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對比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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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據筆者的教學經驗，文化對比教學理論的使用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隨教學內容、學生反饋和教學方法的不同而適當調整。總的來說常用的有教師直接對比法、按教學反饋對比法和激發學生主動對比法三種。

1教師直接對比法

比如在講到古希臘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時，如果按照傳統的教學方法一一介紹柏拉圖的生平、思想體系和對后世的影響就會顯得枯燥乏味。筆者在談論到這部分內容前會布置學生查詢和閱讀中國古代圣賢孔子的資料，在課堂上教師主要介紹柏拉圖，當遇到其經歷或者觀點上與孔子有契合處時會邀請學生講解有關孔子的相關內容。譬如筆者提到柏拉圖在早年時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開辦學校向青年們傳授他關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論，他所創辦的“學園”成為西方最早的高等學府。這時學生已通過前期準備了解到孔子的經歷，他們能夠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極大的一部分時間來周游列國，在從政失敗，沒能找到賞識他建議的君主后從事教育興辦私學，開創中國私學之首。學生們此時會驚異于東西方兩位先哲在經歷上驚人的相似，因此對了解柏拉圖思想表現出強烈的愿望，教師這時由淺入深，在學生建立了對柏拉圖初步了解后引入較為難理解的這位哲學家的思想體系，筆者從兩位先哲對人之本性的觀點開始，學生通過提前閱讀了解到孔子認為所有人本質上是善的，或者說經過教化后可以成為善的。筆者在此解釋柏拉圖與孔子思想的迥異，柏拉圖認為大多數人容易被暴君或貪欲欺騙，因此他們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權的人，即“護衛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強調的是廣泛的人類行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種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達人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觀念［4］。而柏拉圖則強調受過精心教育的統治階層的行為。通過解釋在人性看法上的差異，教師進一步擴展到他們各自對理想政府和社會規范等方面觀點的不同，并和學生一起探討他們對中西方文化產生的廣泛深遠的影響。讓學生在課堂講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夠加強他們對目標文化的興趣和理解力。課程中師生的積極互動改變了傳統文化教學中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孤立學習的方式，將死板的教師“一言堂”變為輕松活潑的“中西文化歷史小型研討會”。

2按教學反饋對比法

除了邀請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進程中和教師一起通過中西方對比探討西方文化發展的特點外，教師還應該時刻密切關注學生對所講授內容的反饋。當學生表露出對某些歷史現象的發生表示不解時，教師應該認識到這樣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歷史發展上造成的文化差異構成了學生理解的障礙。筆者在開始講授古羅馬帝國時期時首先介紹古羅馬在進入帝國時期后從公元一世紀后期到西羅馬滅亡的三個多世紀內絕大多數皇是非正常死亡，這些貴為皇帝者的結局均十分悲慘，他們或被敵軍殺死，或被自己人殺死，抑或因絕望于別無選擇而自殺。學生對此表示非常驚訝和不解。這時教師應適時指出學生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這一階段的羅馬皇帝與我國歷史上大多數皇帝的命運千差萬別，因此文化教學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標文化的對比激發了學習者學習的興趣。教師需要進一步對比說明古羅馬帝王和中國皇帝主要的差別。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選不同。羅馬帝國的元老院、禁衛軍和軍團互相傾軋、不擇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內戰由此頻仍爆發，國無寧日。政局混亂導致皇位的風雨飄搖，帝王如同走馬燈似得更換。因此，對每一位羅馬帝王來說時刻都是危機四伏、性命攸關［5］。而中國從夏朝的禹開始實行王位世襲制到秦朝時確立了延續整個封建時代的帝王世襲制，這種世襲制通常有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方式。雖然無法保障候選人有做明君的資質，但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皇位的平穩過渡和朝代的穩定［6］。因此與古羅馬歷史相比，因為爭權奪位導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國歷史上是較少的。在解釋完皇帝來源不同后，教師可擴展到皇帝權力方面，可以選取有代表性的古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比如把開創羅馬帝國時代的屋大維和確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進行對比說明。通過教師及時的講解和闡釋引發學生對目標文化的反思，能夠提升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客觀分析能力。

3激發學生主動對比法

第2篇

[關鍵詞] 東西方 大眾文化理論 對比研究

一、大眾文化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主要包括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執政黨和政府倡導的以保持本國、本民族特色為根本目標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識分子理性思維、自覺意識和審美情趣的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工業化背景下由消費意識引導的、以普通大眾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會大眾為受眾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背景下異軍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際增強的大環境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尤其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更加成為焦點。

大眾文化建立在工業技術和商品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反映大眾對日常生活的實踐、思想、體驗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樣化、商品化和娛樂性等特征。它是一種借助大批量生產、面向大眾傳播，使大多數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趨同的需要并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最終在趣味、意義、信仰和價值上共享的后現代文化現象。

二、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

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強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密切關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研究，并從不同層面或視角對大眾文發表見解。但總體趨勢是我國學者更多地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持“拿來主義”，以啟蒙者身份自居，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簡單橫移，用以批判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理念，必然由于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差異產生西方理論的語境脫離，帶來內容和思想上的雙重錯位。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出補充或反對聲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蘭西（Gramsci）費斯克（Fiske）、旅美華人徐賁等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新思路。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首先，研究大眾文化的意義重大。任何一種體制下、任何一種文化下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眾文化對民眾的影響巨大，對于大眾文化的正確界定、預測、和建構、改造對于我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對大眾利益與幸福的人文關懷等意義重大。既然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實際是屬于非大眾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精英們完全可以在引領大眾文化向正確健康方向發展的事業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語境下對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將當代文化研究與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可以他人為鏡，知己知彼。經濟、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出現某些弱勢文化趨同于強勢文化的現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大眾文化向東方的輻射，對于應該在大眾文化中起到引領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自覺意識，探究本土大眾文化的發展格局，并對西方大眾文化發展走向及內部規律進行破解，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抗爭西方大眾文化的霸權話語，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并最終服務于保持本國、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標。

現今，我國對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在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視社會、歷史與文化差別，搬用西方文化理論的話語的現象。不少批評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繼承過來，用以批判本土語境中的支配性壓迫力量，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對象當作自己的批判對象；第二，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梳理，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基本特征和獨特功能的系統分析，更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本質內涵的深層次發掘，無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理論；第三，主要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理論上的不足。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并不是一種普適性的觀點，它所針對的時代和大眾文化狀況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西班牙文學理論家烏納穆諾在其《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說：“向一個人建議他應當成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停止成為他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守護他個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變他的事項與感覺的模式，這也只是當這一項改變能夠進入他精神世界，這一項變動必須發生在他個人的連續體之內。”其核心在于為大眾文化推波助瀾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堅持本我文化、思維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對之進行滲透、引導，只能以進入其精神內核的形式和強度促使其自我潛意識的革命，通過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則可以改變大眾文化個體精神世界。

基金項目

橫向課題：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比較研究

主持人：遼寧醫學院外語部 馬麗娣

資助單位：錦州日報社

參考文獻

[1] 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根基和發展現狀，[J].徐輝，張貞，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眾文化比較研究——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學派及中國大眾文化的異同分析，[J].王慧博， 《理論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眾文化教程，陶東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第3篇

（一）相同的動物形象表達不同的文化內涵

在英漢兩種語言中，有些動物形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有可能會截然不同。比如說，漢語中的“龍”和英語中的“dragon”兩者都是出現在神話傳說中的一種大型動物。在西方社會中，“dragon”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非常兇惡、殘暴，是邪惡的代名詞。在現代英語中，“dragon”通常指代兇暴之徒，同時也可指，比如：dragon’s　teeth（相互斗爭的根源），dragon’s　pond　and　tiger’s　cave（龍潭虎穴），chase　the　dragon（吸毒）。另外，西方把兇暴、潑婦般的女人稱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她是個母夜叉。）而在中國，“龍”這一動物蘊含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形象。有關“龍”的形象，最早可追溯到遠古時代的圖騰形象。龍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早期，距離今天不會少于八千年。這個時期，原始先民已開始從事生產活動了，這使得他們同大自然的接觸越來越寬泛，自然界作為人之外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對先民精神世界的撞擊也越來越大，他們模糊地猜測：應該有那么一個力大無窮的神物主宰操縱著整個自然界。“龍”，作為一種崇拜現象，一種對不可思議的自然力的理解，也就從這個時期起，開始了它的模糊集合。在中國的歷史傳說中，“龍”是一種能興云降雨的神靈動物；“龍”更是作為古代皇帝皇權的象征，如皇帝上朝坐的“龍椅”、穿的“龍袍”等。因此，在中國，“龍”是一種吉祥、喜慶的文化形象，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膜拜。

（二）不同的動物形象表達相同的文化內涵

處在中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只有一小部分漢英動物習語，它們的動物形象相同并且表達相同的文化信息。如在漢語習語中，“蜜蜂”往往代表了勤勞與忙碌；“鳥兒”象征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狐貍”，顧名思義，就是狡猾奸詐的意思。同樣，在英語動物習語中也有相同的表達，如：asbusy　as　a　bee（像蜜蜂一樣忙碌），as　free　as　a　bird（像鳥兒一樣自由自在），as　cunning　as　a　fox（像狐貍一樣狡猾奸詐）。以上所列這些例子，形象生動地表達了動物的特性，同時也傳達了相同的文化內涵。盡管如此，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性，大部分英漢動物習語會引用不同的動物形象來表達同一個意思。比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牛”被賦予一種任勞任怨、甘于奉獻、勤勤懇懇、性格倔強的動物形象。因此，在漢語動物習語中，有關“牛”的習語也不在少數。如：“力大如牛”比喻人的力氣很大，“老黃牛”贊揚一個人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而在西方人的文化意識中，“馬／horse”是一種具有力量和速度的動物。較之“牛／ox”，“馬／horse”被賦予更多的寓意。因此，就出現了這樣的英語習語：as　strong•30•as　a　horse（力大如牛），work　like　a　horse（老黃牛）。另外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漢語的“虎”和英語的“lion”。在漢語中，“虎”被看作是百獸之王。因此，“虎”也就被人們賦予了威武、勇猛的動物形象，如“猛虎下山”“臥虎藏龍”“如虎添翼”等。而在英語中，“lion”取代了“虎”的地位。英語中有關“lion”的常用習語有：a　lion　in　the　way（攔路虎），asbrave　as　a　lion（勇猛如虎）。

二、動物習語英漢對比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異

通過對以上英漢動物習語的比較與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從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和思維方式等方面來探析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一）地理環境的差異

任何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離不開它所處的自然地理壞境。每種文化都因地域、氣候、環境等的不同特點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自然環境對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長期生活在某個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下的人們對于他們所處的周圍環境會有一個心理適應性。中西方國家，在自然地理環境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耕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位置，人們主要靠農耕勞作來獲得稻谷、小麥、玉米等糧食，而“牛拉犁”則是農耕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勞作方式。這樣一來，“牛”這一動物就和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了，于是創造了許多有關“牛”的習語，如“小試牛刀”“風馬牛不相及”“吹牛”“牛頭不對馬嘴”等。從反映農耕生活的電影、電視以及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牛一直在默不作聲、毫無怨言地拉著犁來來回回翻新著田地。所以，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牛”就是一種力氣大、任勞任怨、勇于奉獻的動物形象。在漢語習語中，人們通常用“老黃牛”來稱贊一個人腳踏實地、無怨無悔、任勞任怨的工作作風。另外還有“力大如牛”“牛脾氣”“孺子牛”等表達。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差別很大，就英國來說，它是一個四面臨水的島國，多山地，不適合進行農耕活動，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海洋和水域密切相關。英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四面臨海）和自然條件（溫帶海洋性氣候）孕育了發達的捕魚業和畜牧業，這也對英語習語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英語中與魚有關的習語隨處可見，如：dull　fish（枯燥乏味的人），big　fish（大亨），fish　in　the　air（白費力），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驢非馬），fish　in　troubledwater（渾水摸魚）等。

（二）的差異

宗教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宗教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對文化和生活有著重大的影響。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受到佛教（Buddhism）、道教（Taoism）和儒教（Confucianism）的影響。一些漢語習語也深受這三個教派的影響，如，當人們遇到今生今世無法回報的大恩大德時，會說“來生做牛做馬來回報你的恩情”。“牛頭馬面”“人面獸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習語也反映出了中國的。另一方面，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國家，人們深受《圣經》、耶穌基督的影響，也出現了許多這方面的習語，如：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A　man　without　religion　is　a　horse　without　bridle（人物宗教猶如馬無籠頭）；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its　spots（江山易改，本性難移）；lion　in　the　way（攔路虎）；separate　thesheep　from　the　goats（明辨好壞）等。再如，英語習語“aspoor　as　a　church　mouse”用來形容某人一貧如洗、非常貧窮。因為教堂是教徒們進行宗教活動的莊嚴肅穆的地方，沒有人在這里吃東西，自然也就沒有食品儲藏室，老鼠想在教堂里找到吃的東西，根本就是枉費心機，所以有“窮得像教堂的老鼠”這一表達。

（三）風俗習慣的差異

風俗習慣是一個民族社會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映了該民族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由于政治、經濟、、文學作品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在風俗習慣方面也存在著各自的特色。首先，從飲食習慣上來看，中西方傳統飲食習慣截然不同。在中國的飲食習慣中，羊肉在許多地方都很受歡迎，所以就出現了很多跟“羊”有關的習語，如“羊腸小道”“掛羊頭賣狗肉”“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質虎皮”等。而臨海、溫暖濕潤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西方國家發達的捕魚業和畜牧業，因此西方人偏愛魚類、牛肉、雞肉等。并且在西方國家中，雞肉是最便宜的一種肉類，牛肉是相對較貴的一種。因此，就有這樣的習語：sell　chicken’smeat　by　hanging　ox’s　head（掛羊頭賣狗肉）。此外，還有chicken－hearted（膽怯的）、walk　turkey（前后左右顛簸）、asred　as　a　turkey（因生氣而滿臉通紅）等。其實，從寵物習俗上來看，由于各個民族的差異性，寵物文化也有著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西方都有養狗的習慣，但是對狗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狗”被認為是一種不好的動物，被人所鄙視，因此就出現了相關的習語“狗腿子”“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漢奸走狗”“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人急造反，狗急跳墻”等。而在西方社會中，“狗／dog”被看作是人類忠實可靠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獨居的老人，更加看重這份特殊的感情，甚至把“狗”作為家庭成員之一，于是就有了lucky　dog（幸運兒）、Every　doghas　its　own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top　dog（優勝者）等表達。

（四）思維方式的差異

由于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社會習俗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民族的思維方式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一點，可以通過中西方不同的語言表達習慣和方式看出。通常情況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傾向于直觀的、具體的模式；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傾向于理性的、抽象的模式。換言之，中國人喜歡用具體的形象來表達比較抽象的東西，而西方人剛好相反。比如說，英語習語“Nothing　venture，noth－ing　gain．”就與漢語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著相同的文化含義。漢語中用“虎穴”和“虎子”兩個具體可觀的意象來表達這一抽象的概念。

三、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