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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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引言

“意象”概念的發展源遠流長，在中國，“象”首先是作為天地萬物可觀之象而存在，`《系辭·上》開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1997：76）；而后對意象這一概念又進行了發展，分別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盡，象以言著”，集中闡述了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而真正將“象”從哲學、宗教論域引入到文學批評理論當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1958：1）這里作者已經把自然之象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在西方，“文學意義的“象”的概念最早產生于古希臘文藝理論所使用的術語‘eilōn’（2005：134）漢語解釋為“意象”、“像”。此后柏拉圖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動之象”進一步論及了文學之“象”這一概念。然而“意象”這一概念真正成為西方美學界一個基本的美學范疇始于二十世紀西方意象主義詩歌的興起。意象主義的發起人之一的龐德認為：“意象”不是一種圖象式的重現，而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是一種“各種根本不同的觀念的聯合”。（1984：202）在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義是可變的。由此可見，“意象”的發展源遠流長，它具有民族性和歷史延續性，其背后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2.《瓦爾登湖》中的意象類別及特征

美國超驗主義作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創作的《瓦爾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了近一百五十多個版本，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與《圣經》等一同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評為“塑造讀者的二十五本書”。目前國內對梭羅及其《瓦爾登湖》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于《瓦爾登湖》作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國的翻譯情況的研究還略顯不足，只有少數幾篇論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對〈瓦爾登湖〉中譯本的幾點意見》中分析了徐遲譯本的語言層面，指出了徐遲在翻譯時所犯的錯誤；孫勝忠于2004年在《從文化傳譯看梭羅walden的三個中文譯本》中將原文和譯文進行對照，從文化傳譯的角度指出了三個譯本（徐遲、吳明實、王光林）中在神話、典故和出處等方面的疏漏和錯誤；此外還有幾篇碩士論文用現代翻譯理論來探討《瓦爾登湖》在中國譯介的。迄今為止，還鮮有對《瓦爾登湖》中意象漢譯作系統的論述。本論文嘗試以多元系統論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譯學為討論依據，以《瓦爾登湖》中意象的類別為基點，來探討徐譯《瓦爾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這一策略背后的動機。

下表所列為《瓦爾登湖》中的意象按其來源所進行的六種分類以及各自所占的數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動物類意象所占比重最大為27%；位居其后的分別是其他類意象和自然類意象，分別占22%和19%；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和顏色類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雖小，卻對理解原文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瓦爾登湖》中出現的動物類意象多為可愛型的、正面的。比如畫眉（thrush）、云雀（lark）、杜鵑（cuckoo）、小鴨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這主要與作者那平和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有關。對于植物類意象，同樣給人以鮮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代表虛假的雛菊（daisy），外表悲傷的柳樹（willow），愛情的玫瑰（rose），代表純潔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欖（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貞的紫羅蘭（violet），代表青春的蒼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棗樹（date tree）以及代表“長盛不衰”的棕櫚葉（palm leaf）等。

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兩大源頭，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西方文化所獨有的文化瑰寶。希臘羅馬神話的一大特點就是神的擬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說，每個神的背后都有著特定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作為基督教經典的《圣經》同樣積淀在西方人深層的文化心理意識中，同希臘羅馬神話一樣，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因此，西方人經常借助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來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爾登湖》中出現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共97例，每一個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圣經·舊約出埃及記》以色列在曠野中得到的神賜“天糧”（manna），希臘神話中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獸，亞馬遜女王，三個身體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藝女神繆斯（muse），以及羅馬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帕爾茜（parcae）等等。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中出現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顯了意象的文化積淀性這一特征。

作為《瓦爾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類別顏色類意象，同樣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即文化積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紅色（red）代表熱情如火，藍色（blue）代表憂郁，白色（white）代表純潔等等。

第2篇

摘要：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關鍵詞：多元文學系統；局限性；理論；不足

一、多元文學系統理論簡述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提出了一個概念――多元系統。翻譯文學被佐哈爾定義為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并通過其在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位置來研究翻譯文學對主流文化的影響，以便于更加客觀有效地了解和發現文學翻譯的規律。

佐哈爾認為，存在著三種情況，使得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佐哈爾認為，如果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系統中處于中心位置，這就意味著引領著文學形式庫的創新，并會對文學史產生巨大的影響。在這時，作品的原創與作品的翻譯之間不再有很嚴格的界限，翻譯規范很有可能過于異化，而翻譯作品存在著忠實性和充分性相統一的趨勢。主流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譯的。在這樣的文學模式的構建中，翻譯這一行為引進了新思想，引進了新的語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在翻譯研究方面可謂是創新之舉。多元系統理論從以往的純翻譯研究擴展到了翻譯理論方面的研究，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傳播。從該理論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出，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會隨著當時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學中的地位而變化，以滿足不同的翻譯需求。但是，該理論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這將是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學系統理論中，佐哈爾僅僅詳細論述了文學或語言多元系統，因此該理論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多元文學系統理論存在以下幾點局限性：一是忽略譯者的主觀性，沒有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考慮進來；二是忽略其他社會因素，諸如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三是對核心概念的標準定義不清，對于多元系統論的核心概念的標準評價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1、忽略譯者的主觀性

根據多元系統論，在周而復始的系統運作之中，譯者的主觀性成為系統之外的因素，這是多元系統論的一大缺陷。擬譯文本的選擇不僅僅是由對多元系統起支配作用的情況決定的，譯者的主觀性也對文本的選擇起直接作用。在實際操作中，譯者會盡可能選擇與自己風格一致的文本，或盡可能選擇自己熟悉的體裁，以發揮自己的優勢，提高譯文質量。在這一方面，譯者的主體性不容忽視。

此外，多元系統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策略選擇的規則，但實際上，譯者不是機器，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說，多元系統理論一再強調并規定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并不符合實際，明顯剝奪了譯者本身的主觀能動性，一味強調客觀而忽略了人的主觀性。

2、忽略其他社會因素

多元系統理論將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行了抽象簡化，簡單地認為譯入語的文學形式庫就能決定翻譯文本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但實際上，多元系統理論所提供的規則只是一方面，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更是要考慮之前提到的譯者本身，以及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

佐哈爾并沒有從真正的實際出發來研究文本的產生，而只是將假設的結構模式和概括的理論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與事實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學系統中的“元”不能僅僅是某類文學，還應該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考慮進來，并加以詳細地說明。而佐哈爾僅僅在其理論中簡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沒有將其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的影響一一加以說明。這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統理論可以豐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沒有關鍵概念的明確標準

在多元系統的概念中，處處可見作者對于多元文學系統理論核心概念的定義，如一級、革新等等。然而我們不由得會產生疑惑，這些一級與二級、強勢和弱勢、中心與邊緣的標準是什么？

以我國民國時期的多元文學系統為例，一部分認為我國的文學系統亟需變革，因此主張直譯，如魯迅等；而另一部分則認為我國文化博大精深，僅需吸納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張意譯，如梁秋實等。所以說，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強勢”還是“弱勢”、處于“中心”還是“邊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標準。那么，怎樣判斷一個文學系統是處于“強勢”還是“弱勢”狀態？標準在哪里？佐哈爾在他的理論中并沒有給出標準。也就是說，佐哈爾自己也沒有對這些核心概念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僅僅通過主觀上的分析來進行判斷。

三、小結

科學告訴我們每個理論都有局限性。佐哈爾的理論產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著與實際不甚相符之處。首先，多元系統理論忽視了譯者自身的三觀取向，沒有考慮譯者的主體能動性。其次，該理論對于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因素考慮不夠深刻，還可以繼續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爾對于理論內的一些核心概念定義不清，存在著一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因此，我們在分析文學活動現象時，要批判地、辯證地來運用該理論。可以看出，多元文學系統還存在著很大的完善空間，只有充分認識到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才能夠更好地促進理論貼合實際，進而完善理論、使多元系統理論具有更大的普適性。（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J].張南峰譯，中國翻譯，2002（4）.

[2]謝天振.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J].外國語，2003（4）.

[3]謝世堅.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4）.

[4]林萍.貢獻與局限：多元系統理論評說[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3（1）.

第3篇

【關鍵詞】多元系統理論；文學翻譯；文化語境；順應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統理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這一理論的提出無疑對整個翻譯界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掀起了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熱潮，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幫助。

一、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相互交錯的多種系統（包括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及人們的生活標記）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這就是多元系統。其中多種交叉的關系網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響巨大，有的則微弱，但無論影響大小，它們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的，不是獨立存在的，所以，當一個關系網發生變化時，要結合整體對其進行觀察。

二、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作用

文化語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會或者團體定的規范和習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底線、“三觀”認識等，都屬于這個范疇。所以，文化語境并不屬于語音語境。而我們將多元系統與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其實就是想說明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

首先，文化語境與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譯者根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進行相關的創造，所以文化語境因素影響著譯者自身，同樣也制約著譯者的翻譯實踐。翻譯時，譯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達的主題，這無疑要經歷原語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碰撞，對譯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創造力都有著較高要求，譯者不能脫離原文的意思，同時還要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進行合理的創造，這種創造性體現了語言層面和文化交際層面的二重效應。

其次，文化語境與讀者。譯者的譯文是不變的，但是讀者是變化的，多元系統理論有著對動態因素的考察，讀者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和不同的文化經歷，這都是可變因素，所以為了適應這種可變因素，在多元系統理論的結合下促使譯者對譯文不斷更新，為的就是適應讀者不同的文化語境，滿足讀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語境與文本“復譯”。多元系統理論對因素變化的考慮，使得翻譯實踐要根據特定的文化語境進行[1]。就如之前所說，讀者的文化語境在進行更新的同時，對譯文的要求也會隨之改變。文化語境的更新給復譯的譯文帶來新鮮的血液，讓復譯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著多樣的變化。

三、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學翻譯的文化語境順應

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翻譯學的發展可以說十分繁榮，翻譯研究有兩個趨勢：一是翻譯理論深深地打上了交際理論的烙印；二是從重視語言的轉換轉為更重視文化的轉換。[2]這樣做也是讓翻譯成為科學的轉換和文化的交際。

現階段文化的發展是繁榮的，在多種文化共同發展的今天，文化語境的順應顯得尤為重要，譯者不僅要考慮作者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化語境，也要結合現在的文化語境更準確地翻譯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與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滲透，譯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來翻譯，使得最后的g文都歸化了。現在更多的譯者嘗試用異化的方式來翻譯，用這樣的方法也是基于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了解與掌握，但是異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慮到讀者的文化語境順應，必要時也要采取歸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結合。

首先，應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翻譯是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的轉換，但是說其是轉換也不夠恰當，因為翻譯的過程還要設計相應的文化內容，這不是在語言的范疇內。語言是傳播文化的載體，異國文學作品中當然也體現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內容，所以譯者在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內容，好讓讀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異國文化的影響。

現在有些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歸化過于嚴重，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實在感受不到異國文化的影響，甚至認為是在讀本國的文學作品。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盡量避免使用過多的本國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實性。

其次，翻譯研究離不開對各學科的深度認識，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與眾多因素相互結合促進，使得翻譯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文學翻譯必須跟上其文化語境的更新與發展，特別是現階段各國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文化語境也發生改變，所以對翻譯的要求就是不斷順應文化語境。

參考文獻：

[1]陳言.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中的“復譯”、“轉譯”之爭[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2）.

[2]郭建中.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外國語，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