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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營經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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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營經濟論文

    第1篇

    內生增長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研究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率的內生因素及其增長機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因對員工開展教育、培訓等活動形成了人力資本,因研究與開發、創新等活動形成了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基于此,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主要源自于內生因素。PaulRomer(1986)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是知識和技術研發,提出了以知識生產為基礎的知識溢出模型。[2]RobertLucas(1988)提出將人力資本積累引入內生增長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及技術水平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3]在此基礎上,Romer(1990)提出了第二個內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需要投入包括資本、勞動、人力資本和技術在內的四種內生因素,同時,分析了研究與開發(R&D)對經濟增長的積極貢獻。[4]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新的內生增長模型,主要包括: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從而為內生增長理論打開了新的篇章。在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Lloyd-EllisandJoanneRoberts(2002)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雙引擎增長模型。[5]他們把知識分為3種不同的形式:技術部門的前沿知識(frontierknowledge)、通過教育和經驗獲取的內化于個人的知識(knowledgeem-bodiedinhuman),以及教育系統中的公共知識(disembodiedknowledge)。StephenKosempel(2004)提出了類似的創新與人力資本積累相結合的模型,人力資本積累都是內生決定的。[6]在技術變化方向上,DaronAcemoglu(2002)在PaulRomer(1990)和GrossmanandHelpman(1991)的產品多樣化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企業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能夠自主選擇利潤最大化的技術進步方向。[7]Acemoglu(2007)進一步討論了技術進步的方向。[8]綜上所述,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這些內生因素包括: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創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第二,將新知識運用于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等等)。

    二、安徽民營經濟內生增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地區經濟的持續性增長最主要源自于創新、人力資本、技術、知識等內生要素,而安徽民營經濟的發展在這些內生因素上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

    (一)內生增長中的人力資本匱乏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安徽省許多民營企業缺乏戰略眼光,專注于短期策略而忽視了長期規劃,不重視對員工個人發展需求的重視,缺少專門的業務技術培訓,缺乏穩定長效的人才機制。總體來看,難以吸引到高級管理人才和尖端的技術創新人才,使得企業的發展一直處于低層次領域中,無法抓住適當的時機進行轉型。1.民營企業“用工難”、“人才缺”。安徽省政府2013年重大研究課題《構建安徽中小企業發展扶持體系研究經研究》課題組調查表明,安徽中小企業中用工有困難的企業占57.26%,困難很大的企業占21.47%。38.74%的企業認為獲得勞動力非常難或比較難,50.7%的企業認為管理人才獲得非常難或比較難,61.27%的中小企業認為技術人才獲得非常難或比較難。2013年上半年,安徽統計部門曾對469戶民營中小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其中205戶企業很難招到工人,185戶企業近年來一直缺工。同時,民營企業中尤其是中小企業,人才學歷層次、專業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能等級較低,高技能、高素質人才缺乏,難以滿足企業發展與轉型升級的需要。安徽省委組織部與安徽省統計局聯合調查顯示,安徽省非公有制企業(單位)從業人員中,研究生僅占0.3%,大學本科占3.2%,大學專科占10%,中專及高中的占32.7%,初中及以下的占53.9%。同時,經營管理人員僅占從業人員14.7%,專業技術人員僅占從業人員的8.7%,高、中級技能人員僅占10.7%,高級管理人才、高層次人才、復合型人才和生產一線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吳宗華(2012)通過實證調研發現,安徽民營企業中最短缺人才為高級管理人才,占人才缺口總量的47.6%;其次是研發人才與技能型人才,占人才缺口總量的42.8%。[9]2.民營企業人才流失、閑置現象嚴重。首先,人才流失快,而且流失的往往是高素質人才,一些不勝任工作崗位的人員反而難以淘汰。調查顯示,安徽省中小企業普通員工年度流動率已高達50%,中高層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每年約有20%的流動率。許多非公企業還存在較為嚴重的隱性流失現象,即員工不愿或難以發揮其能力和潛力。企業人員流動頻度的不斷加快,使得民營企業招聘和培訓成本增加,許多企業家反映企業承擔了學校和社會的教育培訓成本。其次,缺乏輪崗、培訓、績效考核、激勵等有效人才管理措施,安徽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很難做到“人崗匹配”和“人盡其才”,存在較為嚴重的人才淤積、浪費現象。同時,家族式企業及管理方式導致不適合企業快速發展的“皇親國戚”占據企業重要部門和崗位,與崗位相匹配的優秀人才無法進入。以上因素都使得安徽民營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陷入了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惡性循環之中。3.人才開發缺乏組織機構和制度保障。安徽民營企業營銷部門、技術部門甚至包括財務部門都配備精兵強將,并得到充分重視和有效激勵。而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則存在編制少、職能不全、從業人員缺乏知識和經驗、激勵不足等現象。調查顯示,安徽民營企業中,45%的企業沒有獨立的人力資源部門,36%的企業將人力資源工作放在企業的行政部或辦公室。在許多企業中,人力資源部門處于從屬地位,不到5%的非公企業設立副總級人力資源部門,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經常參與企業重大決策的只有23%。另外,5.8%的企業沒有任何書面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和流程,76.5%的企業表示人力資源制度和流程不全面、不完善或不能很好執行。

    (二)內生增長中的技術創新不強人才匱乏導致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產生了安徽民營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低、缺少核心競爭力、產業轉型困難取代等一系列問題。盡管近年來,安徽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提升。2013年,全省民營經濟總量中,結構調整優化,第三產業比重提高,增加值為3271.7億元,增長11.3%。同時,我省民企百強日益注重技術創新、改造、品牌建設,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市場競爭力。數據顯示,77.4%的企業開展自主開發與研制,51.4%的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超過45%的企業引進人才、引進技術。研發投入不斷增加,營收百強中56家企業填報了研發費用36.77億元,比2012年增長20.4%。廣東美的集團蕪湖制冷設備有限公司位居研發投入首位。省統計局調研數據顯示,2013年底,在全省16184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與高校、科研機構共建了297個產學研經濟實體和725個產學研合作研發機構。[10]在安徽民營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創始階段,由于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供給的不足,在產業選擇上從門檻較低的、技術含量低進入,也符合民營經濟最初發展的客觀條件。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競爭激烈等外部因素促使安徽民營各類企業都在謀求轉型。安徽省的民營企業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采掘業、建筑業、餐飲住宿業等一般競爭性領域,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企業僅占8%,總體上處于產業鏈的中下游,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比較弱,轉型升級壓力較大。安徽省中小企業協會調研發現,當問及企業是否有轉型升級意愿時,所有被調查企業都希望通過轉型升級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多家企業高管人員對目前企業仍然存在“粗放經營、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創新不足”等現象比較擔憂,對轉型升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比較認同。但安徽省中小企業協會調研同時發現,54.55%的企業沒有經歷過轉型升級,只有11.32%企業已成功實現轉型升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企業家害怕承擔風險,存在觀望態度,比如經營成本會上升、風險會增加等問題。民營企業家中流傳的一句話“不轉型是等死,轉型是找死”很耐人尋味。24%的企業認為“轉型升級風險太大,企業難于承受。”二是缺乏轉型升級資金。30%的企業認為“轉型升級所需投資規模大,企業難于籌措”。三是缺乏人才支持。中小民營企業規模小,很難承受高級研發人員的雇傭成本,一線高級技術工人緊缺且流動性大,企業想對工人進行培訓,但又怕培訓完,高級技工又跳槽了,人財兩空。

    三、安徽民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增長路徑選擇

    (一)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人力資本積累路徑內生增長理論表理,獲得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之一就是人力資本積累。從安徽民營經濟的發展歷史與現狀上看,重視經濟主體的人力資本積累能為其帶來新的跨越式的發展。在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需要注重民營企業與政府兩大主體的共同作用。首先,民營企業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主體和主要受益者,應從企業內部加大對人力資源的投入,包括營造良好環境,建立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完善并落實企業內部的招聘、培訓、考核、激勵等人力資源政策,積極探索引進、留住人才機制。其次,政府應利用政策杠桿在民營企業外部建立良好的人才培養氛圍,提供人才服務平臺,為民營企業提供人才信息服務,推動人力資源的供求平衡。同時,針對安徽省制造大省的產業特點,一方面加大各高等職業院校的專業調整力度,按需培養高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倡議民營企業內部創建安徽中小企業大學,組織開展全員培訓。

    第2篇

    當代紹興民營企業的成長呈現出現代企業集群化發展的特征。紹興形成了以紡織印染、黃酒生產、機械制造、化工原料、醫藥產品、廚電產品、銅加工以及特色農產品為主的區域化民營企業產業集群。2008年全年全市38個塊狀經濟有企業5.64萬家,職工76.87萬人,總資產2502.46億元。其中銷售收入在100億元以上的塊狀經濟有11個,同比增加2個。其中:紹興縣的紡織業塊狀經濟1092億元和紡絲業塊狀經濟105億元,諸暨市的五金制造業塊狀經濟455億元、襪業塊狀經濟331億元、織造業塊狀經濟261億元、鋁塑管材塊狀經濟213億元和珍珠業塊狀經濟166億元,上虞市化工塊狀經濟140億元,新昌縣軸承業塊狀經濟130億元,嵊州市領帶塊狀經濟143億元、機電塊狀經濟109億元。改革開放以來嵊州逐步形成了領帶服裝、電器廚具、機械電子三大主導企業。全市現有領帶服裝生產企業1700多家,年銷售收入超過150億元;電器廚具生產企業500多家,年銷售收入超過50億元;機械電機企業1000多家,年銷售收入90億元。嵊州先后被命名為“21世紀國際性領帶都市”“中國絲針織服裝生產基地”“中國最具影響力紡織之都”“中國廚具之都”“中國電聲零件之都”和“中國小功率電機生產基地”。大唐襪業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歷經創業、茁壯成長、迅速提升三個發展階段,形成了集襪業研發中心、生產基地和輕紡原料市場、勞動力市場、襪業機械及配件市場、聯托運市場、襪子銷售市場等五大市場于一體的發展格局,構成了紡絲、回彈、織襪、繡花和染整等前后道配套的專業分工協作、產業集聚度高的產業體系。是全球最大的襪子生產基地,浙江省21世紀最具成長性的十大國際性產業集聚區之一,舉世聞名的“國際襪都”。1980年,山下湖有近400戶農戶大膽從外地引進技術,開始小規模人工養蚌育珠。80年代初普及到山下湖全鎮95%以上的農戶,年產珍珠達20多噸。1983年后,珍珠繁育、養殖、加工一條龍逐漸形成。1996年后,珍珠養殖逐步走上了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生產之路。到2008年,諸暨山下湖鎮淡水珍珠養殖面積突破40萬畝,年產量占世界淡水珍珠總產量的70%、全國總產量的80%。

    店口五金產業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20世紀80年代店口銅加工產業開始興盛發展。90年代初,隨著中國南方五金城的建成,店口實現了由鎮到城的跨越式發展。2008年,全鎮擁有工業企業4018家,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企業100多家,超億元企業21家,上市企業2家,海亮和盾安分別進入中國企業500強和制造業500強。紹興市是建筑大市,多年來,建筑業產值、利稅和創省部級以上優質工程等指標保持全國地級市首位。十以來,我市建筑企業飛速發展,高資質企業不斷增加。大型骨干企業生產規模、市場份額增長較快,其競爭優勢得到進一步加強。至2010年年底,紹興全市從事建筑業的民營企業有780家,其中包括17家特級企業,113家一級企業。全市建筑業總產值3243.16億元(含建筑企業在外地的施工產值)。據紹興市基本單位名錄統計資料顯示,截止2012年底,注冊地在紹興的1683家建筑業法人單位,共有從業人員127.1萬人。諸暨市環保裝備產業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末,2001年11月,諸暨環保裝備省級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基地正式在牌頭鎮建立,2002年12月,被命名為“國家火炬計劃產業基地”,2006年,由菲達集團牽頭,浙江大學、省環保產業協會等共同參與建立省環保裝備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基地累計有省以上高新技術企業11家,其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4家,已基本形成產品生產、技術開發、工程設計與咨詢服務相配套的產業體系。十一五以來紹興民營企業成為推動戰略性新型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盾安集團、精功集團、臥龍集團、萬豐奧特集團以技術研發為核心,以資本運作為動力,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不斷推進高新制造業的升級發展。新昌制藥廠與新和成作為紹興民營制藥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力量,推動企業產能擴大與產品研發走在國內制藥行業前列。在節能環保領域,作為上市公司的菲達集團也在資本市場上吸引更多投資者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第三產業發展異軍突起,重點商貿項目推介會紅火開展,各種節會活動規模逐年擴大,服務業迅速發展。截止2010年紹興地區396個商品交易市場實現商品交易額1767.06億元,其中有42個成交額超億元的商品交易市場,5個商品交易市場成交額超過100億元。中國輕紡城在2010年的交易額達438.64億元。

    二、紹興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的興起與發展

    紹興地區民營企業上市的上市過程開端于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的改制。在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改制過程當中,紹興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其中,一些企業實現了借殼上市、借船出海。1997年,紹興輕紡城成為全國現代企業改制的試點企業。同年紹興著名的制藥企業震元堂與黃酒名企古越龍山成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2000年以來,紹興民營企業特別是楊汛橋地區的企業,積極拓展國內外資本市場。浙江玻璃、寶業集團等實現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底,紹興板塊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異軍突起,臥龍科技、菲達環保、浙江龍盛成功成為上市企業。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塊的開設為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環境、京新藥業和三花股份開辟了走向資本市場的通路。2008年紹興地區的民營企業上市公司數目與市值在浙江省各個地級市中居首位,在全國地級市中排名第二位。中國資本市場上紹興民營企業表現活躍,并購重組活動頻繁。2010年紹興上市公司數目發展到41家,包含11家境外上市公司。2011年底,紹興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全年上市公司融資額90.86億元,其中新增的7家上市公司首發融資額為51.43億元。2012年資本市場上紹興板塊上市公司達52家,紹興成為全國地級市中排名第三的資本強市。2012年紹興板塊上市公司在紹興規模以上企業中貢獻了20%的凈利潤和38%的地方稅收,成為區域民營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三、當代紹興人經濟發展經驗與特征

    第3篇

    1.1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動越加呈現跨區域化溫州民間資本總體規模龐大是個不爭的事實。根據溫州市金融辦估計(2012年數據),溫州民間資本總量超過6000億元,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加。前幾年大量民間資本活躍于礦產資源、房地產、農產品等能夠快速收回成本的投資領域。如今一些私營企業開始試水進軍國際市場,如康奈集團進軍俄羅斯遠東地區;在北美、中東、南美等地區,也活躍著眾多溫州私營企業家。大量民間資本對外投資,形成了行業性的溫州市場和跨區域的溫州經濟,同時也帶動了溫州勞動力向外不斷遷移。這就給當地低勞動技能的求職者提供了對外流動的機會,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局面。

    1.2溫州家族企業開始走向現代化管理從“地下工廠”“、前店后廠”起步的溫州傳統私營企業,大都采用家族式管理。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家族式管理的弊病越發突出,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企業只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忽視了社會責任。企業管理模式簡單化和隨意化。造成不少專業優秀人才的流失。人才流失致使企業銷售市場發生嚴重萎縮,而產品的老化使得大批私企紛紛轉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些民企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的股份制企業或上市公司并引入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家族企業,使得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得以分離。據有關部門透露,溫州市計劃到2015年末在境內外上市公司的數量達到30家以上,融資超過200億元,保持上市后備企業50家左右。從2009年至今年3月,全市有正泰電器、金龍機電、森馬服飾等3家企業上市融資,有華儀電氣、報喜鳥服飾兩家企業再融資,共融資89.94億元,占全市上市融資額的88.69%。一批批優質私營企業營造出溫州私企“想上市、敢上市、爭上市”的濃厚氛圍。由于家族企業紛紛轉型和提升企業生產檔次吸引不少國內外優秀專業人才回流,如此又進一步加快了溫州家族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1.3溫州民營企業發展越發國際化發展至今,溫州的一些優質私營企業逐步跨入國際市場,銷售網絡遍及世界各地,輕工產品如打火機、皮鞋等占據了國際市場的主要份額,溫州商人開始在海外建立鞋革、服裝、工業電器、五金機電等專業市場、研發中心或生產基地。如始創于1984年的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溫州當地一家最為知名的民營企業代表。該公司現有員工兩萬多名,下轄專業公司、2000多家國內銷售中心和特約經銷處,并在國外設有50多家銷售機構,正泰集團是溫州民營企業走向世界的明星民營企業。它不僅為所在國提供了勞動力就業的機會,還把國內一些優秀的生產經驗和管理模式也帶到了國外使得我國民企和國外企業有了零距離接觸。從某種意義上說有助于解決我國與國外貿易糾紛的問題。

    1.4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越加自律化在溫州私營企業剛起步階段,由于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無為而治”,導致一部分民營企業發展脫序“。假、冒、騙”曾經是溫州生產的小商品“標簽”。此后溫州民企痛定思痛,在溫州市政府“質量立市”的號召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溫州企業的自律性組織快速發展壯大。目前共有市級行業協會(商會)80多家,其他地區的溫州商會超過200家,形成了溫州區域經濟發展的行業自治機制。如今溫州制造就是產品質量的保證,這已經成為業內人士和消費者的共識。

    2溫州民營企業的劣勢(Weakness)

    與國有企業相比,溫州的民營企業無論是在資金的籌集還是在人才的引進等方面都受到各方面的掣肘。由于資金鏈斷裂而引發老板跑路的現象在溫州時有所聞。同時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居高不下,因負債過高、資金鏈斷裂,企業只能停產或關閉了事。自2011年4月以來,由于無力償還巨額債務,溫州市已有90多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而且關停倒閉企業從個別現象向群體蔓延,引發了所謂“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在溫州,民間借貸之風盛行是與當下銀根緊縮、外部經濟環境趨緊以及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步履維艱有關。溫州傳統的民間借貸一般基于一定的血緣、親緣、情緣、地緣和業緣關系而發生,交易行為或活動沒有固定的場所,但是因其交易頻率高、交易主體多而呈高度分散性;民間借貸常處于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交易雙方通常不愿意公開而使其具有隱蔽性。往往難以追蹤到交易的源頭。目前溫州有1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只有46家是經主管部門審批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大量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存在,改變了溫州的金融生態格局,出現了以“金融三亂”為特征的民間借貸亂象。由于不少民間借貸處于非法狀態,于是各種非法集資、惡意逃債、暴力討債事件屢有發生。一批涉足民間借貸的溫州民營企業和擔保公司為此扎堆倒閉,企業老板因不能償債或潛逃或自殺,企業關門、員工失業等社會問題頻發。

    3溫州民營企業發展的機遇(Opportunities)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其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維持經濟社會穩定中發揮著中堅作用。自金融危機以來,一些民營企業面臨的資金困局,實質上是近幾年大量民間資本從實體經濟撤離,投入到炒房、炒礦、炒錢(放貸)等虛擬經濟中,導致實體經濟投資后勁乏力,實體產業空心化。在201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年初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引導經濟“脫虛向實”成為一大亮點。在溫州,有數據顯示,在全市經濟比重中,民營企業數量占99.5%、工業產值占95.5%、上繳稅收占80%、外貿出口額占95%、從業人員占93%。發展民營經濟、振興實體經濟是溫州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做大做強民營企業,首先要實現精耕細作,不斷加強生產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溫州本土品牌美譽度;其次要以提升存量、發展增量為目標,全力以赴推進品牌建設和渠道經營,加速走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和國際化之路來提升企業競爭力;再次要增加研發投入,推動產業升級,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科技轉換能力和現代管理能力;最后在廣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化危為機,在逆境中成長,在洗禮中蛻變,要一如既往做敢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成功企業。

    4溫州民營企業的危機(Threats)

    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上揚,這就意味著出口成本增加,如果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不變,成本增加則出口利潤降低,這將會削弱外貿企業的競爭優勢,抑制出口。而溫州的民營企業隨著人民幣匯率不斷上升對其出口業務的影響首當其沖。由于大部分在溫民營企業的規模不大其抗風險能力較差,一旦出口受到沖擊,企業就不敢接長期訂單,導致客戶資源的流失,利潤下降。此外隨著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后與國外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頻繁發生,涉及行業面越來越廣。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溫州民營外貿企業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發補貼、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方面的貿易摩擦,給這些企業的發展帶來很大阻力。同時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由于民營企業工作環境較差,還經常出差和加班,工作壓力又大,且員工福利不到位,導致優秀人才難以留住。企業為了留人,只能依靠加薪和增加福利等物質刺激,最終使得勞動力成本大增。另外民營企業的出口風險不斷加大。由于全球經濟低迷使得國外客戶經營困難、資金短缺,他們尋找各種理由推遲付款甚至拒付貨款。一旦企業遇到合同糾紛,就會面臨外方拒付的風險,使得本來資金不厚的民營企業雪上加霜,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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