，“收買私錢及舊錢、廢錢，使民間無法攙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購舊錢、廢錢，“每斤照銅價給值六分五厘，解局銷毀改鑄。”16二十八年，下令“民間私錢，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戶部，照銅價每斤給銀一錢收買改鑄。”17乾隆二十二年，還分別規定了收換廢錢的條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數時間里，市場的銀錢比價低。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改變原來在稅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銀的情況，征收或配給一定數量的銅錢，來調整流通中的銅錢數量，起到平衡銀錢比價的作用。政府規定在稅收中，“銀錢兼收，以銀七錢三為準。”但在實際納稅時，多“隨民便”。19在發放八旗兵餉和官員俸祿時，搭放制錢。20政府用平糶米糧的銅錢，減價兌換白銀，調節市場上的銀錢比價。八旗、內務府，在京城共設米局27處，政府一方面發給各局銀兩作為資本，使其收買米谷，另一方面也發給各局米谷，讓其平糶，收買糶賣所得銅錢，在市場上減價兌換白銀。乾隆二十七年統計，戶部庫存平糶錢八萬五千余串，五城各廠存錢一萬三千余串。“京城內外有此十萬余串錢文，以資流通，而每日平糶錢文，又可源源轉運，歲底錢價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還設立官錢局，并利用錢鋪、當鋪等金融機構，以低于市場比價，易換銀兩，調節市場中的制錢數量，使銀錢比價接近官方的標準。
政府發放生息銀兩，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順治年間，“為了解決官商周轉資金的困難”，政府向“商人放貸帑銀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種生息銀兩制度。康熙時，繼承這種制度，創設了“恩賞制”、“公庫制”和“廣善庫制”。“恩賞制是把庫帑管理經營所取得的利息賞賜給有關人員，受賞者沒有償還帑銀本息的義務。公庫制和廣善庫制則是將帑本直接貸借給有關人員，”借款者要償還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特別撥發“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發展，公項開支在利息銀中占的比重愈來愈大。遂使生息銀兩收入蛻變成為公項開支的一種固定的財政來源。”24從貨幣流通的角度看，發放生息銀兩就是把放置在國庫中的貨幣，投放到市場中。“最盛時期，戶部庫銀總額有5000萬兩，而八旗公庫生息本銀的撥款前后幾達1500萬兩。”25政府把占庫存的30％白銀，投放到市場，無論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費，地方政府的經費，還是投資或提供其他需求，無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作為中央政府發放生息銀兩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時期就結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間仍然使用，而且已經成為各地方政府、書院、學校、救濟等項經費的主要來源。可見，生息銀兩也是政府調控貨幣的一項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過增減每文銅錢的重量，也就是增減每文錢的含銅量，使銅錢增值或貶值，以達到防止私銷和私鑄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場上平衡銀錢比價，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兩縣設立官牙，將錢價議平買賣。”27防止寶泉、寶源局爐頭、工匠私自鑄造錢幣。對錢商、錢鋪、當鋪加強管理，防止他們販賣、囤積制錢。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當鋪，將所積制錢，“酌錢數送局”，由官錢局在市場上易白銀給還。28當市場上錢票盛行時，政府企圖把錢票控制在京城范圍內流通。但是對私鑄、私銷、囤積、販賣等各種政府認為的非法經營活動，官方的嚴禁則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對貨幣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議得數條，試行于京師。數月以來，錢價漸減，似有微效，民間稱便。”29“前因京師及各省錢價日賤，由于小錢充斥，節經降旨飭禁，并立限收繳，乃自查禁以來，已逾年余，而京城錢價，近又減落”。30臺灣學者鄭永昌研究指出：京師對私錢流通“管理與控制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訂和實行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開爐太多，鑄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機盜鑄。錢愈多而愈賤，私錢公行，官錢壅滯，官民兩受其病。”所以“各省鑄爐一概停止，獨令京局鼓鑄。”32“如遇京城錢價高昂，發八旗米局，照市價平減，零星易換，則錢可通流，與民有益。”33“以京城錢價昂貴，復設官錢局。”34以后又因京城“錢價漸減，奸民每以在京賤買之官錢，運至近京錢貴之地，興販射利，議將官局停止。”35嘉慶四年，因為“自增卯以來，錢價仍未甚平，所有戶、工二局，俱著全復舊卯。”36市場上錢少，則增加鑄錢量，錢多則減少鑄錢量，政府根據流通中貨幣的需求量，下達定額。在兵餉、官俸中搭放制錢，是因為“京城錢價昂貴”，“俟錢價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師錢價頗昂，兼值雨水連綿，食物甚貴。”38“此項錢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錢價可期漸減。”39“將賣米所收制錢，令五城照市價易銀交庫，俟錢價稍平，即行停止。”40照這種辦法，“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設一局，兌換與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于民用似有裨益。”41設立官錢局，無非也是“京師錢文昂貴，朕不得已，設立官局，以平市價”。42由此可見，市場中流通的銅錢過多，或者銅錢貨幣過少，就會引起物價變化，為了穩定物價，就必需調節錢價，這就是政府增減鑄幣數量的原因。那么，市場上銅錢數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決定的呢？
在市場上，人們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其實際價值超過了名義價值，也就是當制錢含銅量高，市場銀錢兌換率低（比價低），私人銷毀制錢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會有人大量熔化銅錢取得銅，到市場上售賣，或者制成銅器出賣。但當制錢含銅量低，市場銀錢兌換率高（比價高），鑄幣費低廉，民間私鑄銅錢比較容易的時候，人們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就私鑄大量銅錢出賣。乾隆時，“銅價每斤直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斤有余。而毀錢一千，得銅八斤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毀之為銅，可得七斤七、八兩，尚浮于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可毀銅至十余斤者乎！”43可見，私銷、私鑄的出現與銅錢本身的輕重有直接關系。而政府原本為防止私銷，減少制錢含銅量的措施，則給私鑄造成機會；為防止私鑄，增加制錢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銷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無法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關鍵因素就是市場在其中起作用。
市場調節的作用反映在私銷私鑄，制錢販賣、囤積等民間的貨幣經營活動中。順治年間銅錢數量少，不能適應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開鋪市錢，多以前朝廢錢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為繩底，以致街市使錢，每銀一錢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別在“都城輦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將民間廢錢作銅收買，插和制錢之內，以一廢錢當一制錢，是以廢錢日見其多，錢數日見其增，錢本日見其虧”。45這種情況到雍正時，仍然如故。“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毀官錢，以為私鑄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軍統領在“崇文門外，拿獲銷毀制錢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內，屢次拿獲銷毀制錢之奸民”，所以，京城“錢價已覺稍平。”48私鑄、私銷行為不僅在民間有，而且官局也有，爐頭、工匠偷漏減重，假公濟私，非法私鑄。順治十年，“向來官爐夾帶私鑄，尤為病國。”49乾隆時，寶泉、寶源二局，“所鑄錢文尚不能無輕減分兩等情弊。”“不肖官員，將官錢私行減少，額外多鑄小錢，希圖盈余肥橐。該管上司曾不顧問，或且從中分潤”。50通常，私錢流通都是在貨幣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發生。而京師沒有發現大量私鑄、私銷現象，可能是貨幣數量比較充足，減重制錢的收購，銅材的管理都比較嚴格的原因。與私錢流通同樣違法的是制錢的販運和囤積。雍正九年，有人發現：“京城內有奸民勾通經紀，預發本銀于大小鋪戶，收買制錢，多藏堆積，俟錢貴始行發賣，名為長短錢。”51雍正十三年規定，“儻有不法奸商，專販私錢，運載至數十百串出京貨賣，及在京鋪戶人等，將錢囤積在家，俟價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間，販運、囤積之事仍不斷。“京城都會之地，各省經營貿易，絡繹往來，奸商將錢裝載出京，于價貴處，興販射利。再閩廣商船，由海洋直達天津，回空時，概用錢文壓載，運至本地買貨。又各省漕糧回空，亦多載錢文，興販獲利。”53同時，“近京直隸所屬各村莊、集鎮，每多富戶，將糧草貨物賣錢去串，堆積一室，以防盜竊。此等鄉愚，只圖一己蓄積，遂致錢文不能流通。”54
從以上私錢流通和私販囤積的現象中可以看出，銀和銅兩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對私錢流通、制錢販運、囤積起到決定作用。換句話說，是市場的價值規律起到調節作用。私錢流通是“制錢不足導致市場自我調適之現象。”55一些學者肯定了私錢流通的積極作用，“盡管私鑄規模很大，私鑄形質低劣，但并未嚴重影響銀錢比價，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官錢不足給商民日常貿易帶來的不便。應該說，它對當時的經濟活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56
市場不僅調節了私錢的流通，而且也決定了錢票的流行。錢票是一種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銀銅本位貨幣無法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導致私經濟部門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錢莊、當鋪以及有實力的商號紛紛發行錢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錢票的發行自將增加銅錢的供給”，起到補充銅錢供給短缺的作用。58這說明錢票的產生，完全是市場需要信用工具的結果。在錢票流行的過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說明市場在其中起主導作用。59
三
政府貨幣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為其統治服務。各代銅錢都標有不同的年號，在這里貨幣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當順治年間，有人看到明代貨幣攙和在清代貨幣中流通，“禁之不止，誅之不勝誅”時，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廢錢二文，當制錢一文”，由國家收購前代廢錢的方法。戶部大臣反駁稱：“明季廢錢，豈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辦法，似乎使用明錢，有損清國。
其次是為了財政收入，保證軍事活動的正常進行。政府鑄錢有時可以獲得比較多的鑄息。順治年間，清朝還沒有統一國家，戰爭需要大批經費。瑞士學者傅漢思指出：“政府從鑄錢活動中獲利是比較大的。對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錢局而言，其結果是十分令人驚異的：直到1695年，那些錢局場是獲利的，利潤占鑄錢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錢局都沒有利潤，反而受到嚴重虧損，那時北京錢局的虧損達到鑄錢成本的16—63％。只是采辦比較便宜的云南銅以后，北京錢局的形勢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潤卻是微不足道的，還不到錢局成本的5％。隨著國家對云南銅礦補貼的增長，鑄錢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現鑄錢總經費高于鑄錢收益的情況。”61
再次是為了社會穩定。按照貨幣經濟理論，物價與貨幣有著重要關系。物價高低取決于流通中的貨幣量，當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時，則物價下跌；反之，貨幣量減少，則物價上漲。如果官方兌換率和市場兌換率的差別過大，就會使物價變動，給百姓生活帶來困難，也可能導致社會沖突，甚至。因此，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政府維持官方銀錢的固定比價，穩定銅錢通貨，就顯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專制體制下執行權力的機構，其主要職責是鞏固統治，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定，很難說政府是為推動商品流通的發展，而制訂貨幣政策的。但是為了達到政治、軍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貨幣政策，也離不開經濟。換句話說，政府的各種職能是相互關聯的，經濟作用離不開政治、社會和軍事作用，而貨幣政策落實的結果，則體現在經濟方面。當然，也并非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論述方便，這里按照現代貨幣理論，把政府對貨幣的有關措施與管理歸納起來，以期從歷史事實中，客觀評價政府的政策。
政府貨幣政策的特點之一，是因時制宜，隨著市場變化而不斷改變的。例如：對市場作用產生的私錢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嚴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錢供應不足導致錢荒的壓力下，政府對私錢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放任或弛禁的態度。至乾隆中葉以后，當制錢的供應逐漸穩定，各省呈報市場錢價日益平減的時候，處理私錢的政策才正式展開。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與歷代政府的‘嚴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處，是采用一種較溫和的收買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據市場中流通貨幣數量的變化，而推行貨幣政策的，所以，這些管理措施也是審時度勢決定的。有人說，清朝貨幣規章多變，正反映了政府這種隨時應變的能力。
發放生息銀兩是政府貨幣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國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經濟復蘇，物價也開始回升。日本學者岸本美緒說：這是因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鄭氏，占領了臺灣，再開海外貿易，從而自然地豐富了貨幣。”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65他認為，“康熙朝的蕭條與銀的流向似乎并無簡單的關系，中國國內物價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銀出口，而物價回升也未受白銀流入的刺激。”“銅錢價值下降并不能明確的與白銀流入量的變化相關。”66筆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見。從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時間，白銀流入量是否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起到豐富貨幣，影響物價上升的作用，值得懷疑。筆者認為，起到豐富貨幣作用的，主要不是國際白銀流入，而是國內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加。這就是康熙時期開始的為使官兵擺脫生活困苦，而發放生息銀兩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諭稱：“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著實困迫堪憫。特著用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茲念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亦應一體恩賜。”“其他各省督、撫、提督標下兵丁，亦循此例。”67從京城八旗到各地駐防之滿洲、蒙古、漢軍等官兵，都有生息銀兩之利息，作為生活補貼。當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會想到，用這種政策可以擺脫經濟停滯現象，但在客觀上生息銀兩確實使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增加，擴大了需求，促進了消費，使康熙后期的經濟開始復蘇。到乾隆時，發放的生息銀兩本金，已經基本歸還。68可見，貨幣滋息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對拉動內需的確很有成效。
關于在貨幣流通中，政府起主導作用，還是市場起主導作用的問題，理查德認為，“明代主導貨幣事務的是市場而非政府。主控貨幣的是市場，而非國家。”69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羅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結論。“我關于十八世紀貨幣政策的研究，使我對他的結論持謹慎態度。雖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樣，當時的國家對它管理通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樣，清中期官員們使用了廣泛的間接方式――調整銅幣的大小和含量，通過大量的技術手段，在不同的貨幣地區，控制銀錢的相對供應量，高度選擇性的反利用――作為一個市場的參與者來保證貨幣穩定，刺激了與人口同量擴張的經濟生產力的發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時期，羅威廉的研究重點在雍乾時期，雖然他們對于整個清代前期政府的貨幣政策、管理、執行情況，都沒有全面研究，但是他們的結論都是有根據的。
一般來說，清代前期是政府與市場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確實起到一定作用，特別是在某些時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發放生息銀兩，增加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就是市場在短時間里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政府的貨幣政策是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當市場上銅錢數量減少時，政府可以增加銅錢的數量，反之，政府也可以減少銅錢的數量。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又受到銅材的影響，當市場上銅材短缺時，政府可以增加銅材生產，或向外國購買。由于銅錢貨幣流通量是隨著市場上銅材價格的波動而變化的，所以，貨幣流通量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官方按照市場銀錢比價的變化來調節貨幣數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總是跟在市場調節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學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錢跨省性的流通則呈顯傳統中國貨幣流通的另一面貌。”“顯示出‘私’的經濟相對于‘公’的經濟對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場調節，把“公”看成政府調控，那么，從長時期看，正是“私”錢流通沖破城市之間、省際之間的地域，起到左右整個貨幣流通的主導作用。
從整個清代前期來看，政府貨幣政策的干預能力呈下降趨勢，乾隆時期錢票的盛行，就證明政府并沒有能力決定錢票的流通，完全聽憑市場調節。特別是道光時期，“新舊朝錢幣一起流通及洋錢可用以繳稅，表示當朝所鑄的錢幣不是那么成為王權的象征。”72低色洋銀內流，國內白銀外流，在一些地區洋錢與制錢同樣使用。這時，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貿易使用白銀的反市場規律的政策，難于施行，就更表明貨幣流通越來越被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價值規律所操縱。
注釋
1《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5。
2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張祥河等奏折，見清代鈔擋，錢法，道光朝。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圖書館。
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陸世儀《論錢幣》，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二，錢幣上。
5汪宗義、劉宣輯錄《清初京師商號會票》，載《文獻》1985年第2期。
6“錢票是一種信用票據，由錢莊、銀號等信用機構簽發。它在一定范圍內流通，起著代替貨幣職能的作用。”張國輝《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錢票的起源，也無法考據。當初可能也是一種期票，臨時填寫，其和銀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銀與錢的分別。也許銀票的面額大一點，錢票的面額小一點，因此錢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點。”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頁。
7張國輝《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2。
9約翰·洛克《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議員的一封信》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譯本，第101頁。
10《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6。先定為七文準銀一分，后改為此比價。
1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12參閱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戶部，錢法；《清朝文獻通考》錢幣。
13私錢包括私人非法鑄造的貨幣；官局中爐頭工匠偷工減料，鑄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錢；前代的貨幣。參閱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14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1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70。
16《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2。
17《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5。
1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七，錢幣五，考5012。
1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2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2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50。
22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自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24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5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28《清高宗實錄》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九，錢幣一，考7686。
31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33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
34《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6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
3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8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9《清仁宗實錄》卷一六一，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4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42《清高宗實錄》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陳廷敬《杜制錢銷毀之弊疏》，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三，戶政二十八。
44順治八年正月戶部尚書巴哈納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華書局1981年，第7輯，第169頁。
45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46《清世宗實錄》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48《清世宗實錄》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諭檔》第十七冊，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頁958、976。轉引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5147。
52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5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試析乾隆時期的私鑄》，載《歷史檔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3）1985年，第292頁。
58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臺北·南港。
59“道光年間，清廷也曾設立政府的信用機關，由內務府在北京設立官錢鋪五家，發行錢票。”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頁。政府發行官錢票，比民間使用錢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進一步研究。
60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61（瑞士）傅漢思《清代前期的貨幣政策和物價波動》，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62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緒認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緊縮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銀減少，造成全國性的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出現康熙前期“全面物價下跌及與之相伴的滯銷、收入下降等不景氣的”情況。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實，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緊縮政策。據日本學者百瀨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開支尚不及明朝一個內廷官署的經費。乾隆朝在清朝財政盛世的時代中，也只不是60萬兩。”百瀨弘《清朝の異民族統治に於おける財政經濟政策》，《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轉引鄭永昌譯文《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載《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見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臺北南天書局翻印本1997年。
66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68參閱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69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