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貿易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農產品貿易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農業的比較利益下降，務農者減少，農業出現了萎縮，國內農產品自給率逐年降低，農產品供給出現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為解決國內農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從80年代后期開始，放寬了對外國農產品的進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為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采取積極的措施，增加對國外資金、技術的投入，用以開發、生產、進口適合國內消費者需求的農產品。日本把這一農產品貿易形式，稱之為農產品的“開發輸入”。
中國的農產品供給狀況與日本大不相同，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農產品供給出現了相對剩余。中國政府為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利用問題，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提出了擴大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的農業發展戰略。中國的這一農業發展戰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農產品“開發輸入”，并且，中國農業生產成本低的優勢，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從中國開發進口農產品。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從中國進口的農產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貿易統計資料顯示，1990年總金額是28.8億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億美元，10年間增加了2.6倍。特別是生鮮蔬菜進口增長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萬噸增加到2000年的36.3萬噸，8年間增加了12.5倍。與此同時，日本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別是種子出口，從1997年的58噸增加到2000年的207噸，3年間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國的農產品“開發輸入”，不僅促進了中日農產品貿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對中國的農業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地影響。我們過去的研究證明，日本在中國的蔬菜“開發輸入”，對中國的農業技術進步、生產效益的提高以及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中日農產品貿易開發與農業資源配置效益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產品貿易形式是出口國將農產品出售給進口國，貿易雙方是單純的商品交換關系，并不涉及生產領域里的合作。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日本從中國的農產品(主要是蔬菜)開發進口，則是雙方為了貿易展開了生產領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貿易與開發生產一體化的貿易新形式。這種貿易形式主要有3個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訂單形式向中方企業訂購產品，日方提供生產訂購產品的生產資料及生產技術；整個生產過程按照日方的技術指導進行，產品質量標準必須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產的合格產品全部由日方商社進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國開發進口的農產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開發進口量約占從中國進口蔬菜總量的70％。在蔬菜的開發進口中，日本大蔥是鮮為人知的產品，2001年日本從中國進口的3.7萬噸大蔥中有90％以上屬于在中國開發生產的日本大蔥品種。
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無論是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還是赫克歇爾－俄林的生產要素稟賦理論，還是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都是從分析一國資源優勢與生產要素配置人手，闡述國際貿易發展的動因。而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形式出現了新的變化，貿易雙方形成了貿易與生產開發有機結合的跨國經濟體系。在此情況下，僅僅考察一國的資源優勢與生產要素配置，顯然已經不能正確解釋貿易發展的根本動因，中日間的農產品貿易開發亦是如此。為此，我們用中、日生產日本大蔥的資源投入與產出的實際，考察中、日生產日本大蔥的資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動因。
(一)日本大蔥在中國的開發生產過程
日本大蔥以脆、甜為其特點，適合日本人的食生活習慣，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種之一，全國年消費量超過50萬噸。20世紀90年代以前，日本大蔥的生產量和消費量基本保持平衡，進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農業勞動力減少，機械化程度低、手工勞動量大的大蔥生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日本大蔥生產量減少，價格開始走高，在此情況下，日本農產品商社開始把目光放在海外開發生產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蔥“開發輸入”主要來自于臺灣、韓國，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農產品商社與中國山東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業通過簽訂合同，開始了日本大蔥在中國的開發生產。合同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日方公司與中方公司合作開發生產日本大蔥，日方公司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種子、農藥、肥料等生產資料，提供生產技術指導，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勞動力、生產設施等，按照日本的質量標準進行生產。第二，雙方公司合作開發生產的產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價格全部收購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無權自行處理。1996年日本大蔥在中國開發生產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蔥與普通蔬菜相比生產效益好，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很高；同時，由于開發生產的產品質優價廉，受到了日本消費者的歡迎，市場需求不斷擴大，進行開發生產的公司不斷增多，開發生產規模不斷擴大，開發進口量由最初的1千噸增加到2000年的3萬多噸，短短的4年間增加了30倍以上，這種旺盛的貿易生命力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二)中日兩國日本大蔥生產中的資源效益比較
表1是中國及日本生產日本大蔥的投入與產出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雖然日本生產大蔥的產出價值是中國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勞動力資源緊缺，生產大蔥投入的勞動力價值皇中國投入勞動力價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農戶生產大蔥低于中國農戶生產日本大蔥的收益。不過，如果是中國農戶生產中國大蔥，其效益并不能達到生產日本大蔥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蔥不僅產量高，而且品質好(品質好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日本大蔥種子技術含量高)，品質好帶來了高價格、高收益。當然，效益好的原因還有國際市場的因素。但是，中國開發生產日本大蔥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說是日本的農業技術資源與中國的土地、勞動力資源跨國優化配置的成果。
(三)日本大蔥在中國開發生產的效益分析
日本大蔥在中國的開發生產項目，雖然比一般作物投資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產的產品品質好，并且全部銷往日本市場，所以，其經濟收益明顯高于國內普通種植業生產項目。表2是我們對日本大蔥生產基地農戶不同生產項目的收益情況調查。
從表2可以看出，無論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勞動收益率、資金收益率，日本大蔥生產比糧食生產、中國蔬菜生產都成倍提高。這種土地、勞動、資金收益率的提高應該說是日本大蔥的貿易開發，促進了大蔥生產資源及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的優化配置，產生了國際資源優化配置效益。
三、結論
從日本大蔥的貿易開發可以看出，中日農產品貿易開發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單純的貿易關系，貿易同生產形成了有機聯系的整體，貿易雙方進行了貿易產品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使資源效益得到了充分發揮，對于促進兩國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增強了中日兩國農產品貿易的生命力，取得了雙贏的效果。目前，這種貿易形式雖然局限于部分農產品。但是，應該看到，這是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兩國農業互利合作、協調發展的新機制。這種新機制如果推廣到中日農業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減少目前兩國農產品貿易中出現的問題，加強中日農業戰略互惠關系，共同應對因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農業衰退——農產品短缺的危機。
第2篇
[論文摘要]近年來由于國際市場環境惡化和我國自農業自身的不足，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面臨著嚴竣挑戰，同時一些國家的嚴格標準，更讓中國的農產品貿易雪上加霜。因此，我國應逐步采取措施，更好地在農產品貿易中維護自身利益。
一、近年來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存在的問題
1.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的反傾銷訴訟增多
近年來，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的反傾銷訴訟越來越多，已成為阻礙我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非關稅壁壘之一。截止目前，我國所遭遇的各種反傾銷已經達到了500多起，我國已連續7年成為世界頭號反傾銷目標國。針對我國的反傾銷案件給我國出口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我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嚴重萎縮，有些甚至已經被迫退出市場，構成了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巨大障礙。
2.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出口的影響
短期內來看，由于價格上升，我國農產品的出口成本會加大，這樣在國際市場上，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將會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就會下降，這對于我國的弱勢農業來說無疑是不利的；目前在我國農業出口商品中，初級農產品占80%，傳統農產品和大宗農副產品占40%以上，而這都是對價格變化的敏感度較低，需求彈性較小的產品。
3.我國農產品出口結構不合理
在出口的農產品中，初加工產品占到80％，而深加工產品僅占20％，造成我國農產品出口結構不合理，我國農產品深加工技術和設備較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農產品加工的技術和設備問題增加了我國農產品的成本，也影響了農產品質量的提高。
4.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面臨某些國家新的貿易壁壘。
2006年5月29日日本實施食品中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違反《食品衛生法》并最終采取了廢棄或退貨處理的進口產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2006年6-12月間，日本厚生省對我實施監控檢查的食品共43種，其中列明違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監控檢查項目，涉及12種農產品，15種農藥殘留標準。
從出口增速來看，“肯定列表制度”實施初期，由于進出口商對日本檢驗檢疫情況心存顧慮，持觀望態度居多，不敢盲目發貨、進貨，我出口企業減少，成交量明顯下降。實施“肯定列表制度”以來，為應對日本監控檢查和命令檢查項目，我花生出口企業加大投入，用以購置設備、自檢、普查等，檢驗成本上漲約一倍。由于成本上漲，導致出口利潤下降，國內出口企業和農民的利益受損。
5.我國國內農業支持政策薄弱
我國長期以來采取農業支持工業的產業傾斜政策，對農業支持重視不夠、效果不明顯，極大地影響了我國農業出口競爭力。第一中國政府財政對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資金支持總量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總量不足。第二這些有限的資金的使用結構存在很多需要改進的方面。第三，目前政府的財政資金支持農業資金的管理體制也存在嚴重的缺陷，資金的使用效率比較低下。
二、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對策
1.向低收入農業生產者發放補貼
在政府根據當地農民的收入分布狀況，分配享受補貼的人員指標。增加農業科研補貼投入、加強農民職業培訓，為地方農業科研院所及企業提供育種材料，引導企業在中下游跟進，應建設一批符合國際衛生檢疫標準的優質農產品出口基地，提高茶葉、蔬菜、花卉等傳統優勢產品出口的競爭力，以彌補我國取消出口補貼帶來的貿易損失。
2.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應利用商標的知識產權強化競爭力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們大量的農副產品，應當運用注冊商標和地理標志獲得法律保護；尤其是應當走出國門，利用我國已經加入的商標保護國際協定，到國外注冊自己的品牌，讓品牌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當前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達6.7億美元，農產品缺乏品牌競爭力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從1994年開始把地理標志納入商標保護的范疇，現在通過注冊商標和地理標志加大保護力度，直接促進了農民的增收。如山西長治的一些農產品加工企業注冊了自己的商標，采取“公司＋農戶”的形式，收購玉米的車直接開到農家地頭，農民降低了勞動強度，每畝還增收500多元。而山東章丘的大蔥，注冊地理商標以后農民增收3倍到5倍，種植面積擴大了三分之二。據統計，目前，我國已經對560多個地理標志產品進行了注冊保護，獲得地理標志注冊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普遍上漲20％至30％。
3.更關注農民收入的增長
因為這不僅僅決定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決定了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農產品商品量的擴大、生產量的擴大也要來自于農民收入增長這方面的積極性。
4.注重對農民權益的保護
要給農民國民待遇，很多綜合部門也開始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到農村。中央有一條政策決定今后國家新增的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經費要主要用于農村，這是一條劃時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當然要落實還需要艱苦、漫長的過程。
5.積極參與WTO新一輪談判，建立能夠約束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新規則和新機制，堅決要求發達國家削減農業補貼，形成公平競爭的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
參考文獻：
第3篇
王國平等（2007）針對“早期收獲”計劃，具體分析了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他們從研究“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產品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業造成的影響，進而研究云南農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標、政策措施，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陳俊偉（2006）主要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進行了研究并著重討論了廣西的應對策略。他指出：“東盟是熱帶農業、林業資源豐富的地方，橡膠、棕櫚油、椰子等都可成為各種工業原料。中南半島幾條大河：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質肥沃的三角洲，是東南亞的“糧倉”。在進行農業合作與農產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機。泰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國。在木薯生產上泰國與中國廣西開展技術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國可以對泰國開展技術輸出型合作。緬甸的各種林產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經濟林產品有松脂、桂皮、八角，這些與我國廣西的林產品恰好雷同。對此可進行技術交流合作。”鄭一省(2002)提出：“農業方面將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其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雙方都重視農業發展，相互之間互補性明顯，合作潛力很大”，但是沒有做更加具體的分析研究。孫林(2003)研究表明雖然中國在一部分農產品上和東盟國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兩者的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為主。朱允衛（2005）對中泰兩國1996—2003年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表明，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貿易結構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
二、關于影響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廣(2002)等對中國與東盟在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合作中的農業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都不是很發達，都面臨著歐美加澳新（新西蘭）等國發達農業的沖擊。因此，中國與東盟有必要加強合作，共同面對外部競爭。孫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需求反應度指數以及貿易分散度指數分別從產品和市場的角度分析和比較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出口結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三國的農產品貿易無論在市場結構還是在產品結構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對世界需求反應程度方面，中國的產品結構反應水平高于東盟三國，但是市場結構反應水平低于東盟三國，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出口開拓市場的能力不足等問題。彭茵（2006）分析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優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獲計劃。通過對早期收獲計劃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和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措施。她認為應該加強雙方在農產品貿易的經濟合作，取得共贏。在研究農產品貿易方面運用比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場份額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簡稱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對中國1980－1996年農產品出口競爭力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在此研究時期出現了下降趨勢，而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改革加劇了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外還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東亞和中國農產品貿易問題，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側重分析國家和區域之間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變化的研究。在針對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關系實證研究不斷增多的前提下，能夠發現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在1998年之后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并且利用CMS模型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文獻還是不多的。
三、關于CAFTA建設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推動了廣西對東盟貿易的發展。從2004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的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后，廣西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增幅大都超過20%，增長幅度最大的文萊甚至高達167%。與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貿易的增幅都超過3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進一步挖掘潛力。盧肖平（2006）對中國東盟十國農業具體的現狀貿易方案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應的政策建議。韋紅（2006）運用區域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的理論：指出了CAFTA對中國南方農產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農產品的觀點。吳士存、朱華友（2006）具體分析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五國的經濟現狀，指出了具體農產品種類的互補性和競爭性，并簡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國應采取的對策。劉仁伍（2006）具體分析了2006年東南亞經濟運行情況，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國農業的出口機會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呂玲麗（2004）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中國和東盟各國農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進行對比，認為：隨著CAFTA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將不斷擴大，貿易的種類將呈現多元化；中國與東盟主要農產品比較優勢呈現互補;盡管中國在農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及東盟主要國家，但在農產品加工方面卻顯示出了非常強大的比較優勢。孫雨嘉（2007）認為：中國與東南亞發展農業合作潛力巨大，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已處于起步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加強雙邊的農業合作可以通過加強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現有資源來進行。
參考文獻：
[1]王國平，李見明，馬騰飛.“早期收獲”計劃與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東南亞，2007，（1）.
[2]陳俊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研究——兼論廣西的應對策略.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鄭一省.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當代亞太，2002，（1）.
[4]孫林，李岳云.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農產品的貿易、競爭關系分折.世界經濟研究，2003，（8）.
[5]朱允衛.中泰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05，（7）.
[6]李欣廣等著.中國——東盟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經濟合作.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2.
[7]孫笑丹.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出口結構比較研究.當代財經，2003，（3）.
[8]彭茵.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問題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漢文.21世紀廣西與東盟貿易發展趨勢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盧肖平.中國——東盟農業合作.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1）.
[11]韋紅.地區主義視野下的中國——東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12]吳士存,朱華友.五國經濟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13]劉仁伍.東南亞經濟運行報告（200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4]呂玲麗.中國與東盟農產品比較優勢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