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法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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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法律教學 質量提高
如何激發學生學習法律的熱情，調動其積極性，提高法律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的法制意識呢通過對教學工作的總結，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在對與教學效果的提高有很好的效果。
一、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提高認識一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提高對法律重要性的認識，是學好法律課的關鍵。從中專生受教育的情況看，當代中專生的對法律知識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從媒體也接觸到一些法律知識，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們的法律意識就很強。所以為了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開課前，可以對相應教學班進行問卷調查。通過對問卷結果的分析，有針對性的提出一些與學生實際比較接近問題讓學生討論，比如：當你借錢、借物給別人時，是否要求對方寫借條學校保衛科是否有權利拘傳學生當你買到偽劣商品時候怎么辦嫁入畢業后工作單位不允許女生結婚生孩子怎么保護自己這些問題都與學生現在或將來密切相關，一定會引起學生的興趣。同時通過對學生不同答案進行整理，讓學生分成正反兩組充分的辯論，讓學生在討論中明白在倡導依法治國的今天，我們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要自覺的遵守法律，善于利用法律武器趨利避害，維護自己及社會利益，同違法犯罪行為斗爭，支撐起現代法制社會。從而使同學們提高了認識，端正學習態度。
二、結合生活實際激發學習興趣掌握法律知識的關鍵使對法條的理解和記憶。法律教學中，如果使單純的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法條，很容易讓學生感覺枯燥、從而產生厭學的情緒。在教學中若能把法律規范和實際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根據講課內容提出一些發生在學生身邊的問題讓學生解答，則會使枯燥的法律條文變得生動起來。比如在講刑法的時候，針對個別學生大家斗毆、擾亂教學秩序的行為，分析是違法還是犯罪以及所要承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這樣學生很容易地掌握違法和犯罪的概念。同時可以讓學生將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或者家人、朋友遇到的問題說出來，在講解相關內容時進行相應的分析。由于這些問題來源于學生的實際生活，學生對法律知識的心理需求，增強了課堂感召力，促使學生積極思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提高教學質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形式多變的教學手段。讓學生在實踐中提高應用能力法律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它具有多、細、散、雜的文章由中國網為您分享，本為您提供法律論文。如需轉載請保留一個鏈接：特點。運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死記硬背法條，只能導致“紙上談兵”，遇到實際問題不知如何使用法律。在教學過程中，除盡可能的運用啟發式教學外，還應該采取多種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對法律的實際應用能力。
1、案例教學。根據理論教學目的要求，以案例為基礎教材。在教師指導下，對案例提供的客觀事實材料和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簡介，做出判斷，因勢利導，培養學生概括歸納，說理的能力。案例教學必須符合幾個要求：(1)目的明確：解決什么問題，提高學生哪些方面的能力，有針對性的選編案例。{2)真實可感：盡可能采取或模擬真實案列，使材料具體充實，實踐性強。(3)構思巧妙：事實情節在真實的基礎上既有主又有次，虛實結合。(4)文字生動有趣：以案例為基礎加以改變，引人入勝，激發學生分析積極性。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方式教學效果甚佳。
2、“多言堂”的教學方式。其實也就是驚醒教學之間的角色轉換。每講完一章后，搞一次“自由問答”活動。這種問答可以是學生問老師、老師問學生、學生之間相互問答。面對那些意想不到的問題，老師不認真準備，也有被問住的可能。學生更是需要課上認真學習，課下積極準備，從而力爭提問有價值，回答有水平。這樣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同時也鍛煉學生的反應能力，提高了分析能力，控股了所學的知識。
3、參加社會實踐，在實踐中提高應用能力。學習的目的在于應用。在實踐中強化法條記憶，培養和展現學生應用法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寫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為提高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在完成理論教學的同時，要盡可能多帶領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在實踐中檢驗和提高法律運用能力，同時汲取新的知識和經驗。
讓學生利用節假日回家之便，為村民義務提供法律咨詢，同時要帶回信息反饋，寫出書面報告。與司法部門取得聯系，組織學生旁聽。在旁聽中檢驗自己運用法律的能力，寫聽審報告和新的體會。組織模擬法庭。以綜合檢驗和鞏固所學法律知識，在模擬法庭的多種角色變換中體驗發的規范與社會作用。
第2篇
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研究
宋慧宇1，2
（⒈吉林大學，吉林長春130012；⒉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長春130033）
摘要：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具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中國法治建設產生積極的作用。據調查，大學生整體上對法律充滿信心和信任，但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和關注度不夠；對涉及自身的權利和利益比較關注，但缺乏維護權益的能力和手段；能夠正確認識法律的作用，但缺乏挺身而出護法的勇氣和信心。因此，針對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的現狀，必須創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充實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關鍵詞 ：大學生；法治意識；法制教育理念；法治文化氛圍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07（2015）09－0045－07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簡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
法治的要義不僅在于完善的法治體系，更在于其蘊含的法治精神能否得到貫徹落實，而這必然依賴于公民個體共同參與的實踐行為。因此，法治意識作為支配公民外在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就構成了法治實現的主觀要件，或者說公民法治意識的高低將決定著法治國家的實現程度。我國目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專科生人數達2000多萬，①作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和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對他們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我國法治建設產生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
一、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實功能
公民法治意識構成了法治國家建設的評價尺度和精神支柱，它能夠促成公民守法的行為模式進而形成良好的外在法律秩序，同時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良性實施、運行和完善。但是，對大學生群體法治意識的培養又有著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
（一）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是大學生未來立足社會的基本條件
在知識經濟時代，“個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日益被看作是他們個人生活質量和強大社會實力的關鍵”。[1]隨著我國建設法治國家進程的快速推進，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法律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法治意識和法律技能已經成為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從在校時期的勤工儉學、畢業求職到日后步入社會生活和工作中誠實守信、平等交易、按章辦事、合法維權等，無不與法律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說，基本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的優劣將關系到一個人能否順利與人交往和穩固立足于社會。
（二）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必備條件
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知識層次較高的群體，其法治意識如何將對我國的法治建設產生重要影響。僅僅奉公守法、以法律來規范自身行為還遠遠不夠，是否具備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能否以法治意識支配自己的外在行為，主動捍衛法律，在國家事務管理中發揮重大作用，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帶動一般公民的行為，最終推動法治社會的發展，將是衡量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重要指標。
（三）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是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大學生正處于生理和心理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家庭和校園走向社會的過渡階段，經濟能力和社會閱歷的欠缺使得大學生缺乏保護自己的意識和能力，比如勤工儉學和求職過程中用人單位不簽訂合同、收取押金、扣留證件、拖欠甚至拒發工資等。面對這些情況，很多大學生或者忍氣吞聲，或者過激對抗，維護自身權利的內在心理準備嚴重不足或手段欠妥，給高校對學生的管理和權利維護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等教育不能僅局限于傳授知識，而應當針對大學生如何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給予方法上的指導。因此，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讓其學會運用法律的途徑和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是當前有效維護大學生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二、大學生法治意識現狀調查與分析
為了解當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狀，本課題組選取了吉林省長春市三所高等院校（包括部屬“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學，省屬重點大學以及省屬公安高等院校）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性別的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按照隨機抽取的方法，共發放學生問卷600份，回收問卷595份，有效問卷594份，有效回收率99％。本次調查題目設計包含大學生法治意識狀況的三大方面：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涉及自身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一）大學生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
本部分題目涵蓋了大學生對我國法律的宏觀理解和微觀掌握，側重個人的主觀感受、評價和情感。
⒈大學生學習和了解法律的途徑。對法律學習和了解的程度是正確運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礎。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群體了解法律的途徑接近和超過50％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77.4％），學校課程（63.58％）和網絡（47.89％）。從中可以看出：⑴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信息傳播方式了解法律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特點與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在我國仍然是受眾最廣的渠道有關，這些方式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大學生群體，同樣適用于全體社會成員，因為覆蓋面廣，也成為法律宣傳的主要陣地。⑵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決定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知識來自于學校教育，特別是作為義務教育非重點內容的法律更多被安排在大學階段講授，這就使得大學課程成為大學生法律知識的主要來源。⑶網絡作為新興的信息傳播方式在青年人中更為盛行，其具有快捷、簡便和豐富的特點，當然也會存在良莠相間的問題。盡管褒貶不一，但不能否認大學生們與網絡的不可分性，除了學習、娛樂、社交等用途之外，通過網站了解法律也成為近一半大學生的選擇。⑷在其他的較少選擇中，僅有1／5的大學生選擇通過書籍和論文的形式來深入學習和了解法律。這與當前通過購買圖書獲得信息資料的成本遠遠高于其他方式有關。另外，法律論文多為學術型，除了法學專業的學生之外，很少有人會選擇這一方式來了解法律。
⒉大學生日常對法律的關注程度。社會的不斷發展決定了法律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新法的實施、舊法的修改和廢止，這些信息是否會受到大學生的關注？根據調查，近七成的大學生偶爾關注法律變更信息，僅有14％的大學生會經常關注并主動了解具體內容，有16.76％的大學生基本不關心這些法律信息。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增強全民法治意識是一項重要任務。大學生作為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更應該將法律知識、法治觀念作為自身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規范自己的行為，帶動和促進全體社會成員加深對法律的理解和認同，推進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但從調查結果看，大學生日常對法律信息的接受和認知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很多人若非涉及自身利益都不會關心，由此說明大學生自覺學法的意識不強，這也嚴重妨礙了大學生主動運用法律知識進行行為選擇。
⒊大學生對當前法律的信任度和整體評價。公民對法律的感知和評價將會影響和支配公民的外在行為方式。根據調查，接近10％的大學生對法律有堅定的信心，相信法律能夠維護公民的切身利益，67.28％的大學生在認同法律正面功能的同時也看到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能夠辯證地看待法律的功效。這些正面評價代表了大學生對法律擁有信任和依賴的情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學生對當前我國法治的整體現狀不滿意：有3.88％的大學生對法律完全持否定態度，根本不相信法律能夠維護自身利益；19.06％的大學生對法律沒有信心，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錢、權力和人際關系的影響。這種調查結果與當前我國社會的大環境相關，如很多立法存在缺陷，暴力執法，司法腐敗，權大于法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給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形成帶來了負面影響，導致一部分大學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對于這些消極思想如果不能予以正面引導，在他們步入社會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權益受到侵害時，就可能做出比較極端和錯誤的行為選擇。
⒋大學生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勞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勞動法》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大學生即將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對于勞動者享有的基本權利應當有所了解。試用期上限的規定是勞動合同中保護勞動者的重要條款。我國《勞動法》規定，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但根據調查，只有不到50％的學生回答正確，在即將走向社會的大四學生中，回答正確的不足17％。調查結果一方面反映了大學生對于一些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并不全面、準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高校在大學生就業指導方面工作不力。因此，高校除了關注大學生就業率之外，對大學生就業中的權益保護也應引起高度重視并成為重點關注的內容。
（二）大學生對涉及自身的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
本部分題目涵蓋大學生對具體公民權益的認知以及維權意識，側重調查大學生具體的維權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隱私權所持的觀點。隱私權是一項基本的人身權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2]根據調查，90％以上的大學生對于本題目涉及的“私自拆看他人信件”和“偷偷尾隨他人并私拍其生活照片”兩項侵犯隱私權的內容都能正確認知，但也有8％的學生將“背后議論他人”錯誤地判斷為侵犯他人隱私權。關于學校公開公布學生考試成績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學生隱私權一直存在爭議，但通常在法律上認為考試成績屬于學生隱私，不應當張榜公布，而且也有學生因此起訴學校并勝訴的先例。[3]所以，“學校在網上公開公布補考學生名單”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侵害了學生的隱私權，但在此次調查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學生認為這是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可見，對這個問題而言，大學生的認識并不清晰，這與我國長期以來重管理權力、輕學生權利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有關。
⒉大學生的護法意識。護法意識是公民自覺、主動維護國家法律，同違法行為做斗爭的心理和信念。根據調查，僅有36.58％的大學生在目睹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堅定地選擇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接近40％的大學生只會匿名提供線索，22.74％的大學生不能確定如何選擇，1.37％的大學生明確表示不會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大學生具有一定的正義感，能夠辨明是非曲直，愿意維護社會正義，但在具體行為選擇時卻有所退卻，缺少維護法律權威的堅定意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所以，大學生應當認識到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這也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護法意識。
⒊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維權意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能靠單純的想法，必須體現在具體行為之中。根據調查，44.09％的大學生在購物后能夠保留消費憑證，以備日后出現問題留下有利證據。42.91％的大學生只會保留大件商品購物憑證，說明雖然他們意識到消費憑證的作用，但并不十分重視。13％的大學生完全忽視購物憑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放棄了出現糾紛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有力證據。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對相關證據的保存和收集，可以在出現糾紛時避免因舉證不能造成不利于自身維權的法律后果，在這方面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和維權意識。
⒋大學生遇到糾紛時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消費者在超市購物遭遇商場人員無理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而引起的糾紛屢見不鮮，遇到這種情況如何處理，能夠反映大學生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根據調查，絕大部分大學生在遇到這種情況時都會選擇拒絕，但仍有4.81％的大學生選擇忍讓，缺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勇氣。在對糾紛處理手段的選擇上，由多至少依次為：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極個別的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了暴力、謾罵等方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超市作為企業法人無權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即使懷疑消費者有盜竊行為也必須通過公安機關進行處理，否則就是侵害了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權，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明確這一點，首先，大學生有權拒絕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不應當選擇忍讓；其次，在處理方式上，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等方式都可以選擇，并且可以同時進行。但一定要避免采取暴力、謾罵等不理智的方式，否則，不但會導致不應有的沖突，而且還會對自身維權產生不利影響。
（三）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范圍主要在校園內，本部分題目重點調查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的看法。“法律基礎”是高校本科層次的必修課程。根據調查，超過50％的大學生認為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對其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38.7％的大學生雖然認為有必要，卻覺得作用不大，原因在于當前高校對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如專業課程，教育方式相對簡單、松散、枯燥、僵化，沒有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造成學生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趣和學習動力。7.7％的大學生則完全不重視或者根本不關心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反映了一部分學生對法律漠視和輕視的態度，或者針對學校法制教育持否定態度。
⒉大學生在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新時期大學與學生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學校在管理模式上也應當從傳統的單一行政手段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轉變。根據調查，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對學校的教學及服務不滿時選擇向學校和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的占最多的兩項，說明學生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并能夠選擇正當、合理的渠道。但仍然有超過1／5的大學生選擇沉默和忍受，甚至有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不滿的地方太多，敢怒不敢言”。說明在與學校的關系上，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仍然沒有擺脫傳統附屬、屈從于學校的心態，沒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另外，還有少部分大學生選擇網上發泄或采取一些消極行為表示抗議，這種非正常表達意見的方式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學校應當拓展和設立多種投訴渠道，主動關注和了解大學生消極的群體行為和網絡信息，從中分析大學生所反映的問題，對合理的意見要積極予以解決，對不合理的意見要正面解釋和引導，不能以簡單的處分方式來阻止學生的維權行為。
三、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大學期間正是大學生法治意識逐步形成、穩定并且能夠支配大學生行為的關鍵階段，因此，如何改革和創新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模式，幫助大學生樹立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當前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一）更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和目標
“人才培養既是大學功能的歷史起點，也是大學功能的邏輯起點，而知識傳承、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等，都是圍繞人才培養產生的輔助功能。所以大學功能是一個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的綜合體系。”[4]什么樣才算是合格人才？相信僅僅是專業知識優秀而缺乏適應未來社會的綜合能力和整體素質絕對達不到當今時代和社會對大學生所要求的高度，而法律素質將是人才構成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根據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法制教育是高等學校德育內容的組成部分，是大學生的必修課程。“法律教育的目標不外乎兩個，一是為法律行業培養新人，一是為更廣泛的社會成員提供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5]實際上，長期以來，對大學生“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都只是被當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當前高校教學實踐中，“高校法制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自身并沒有獨立的地位”；[6]部分教師因法制教育課是基礎課而產生輕視和應付的心理；學生只會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這些消極思想嚴重影響了法制教育的實效性和完整性。
為此，高校應當充分重視法律基礎課程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將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在教育體系上，賦予法制教育與德育教育以并列、與專業課同等重要的獨立地位，并合理設計教學計劃和大綱，突出法制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師資結構上，配備專業出身、具備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人員授課。其次，充分發揮大學法制教育在培育法治文化和傳播法治理念中的積極作用，在傳授法律知識的基礎上，將平等、民主、公平、正義、自由、人權等法治精神融入其中，讓大學生真正理解法治的精髓和意義所在。
（二）創新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
當前，高校法制教育在內容上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教學和實踐體系，偏重法律知識的籠統講解和普及，忽視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使得法律之于大學生僅僅體現為外在的、疏離的存在，而缺乏對法律所蘊含的精神和價值的感悟和內化；在教學方式上側重單方面知識的灌輸和說教，忽視法律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法律知識的實際運用，無法幫助大學生運用法律思考和解決在社會中遇到的現實問題。
對此，高校應當注重法制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的豐富性、靈活性和實用性。首先，改變將法制課程僅僅作為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識普及的做法，樹立以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為中心的教學制度改革理念，使大學生真正從內心深處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維護法律，而不僅僅因懾于法律而遵守法律。其次，脫離社會法治建設實際的法制教育是失敗的，“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殊規律”，[7]以實踐性和應用性作為法制教育的評價標準，將課堂教學知識與課外實踐相結合，提高大學生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課堂講授之外，法律專題講座或沙龍、校園法律知識辯論或競賽、模擬法庭、社會調查、法庭庭審、廣播、電視、網絡、報紙等方式的宣傳等，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制教育媒介和手段。再次，在法制教育的內容上，應當更加貼近和針對當前大學生直接面對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力求讓每個大學生學會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貫穿在日常行為中。比如：大學生勤工儉學、求職就業中合同如何擬定，應當警惕的陷阱；日常生活和交際中應當提防的詐騙手段；權利受到侵害時要即時采集證據，能夠運用和求助的救濟手段等。
（三）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
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要從自身日常生活場景開始，“使現實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通過對法治的近距離甚至面對面的直觀感悟，逐步確立起對法治及其規范與制度的信任和耐心”，[8]直至建立起對法的神圣信仰。大學生最經常的生活場景就是大學校園，并且在學習和生活中接受學校的管理，因此，學校的教育管理實踐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思想和行為。
筆者認為，學校應當堅持“依法治校”，充分發揮法治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首先，以法治精神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學校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的基本依據；其次，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嚴格依法、依章辦事，保障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決策過程的公開性、決策行為的程序性；[9]再次，維護學校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各項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嚴肅性，減少決策管理中的隨意性和違法違規做法；第四，提升以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各類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并貫穿于學校改革發展的始終。
（四）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民主是法治的基礎，社會主義法治必須以民眾的廣泛接受和積極參與為基礎”。[10]可以說，民主是法治的靈魂，而“法治的本旨在于實踐性而非理論性，法治是直觀的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的玄思妙想，每一個具有直觀生活感受的民眾都可以成為實踐法治的主體”。[11]所以，實踐法治和實踐民主要從自身做起，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是大學生培養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的有效途徑，而大學生在校的實踐經歷必將與本科教育一起為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作必要的準備。
對此，學校應當尊重大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其提供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的渠道。首先，在允許大學生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方面，歐洲的大學顯得更為民主和開放，如法國大學的理事會、英國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德國大學的學術評議會等都有大學生代表參加，其中，德國的“學生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大學的決策。1967年以來，大多數學生組織都提出要求，主張所有決策機構中席位學生代表應占三分之一”。[12]而我國高校長期以來對學生慣性的壓制和專權管理使大學生少有這種“主人翁”意識，有“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只有以開放的態度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比如建立校務公開制度、學代會制度，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從內心信服并遵守和維護學校的規章制度。其次，學校在處理有關學生學習考核、評獎評優、貧困資助、行為處罰等事務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大學生的表達權利，建立一個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允許利益相關者或其他大學生對處理決定和過程提出意見、疑義、辯解、申訴等，在雙方充分博弈的基礎上形成決策并予以實施，從而保證兩者更為理性地進行選擇。這樣，既可以有效約束學校單方面的行為，也可以培養大學生的民主權利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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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關鍵詞:人力資源;資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財政
一、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
著名學者戴維·伊斯頓從系統的角度出發,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統權威性決定的輸出,其本質是對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1]對于這里的價值,我們應作廣泛意義的理解:既包括層面的價值,也包括政治學、學意義上的價值;既包括物質方面的價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價值。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其開發所涉及的面是相當廣泛的,具有豐富的,需要資源的輸入與輸出。因此,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包括人力資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分配的過程,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屬性,“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戰略思想本身就蘊涵著豐富的公共政策涵義。當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為政府時,人力資源開發便具有了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因為政府投入的是納稅人的錢,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活動時,必然會有傾向地分配相關公共資源,如誰將先獲取?獲得多少?如何獲取?等等。人力資源開發的公共政策屬性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如何將一國現有的人口資源優勢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如何使現有的人力資源在規模、質量上進一步提高,實現體質、知識水平、技能水平等的進一步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當的公共資源,這些公共資源包括人財物、時間、精力等方面的內容。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優先發展基礎還是高等教育?公共資源在城市與以及區域之間如何進行有效的分配?這一系列的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價值選擇。二是就人力資源本身來說,作為一種活的資源,它只有通過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實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人力資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資源。因此,無論從開發人力資源的角度,還是從利用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源開發本質上都是一種資源配置的過程。當人力資源開發活動與具體的組織、群體、個人相結合時,也就轉化為了利益分享與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就關涉到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理念的取向問題。
二、人力資源開發的強正外部性規定了政府是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
人力資源開發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作為一種投資,具有高收益、低風險的特征。人力資源開發的收益是多樣性的,社會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從人力資源開發中獲益,當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為政府時,它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公共產品,簡單的來說,即一個人消費某一產品并不會損害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的產品,它不同于私人產品,如、公司提供的私人產品。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相比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顯的特征: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產品是為整個社會提供的,不能將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或分別歸于由某一個人或組織來消費,如安全、秩序、國防等等。當然,依據受益范圍的大小,可以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全國性的和地區性的公共產品。盡管如此,公共產品的效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它總是向全國或某個地區的所有成員提供其效用。而私人產品的效用則具有可分割性,市場商品的效用發揮必須分割給具體的“個人”才能得以實現,并由具體的“個人”來支付相關費用。
2.消費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即一個人或組織對某一公共產品的消費,并不或妨礙其它的個人和集團同時消費該公共產品,也不會減少其他個人或組織消費該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例如,航海中的燈塔,可以為夜間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照明;而私人產品則具有排他性,當消費者為私人產品付錢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該產品或服務所帶來的利益。
3.取得方式的非競爭性。這里的非競爭性是指公共產品的價值不會因其消費者的增加而減少,如路燈的照明,這表明公共產品的消費者無須通過市場采取競爭的方式來獲取。而私人產品的消費者一般必須通過市場采用出價競爭的方式來獲取產品的消費權,如我們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來獲得。
7.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公共產品的提供不能以盈利為目的,它追求社會效益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私人產品的提供則一般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追求的是私人市場利潤的最大化。
公共產品的以上四個特征是密切聯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其它兩個特征是它們的延伸。在實際生活中,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的純粹的公共產品比較少,如國防;而大量存在的是準公共產品。盡管如此,我們也完全可以根據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來區別一般的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公共產品的特性決定了市場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是失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應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和政府實施公共政策的主要內容和邊界范圍,包括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等的提供不能以盈利為目的。
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的失靈為政府干預及其職能界定提供了邊界,市場的外部性是其失靈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經濟主體(個體、企業或社會組織)之間,一個經濟主體的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產生影響,而該主體又沒有根據這種影響從其他主體那里獲得相應的報酬或支付相應的補償。外部效應有外部正效應與外部負效應兩種形式,好的或積極的影響被稱為外部正效應或外部經濟(如一個人養花種草給鄰近的養蜂人帶來的好處),壞的或消極的影響則被稱為外部負效應或稱為外部不經濟(如化工廠化學物質和噪音的散布所產生的外部損耗)。當外部效應存在時,市場是無效的,無法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來調節以達到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爾多對外部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在經濟活動產生‘外在需求’的地方,無論是受益還是損耗,由生產者滿足這些需求都是不恰當的,或者說是不可從生產者那里征收的。這樣市場結果將沒有效率。因為這些外部受益或損耗是不進入決定生產決策的的。”[2]市場機制難以解決外部效應的問題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依據,面對外部效應,政府一般是通過補貼或直接的公共部門生產來推進外部正效應的產生,并通過相關政策、措施來管制外部負效應的產生或彌補外部負效應對社會造成的損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其中,政府有效的創建公共福利系統,包括養老院、孤兒院、社會保險機構、殘疾人護理中心等;公共衛生系統,包括公共防疫系統、公共保健系統、公共醫療系統等;公共教育系統,義務教育和一些特殊教育的教育經費由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事業和娛樂休閑設施,如博物館、展覽館、館、少年宮、公益性休閑場所以及名勝古跡和古文化遺址保護等;從事基礎、前沿學科和有戰略意義研究創造的科研機構等等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就人力資源開發來講,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實施人力資源開發的兩種主要形式。教育是人們獲取知識和增長才干的主要途徑,馬克思曾經說過:“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獲得勞動部門的基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3]健康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基本環節,世界銀行在《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投資于健康》中明確指出:“良好的健康狀況既是人類發展最根本的目標,又是加快發展的手段。”馬歇爾曾指出:“健康與強壯、體能、智能與道德情操……是財富的基礎。而物質財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這樣一種事實,即如果加以明智的運用,它可以增進人類的健康與強壯、體能、智能與道德情操。”[7]這道出了健康與財富間的密切關系。而公共教育資源與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基本屬性,這些領域靠市場是很難解決的,政府必須在這些方面發揮主要功能,為人力資源開發創造良好的基礎環境,這尤其在我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我國人口基數大,充分的保障基礎教育和基本的公共醫療衛生是使我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基礎性條件,具有戰略意義。此外,在人力資源開發的諸多環節,政府都應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包括政策引導、信息提供、人力資源配置與利用的宏觀調控等等,通過這些措施來糾正市場的偏差。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服務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平、有效的提供和分配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資源是有效實施人力資源開發基本保障。
三、人力資源開發的政策理念:公平與效率
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主體,其活動是通過一系列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來實現的,如教育政策、公共醫療衛生政策等等。政府機制的運作不同于市場,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運行的主體,政府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時,應堅持公平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進和維護公共利益。而市場機制的運作所遵循的是市場,各經濟主體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時,是以效率優先為導向的,追求市場利潤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機制的運作應重在解決公平問題,而市場機制的運作重在解決效率問題,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主體,對公共資源的分配應堅持公平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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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07-10-31]作者：考研
(一)公平:公共資源分配的價值前提
“公平”一詞涵義豐富,作為政府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作為政府對公共資源進行分配的價值前提,可以將其理解為政府對公共資源進行合理性的分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從深層次上講實際上是一個價值選擇的過程,以對全的公共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有效調節各種社會利益關系和促進和諧利益格局的形成,進而實現社會的協調為目標指向。當前,我國正處于深刻的社會轉型之中,各種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必須綜合考量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把握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我們可將體現公共政策公平價值優先的合理性作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即通過公共政策的運作,為公眾創造平等發展和有利于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政策環境。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一是創造機會均等的政策環境,這主要是指每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應是相同的,公眾對社會各種價值、資源的獲取應具有同等的機會,讓人們能夠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不能有歧視。二是創造規則一致的政策環境,這主要是指“在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每個人都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各種法律、法規對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依法辦事。三是創造收益適當的政策環境,這主要指所有人的勞動都是平等的,一切合法勞動和合法收入都應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公平不是要求絕對的平等,而是強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進行公共資源分配時,必須同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同等對待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絕對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盡管公共權力主體可以為公眾創造機會均等的政策環境,但其背后隱藏著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為“起點平等即使作為一種理想,也不真正意味著一個人在進入每一個競爭時在所有四個因素中?穴出身、運氣、努力和選擇?雪與其他人都平等。”[5]而且每個人在先天素質上也是有差異的,那種絕對的平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堅持“公平”優先的價值并不是要求絕對平等。政府在對公共資源的進行分配時必須平等考量各群體的利益訴求,以公共利益為旨歸,有效調節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盡可能地把差異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彌補市場失靈,促進和維護社會的整體平衡。
衡量價值分配的合理性從更深的意義上講就是要看這種價值分配是否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否不斷滿足了人們多方面的需求,是否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公平的價值觀反映了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一種狀態,也是衡量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尺度,合理地分配社會價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不斷發展的利益需要和發展需求,這種需要和需求的滿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政府對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來實現的,是整個社會和人實現全面發展的基本條件。
(二)效率: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公共資源分配的應有之義
效率作為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權力主體對公共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配置時,在公平價值追求的前提下應力求高效率,尤其是對有限的公共資源的配置。公共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一是考察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客觀地確定政策結果并將政策結果與政策的預期目標進行比較。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政策目標實現的程度越高,表明政策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就越高。如對公共資源的分配,我們可以通過考察人們的文化程度、人均教育資源占有量以及社會對教育的滿意度等指標來進行考量。二是考察政策投入的產出效率。政策資源投入與政策產出之間的比率關系是反映政策配置資源有效性的重要指標,阿瑟·奧肯指出:“效率意味著從一個給定的量中獲得最大的產出。”[6]一項政策即使實現了政策目標,或是較高程度地實現了政策目標,但政策投入的資源過多,造成了政策資源的無效利用和浪費,使政策資源的應有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也不能認為這種配置是高效的。三是考察社會整體效率。通過衡量公共政策對整個社會活動產生的,我們可以從整體上考察政策配置資源的狀況,如政策的實施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是否促進了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經濟學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資源配置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得到的總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質。”[7]社會的整體滿意度是我們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資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學者們通常把帕累托效率作為資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對于帕累托效率,經濟政策學家尼古拉·阿克塞拉作了如下表述:“從帕累托原則的概念我們可以推出帕累托最優概念。”“如果從社會狀態a移動到其它狀態,提高社會中某一社會成員的福利不可能不使至少一個其他成員的條件惡化,那么社會狀態a就是帕累托‘最優的’。”[8]帕累托效率為考察政策配置資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據,但在現實的政策實踐中,要使政策配置資源達到帕累托效率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們可以無限地去接近它。效率的標準反映了公共權力主體與公共資源之間的關系,標志著在公共政策的實踐中公共權力主體有效配置政策資源的能力和水平,并表明了公共資源的利用水平和作用發揮的程度。
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也是公共政策實踐的過程,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的實施需要相應的公共資源投入,公共資源能否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能否提高社會的整體人力資源水平是衡量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標準。市場機制追求的是效率優先,而政府機制應以公平價值為先,以實現和維護公共利益為旨歸。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活動時,其直接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市場利潤,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而政府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是不能以盈利為目的的,其根本目標是為了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提高整個國家人力資源水平,增強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四、公共財政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強有力保障
人力資源開發活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具有較強的周期性,見效慢。教育投資、基本醫療衛生等投資都是大型的社會工程,這些工作靠市場是難以解決的,只有通過政府對公共財政、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才能更有效的解決。作為一項準公共產品開發活動,人力資源開發或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具有較高的預期收益,而且其收益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它既包括看得見的,也包括看不見的。人力資源開發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特點,如科研人員所取的攻關所表現出來的收益不僅僅是具體的個人,還有這些科研人員所在的組織;同時,科研成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所形成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的,它可以使全社會受益,在國際上也可以提高一國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對于從事基礎、前沿學科和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創造,政府在這些領域應通過公共財政為其提供良好的基礎環境和實施相應的激勵措施,積極鼓勵科研人員進行科學研究,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效能。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一詞的一般理解是:財政是個分配,以國家為分配的主體,經濟資源的配置服從于國家計劃,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財政”一詞的涵義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的理念相適應的,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財政代替企業成為了社會投資的主體,成為了社會再生產的主要構成要素。而財政則認為“財政”應是公共部門經濟或公共經濟,現代政府不僅是一個純消費的單位,也是一個創造價值的生產部門,是與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等相對應的一個重要經濟部門即公共經濟部門。這個部門的任務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滿足社會的公共服務需要,彌補市場失靈。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部門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主體,財政作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在社會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相應地,致使財政的職能范圍大而寬,幾乎囊括了生產、投資,乃至消費的各個方面。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要求政府職能的相應變革,尤其是經濟職能,要求重新界定我國財政的職能范圍。因此,借鑒有關市場失靈、公共產品與公共財政理論來認識財政的性質問題具有突出意義,即國家財政應是公共財政,它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應主要對市場機制起拾遺補缺作用,公共財政所要解決的是市場不能解決或者通過市場不能有效解決的問題,諸如提供公共產品、糾正外部效應、維持有效競爭,調節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秩序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彌補“市場失靈”,這也是公共財政的主要職能范圍。我國在黨的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關于公共財政改革的研究和討論逐漸興起。1998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了建設公共財政的要求;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建議》明確將建立公共財政初步框架作為“十五”時期財政改革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目標,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相應的公共財政制度相配合已成為社會的共識。從人力資源開發的角度講,建立科學、有效、合理的公共財政體制無疑能夠為人力資源開發注入強大的動力,提供強有力的資源支持。
:
[1]戴維·伊斯頓.生活的系統[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2][美]查爾斯·沃爾多.市場或政府[M].北京:發展出版社,1997.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面臨挑戰[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5]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三聯書店,1989.
[6]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