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智慧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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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社會因素：哲學社會科學教育遇冷近年來，在高職教育迅猛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違背教育規律，急功近利發展的現象，突出表現為高職院校不斷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一味加強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忽視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在學生職業道德以及人格的養成過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目前又普遍面臨著學生就業困難以及社會對人才專業技能要求較高的嚴峻挑戰。因此，從“實用”角度出發，校方紛紛加大了對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力度，在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實訓設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再無精力顧及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再者，高職教育學制短，專業教學任務重，校方更重視實訓課程的質量，技術理論課次之，而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基本流于形式，出現“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查起來非常必要”的狀況。

1.2學生因素：素質堪憂目前，高職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錄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論功底較薄，甚至大多數理科學生基本上沒有學過哲學常識，無法適應起點較高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較多學生反映難以理解其基本內涵，理論學習上通常表現為放棄，進行“學職業技術不需要社會科學理論”之類的消極宣傳。全球化的浪潮帶來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涌入，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壓力無一不猛烈沖擊、影響和改變著高職學生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泥沙俱下，由于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內涵建設，致使某些學生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遠遠多于對精神信仰的追求，對現實主義的關注極大地超過了對終極價值的思考，導致學習動力不足，學習目標不明。

1.3師資、教材因素：師資力量欠缺、教材脫離實際高職院校大多數由以往的中專院?！吧瘛?、“整合”而來，本來哲學社會科學師資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教學科研骨干數量極少，大家、名家更少。辦學規模急劇擴充，更導致師資嚴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課不得不改為大班開講，或者非思政專業背景或非哲學專業背景的教師客串，課堂教學效果大打折扣。極少數教師還沒能做到對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學中忽略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一些西方學術觀點缺乏正確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只是當成純粹的知識傳授課程來對待。當前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材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思想內容單一、是非標準簡單，割裂了厚重的理論與鮮活的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變成了干巴巴的教條，空洞無力的說教對高職學生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教學效果產生極其不良的影響。

2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作用

2.1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社會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要求學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幫助學生明確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遠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強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識、鍛造堅強的意志品質；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和人文素養；教導學生立足現實、放眼未來,遇事客觀理性、不輕率、不浮躁、不盲從、不走極端、不急于求成；引導學生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正確把握時代脈搏、正確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對現實社會作出正確的思維判斷和價值選擇。理工科專業的高職學生同樣應當且必須具備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政治法律素質，才能增強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增強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自覺性，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堅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信念。而優秀的人文素質、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品質是自然科學教育無法實現的。當前我們生活在氣象萬千的網絡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的激蕩、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都不可低估，價值觀念的碰撞、行為準則的差異，導致學生的誠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協調社會環境變化與個人行為習慣的矛盾中，哲學社會科學倡導的科學認知方法、科學精神理念，對于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平等與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及人生態度等方面的關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確立了精神支柱，營造了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氛圍。

2.2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聰明人”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具有揭示自然、社會、思維發展規律的作用。高職院校通過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充實學生的文化理論知識，不斷更新和優化各類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能力和處事能力、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增強學生的創造能力和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利于高職學生思辨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勵高職學生延伸科學思維的空間，擴展辯證思維的跨度，培養學生整體把握客觀世界的全局意識和辯證思維能力；另一方面，激勵學生敢于打破傳統思維的定勢，開闊知識視野，拓展思維領域，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質疑，激發學生豐富大膽的想象力，突破所學專業領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專業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好地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需要。近些年來實施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頗具成效，驗證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著自然科學教育不可比擬的獨特功能。因此，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力促社會人文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的結合，才能培養學生勇于實踐、不斷創新的時代精神，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自主創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職業人”任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沒有正確理論的引導，高等職業教育將迷失方向。高職院校應意識到高職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過分強調專業教育、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訓練，輕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綜合素質的培養，會導致學生人文底蘊的欠缺和人文素質的低下；會導致學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禮儀等方面不能達到相應的要求；會導致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嚴重問題，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高職院校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才能使學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為以德為先、以儉為本、愛崗敬業的人才；成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開拓創新、學以致用的人才；成為視野開闊、素質全面、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兼備的人才；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和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滲透，才能使學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拓展能力，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具有對工作對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嚴格遵守職業道德規范。

3結束語

第2篇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半A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翱偠灾?，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梢妼r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第3篇

一、柏格森生命哲學理論概述

亨利·柏格森是生命哲學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其生命哲學理論以生命沖動為基石，以綿延為本質，以直覺為方法，強調關注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把對世界整體和人的存在的認識推向非理性的直覺。

生命的沖動是萬物進化的本源。這一思想乃柏格森生命哲學的本體論學說。柏格森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不斷創造進化的過程，其動力主要來源于內在于生命中不可遏止的“生命欲”——亦即生命的沖動。有了這種沖動，才能促使萬物像噴泉、像火箭一般保持向上噴射的運動狀態，從而表現出一種動態生成的、生生不息的無限活力。

綿延，為生命真正的實在。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綿延”。如果用河流的源頭來比喻“生命沖動”，那么“綿延”就是川流不息的狀態。而把“綿延”與生命聯系起來，它則是一股“生命之流”，柏格森稱之為生命的“真正的實在”。柏格森曾經從“時間”、“生命”和“變易”等方面為綿延作界定。但不管是從哪一方面的闡述來看，都能從中概括出“綿延”具有連續、不可分割、運動變化發展等本質特征。也正因了這一動態生成的特征，才使得綿延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實現新的創造，新的超越。

直覺，乃通達生命本真的路徑。柏格森認為，人具有一種特殊的直覺能力，他試圖通過直覺體驗認識論的闡述來揭示生命的奧秘。由他在《創造進化論》和《形而上學導言》兩本著作中對直覺的闡述可以得知：直覺，是意識的向內運動，是“用一種精神的聽診法去感觸原本的東西的心靈的博動”，即直接通達生命的本質——綿延，并與之相融合的體驗和路徑。而這種純粹的、不自覺的精神活動也正是實現人類認識返璞歸真的重要途徑。

二、語文課程的生命特性

語文作為一門基礎性的人文學科，具有區別于其它學科的獨特性質，其教與學都離不開人的聽、說、讀、寫、思等生命活動的參與。也就是說，不管是語文學科本身，還是語文教學活動，都具有突出的生命特性。

語文學科的情感性和不確定性與學習主體的情感性和個性化是息息相通的。語文學科的情感性和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文學形象的塑造與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過程中。首先，文學創作的過程正是作者捕捉、體驗與提煉現實生活的生命過程，文學作品形象則是積淀著作者情思的生命化了的意象表達，它是作者認識和情感融合、感性與理性統一的生命智慧的結晶。其次，“言有盡而意無窮”是對語文學科特征的準確概括，有限的語言往往承載著無限的閱讀情思。每一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在閱讀、鑒賞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總是會表現出理解的差異性和個性化，這正是語文學科的特性與個體生命的主觀能動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情感還能不斷喚起主體生命新的體悟，讓學生常讀常新，獲得綿延不絕的精神滿足。這更是語文學科的生命特性的直接體現。

審美過程中的非理性和模糊性，以及教學主體智慧的獨特性，決定了語文教學的創造性和生成性。語文教學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對教學資源的深度開發與利用，對教學內容的靈活把握與重組以及對教學活動的巧妙安排與組織。語文教學的生成性特點則主要體現于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過程等多方面的動態生成，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智慧地、動態地把握的結果。一個充滿智慧的教師在進行語文教學時，不會僅僅局限于教科書的內容，而是結合“生活”這部百科全書，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態、條件等，在教授預設知識的同時，隨機創設新的教學情境，適時導入新的相關的信息，完善與生成新的教學目標。而在教學中開放地接納始料未及的信息，針對具體的教學情境調整預定的教學環節和步驟的同時，必然也要改變教學的手段和策略。因此，整個語文教學過程從最初的教學內容的創造性安排，到實際教學中教學方案的靈活變動，都充分體現其創造生成的特性。而這一點又是時刻伴隨這師生的思維活動和創造活動進行的，教學智慧的參與讓整個教學過程時刻呈現出生命的活力。

語文學科的情感性和不確定性必然形成語文學習的內隱性、體驗性。內隱學習是指有機體在與環境接觸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獲得了一些經驗并因之改變其事后某些行為的學習。語文學習的內隱性一方面表現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不知不覺地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啟發而產生新的生命感悟；另一方面表現為學生會無意識地將自身已有的文化素養、知識經驗、情感態度和需要興趣等一同參與到閱讀、鑒賞、寫作等學習活動過程中而獲得新的生命成長。體驗學習是體驗主體的身心與外部世界產生交往并生成反思的認識與實踐活動。語文學習的體驗性突出地表現在文本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一方面，語文文本是學習主體審美愉悅的最初源泉。在審美欣賞階段，學生在教師創設的情境中，用自己的全部感情與整個心靈去擁抱作品，在情感與理智的相互交融中，達到審美體驗的，精神生命在體驗中成長。另一方面，語文文本本身又是“作者心靈、語感對象化的一個整體性反映”。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總是會在充分調動感知、情感、想象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平時的體驗，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用文字記錄下來，以滿足生命的情感需要和表達需要。而這個投入身心的作文過程本身也就是生命體驗的過程。

三、生命哲學對語文教學智慧的啟示

所謂語文教學智慧，應該是教師在深刻地把握語文課程和教學對象的生命特性后高屋建瓴地開發和利用各種語文課程資源，在洞見課堂氛圍以及學習者認知與情感發展方向后機敏、巧妙、高效地進行教學引導與生成的能力。它是“教師全身心融合、全過程投入后達到的圓融貫通、自由和美的一種藝術境界，應該洋溢于課內課外的每一個角落，體現于整個教學過程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步驟之中。”

作為一門具有生命特性的特殊學科，語文教學不僅擔負著“教書”的責任，而且必須扛起“育人”的重任。然而，在“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持續蔓延的現代語文教育中，生命嚴重缺席了。因此，尋找回歸生命的軌道，成為當前語文教學智慧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柏格森呼吁對生命的關注，通過對“生命沖動”“綿延”“直覺”等生命活動的深入研究，主張用非理性來認識事物的生命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教學，特別是對具有生命特性的語文教學智慧的生成具有不容忽視的指導意義。

構建動態生成的教學過程，釋放師生的生命活力。語文學科具有情感性、審美性、體驗性等特點，但語文教師該如何引導學生在個性化的學習過程中體悟生命至真的情致，實現語文課程的生命特性，從而成就語文教學的獨特智慧？柏格森生命哲學指出，生命沖動具有強大的、永恒的力量，是世界萬物的源起，又推動著世界萬物持續地創造和進化。這種內在于人本身的“生命欲”，使人成為一種具有超越性的存在體，它推動每個人不斷學習，創造生活，展現出生命獨有的光彩活力。因此，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像珍視藝術家的創作靈感一般重視和保護這種生命沖動，并且，創造機會充分地釋放這種生命活力。

釋放師生的生命活力必須注重教學的動態生成。而這個過程是以保證學生學習的主體性為基礎的。首先，語文教學應該注重交流討論，通過師生之間真誠、平等的對話讓雙方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在相互傾吐、碰撞與接納的過程中實現新的精神交融與生命覺醒。其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有意識地設計一些具有挑戰性的、開放性的探究課題，并給學生留足思索的空間和時間，讓學生在自主的體驗、感悟與分享中享受生命的高峰體驗和創造樂趣。最后，教師還應用心營造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根據學生的閱讀見解即時創設一些新的教學情境，使學生在相應的情境中更好地獲得思想的陶冶和情感的升華，也由此獲得人性的解放與心靈的自由，從而達到語文教學的理想境界。

引進內在于生命的教學內容，激發師生的無限潛能。柏格森的“綿延”本體論向我們闡明：世界并不存在一個絕對靜止的本源，它是處在永恒流變和生成之中的。柏格森認為，每一個人都擁有兩個“自我”，一個是表層自我，另一個是深層自我。表層自我處于自我的外層。為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時刻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因而是不真實的。深層自我則是“真正的自我”，這種自我內在最本真淳樸的自然狀態“是混雜紊亂的，變動不停的，不可言狀的”。人的“深層自我”所表現出來的不受束縛、自由創造、自由成長正是人的生命本質之所在。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為這樣的個體生命的存在，處于一種不斷生長發展的狀態，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而語文學科的不確定性和語文教學的創造性、生成性正好吻合了教與學的過程中師生生命的自由創造性和不斷發展性。有人說“語文生活是人的生命的棲息地”。師生或者在對由有限的文字符號構成的文本的解讀中，獲得無限的思想碰撞和情感的共鳴；或者在對語文教學情境的適應及相互作用中逐步把預設的教學目標變成現實，同時又不斷生成自己新的理解、新的領悟。因此，語文教師必須具有激發師生生命無限潛能的智慧。

激發師生“深層自我”的無限潛能要求引進內在于生命的知識。柏格森曾說：“我們幼時的感受、思考和希望無一不延伸到今天，與現在溶為一體，使你欲棄不能?！薄皼]有任何知覺不是充滿了記憶”。意在強調任何知覺活動都必然有著個體內在的經驗和能力的參與。也只有具備內在的經驗和能力，才能順利進行新的學習與活動。而平時我們語文教師教授的，諸如文字的辨識、語句的表達、詩文的積累等內容，卻幾乎始終是直接存在的、占有空間的、可以計量的，也即“外在于生命的知識”，這樣的教學無法幫助學生真正形成內在的經驗和能力。只有引導學生根據自身的內在需求，結合自身已有的經驗和充分地理解，對這些表面存在的有限的文字和符號進行大膽地想象和聯想，達到盡情盡興的審美體驗，實現生命與知識的一體化，最終獲得有助于生命的創造和成長的刻骨銘心的記憶，才稱得上真正的知識，即“內在于生命的知識”?！皟仍谟谏闹R”在語文教學中的順利引進需要師生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意識地關注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求，并根據其需求搜集開發有價值的教學資源，創設有趣的學習情境，或借助直觀、形象，或通過實踐、活動，著力引導學生進行生命的體驗，探尋師生之間內在的心靈共振，幫助學生將一串串直觀的文字內化為內在于生命的知識——內在的體驗和感悟、深層的素質和能力。同時，也使教師自身的專業素養得以無限提升。另一方面，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必須全神貫注，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要有意識地拓寬自己的視野，并嘗試開闊思維，豐滿想象的羽翼，從而在體驗中獲得深層的情感體會和能力素養。

創設自由體驗的教學情境，引導學生的直覺體驗。柏格森認為，直覺是“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自己置身于對象之內，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也就是說，直覺就是當下的內心體驗，也是通達生命本質，感受生命靈動的途徑。雖然柏格森的“直覺”涉及到整個宇宙的運動、變化和體驗，其外延遠遠大于語文學習過程中的“直覺體驗”，但并不妨礙它對語文教學智慧產生巨大的啟迪作用。而當柏格森強調直覺的發生還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結構和經驗基礎，同時還有賴于超越理智的審美態度和想象能力的培養。這時，我們便能從中獲得更大的啟示。

如前所述，語文學習的內隱性和體驗性清楚地表明語文學習的本真狀態總是未經理智的思考和抽象的分析，僅依據個體的體驗、感知迅速地對客觀對象作出判斷、猜想和設想，或者突然對問題的解決產生“靈感”與“頓悟”。此即語文教學中的直覺體驗。直覺體驗對語文學習具有直接有效的推動作用，它有利于學生將所學到的知識真正內化為自身的素養和能力，有利于實現學生在學習上的創造和超越。因此，一個有智慧的語文教師應該致力于調動學習主體內在的知識涵養和情感態度，使其精神穿梭在字詞間，尋找與“深層自我”相融合的本質，以達到最真實的，富有意義的直覺體驗，并最終形成內在于生命的語感能力。首先，要打破以往單向灌輸、生搬硬套、師者至上的教學格局，時刻注重學生的自由體驗。并且，還必須保證這種體驗不受自我主觀意識和外在功利的干擾，要潛心深入對象內部，以獲得對對象的本質的理解和感悟。其次，要著眼于學生對相關的語文經驗的積累和規律的認識，著力創設自由體驗的教學情境，營造輕松開放的課堂教學氣氛，引導學生大膽地展開聯想和想象的翅膀，培養學生正確的判斷力和審美的態度。

尊重生命，彰顯人性，構建充滿生命活力的課堂，是新一輪課程改革大力倡導的教學理念。生命化語文教學智慧對于煥發每一個生命的活力，促進生命的不斷創造和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實現語文教學生命化是每一位語文教學工作者應該為之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19.

[2]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16.

[3]衛燦金，行恭寶.談談語文學科的非科學性[J].新理念，2003，（1）：6.

[4]郭秀艷，楊治良.內隱學習和外顯學習的相互關系[J].心理學報，2002，（34）4：351-356.

[5]靖國平.體驗性學習與新課程改革[J].教育科學研究，2004，（2）：28-30.

[6]娜仁其木格.結合語文學科特點培養學生語文素養[J].今日科苑，2010，（2）：200.

[7]羅小娟.個性化閱讀教學智慧探討[J].教育評論，2011，（1）：85.

[8]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87.

[9]李維鼎.語文教材別論[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6.

[10]柏格森.創造進化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9.

[11]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3-4.

[12]羅小娟.兒童口語交際的特征[J].湖南教育，2011，（6）：36-37.

（編輯：趙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