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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2.制造業的海外轉移使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來,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激化,國內經營成本的不斷上升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海外,以致國內投資減少,制造業相對萎縮。20世紀90年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的技術進步明顯減緩,在高科技領域和基礎研究領域處于劣勢。低層次的傳統制造業不斷外移,而高層次的新產業又無法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貿易保護對策
所謂貿易投資一體化,從廣義上講,是指當代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高度融合、相互交叉與依賴、合為一體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從狹義上看,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調控資源,使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圍繞著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價值鏈,表現出相互依存、互相推動、共生增長的一體化現象。
一、貿易投資一體化對貿易保護的負面影響
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貿易保護前提基本不復存在,導致傳統的貿易保護思路過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戰略性產業為借口實施保護愈發困難
高科技產業因其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而被稱為戰略性產業。為了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獲取更多的利潤轉移,對戰略性產業加以保護也就成為當代貿易保護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在貿易投資一體化背景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正變得愈發困難。原因在于:
(1)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其資本雄厚、科技發達,但目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往往涉及許多科學門類、需要高額的財力投入,單靠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往往難以完成。
(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就相對落后,有的高科技產業是一片空白,保護無從談起,即使保護,也只會造成封閉和更加落后。
(3)對戰略性產業的保護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如對市場信息及時、準確地把握,政府決策的高效率等。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難以達到。
2.以民族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已不可能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動,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發展迅速。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跨國并購此起彼伏,導致各國產業、企業的相互滲透更加深入,企業、產品的“國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國境內從事某種產品生產的,不含外資成分的“純本國企業”越來越少,而且有外國獨資企業、本國與外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等各種企業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很難再明確區分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民族產品與外國產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對某一產業加以保護,受保護的很可能不是本國企業,而是進入該產業的外資企業。
3.關稅作為傳統貿易手段的保護效果弱化
(1)從關稅的名義保護率來看,它主要取決于對受保護產品所規定的關稅率。關稅率越高,保護程度越高;關稅越低,保護程度越低。隨著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鏈條將各國納入國際分工的不同環節,各國市場日益融合,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在此情況下,一國制定關稅的自不僅受到貿易伙伴的制約,而且受到跨國公司的牽制。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關稅水平不斷降低,發達國家的平均工業品關稅已降低到3.8%,發展中國家降到2.3%,中國2005年已從1992的43%降到9%。
(2)從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來看,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程度不僅取決于對最終產品進口征收的名義關稅率,而且在最終產品的生產使用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情況下,還取決于一整套的關稅結構。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關稅有效保護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跨國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貿易的發展暗度陳倉,借助投資在東道國建一條裝配線就可以將中間品迅速轉化成產品,從而規避東道國對最終產品的保護。4.非關稅保護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1)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非關稅壁壘牽涉到的利益主體比較復雜。由于本國對某種產品進口的限制將可能招致外國對本國其他產品出口的報復,本國出口集團因而成為反對貿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東道國增設非關稅壁壘時,一旦影響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往往會動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東道國各部門利益的不統一,削弱或避開非關稅壁壘。
(2)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的非關稅壁壘可能是一種自傷行為。投資的流向是雙向的,一國不僅吸引外資,同時也對外投資。例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國。一國在通過非關稅壁壘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的時候,保護了國內廠商的利益(包括在國內投資的外國廠商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能限制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因為其貿易壁壘限制的進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是本國廠商在國外投資生產的。
(3)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反傾銷手段的采用困難重重。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在當地注冊,取得國內生產商的資格,當其產量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生產商”就很難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產量的生產上的支持,不能發起法傾銷調查,只能由國內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規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競爭政策,保護就難以實施。
二、解決對策
1.貿易保護政策應由單純注重商品流動轉向兼顧商品和要素流動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要素流動性增強,一國的要素已不再成為其獨有的“專利”,而可以被國外通過投資所利用,同樣,一國發展經濟、增進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國內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國外要素。國際貿易分工中比較優勢地位下降,競爭優勢地位上升。一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應由依靠貿易保護以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向鼓勵要素流入以彌補比較劣勢、創造競爭優勢轉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在于資本和技術的缺乏資本的積累需要過程,技術的研發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費用,通過引進可以迅速到位。
2.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的綜合使用是新時期貿易保護的有效措施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選擇投資還是出口,取決于一系列條件。國際折衷理論認為,當跨國公司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可以利用的東道國區位優勢時,往往他們選擇投資;當缺少可供利用的區位優勢時,往往選擇商品出口;當之具備所有權優勢時,選擇技術轉讓。很顯然,第一種方式最有利于彌補相對落后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缺口。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引進國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幫助東道國發展新的產業(如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壯大已有產業的生產規模,提高東道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引進要素開展加工貿易,可以解決東道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資本輸出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減少其對東道國直接的商品出口,從而減少東道國進口競爭的壓力,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據還在于,跨國公司出于全球經營戰略的考慮,在某些情況下對某種產品會根據成本效益的比較,選擇向東道國出口產品,而非直接投資。在此情況下,出于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就需要進口國運用貿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進口,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障礙,迫使跨國公司前來投資。
3.對本國比較弱勢產業的保護要更新觀念,采取新的標準
當代的貿易保護毫無疑問不能再漫無邊際,而只能是遵守國際規則條件下的適度、動態保護。保護對象只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具有顯著的產業間聯系的主導部門,如中國的汽車、金融、保險等部門;關稅水平只能是與已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國家的平均水平,對WTO成員國而言,還要遵守通過雙邊、多邊貿易談判所達成的關稅約束;而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要符合國際規范。另外,適應關稅水平的不斷下調,為了提高關稅的實際保護率,逐步升級的關稅結構雖然效果相對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