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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如今,高校內自媒體發展如火如荼,學校不僅會有官方微信號,一些學生組織同樣也有自己的微信號用來推送消息。與企業的微信公眾號有所不同,大學城咨詢平臺以及我們的公眾號都有明確的對象,即大學城的師生,我們會針對廣大師生推送他們最需要的信息。校園網絡信息平臺既然明確了對象,那就可以進行廣泛的線下活動,組織企業家校園行和學生企業行活動。這樣零距離的線下接觸可以使平臺更好的被企業和學生接受。線下活動與線上的信息推送雙管齊下,推動大學城資訊平臺在各高校間的影響力與知名度。
2建設實施
2.1明確服務對象隨著網絡科技和新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及普及,據調查移動互聯網查詢已經成為獲取校園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網絡逐漸成為一種移動互聯網信息傳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給各大高校大學生的專業學習、校園生活和社交實踐等均帶來深刻的影響。大學城校園資訊平臺就是在互聯網信息傳播發展普及的技術上建立的,服務的不僅僅是廣大在校學生,讓莘莘學子獲得各自所需的校園一手信息豐富自己的校園生活,同時,資訊平臺也為高校各大學生組織和服務機構搭建了信息傳遞的穩定橋梁,幫助組織和機構及時宣傳校園活動,并運用平臺的留言評論系統為活動效果反饋提供渠道。使兩者間有效互動,滿足各自需求。
2.2建設便捷的信息平臺信息平臺的建設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聯網和多種多樣的新媒體盛行的現狀下順勢而生的,通過制作專門資訊平臺的網站論壇,微信公眾訂閱號等方式,建設信息平臺的媒體實體,及時更新放送資訊。為了使校園信息平臺更加人性化、為學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務,系統增加了微信公眾號訂閱功能。每個手機用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無論是電腦和手機只要關注我們的網站和訂閱號,就可以接受推送選擇信息。校園信息平臺是連接用戶與數字化校園的接口,既可以為用戶提供權限范圍內的功能服務與個性化需求。同時校園信息平臺也實現了移動客戶端與校園信息的聯通。
2.3穩定信息渠道豐富信息資源開放靈活的校園服務平臺是校園信息化建設的關鍵,其難點是校園信息數據的描述、組織和共享。通過前期的大量的問卷調查及數據統計,我們已經大致了解到學生群體的需求,我們將重點提供有關社團活動,各校晚會,學校慶典,校園招聘會,名師講座,志愿者招募等各類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不斷與時俱進,對信息資源進行豐富和補充。至于信息的來源部分,建立穩定的渠道來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討面向對象空間數據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面向對象校園信息的組織方法、過程,以及服務平臺設計方法,重點研究了基于對象的校園信息組織管理模式與校園信息平臺設計框架,實現了集"人員"、"資產設備"、"地理空間信息"資源管理一體化的校園信息服務平臺信息。平臺是以設立專員每月初與各大學校組織或其他教育機構聯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動動態,保證信息的準確有效。
2.4加大宣傳力度首先,為加大資訊平臺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開設校園宣講會,在校內開設攤位,現場教各位同學如何關注資訊平臺及服務理念。除此之外,通過各校的學生組織輔助宣傳,在學校組織的網絡主頁大學城資訊平臺的相關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與大學城周邊的教育機構合作,幫助刊登活動,不斷加大使用人數推而廣之。
2.5注重時效與創新信息的價值在于時效性,平臺的及時更新與維護是至關重要的。當周的所有活動都會盡早展現在信息平臺的網站中,呈現精彩預告。當月的活動都會在年歷表中一目了然,所以,無論是當下,過去與將來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學校,點擊校名便可了解該校活動的最新動態。目前國內高校的門戶網站與受眾進行的互動較為有限,傳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臺的建設和設計就可以與使用者和受眾進行更多的互動,網站本身也提供了關鍵字檢索、討論區設置等多樣的互動功能,另外信息資訊平臺還可以依據使用者個人條件的設定,為受眾提供量身訂制的個人化新聞。同時,信息平臺的另一特色就是與關注者的互動,點贊、點評、上傳活動照片等功能一應俱全。還能根據活動的人氣值顯示活動排行榜,加強信息平臺的活躍氛圍,促進各校間的友好競爭。
3結論
如同騰訊微信的標語一般——微信,是一個生活方式,隨著無線通信與國際互聯網等多媒體通信結合的通信系統更新換代,各種新媒體和社會文化媒體不僅僅只是信息的載體在運作,它更是一種生活選擇、生活方式推動著人們的前進。隨著社會文化媒體的更新換代同社會化媒體傳播方式的進步,個人再也不只作為各企業組織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臺成為信息的者。從原先的個人網站、微博、論壇到現今大熱的APP軟件和微信公眾平臺等形式,僅僅是一般的用戶便能各種資訊、信息甚至是營銷獲利,其龐大的用戶基礎、跨平臺無障礙的溝通可行性、零資費的平臺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會化媒體營銷的發展。資訊傳播和社交媒體營銷往往具有針對性,有明確的受眾對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來劃分信息的接受者,這一方式越發被個人用戶所接受。就如同一個社區一般,有了區域的限制,一個軟件或是平臺的資訊便能更快地傳播,更快地收到反饋。如果當這一社區內的所有對象需求偏好相同時,其可行性會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傳播及營銷。我們在此處稱為專屬的粉絲群,作為運用在大學城中的信息的APP,我們的受眾群體一開始便很明確——松江大學城內的各校學生。有清楚的區域針對性也有固定的粉絲群,這樣便能區分于其他軟件平臺的受眾人群。對于大學生這樣一個個人信息用戶的新群體來說,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廣。
普通用戶對于平臺利用的可能和區域信息資源的需求使得大學生自身在大學城內創建一個信息交流平臺變為可能。作為微信公眾號這樣一個平臺,雖然他簡化了信息收集和的技術層面問題,但對于大學生這類個體用戶還缺乏了相對技術的掌握——平臺功能的單一。只是一味的推送,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原本個體用戶平臺本身的限制,但是負責此類技術的專員仍很重要,他不同于信息推送的情報處理人員,需要開發新的功能來增加此類APP或信息平臺的使用的靈活性及便利。在有了確實的需求(已假設受眾群體對信息有需求的情況下)和交流平臺的功能完成后,信息的選擇和提供便是重點著眼的對象。互聯網平臺利用的簡易化使得同類資訊泛濫,大量的廣告充斥其中,相似的信息平臺數不勝數。例如不能將一個區域內的衣食住行學的信息一股腦地,多樣化在信息泛濫的現今已不再具有顯著的優勢,對于學生組織創建資訊平臺而言更需要針對性和個性化來與其他互聯網媒體進行區分。如何在其中脫穎而出便是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信息資訊的時效性、真實性、稀缺性、實用性等等都影響著用戶對平臺的選擇。此處便牽涉到了獲取信息渠道的來源、處理情報的方式以及最后成文的形式及可看性,需要在每個環節都需要派遣專員負責接軌:資訊收集者和各個文章的編輯人員都決定了成敗。這是最為繁瑣、沉悶的環節但是緊緊維系著粉絲群的數量。其中還會牽涉到與實際執行規模掛鉤的人員招收派遣和工資問題,對于大學生這一新興全體也著實是個擾人的困難。
【關鍵詞】科技傳播/科技意識/科教興國
【正文】
科學技術傳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簡稱科技傳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溝通與分享的過程或行為。它是實現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關鍵。哲學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它自身價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廣度與深度。科學技術是否被傳播,傳播的結果怎樣,不僅直接影響著科學技術本身的價值,而且影響著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本文擬就科學技術傳播的社會價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討論,以此就教于學界同仁。
科技傳播的社會價值是科技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科學技術的一種文化形式。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性勞動,既是人類認識客觀存在的智慧結晶,又是人類認識客觀存在的武器。從價值論的角度看,科學技術是“對于事物存在價值的確認。……事實上不可能找到一種科學知識,它不是對事物存在價值的斷定。因為那樣的知識沒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觀性,沒有揭示宇宙聯系和規定的豐富性,沒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規律,因而也沒有任何指導人的社會實踐的能力。”科學技術正是由于其本身的價值所在,才有了傳播的可能與必要,才有了其社會價值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家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了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并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發達國家工業生產的增長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先進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國家的強弱及其國家在世界舞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并對社會進步起決定性影響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來,許多國家和政府紛紛制定科技發展規劃,如美國的“星球大戰”,歐洲的“尤里卡計劃”,日本的“技術立國”等,即是科學技術所具備的社會價值的表現。科學技術的傳播過程,無論這種傳播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只有經過傳播過程或傳播活動,科學技術才能內化為生產者的技能,進而作用于勞動對象,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各領域的變化。重視科學技術的生產力作用,就必須重視科學技術的傳播。換句話說,科技傳播是使科學技術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必要環節,其社會價值意義即在于此。
一、社會成員科技意識的提高及整個社會科技氛圍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規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向來是該國文化的產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戰后獲得飛速發展,就在于它使來至歐美的技術,適應了日本的環境,即取決于日本“技術性格”與“技術風土”的相適應。我國長期以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崇尚道德人倫,輕視工藝技巧的社會民眾心理不能不說是近代以來,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我國歷史上不乏將西洋先進科學技術傳播給國人的賢仁志士,但終因沒有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而未能產生較大的社會效果。我國發展的歷史及科學技術發展史都表明,社會及其所屬成員對科技的認識、態度和評價是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因素能轉化為制約或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觀精神和客觀社會條件。科技意識就是以這些認識、態度和評價為基本內容的。較高的社會科技意識,會使全社會自覺意識到科學技術的巨大社會價值,增強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學技術勞動和科技勞動者,支持科技事業的社會環境,影響、吸引更多優秀的社會成員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非常重視通過科學技術傳播工作,將科學技術普及,進而提高社會成員的科技意識,形成全社會理想的科技氛圍,如在英國的許多會議廳、甚至餐廳墻上懸掛的更多的是科學家的畫像;我國特別行政區——香港僅科技傳播的專門機構就有10幾個;我國長春市圖書館也建立了國內第一個“院士廳”,廳內掛有許多院士的畫像及生平介紹。各國政府都在通過各種形式的傳播將科技意識、科技思想、科技態度傳遞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從而影響他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影響他們對科技的理解、重視、支持及內化為科技勞動的積極性。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覺的有意識活動才能實現,這種意識就是科技意識。科技意識的能動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對于某一具體實踐而言)、科學性不可分的。在科學技術的作用越來越大的當今世界,對科技的傳播會使科技社會一體化發展,這樣,科技才能適應社會環境,取得社會的認可,為社會及社會成員所容納,才能被勞動者主動地內化為自己的知識,變成生產工具和從事實踐活動的武器。
社會成員的科技意識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社會民眾心理問題,是社會發展的一定時期社會民眾對科技價值的基本判斷和基本態度。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社會民眾心理的產生是特定文化傳統和現實文化狀況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著名社會心理學家DavidG.Myers所說:“社會心理的變遷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過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張,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來,人的社會心理主要表現為人的社會態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惡、目的、相信等等,這些社會態度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會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人的社會行為,于是,在人的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之間形成一種內在的關聯效應。如果人的社會態度以一種普遍的社會共識被民眾所擁有,就會在人的社會行為中形成一種內聚力,表現為較為一致的社會行動;相反,社會態度的混亂或多樣,也必然引致混亂的社會行為或多樣化的社會行動,社會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認為,人的社會行為與社會態度之間的關聯性用右圖表示。
附圖
從這一圖示可以看出,態度與行為的關聯性具有內在的雙向導引途徑,態度可以決定行為,行為也可以決定態度。行為和態度的內在關聯構造又存在于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之中,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因而可以說,行為態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為整體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進行,而通常我們對于態度的認識則主要是通過被表達出來的態度實現的。Myers認為,態度和行為的這種關聯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義,它真實地反映了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基本狀況,是一種普遍的結構模式。
根據Myers的結構模式,人們不難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其社會成員在信念、意愿、好惡、目的、相信等社會態度方面對科學技術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具有良好的判斷,具有發展、推進、大力利用和規范科學技術的良好社會共識,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識或關于科學技術具有良好的社會心理態度,那么,人們在行為上就會做出發展、推進和大力利用科學技術的活動,并通過這種活動,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進步的社會氛圍。如上分析結果表明,科技態度或科技意識在推進科技進步和發展中確實具有不可或缺的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識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學技術的傳播,這是不言而喻的。
從傳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會的承認,都能內化為人們的社會態度,都能存在于人們的科技意識之中。事實上,只有被社會所承認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員對它的重視、理解,才能真正變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夠理解科學的好處的全部意義并加以接受的社會,才能得到科學的好處。”科技意識是理解科技的基礎,科技意識的獲得靠科技的傳播。
二、科學技術的傳播有利于科技知識的現實生產力轉化
科學技術總是最先被少數的科技工作者所擁有、掌握,而科技的發展要靠全社會的力量,科技對社會的作用也必須借助于社會的力量。這就要求科學技術必須變少數人掌握為多數人掌握。而要達到這一轉變,必須通過科技傳播。通過科技傳播,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三要素相結合,轉變為現實生產力。
科學技術與勞動者這一生產力中最活躍要素的結合。通過科技的傳播,勞動者掌握了科學技術,從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學技術與生產工具相結合,知識形態的科學技術通過生產工具“物化”出來,創造了新的生產力。科學技術與勞動對象的結合,使得新的勞動對象不斷被開拓出來。運用科學技術的力量能夠創造出自然界原先沒有的勞動對象。新的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無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著名論斷,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本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本。計算機與自動控制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應用,使生產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網絡化的新的計算機控制系統,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引起了社會產業結構的巨大變革,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國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傳播、交流與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們能夠很便捷的獲得最新的科技、經貿信息,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們能通過信息高速公路進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個單位。這樣,科學技術在傳播的過程中又促進了它自身的發展和其它學術的傳播。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傳播,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才能引起歐洲技術的變革、生產工具的改進和人們思想與行為選擇的變化。哥倫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說是指南針傳播的結果之一。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和科學的應用》中評價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時曾提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在知識經濟撲面而來的時代,由于各種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發生了變化,我們有理由認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象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今天的科學技術傳播對于知識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擁有及擁有質量來講起著“瓶頸”的作用。正如后現代哲學家利奧塔爾所提出的那樣,知識只有被轉譯為信息量才能進入新的渠道,成為可操作的。因此,我們可以預科,一切構成知識的東西,如果不能這樣轉譯,就會遭到遺棄;新的研究方向將服從潛在成果變為機器語言所需的可譯性條件。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知識的“生產者”和使用者都必須具備把他們試圖發明或試圖學習的東西轉譯到這些語言中去的手段。這也就是說,在科技高速發展及物化的時代,無論是科學技術的創造者還是科學技術的接受者,都必須掌握科學技術傳播的知識或工具。
三、科學技術傳播有助于塑造正確的社會價值體系
科學技術是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重要保證,它的發展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不斷擴大和深化的結晶。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廣泛深刻地引起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甚至從根本上影響到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塑。由于科學技術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響社會價值體系的功能,所以,科技傳播必須在有效的和正確的社會控制之下進行。
新科技傳播對人類社會價值體系的影響來說,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傳播會深深地改變我們的文化觀念。正如美國哲學家Lowrance所說,“科學已經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許多謎信,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質轉化成毒氣、體液、香味、懲具和生命力,重鑄了身體和心靈、自然和教養以及古典的技術和手藝,展現了人類的那個大寫的手。科學揭示了死亡、遺傳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類的起源,指明了人類的趨向,使我們有能力理解我們所見所說的意義。科學不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幫助我們精心制作不斷變化的文化和社會觀念。”
其次,科技傳播能夠創造全新的公眾認識,形成新的社會透視熱點。在科技傳播過程中,當利用大眾傳媒手段對最新科技成果宣傳報道和分析時,往往會在公眾中造成強烈的震撼,創造出全新的大眾認識,從而形成全社會對某些科技成果的關注,形成新的社會透視熱點,從而動搖、修正或重鑄出新的道德的、倫理的、審美的、行為的或實踐的、甚至宗教的規則,這些規則在社會價值體系中的變遷,對于科技自身的發展和人類整體的演進,都會產生推進或阻礙的作用。
第三,技術的社會傳播能夠強有力地改變競爭社會選擇的注意力,改造人們的價值觀念。例如,在Lowrance看來,太陽能的廣泛應用和儲存方法的不斷躍進,意味著大范圍內對太陽能電池的夢幻般的進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業,而是基于科學的發現。太陽能的技術應用所具有的這種促進人們價值觀念的狀況,并不是人為的,而是技術傳播的結果。
第四,科學的社會傳播能夠澄清和幫助分析人們的社會選擇,幫助提高公眾的注意力。科學描述因果現象,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態度是基于知識而改變的。因此,基于科學的認識和知識,有助于改變人們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對此,前文已作了較深入討論。
第五,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傳播同樣具有改變人的現實價值體系的功能。
從如上幾點討論可以看出,科學技術的社會傳播對于改變人的現實社會存在,尤其是對于改變人的現實社會存在的觀念或社會價值體系,是影響甚大的,之所以會如此,是由科學技術的基本的社會功能決定的。
我們知道,科學技術知識是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導,科學技術對人的智力、思維方式都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隨著科技的綜合滲透,科技與社會的一體化發展,科技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社會事務的必要成份,貫穿于社會及社會事務管理始終。科學技術為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科技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與變化條件。任何一種科技的發明與傳播都會不同程度的引起人們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例如,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現,不僅豐富、發展了物理學理論,而且導致時空觀、運動觀和物質觀發生了深刻的革命,改變了人們考慮問題的角度。資產階級用科技這一物質手段,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反對宗教神學的封建的世俗權威。“在技術方面,蒸汽機的產生及其廣泛使用,極大地刺激了整個社會生產領域,鋼鐵工業、機器制造業、交通動力業、冶金和化學工業等生產部門的迅速壯大,一個席卷歐洲大陸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普遍展開,導致了世界性的工業革命,這是一個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進步的狂飆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及其廣泛傳播,才有了人的較為全面、較為徹底的解放和自由,從而使人充分發揮其潛能,擺脫自然的束縛,使人的認識及其實踐逐漸從宏觀領域走向微觀領域又走向宇觀領域。科技價值觀、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漸深入人心并成為人們認識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傳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礎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會成員的腦力,提高了社會成員的智力,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說:“在二十世紀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歡不喜歡——沒有一個能夠不受哈維、牛頓、達爾文、以至普朗克的學說所影響”。
四、科技傳播有助于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
任何一種科學及其物化形式——技術都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科學技術是為解決某個或某些方面的問題產生的,所以科學技術只有變成現實的武器,才能實現它的社會目的。由于社會的系統性,某一問題的解決,僅靠一門科學或一種技術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學技術知識,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參與人對科學技術的掌握運用。如果離開科學技術的傳播這一客觀行為,科學技術知識就不能成為社會的力量。所以,就科學技術產生的直接目的的解決來講離不開科學技術的傳播,而每一次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結果都是以后科學技術產生與發展的前提或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科學家牛頓講,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學技術知識的可傳播性及其被傳播,人類知識、人類文化才能得以繼承和完善。事實上,任何一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善本身都是繼承的結果。拿內燃機的設計原理來說,它是從汽缸內部產生熱汽,這明顯地區別于從汽缸外輸入蒸汽的蒸汽機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機一樣,都是靠熱汽推動活寒在汽缸內運動而產生動力的,這是它對蒸汽機原理的繼承和改進。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一個由傳播到吸收、繼承,再到發展完善,然后再傳播的過程,科學技術本身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中,得到補充和修正從而獲得發展。
根據如上討論可知,科學技術對人類及人類社會所引起的積極社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科學技術的傳播也帶來了一定范圍的反功能、負價值。馬克思講:“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渡的疲勞。新……的財富的源泉……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和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毋庸爭辯的事實。”事實上,科學技術每將人類帶向文明一步,人類都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現代科學技術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卻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為人類提供了動力,但帶來了環境的污染,生態環境的破壞;原子核裂變在為人類開辟了一種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危機,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就是鐵的例證;電視使人們信息靈通,生活豐富;但卻浪費時間,影響工作、學習及兒童的社會教育。克隆技術的發明、運用,克隆人的出現既能避免減少人類工作的負荷、損傷,卻也可能帶來更多的混亂、犯罪。科學技術越發展,科技傳播越迅速,科技消極的社會功能暴露得就越明顯。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科學技術傳播亦是如此。我們應在積極推進科技傳播的同時,有意識地將科技傳播的負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圍,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識加以徹底解決。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最終解決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問題。對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學的猛攻下,一個又一個部隊放下了武器,一個又一個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無限的領域都被科學所征服,而且沒有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
總之,科技傳播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現,增加了人類活動的半徑;電視機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成為可能;航天技術的發展,開始了人類“太空旅游”的年代;電子計算機使人類信息共享。科技傳播以其巨大的力量無孔不入地進入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今天隨著知識越來越成為新型的生產要素,科技傳播的功能及其價值必將日益明顯。科技傳播的速度與質量將成為一個民族知識擁有與操作的基礎環節。所以,加大科技傳播力度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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