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法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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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者：張磊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訴請被駁回后，該案被允許直接上訴至南非，南非認為，該國憲法要求政府有義務考慮來自那些遭受別國國際不法行為損害的公民提出的外交保護請求，并且對這些請求做出適當處理。其他類似案例也經常被援引。還有的學者指出，在過去的30年里，個人越來越多地控訴自己的國家沒有為他們實施外交保護。與早先駁回所有訴請不同，今天的法院已經開始對行政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實施外交保護的義務可以在國內司法系統中找到。德國、瑞士、英國和南非的法庭都從本國法律中找到或演化出這種義務，他們的結論仍然是外交保護作為斟酌權的性質正在改變。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理由存在諸多漏洞:1．保護的義務并不等同于外交保護的義務。如果仔細閱讀上述所援引的這些國家的法律條文，包括我國《憲法》第五十條和第八十九條，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條文只要求國家保護海外國民，并沒有明確要求國家必須采取外交保護的方式。很顯然，外交保護并不是國家保護海外國民的唯一方式。2．國內法上的義務并不等同于國際法義務。退一步講，上述論據最多只能證明這種保護義務是該國國內法上的義務。在外交保護領域，我們要區分國際法義務與國內法義務。外交保護是一項國際法領域內的法律制度，所以，我們講外交保護是國家的權利是就國際法層面而言的。外交保護的法律性質不因國內法的規定而改變，這種國際法與國內法并行不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美國，要成為有對外效力的美國公民，在美國出生或者入籍是必須條件，但要成某個州的公民只需在那里居住即可。所以“州公民”在國際法上可能不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對“州公民”的法律義務也只是國內法層面的。3．國內法的趨同并不能等同于國際法規范。再退一步講，即使大多數國家國內法都規定國家有外交保護的義務，那么這種趨同也不必然導致一項新的國際法規范。首先，由于目前關于外交保護并不存在國際條約，因此，國家義務論沒有條約依據。其次，國內法的趨同也尚未構成國際習慣。國際法委員會特別報告員約翰•杜加爾德(JohnDugard)在提交國際法委員會的《關于外交保護的第七次報告》中曾經建議將外交保護界定為國家的義務。但沒有被各國所采納。正如奧地利的政府意見所言，在制定《草案》的過程中，各國對外交保護是國家權利幾乎都不持異議。這些都足以證明國際習慣所要求的心理要素尚未成立。再次，國內法的趨同也尚不構成《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謂的“一般法律原則”。國際法院尚未在任何判例中將國家實施外交保護的義務論作為一般法律原則加以運用。事實上，一般法律原則并不是一項獨立的國際法淵源，因為《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將其限定在“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所謂“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就是指經過國家的同意。正如勞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所分析，這種同意的表達方式有兩種———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前者構成國際條約，后者構成國際習慣。因此，無論采取哪種途徑獲取國家的同意，所謂一般法律原則都難以避免地成為國際條約或國際習慣。

部分學者提出，外交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保護人權，國家既是權力和權利的主體，也是責任和義務的主體。作為保護人權的重要手段，外交保護已是國家的責任。另一部分學者從國家職能的角度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即外交保護作為政府職能，即保護人權，是國家核心本質的必然結果。所以，國家理所當然地有義務對個人實施外交保護。然而，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并不一定正確。國際社會既強調保護人權，也強調法治精神在強調保護人權的同時，國際社會也在朝著法治化的方向前進。法治化意味著國際法自身的發展更加謹慎，然而，人權保護理論在很多方面還不成熟，各國存在分歧。如果簡單地以模糊或有爭議的理論來改變一項存續百年的制度，這似乎是武斷的，與法治化背道而馳的。外交保護并不一定總是保護國民的最優選擇有的學者認為，從人權保護角度來看，將外交保護定性為國家義務會更有利于保護海外公民的權益。然而，現實情況可能并非如此，聯合國大會2005年通過了《世界首腦會議成果》，它指出人權保護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途徑得到實現。至于哪一種程序或補救辦法最有可能實現有效保護的目標，這取決于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所以，外交保護不是唯一的選項。事實上，外交保護也不一定是最優選擇。外交保護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國家之間的激烈對抗，因此，國際法才要求首先用盡當地救濟，要求用盡當地救濟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使國家間的友好關系不致因為眾多細小爭端而受到威脅。所以，不應當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求國家必須實施外交保護。另一方面，外交保護還涉及一個成本問題。如果其他方式能夠用更小的成本取得與外交保護一樣的效果，那么就沒有理由將外交保護作為國家的義務。例如，領事保護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它實施條件簡單，不要求等到實際損害業已發生，不要求首先用盡當地救濟，不會引發國家之間的激烈對抗。將外交保護規定為國家的義務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假如外交保護是國家的義務，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強國將不幸地淪為一些個人營私的工具。個人完全有可能通過變更國籍或者獲取多重國籍的方式來驅使一個或幾個強大的國家來保護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國家卻對這種裸的“利用”無法拒絕。這一缺陷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就是跨國公司。在新時代，跨國公司國籍中的效忠義務正在逐漸淡化，他們第一效忠的是利潤，而不是個人雇員或者他們從事商業活動的地方或者國家。其次，國際爭端是紛繁復雜的，國家需要斟酌來應付種種不確定的因素，傳統外交保護制度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設計的。

例如，國籍持續原則是外交保護條件之一。該原則要求個人在從發生損害之日到保護國正式實施外交保護之日持續具有保護國國籍。換言之，即使個人在保護國實施外交保護之后不再具有保護國國籍，外交保護可以繼續，也可以被終止，這取決于保護國的態度，因為外交保護是國家的權利。然而，假使外交保護是國家的義務，那么在上述情況下，國家就不得不繼續保護一個“外國人”。這無疑是尷尬的。再次，假如外交保護是國家的義務，那么不實施外交保護的國家就要承擔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那這種國家責任該如何追究，目前尚無有效的國際法途徑。即使《歐洲人權公約》可以對千百萬歐洲人提供救濟辦法，但很難說《美洲人權公約》或《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也取得了同樣的成功。此外，世界人口多數都在亞洲，但亞洲卻至今尚無一項區域性人權公約。即使可以追究，這種問責制度也還有很多限制條件需要明確，否則，國家將因為種種瑣事而疲于應訴。國際法人本化思潮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外交保護的法律性質已經轉變為國家的義務。各國國內法的趨同與國際法規范的產生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因此，這不能成為外交保護性質變化的依據。即使從保護人權的角度提出外交保護是國家的義務，在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存在值得質疑的地方。事實上，保護人權并不一定要給增加義務;給予斟酌的余地也并不等于不保護人權。所以，綜上所述，外交保護仍然是國家的權利。

第2篇

作者：唐軍 單位：甘肅省白龍江林業管理局迭部林業局

主要做法和經驗

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項目組又對總體規劃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總體規劃》綜合考慮了森林公園山脈、水系、景觀資源的特點及空間分布、開發建設條件、游覽線路及旅游項目規劃等多種因素，順形暢勢，將森林公園規劃為六個景區，即：鐵尺梁景區、一線天景區、臘子河景區、老龍溝景區、梅鹿溝景區和朱李溝景區。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規劃占地面積48560hm2，現有景觀景點88個，其中自然景觀60個，占68.2%；人文景觀28個，占31.8%。根據建設的指導思想、空間格局現狀、景觀資源分布狀況以及旅游項目、產品設計等，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的功能區劃分為六個類型，包括：自然風景資源觀光游覽區、人文古跡、民族風情觀光游覽區、休閑度假游樂區、自然生態保護區、森林植被恢復區和接待管理區。成立了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經營管理機構根據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開發建設的需要，迭部林業局成立了臘子口森林公園管理委員會，并下設開發建設部、市場公關部、辦公室、計劃財務部、人事保衛部、旅游接待部、資源管理部等七各職能部門和六個景區管理站，分別負責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的規劃設計、開發建設、旅游市場調研、產品包裝、市場營銷、對外宣傳、企業形象推介、財務資金管理、景區維護、后勤保障、資源保護等日常經營管理工作，為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建設了部分旅游景點和基礎設施自建園以來，迭部林業局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自籌資金用于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景區景點、基礎設施及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建成了部分旅游景點和基礎設施，修建了部分景區道路。特別是從2009年開始加大了景區道路及其它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完成了老龍溝景區道路18.7km漿砌石邊溝、所有橋涵、碎石路面及路基三合土等維修工程，計劃今年完成該景區道路的全線硬化工程；完成了臘子口賓館主體工程建設，目前正在進行裝修設計及預算。在此同時，迭部林業局還先后辦理了旅游經營許可證和臘子口森林公園工商注冊登記手續，領取了營業執照，并在2004年派員參加了甘肅省舉辦的森林公園導游培訓班，使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具備了一定的旅游接待能力。開展了對外宣傳和旅游促銷活動為了進一步作好對外宣傳和旅游產品推介工作，全面提升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的知名度，迭部林業局2002年印制了《臘子口森林公園旅游指南》折頁畫冊；2003年10月制作了《走進臘子口》多媒體VCD光盤；2003年12月印制了《臘子口秋韻》掛歷，建立了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網站；2004年3月在新版《全國列車時刻表》上刊登了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文字圖片廣告；2004年5月參加了在陜西寶雞舉辦的全國森林公園博覽會；2004年6月在新浪網《旅游》欄目《深呼吸》網頁上登載了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圖文介紹；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還被2004年10月出版發行的《中國森林公園》一書編錄其中。在全面維護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網站，及時更新信息資料的同時，迭部林業局還在2005年10月注冊了“臘子口”通用網址，有效地拓展了網絡搜索空間。近年來，迭部林業局還同省內外多家旅行社進行了多方面的協調與聯系，積極推介臘子口旅游產品，并開通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旅游咨詢熱線，為顧客和投資者提供相關信息咨詢服務，為全方位宣傳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提升“臘子口”品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達成了地企合作的共識在多次溝通和相互磋商的基礎上，2005年11月18日，迭部林業局與迭部縣政府召開了合作開發臘子口旅游資源的座談會。會上，雙方就如何抓住國家大力發展紅色旅游的歷史機遇，共同合作開發臘子口旅游資源、建設臘子口景區問題進行了商討，達成了“地企合作、政府主導、資源共享、共同開發”的四項合作原則和“一個認識、一個目標、一個規劃、一個框架、一個口徑、一個機構”的“六個一”方針的共識，為雙方合作開發臘子口旅游資源確定了指導思想，營造了良好的環境。舉辦了臘子口紅色旅游藝術節和中國生態文明臘子口論壇自2006年開始，迭部林業局和迭部縣政府連續舉辦了兩屆中國•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藝術節和四屆迭部臘子口紅色旅游藝術節，舉辦了三屆中國生態文明臘子口論壇。借助這一平臺，全力推介了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旅游資源、旅游產品、精品旅游線路和招商引資項目，塑造和提升了臘子口旅游形象，展示林區開發建設風采。

存在的主要問題

迭部林業局在資金十分短缺的情況下，想方設法積極籌措資金推進公園景區景點、基礎設施及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建成了部分旅游景點和基礎設施，修繕了部分景區道路，進行了全方位的旅游促銷和宣傳，為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建設和旅游產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因受地理、交通及其它主客觀因素的制約，目前還存在以下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投入嚴重不足，開發程度不高，發展速度緩慢由于建設資金短缺，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開發建設始終停留在對局部景區進行的小規模開發階段，基礎設施和旅游服務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多數旅游景點尚未得到開發，旅游項目和旅游產品單一，景區處于開放狀態，旅游活動多為自發游玩的分散狀態，沒有統一的組織安排，缺少規劃旅游線路和導游講解。目前，公園收入主要是賓館住宿、餐飲收入，而門票及其他服務項目沒有實際收入。較大程度上阻礙了公園的建設進度，嚴重制約著旅游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接待能力有限由于公園開發尚處于起步階段，臘子口景區旅游服務項目嚴重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整個森林公園目前尚無一處上規模、上檔次的賓館，交通、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還未完全配套，旅游接待能力十分有限，現有部分服務設施布局不盡科學合理，功能單一，難以滿足不同消費層次游客的需求。缺少特色旅游項目，沒有很好融入周邊旅游圈公園大多數景區景點尚未開發，旅游項目少，旅游資源尚未轉化為旅游產品，未能形成成熟的產品和賣點，尤其缺乏特色旅游項目和旅游產品。在產品和旅游項目開發設計上，沒有以“天險臘子口”和路為切入點，以森林生態游、游、自然山水風光游和民俗風情游、宗教文化游為突破口，形成特色旅游線路，打造著名旅游品牌，未能融入到大西部旅游圈，與鄰近的九寨溝、黃龍、拉卜楞寺等著名旅游景點結合在一起，產生市場聯動效應和市場聚集效應，共同引領西部旅游發展潮流。外部交通單一，通行能力差臘子口國家森林公園外部交通聯系主要依靠公路，交通方式單一，公路等級不高，通行能力較差，尤其缺乏快速交通干線。2小時車程內的周邊城市均為縣城，無一座大中城市或地區中心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游客的數量和游客規模的增長，不利于公園的長遠發展。市場宣傳力度不夠，客源結構不盡合理自1999年成立臘子口省級森林公園以來，對外宣傳工作較為薄弱，未能積極與國內和當地著名旅行社接洽聯絡，宣傳力度小，缺乏有效的宣傳和廣告包裝手段，缺乏有效的市場營銷策劃和促銷，造成森林公園“養在深閨人未識”，而并非如“天險臘子口”一樣天下聞名。目前客源地主要以省會蘭州以及迭部、舟曲、武都、岷縣、合作等鄰近周邊地縣（市）為主，省內游客約占總數的85％，省外游客僅為15％。游客以自發游玩為主，主要表現為周末、節假日家庭、朋友、同事等小團體自行組團旅游。

第3篇

作者：唐立鵬 單位：博物館

在廣州期間，林則徐曾同時問詢旅英華人容林與英國醫生史濟泰，獲悉兩則極為重要的情況：第一則：“外夷英吉利、花旗、荷蘭、弗蘭西、大小西洋、俄羅斯、大小呂宋等國，吸食鴉片各有例禁，（故）并無人吸食。”第二則：“英國、花旗例禁吸食鴉片，體面人有犯，監禁一年釋放；貧有犯，鞭責二百，仍著打掃街道一年。（相傳）用銃打入海，訛傳也”。[6](P368)這則資訊盡管未盡其詳，但至少表明禁止吸食鴉片已為各國“例禁”，因此，可將其視為體現國際法要義的“一般法律原則”。另外，美國傳教士伯駕與林則徐有過多次交往，在通信中伯駕寫到：“由于不了解外國的法律和力量的強大，漫不經心地采取了同友好國家的慣例相抵觸的措施”，提出解決中外沖突癥結最好的辦法就是簽訂“公正的條約”，“讓所有國家，不管是中國、英國、荷蘭、法國還是美國長期和睦相處，訂立一項友好的條約”。[7](P166-172)信中提及的有關運用國際法律解決中外爭執的主張，無疑對林則徐利用國際法規則處理中外交涉深有啟發。

林則徐對國際法的認知有一個過程，大致以翻譯《各國律例》為界（約為1839年7、8月間）分為前后兩個階段。[3]前一階段，林則徐雖通過各種途徑接觸到一些國際法方面的知識，卻無法證實已充分認識到此法是一門獨立的專門學科，必須在外交斗爭中主動地加以運用。其具體表現是：在林則徐的奏折、日記、信札以及相關文獻資料中，幾乎沒有直接引證國際法的規例之處。有文章曾例舉幾則“證據”，亦屬牽強附會，禁不住推敲。其一，有文章稱，1839年3月，林則徐示諭外商繳煙時就已宣布：“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8](P116)并結合隨后草擬的英王稿中有“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9](P664)之語，斷定此時林則徐已掌握其它國家對吸食鴉片“各有例禁”的法律通則，并作為駁斥洋商的法律依據。這種說法完全站不住腳。眾所周知，示諭是在3月18日頒行的，而林則徐于3月10日方至廣州，似無充裕時間從組織搜集“夷情”資料并對其詳細斟酌。其實，早在此前黃爵滋那篇影響甚巨的《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就已提出：“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英吉利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只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9](P254)故此，該資訊與其說是受到國際法的啟發，勿寧說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成見定數。至于后來給英王的稿中，確實引用了諸多國家的法律禁令，可該稿件究竟成文于何時，尚需進一步考究。而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會奏《擬諭英吉利國王檄》的時間是8月3日，已進入后一階段，此時林則徐對國際法的認知程度較之前期階段已經有了顯著提升。其二，也有文章稱：林則徐在收繳外商鴉片過程中每箱酌給茶葉五斤或大黃若干作補償，是受到滑達爾《各國律例》之啟發，因其譯文中有“如有犯禁船貨物夾帶出口，或夾帶入口，或帶貨漏餉，則變價充公”之字樣[6](P352)，進而認為林則徐是對“變價”反復推敲后才決定采取此措施。暫不論林則徐的懷柔“獎賞”與國際法中的變價補償有何本質區別，單從二者發生時間上判斷就根本不存在可能性。林則徐上報“酌賞”的奏折時間為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839年4月12日，而林則徐組織翻譯《各國律例》雖無確切時間記載，但根據相關史料分析，應在1839年7月至9月間，因此，林則徐“酌賞”之舉與《各國律例》之間不可能存在任何因果關聯。至于有文章硬是將林則徐甫到廣州即宣布鴉片為違禁品與《各國律例》中“各國皆有當禁外國貨物之例”條文牽扯到一起[6](P352)，更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由此可見，林則徐在前一階段，對西方國際法的認知程度有限，而有意識地運用國際法處理外交事務的跡象更是無從查覓。但這并不妨礙林則徐所采取的舉措與國際法宗旨原則的一致性。這是因為：近代國際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方殖民者的意志，但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其必然存在固有的合理內核，即“公平、正義、人類良知”，而林則徐以無與倫比的智識和勇氣誓禁鴉片，拯救億兆生命于荼毒，體現的恰恰是人類最純潔的良知、最崇高的正義。但如果將林則徐前期的正義禁煙舉措歸結為是直接受到西方國際法的影響，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了。組織翻譯滑達爾的《各國律例》標志著林則徐對國際法的認知程度有了質的變化，至少表明林則徐已經意識到西方國際法與一般“夷情”不同，堪為“制夷”工具而加以利用。從相關文獻資料來辨析，在后期階段，林則徐有意識援用國際法的跡象非常明顯，集中體現在處理具結貿易以及林維喜案件上。1.關于對具結貿易的處理。后,為了徹底根絕鴉片的來源，林則徐采取了讓外國商人“具結”的形式，保證今后不夾帶鴉片。鑒于義律和美、荷兩國領事以“本國之例”作為抵制具結的擋箭牌，林則徐急切需要了解外國在國際貿易爭端中的法律，因此授意翻譯了《各國律例》英譯本的相關段落。通過對國際法的初步了解，使林則徐相信中國在國際貿易上是可以主張自己的和防衛權的。依據“但有人買賣違禁之貨物，貨與人正法照辦”[6](P353)，林則徐更加堅信具結中關于對違反禁令的外國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的規定并無不妥之處。當義律以英王的名義為借口拒絕具結時，林則徐又據《各國律例》中提到兩國遇到重大問題，“欲與外國人爭論，先投告對頭之王，或有大權之官”[6](P355)，因此親自寫了給英王的照會：“弼教明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若無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華民于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需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帶鴉片之人，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為天下去害者此也。……若過此期限，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10](P474-477)。在照會中，林則徐強烈譴責了英國鴉片販子的“移害”行為，認為中國的禁煙令完全符合國際法，中國有權根據本國的律例對英國鴉片販子施以嚴懲。2.關于對林維喜案件的交涉。1839年7月7日，英國水手在尖沙嘴登岸行兇，打死中國人林維喜，而作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義律卻私自宣布在一艘英籍船舶上設立所謂具有刑事與海上管轄權的法庭，開庭審訊涉案兇手，由此引發了一場旨在爭奪司法管轄權的涉外爭端。林則徐從維護國家出發、運用國際法知識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堅決斗爭。首先，果斷行使司法管轄權。案件發生后，林則徐即派新安知縣趕赴現場查驗，并諭令義律交出“兇夷”，聽候查辦。同時，針對義律私設法庭、企圖僭越中國司法的卑劣行徑予以嚴正駁斥。如：義律聲言，不交兇犯，是“遵國主之明諭”，對兇犯的審理，應“按本國（英國）之律例”[8](P226-227)。對此，林則徐掌握了充分的法理依據：《各國律例》中有“往別國遵該國禁例，不可違犯，如違犯，必有罰以該國例也。”[6](P353)《英吉利國王發給該國商船禁約八條》中亦有同樣規定[6](P376)，皆明確認定此類案件應適用屬地管轄原則。因此，林則徐怒斥義律所言“尤屬廖妄”，“查該國向有定例，如赴何國貿易即照何國法度，其例甚為明白。在別國尚當依該處法度，況天朝乎？……犯罪若在伊國地方，自聽伊國辦理，而在天朝地方，豈得不交官憲審辦？”林則徐又依據司法判例進一步強化這一理據，“且從前內地所辦命案夷犯，歷歷有據，各國無不懔遵，豈義律獨可抗違此例乎？”最后警告說：“若再抗違不交，是義律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執法與之從事矣。”[8]（P226-227)通篇來看，林則徐的駁辭鞭辟入理、義正辭嚴，尤其在運用國際法方面可謂駕輕就熟，實屬難能可貴，如若不是對國際法知識進行過深入研究，是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林則徐所引入的西方國際法內涵之豐富、所涉法律關系之廣泛，遠遠超出人們的既往認知，雖不比后來丁氏所譯《萬國公法》更具專業性、系統性，但亦涵括了近代國際法的許多重要法理和原則。至于林則徐、丁韙良誰是“將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第一人”問題，筆者認為，二者譯介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的史實、在外交實踐上的運用及其影響，顯然都是存在的。但是，從其譯介到中國的時間上來說，一個是1839年，一個是1864年，前者比后者要早二十余年。毫無疑問，首次把西方國際法引進到中國的，是林則徐而非丁韙良。特別是隨著人們對林則徐引入國際法貢獻問題的重新認定和評估，林則徐的這一歷史地位將會更加鞏固。無論如何，林則徐能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沖破“夷夏大防”的傳統世俗觀念，大膽引進、研究西方國際法，實為開啟近代中國學習西方之端的重要舉措。更難能可貴的是，林則徐將國際法運用到旨在維護國家的外交實踐中去，首開近代公法外交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開創了晚清外交的新局面，其影響和意義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