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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魏晉北朝胡族農業化飲食交流
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謝和耐曾在其名著《中國社會史》中言道:“正是地理環境促使形成了某種生活方式并強加給它一些限制。在某種海拔高度之上和某些氣候條件之外,小麥就要讓位于大麥了,蒙古那遼闊的草原牧場更有利于大規模的飼養業而不是農業,需要大量灌溉的水稻種植業最理想的選擇地是溫帶和熱帶那些能灌溉的平原。”[1]而事實也確如其所言,不同地區的不同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大體而論,在中國主要有兩種完全迥異的生活方式,或曰飲食方式,即牧區飲食與農區飲食。這種情況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一些改變,由于匈奴、鮮卑、氐、羯、羌等胡族的大量進入內地,導致中原腹地和黃河中上游的一些地區處于半牧半農的狀態之中。胡族在和以農業為生的漢族的長期接觸交流中,漸漸放棄了傳統的畜牧業而開始了農業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正是胡漢民族飲食方式、飲食觀念以及飲食風俗互相交流的過程。
一
中國農業與牧業之間有著比較明確的分界線,譚其驤先生認為:“(東漢末以后)黃河中游大致即東以云中山、呂梁山,南以陜北高原南緣山脈與涇水為界,形成了兩個不同區域。此線以東、以南,基本上是農區;此線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區。”[2]但魏晉南北朝時期胡人開始大量內遷,使自己完全處于一個不同的生活環境中,其傳統就受到漢族文化傳統的劇烈沖擊,首當其沖的便是農業生產對牧業的沖擊。
自漢代開始的胡族內遷至西晉時已蔚為大觀。西晉初期,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鮮卑、氐、羯、羌、烏丸等民族已大量進入黃河流域。江統在《徒戎論》中分析當時形勢云:“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各郡有羌人;扶風、始平、京兆等郡有氐人[3]。西晉末年時,太行山區已遍布雜胡,“群胡數萬,周匝四山”[4];北魏初年“西北諸郡,盡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5];北魏末期和東、西魏時,“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6],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陽甚至專設下四夷館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此可見胡族向中原地區的遷移是持續不斷的,分布的地區亦越來越廣,從甘肅、陜西、山西逐漸擴展至河南、河北、山東、四川等地,遍布整個中國北方和西北方。
注釋
[1](法)謝和耐:《中國社會史》,耿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頁。
[2]譚其驤:《長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頁。
[3]《晉書》卷56《江統傳》。
[4]《晉書》卷62《劉琨傳》。
[5]《通鑒》卷81“太康元年引郭欽上疏”。
[6]《洛陽伽藍記》卷3《城南》。
[7]《晉書》卷97《北狄·匈奴傳》。
[8]《晉書》卷113《苻堅載記》。
[9]《晉書》卷113《苻堅載記》。
[10]《晉書》卷105《石勒載記》。
[11]《晉書》卷106《石季龍載記》。
[12]吉發習:《嘎仙洞調查補記》,《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
無法否認,在和漢族的雜居中,胡族內部始終有一部分頑固地堅持著游牧生活,但到最后他們都走上了農耕的道路,并且不乏成績斐然者,如羯族石氏、鮮卑拓跋氏、氐族苻氏等。今以當時的“五胡”為例對此加以探討。
五胡中匈奴族是最早開始內遷的,西漢末期由于內亂,匈奴五千余落在呼韓邪單于的率領下開始遷徙,居于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漢朝政府“歲給絲絹錢谷……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7]。可見,從這個時候起,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已開始過著定居生活,與漢族編戶農民相同,那么這個時期肯定已經有了農業生產,并且享受到不輸貢賦的特殊待遇。漢末魏初,和漢族雜居的匈奴人越來越多,主要分布在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由于長期和漢人雜居,其族人的漢化程度越來越高,如劉淵、劉聰等人皆飽讀儒家詩書,后建立政權,國號為漢,其政治、經濟、文化政策與漢人幾無差別,其鼓勵農業生產必然無疑。只是內部紛爭加上兵戈不息,致使國祚不長,其統治區域幾無寧日,農業生產并沒有什么大的發展。
再看關隴南緣的氐族。我們無法從史書的零散記載對氐族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加以確切的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氐族全面而大規模的從事農業生產當是在進據關中,并建立了前秦政權以后。當時氐族統治者的漢族文化素養很深,加上王猛等一批漢族知識分子的參政,其政權對農業生產十分重視,勸課農桑的政令屢見于史書,如苻堅“親耕藉國,其妻茍氏親蠶于近效”[8],并針對關中少雨易旱的特點下令推廣漢代的區種法,還征發富室的奴隸“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在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前秦出現了“田疇修辟,帑藏充盈”的安定繁榮局面[9],可見在東晉時期農業生產已完全占據了主要地位,麥、粟、稷成為氐人維持生活的最重要的物資。
羯族在東漢時期已開始隨匈奴內遷,漢晉時期的羯人雖還保持有一定的游牧經濟,但農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羯族尚未建立正式的國家之前,所需軍糧除一部分自給以外,其它皆掠奪而來,如《晉書·孝愍帝紀》說公元317年夏北方大旱,隨之蝗蟲泛濫,“時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在他攻打襄國時“分遣諸將收掠野谷”。這或多或少有戰爭不斷,居無定處的因素在。即待石勒建立趙,政局稍穩以后就開始進行了農業化,他令右常侍霍浩為“勸課大夫”,與他人一起“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平常賞賜也多以谷帛為主,如在巡幸冀州諸郡時,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谷帛有差”。[10]石勒的后繼者也繼承了他發展農業的政策,如石虎就對“田疇不辟,桑業不修”的地方官員嚴加貶抑。在上下的一齊努力下,羯族石氏統治區內農業生產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國倉豐盈,石虎就曾經“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余皆儲之水次”[11]。農業生產的發達可見一斑。
在內遷的幾個民族中,鮮卑族應該是農業化最徹底的民族。在他們還居住在東北大興安嶺一帶時,畜牧和狩獵是他們謀生的主要手段,考古工作者在嘎仙洞收集了許多陶片、石器、骨器和角牙器等,其中狩獵工具占多數,并有大量的野豬、野鹿、野羊等動物骨骼,這表明這個時期狩獵業在經濟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在魏晉時期鮮卑拓跋部在其酋長力微的帶領下游居于鄂爾多斯草原,其以畜牧為生是可想而知的,及至四世紀初建立代國之時,其統治區內有大量漢人的存在,故這個時期可能就是糧食初步進入鮮卑生活的時期,如《晉書·禿發利鹿孤載記》曾言:
(利鹿孤)置晉人于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于我,徙而以避其鋒。
此處雖指的是鮮卑禿發氏的情況,但據此可推知拓跋氏亦大抵如此,自己本部族人仍以畜牧為業,而以漢人從事農業生產以補充國用,主要是用于飼養牲畜,人的食用糧食是少量的,只到四世紀中期即拓跋什翼犍時期情況還是如此,如他曾經想要修筑宮室,其母平文皇后曰:“國之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后,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卒難遷動。”[13]這即表明這個時期他們尤習于遷徙之俗,農業生產自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
糧食真正進入鮮卑拓跋氏的生活是在建立北魏以后,拓跋珪“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14],其氏族成員開始轉化為編戶農民,農業生產的比重自然有所提高。另《魏書·食貨志》記載:
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桑,量較收入,以為殿最。
這條材料表明四世紀末、五世紀初,部落成員很多都已經成為封建性質的農民,勸課農桑也成為北魏政府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長久以來的畜牧傳統并不能輕易地改變,農業取代畜牧而成為國家的主導經濟,糧食取代肉類成為維持人們生存的基本食物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盡管北魏統治者對農業十分重視,在入主中原以后不斷地“教行三農,生殖九谷”[15],各給耕牛,計口授田,但事實上從事這些農業生產的主要是農奴、亦兵亦農的部落成員和新民[16],鮮卑本族人從事農業生產的還不普遍。在前中期他們真正重視的還是畜牧和狩獵經濟,國家建有四個大型的牧場和大大小小、種類繁多的苑囿,這些牧場和苑囿不僅僅水草鮮美、適宜放牧的漠南、河西有,而且連黃河以北的許多老農業區亦變成牧場,孝文帝命令宇文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17],當時上谷(河北懷來縣境)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18]。除此以外,當時的個體畜牧業也十分發達,如爾朱榮在秀容(今山西原平)的“牛羊駝馬,色別為群,谷量而已”[19],私家有馬千匹者為數亦多,這也使相當數量的農田化為牧場。這種情況的出現表明在鮮卑人的心目中農業次于畜牧,糧食次于牛羊肉,這種狀況的出現主要是由于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北魏初入中原,正是兵革并起的時代,不停的戰爭客觀上需要大量的戰馬以擬軍警之備;第二,長期的戰亂導致農業人口的銳減和農田的荒蕪,史載,“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20],“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并起,民廢農業”[21],這客觀上給畜牧業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和生存的資源。第三,飲食習俗是一種非常頑固的民俗現象,它的改變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胡族對充滿鮮膻氣的牛羊肉有著執著的喜愛,在前中期,北魏和漢民族在生活習俗上的融合還未達到使胡族完全接受五谷雜糧的生活方式的程度,例如:
(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經數年以后,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
而茶被稱為“酪奴”,朝貴相聚,“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22]。
這一“怪”字和“恥”字便反映出當時胡漢兩族在飲食方式上有著非常明顯的差別,故而,對于能夠提供他們所需之食物的畜牧業便十分重視了。
但是,農耕與畜牧在食物能量生產力及人口供養能力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初步估算,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唐代可供養62.5人,同樣面積的草場卻只能供養6人[23],如此懸殊的能量差距促使北魏在面對人口逐步增多、胡漢融合程度漸深、軍糧供應不足的情況下選擇了農業,如呂思勉曾說:“野蠻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實由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之故”[24],而一些人類學家甚至認為:“農耕是最后一著生計策略,而只有當狩獵采集民族沒有任何現實的選擇之時,他們才會從事農耕”[25]。故而牧場開始廢棄,苑囿大量被罷,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延昌二年又“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26],這是政府從根本上的改變。《魏書·和跋傳》記載平原太守和跋死時囑其弟說:“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27]這表明一般鮮卑貴族也和漢人一樣,開始廣畜田宅,以田地作為資生之業,糧食自然也就成為一般家庭的資生之物了。
另外,我們從北魏賈思勰所作的《齊民要術》也可看出農耕在整個北魏經濟中所占有的份量。從該書的內容結構看,農業放在種植、畜牧之前,這表明農業的地位最為重要;其次,從卷六的標題次序看,牛在馬、驢、騾、養、豬、雞、鵝、鴨、魚之前,也體現了農耕是重點;最后,如果把畜牧和種植合起來看,種植業的比重遠遠超過了畜牧業,二者的比例約為79.09:20.98[28],顯而易見,農業已完全占據了絕對的主要地位,自然毋須置疑糧食在鮮卑人飲食生活中的地位了。
其它北方、西北方、東北的民族如吐谷渾、高昌、龜茲國等在這個時期也或多或少地從事著農業生產,如《北史》卷九十七記載:
(高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谷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引水溉田。
(焉耆)谷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
(疏勒)土多稻、粟、麻、麥。
同書卷九十六記載吐谷渾“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龜茲國“人以田種畜牧為業”[29]。另《三國志》卷三十言烏桓族“耕種常用布谷為候”,《魏書》卷一百亦載勿吉族“有粟及麥”,室韋族“頗有粟、麥及穄”。從上述記載我們可以斷言在高昌、焉耆、疏勒、烏桓等少數民族區域內農業已經占有一定的比例,至于究竟有多大的份量尚無法斷言,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些民族都已經開始了農業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二
胡族農業生產中比較重要的糧食作物是黍、粟、麥、稻,換言之,小米、面和大米開始成為胡人飲食生活的重點。黍在中古文獻中一般稱之為“穄”,今西北地區稱為黍子、糜子,籽脫殼后稱“黃米”。它的特性是耐干旱,對雜草的競爭能力強,故常常作為開荒的先鋒作物。先秦時黍與稷并為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是釀酒的主要原料,到兩漢時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已無足輕重,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長期的戰亂造成了經濟的凋弊和土地的荒蕪,這使得黍的先鋒價值再次凸顯,當農民拿起鋤頭走向雜草叢生的土地時,種黍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如《齊民要術》卷一《耕田》記載:“耕荒畢……漫擲黍穄,勞亦再遍。明年,乃中為谷田”,卷二《黍穄》記載:“凡黍、穄田,新開荒為上”。如此廣泛的種植使得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回升,品種也較以前大為增加,《齊民要術》中記載有包括《廣志》在內同時代近20個黍的品種。黍在此時大致有三個用途:一是做飯和粢餌、煮肉羹的配料,如《齊民要術》中所言黍臛;二是用于食品釀造(助發酵),如飴糖;三是用于釀酒,前秦趙整《酒德之歌》云:“獲黍西秦,采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30],《齊民要術》中記載了14種以黍米為原料的釀酒法,如作春酒法、河東頤白酒法、黍米酎法等等。
黍在新開荒時占據主要地位,但當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粟就取代了黍而成為最主要的糧食作物。《齊民要術》卷一《種谷》言:
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總名也,非指謂粟也。然今人專以稷為谷,望俗名之耳。
以稷代指五谷本身也就說明了粟在當時農作物中的主導地位[31]。粟的品種繁多,《廣志》原載有11個品種,《齊民要術》中的記載又新增加了86個,并列有11種以粟為原料的釀酒法,這反映出粟的生產在當時十分發達。當時少數民族占據的黃河流域粟的種植十分普遍,《魏書》卷五十《慕容白曜傳》記載北魏獻文帝派他攻克肥城,獲粟30萬斛;攻破垣城,得粟10余萬斛;攻占青州東陽,獲倉粟85萬斛。《晉書·劉聰載記》也曾記載慕容白曜攻郭默與懷城,“收其米粟80萬斛,列三屯以守之”。統治階級的賞賜和賑濟也以粟為主,史書的記載不勝枚舉:
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32]
(韋)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眾。[33]
北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后,粟類作物更是大面積種植,租庸調制規定:一夫一婦交租粟二石,以粟作為納稅的標準,充分體現了粟在整個農作物中的地位。而這一點我們亦可從《齊民要術》的謀篇布局中看出來:粟排在其它作物之前,其次是黍,再次是粱秫,最后是大豆、小豆和其它作物,顯然粟是當時最重要的糧食作物。
麥是當時北方廣泛種植的另一種糧食作物,許多少數民族很早就已開始種植麥,如《魏書》卷一百記載勿吉族“有粟及麥”,室韋族“頗有粟、麥及穄”。《三國志》卷十五《魏書·張既傳》言張既大散關追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晉書·桓溫傳》載桓溫討伐前秦,想“待麥熟,取以為軍資”,苻堅卻搶先一步。《魏書·釋老志》載拓跋燾至長安,“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于麥中”。《周書·劉璠傳》說同和郡太守劉璠廉潔,“秋毫無所取,妻子并隨羌俗,食麥衣皮終不改”。從上述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勿吉族、室韋族、氐族、鮮卑族、羌族都已經開始種植麥。
由于氣候和地形條件的差異,水稻的種植一般在秦嶺——淮河以南、川西山地以東的廣大地區,所謂南方“飯稻羹魚”。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黃河流域的部分地區,水稻也有少量種植,左思《魏都賦》云:“畜為屯云,泄為行雨,水澎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畫疇,蕃廬錯列”[34],說明曹魏時鄴城附近除種植稷黍外也有水稻的種植。北魏水稻的種植情況我們從當時中原士族楊元慎和南朝陳慶之的對話中略知:
我魏膺箓受圖,定鼎嵩洛……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并跡,禮樂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35]
楊元慎以稻粱來指代日常食用之物,至少表明北魏有稻粱的生產。但北方由于戰亂的影響,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水稻的種植總體而言并不很普遍,只是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種植,“水種秔稻,陸藝桑麻”[36]即是此情景的反映。魏晉南北朝時期水稻品種體系已經頗具規模,見于文獻記載的就有幾十個,北方氣溫較低,耐低溫的粳稻是北方農民當時的最佳選擇,所以《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粳稻的品種就有13個,如黃甕稻、黃陸稻、飛蜻稻、赤甲稻等等。
三
胡族的內遷使得族人遠離了草原與大漠,當他們拿起鋤頭開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時,他們或許并沒有想到這一行為將使自己的飲食生活發生多大的改變。由于農耕所提供的飲食原料遠不同于昔日,所以他們的生活漸漸豐富起來,餐桌上不僅有自己熟悉的牛羊肉(當然,這得視各個家庭的生活水平而論),還有五谷雜糧、蔬菜瓜果;不僅有奶酷與奶酒,還有漢族人以黍、粟、麥、稻等釀造的各種醇郁的美酒。自然,漢族人在這種雜居中也獲益非淺,中華傳統飲食文化就是在這種交流中逐漸走向了博大精深。
胡漢的雜居使得雙方的飲食生活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從飲食原料上來看。胡族的農耕化使得五谷雜糧取代牛羊肉而成為飲食生活的主要部分,日常飲食生活基本和漢族人一樣,如《十六國春秋》記載羯族石鑒“好食蒸餅,常以干棗胡桃瓤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鄴中記》言羯族在過寒食節時“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不僅如此,胡族的上層人物中不乏美食專家,如氐族苻朗,“善識味,咸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厘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37]做為少數民族人,苻朗不僅對北方漢族的飲食而且連南方飲食也是如此熟悉,甚至遠遠超出了一般漢族人,如果不是長久浸潤于此是不可能做到的。從這里也可看出,至少一部分少數民族的日常飲食生活已基本和漢族一致了。而就漢族來看,戰亂、荒蕪的土地、胡族人的影響也使得畜牧業在漢族生活區有所發展,牛羊肉的總體數量有很大增加,這使得一般家庭的肉類食物比重明顯高于漢代。[38]
其二,從釀酒的原料來看。胡族以前由于生活區內不產糧食,日常所飲之酒以果酒和奶酒為主,但農耕化以后,不僅僅喝漢人釀造的酒,自己也采用漢族傳統的釀造工藝,以米、麥、粟為原料進行釀酒,《齊民要術》中記載了15種以糯米、粳米等為原料的釀酒法,如釀白醪法、冬米酒法、九醞法等;有14種以黍米為原料的,作春酒法、河東頤白酒法、黍米酎法等;11種以粟為原料的,如造粟米酒法、作粟米爐酒法等。而酒麴,書中記載有九種,其中八種是小麥麴,一種是粟麴。當時不僅酒的品種多,酒的消費市場也很大,如洛陽,“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其中不乏釀酒大師,如劉白墮,他的“鶴觴酒”“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39],其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
其三,從加工方法上來看。這時期加工牛羊肉時往往喜歡加米和面,從表1(據《齊民要術》卷八和卷九的記載列)可以看出,這十二種菜肴皆少不了米和面這二樣東西。我們知道,在漢族傳統的鮓法和菹法中米(糝、米飯)這一配料是必須的,這是為了便于發酵,但在上述羊蹄臛等方法中顯然并不是為了發酵,而是為了“口調其味”,以此來沖淡牛羊和野味的鮮膻氣。另外,有些菜肴如酸羹法加糖、兔臛法加酒進行調制很可能也是為了此目的。胡族人對鮮膻氣情有獨鐘,在未和漢族雜居以前不可能以此種配料來損卻其味,故只能是在適應農耕生活以后才有可能采取這種作法,或者也可以說是漢族吸收了胡族的烹飪方法而加以改進的產物。
表1
類別——|菜肴及烹飪法|用料
羊肉類
————|羊蹄臛法|羊蹄、羊肉、蔥、豉汁、米、生姜、橘皮
————|酸羹法|羊腸、餳、瓠葉、蔥頭、小蒜、面、豉汁、姜、橘皮
————|羊節解法|羊,米、蔥、肥鴨、羊、豬肉、蜜
————|羊盤腸雌解法|羊血、羊脂肪、姜、橘皮、椒末、豆醬清、豉汁、面、米、羊大腸、白酒、苦酒、醬
————|肺法|羊肺,羊肉、粳米、姜
野味類
————|兔臛法|兔、酒、木蘭、蔥、米、鹽、豉、苦酒
————|蒸熊法|仔熊、豉汁、糯米、蔥白、姜末、橘皮、鹽
————|蒸羊法|仔熊、豉汁、糯米、蔥白、姜末、橘皮、鹽
————|蒸肫法|仔熊、豉汁、糯米、蔥白、姜末、橘皮、鹽
————|熊蒸|熊、豉汁、糯米、薤白、橘皮、胡芹、小蒜、鹽、蔥、姜
————|蒸鵝法|仔熊、豉汁、糯米、蔥白、姜末、橘皮、鹽
————|蒸鴨法|仔熊、豉汁、糯米、蔥白、姜末、橘皮、鹽
同時,在《齊民要術》中我們也看到這個時期漢族傳統的羹臛法也有一些改變,如表2所示(僅列葷配料):
表2
序號|菜肴及烹飪法|主料|配料|
1|芋子酸臛法|芋子|豬羊肉、|
2|鴨臛法|鴨|羊肉|
3|鱉臛法|鱉|羊肉|
4|瓠葉羹法|瓠葉|羊肉|
5|槧淡|鵝鴨肉|羊肉|
6|魚鮓法|魚|豬牛羊肉|
7|菹肖法|菹菜|豬羊肉、鹿肥肉|
8|缹瓜瓠法|冬瓜等|豬肉或肥羊肉|
9|缹菌法|蘑菇|肥羊肉或雞肉等|
10|苦筍紫菜菹法|苦筍、紫菜|乳|
以牛羊肉、乳為配料來烹制雞鴨鵝以及各類蔬菜,這顯然也是胡漢飲食交融的產物。
[關鍵詞]電子商務信息交流互聯網
一、電子商務離不開信息交流
企業與消費者對偶是主要矛盾。在交易活動中,這兩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雙方都擁有不為對方所知的“私人信息”:消費者知道自己的需求,包括對產品品質、價格等的要求而企業知之甚少;企業了解自己產品的質量、成本、服務等信息而消費者則不清楚。不對稱的信息損害的不僅僅是信息缺乏者也包括信息的擁有者,因為不對稱信息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將阻礙交易的進行,從而雙方的目標都難以實現。信息的“對稱化”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政府管制,要求明碼標價、產品質量認證、提供說明書等;二是參與者“發信號”,比如企業做廣告,消費者向售貨員說明購買要求、接受廠家的市場調查等。“對稱化”的過程也是信息交流過程,這種交流貫穿于營銷的全過程。企業在產品開發前所做的市場調研,在產品開發階段進行的消費者測試和試銷,在銷售階段所做的廣告宣傳和企業公關活動都是為了降低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促進銷售的行為。同樣,在電子商務中還存在企業與企業之間(包括與競爭者以及與合作者之間)的信息交流,企業內部員工間的交流,企業與政府的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講,電子商務活動就是信息交流活動。正是由于電子商務活動依賴于信息交流,而互聯網又是一種新的信息交流平臺,這正是電子商務興起的根本原因。
二、信息交流工具的互聯網的優勢
在互聯網應用于電子商務以前,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以及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傳統方式進行。傳統的信息交流方式在交流的及時性、廣泛性和深入性等方面往往難以兼顧,而互聯網的應用集中了各種信息交流工具的眾多優點,這些優點主要體現在:
1.覆蓋面廣
目前,互聯網已經成為連接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傳輸干道。到2001年底,全球已有5億用戶上網,而且增長速度相當驚人。我國的網民人數從1998年底的210萬已經增加到今年6月底的4500萬。這一特征使互聯網成為任何一種信息交流工具都無法比擬的溝通范圍最廣的媒體,這為企業進行跨地區或跨國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方便。覆蓋面廣的第二個表現是互聯網聯系著市場營銷的各種參與者,生產者、消費者和其他主體都在同一平臺上,這為在整個電子商務過程中利用互聯網創造了條件。
2.交互性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交流是電子商務的基礎。在各種交流手段中,口頭交流是雙向交流,但范圍有限;信函交流速度慢;電話也是雙向溝通媒體,但只能傳遞聲音信息;電視、廣播屬于單向傳播媒體,不能得到及時反饋。利用互聯網能夠交互式地提供信息,交流雙方可以進行實時的信息交換,大大縮短了用戶信息反饋時間,使企業能迅速覺察到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營銷方案并形成閉環營銷正反饋系統,在操作中實施動態跟蹤監控,企業的柔性和組織與環境的互適性也得到顯著提高。
3.信息可存儲
互聯網聯結的是計算機,計算機具有存儲信息的功能。廣播、電視、普通電話無法存儲信息,在傳遞信息時,交流雙方必須同時在信道兩端,否則交流無法進行。為提高接觸率,廣播、電視都只能重復發送信息,這又會提高成本。而網上信息是存儲在服務器里的,只要服務器在工作,對方可隨時接收,這使交流具有了跨時空的特點,有助于擴大交流的范圍。
4.可傳遞多媒體信息
互聯網可同時傳遞圖像、文字、聲音和一切可以數字化的信息。在信息交流的過程中,信息需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的適合用文字,有的用圖形效果好。互聯網的這一特點可以為各種形式的信息交流提供方便。
5.開放性和共享性
用戶無論背景如何都有權平等使用這一工具而不受限制。一般的大眾傳媒信息有很多障礙,如身份、信息內容、財力等,而互聯網的限制則很多。這可以讓更多企業和個人通過它和接收信息,提高了信息接觸目標受眾的機會。在企業內部,互聯網和內聯網、外聯網的使用使信息能被不同部門和合作伙伴共享,信息的效用得到充分的發揮,有利于企業更好適應市場的變化。
6.經濟性
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是將各種信息轉換為二進制碼進行傳遞,可以節省在現實世界進行信息交流時所需的大量印刷、場地、郵遞、交通、人員等費用。對制造商來講,與顧客直接交流將減少對中間商的依賴,從而使營銷鏈條縮短,能節約銷售成本。交流成本方面的優勢對企業開拓市場也有幫助,傳統的交流方法由于成本高,商家為節省費用往往將顧客分為高價值客戶和低價值客戶,與前者經常溝通,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互聯網的使用可以讓低價值客戶也能得到這種服務,從而吸引更多顧客。7.功能集成
互聯網將傳統市場營銷中不同形式、不同階段的信息交流,如廣告、市場調查、交易指令的傳遞等集于同一平臺,使得市場營銷的大部分工作,如信息收集、收款、售后服務等都可借助于互聯網、內聯網一氣呵成,從而使互聯網成為一種全程營銷的渠道。對消費者來說,互聯網讓復雜的信息交流簡化為簡單的點擊行為,從而使他們的購物變得更方便,商品信息查詢、比較、購買、售后服務都可坐在電腦前,按動鼠標就能完成,還能節省時間和交通費,降低了購買成本。
8.一對一溝通
利用互聯網和數據庫技術可以分析客戶的行為,針對每個客戶的特征和要求提供不同的服務,客戶的意見能得到及時的處理,讓客戶時時感到被關心和重視。這種溝通有助于滿足消費者對尊重和自我價值的需求,建立企業與消費者的良好關系。著名商務網站Amazon業務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能為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
9.信息可檢性
在信息量呈幾何級數遞增的所謂“信息爆炸”的時代,無序的信息對用戶來說是一種災難。用戶尋找信息時,如果信息搜尋困難,成本太高的話,他就可能放棄搜尋。這對于信息交流來說,是一種重大的障礙。互聯網有大量的搜索引擎為用戶檢索提供方便,可以降低信息搜尋成本,這不僅對搜尋者有利而且使發送者接觸目標的機會更大。
10.交流隱蔽性
在網上進行信息交流時,雙方是不見面的,也沒有第三人知道交流的內容,因此交流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對用戶來說,這有助于減輕心理壓力,用于市場調查能提高數據的真實性。用于交易時,使交易也具有隱蔽性,對于許多不愿意在購物時被別人打擾,不愿讓別人知道自己所購商品的消費者來說,這一特征是他們選擇網上購物的主要原因。
三、當代信息交流的特點
1.信息交流體系由傳統信息交流和網絡信息交流相融合,多種載體并存,互相取長補短,共同承擔信息交流的使命
2.信息交流過程相對濃縮,各環節的功能界線模糊:信息環節的功能強化,信息組織環節一分為三,信息傳遞環節的功能相對弱化
信息載體的變化導致了信息交流過程的改變。傳統的信息交流由信息的、信息組織與檢索、信息傳遞和信息利用四個環節構成。當代信息交流過程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盡管并不能完全改變信息流程各環節之間的先后次序,但卻使信息交流各環節之間的聯系變得比較緊密。
3.信息交流的渠道擴展,信息交流的方式增加
當代信息交流的渠道由傳統的信息交流渠道和網絡信息交流渠道構成,傳統的直接交流渠道有所弱化,但卻有新興的網絡媒介加以彌補,因此,當代信息交流的渠道總體上是擴大。信息的消費者不僅可以單獨利用某一渠道,也可以綜合利用。
信息交流的方式不僅包括傳統的圖書、期刊、科技報告、會議論文、廣播、電視等,而且還包括網絡環境下各種全文數據庫、網絡報刊、網絡雜志、網絡圖書、網絡媒介等。
4.信息的流量加大,流速加快,信息交流的效率得到極大提高
根據布魯納“發現交流”的理論,結合小學語文教學的特點,我在課堂教學中采用了“發現交流”的教學方法。“發現交流”就是要求學生用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通過課前和課內的自習,發現課文運用語言文字、表達思想內容的規范和技巧,通過交流接受新的語文知識和發展學習語文的能力,完成語文學習任務。
學生學習語文與學習其他學科的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學生不是從零開始,不是完全從不知道開始。因為,一方面語文課文都是通過語言文字的規范組合來表達一定的內容,都同樣滲透著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等方面的知識;課文與課文之間有著相當多的可以遷移的知識。另一方面,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已經對許多事物有一定的認識,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這就為要求學生在語文學習上進行發現交流提供了可能。再加上學生的年齡特點,“發現交流”的熱情比較高,這就更為在語文課的教學中實施“發現交流”制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如學習《草地夜行》一文時,一學生說,老陷入泥潭時對“我”講的話:“快離開我!我掉進泥潭里了!”這是前果后因的句子。“我掉進泥潭里了!”是“快離開我!”的原因。因此也可寫成:“我掉進泥潭里了,快離開我!”而課文中,老先是要“我”快離開,再告訴“我”他掉進泥潭了。這就充分反映了老在生死關頭,首先想到的是別人。
這一番發言,顯示了一個高年級學生在掌握了圍繞課文中心思想領悟語言文字的閱讀方法后,表現出的“發現交流”的能力。“發現交流”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強調學生的學習能力。顯然這是符合素質教育的要求的。
怎樣使學生具有“發現交流”的能力呢?一、重視學法指導,使學生掌握“發現交流”的本領
指導小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應從小學生思維發展的實際出發。因為他們正處在由具體形象思維向一般形象思維和初步抽象思維發展的階段。這就是說,小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具體的形象的知識,所以對小學生的學法指導,不是進行抽象的講解,而是應結合具體內容的學習逐步進行滲透。
為了指導學生掌握語文學習的方法,首先要指導學生理解詞、句。對此,我不是要求學生去背解釋,而是要求學生找出有關的句子和段落,聯系上下文,知道詞、句在課文中的意思。即使學生通過查字典了解了詞、句的本義后,我也總是再要求學生聯系課文來理解這些詞句在課文中的意思。然后,啟發學生通過想象體會詞句所描寫的意境,通過與同類同語的比較,體會這些課文運用語言文字的精妙之處。這樣久而久之,學生就掌握了語文學習的方法。如學習《井》一文時,課文中“啊,這些星星,離得多遠!多遠!這井水,它有多深?多深?”一學生通過閱讀發現了“多遠!多遠!”后面用感嘆號,而“多深?多深?”后面用問號,議論道:前一句是感嘆號,句中的“多”是“多么”的意思;后一句是疑問句,句中的“多”是“多少”的意思。前一句感嘆星星離我們很遠,后一句在猜測這井水到底有多深。問題是“發現”的前提,他首先發現了標點符號運用的不同,通過思索,運用已掌握的有關語文知識和語文學習能力,繼而發現和理解了“多”在不同句型中的不同含義,進而達到對句意的頗有深度的理解。這樣學習,就有了“交流”的內容。因此,我常要求學生在學習新課時,想一想與學過的課文在表述方法上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想一想新課在運用語言文字、表達思想內容上有哪些特別的地方,并對此提出問題,以此來培養學生提問和解答問題的能力。
二、創造機會,鍛煉學生“發現交流”的能力能力,通常是指完成一定活動的本領,它是在實踐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學生初步感知了一種學習方法,并不等于就已經掌握了這種學習方法,就會在實踐中運用這種方法,當然更談不上熟練地運用。所以,為了提高學生“發現交流”的能力,我在教學的全過程——從課文的導入、審題,到初步感知課文,到分析理解課文,到小結歸納,都創造機會,讓學生來進行發現交流。至于教師的主導作用,則是在學生想講而講不清,想挖而挖不深,想結而結不了的時候才加以點撥,加以啟發引導。
教學《南泥灣開荒》一文,學生從審題,閱讀交流文章的內容安排,到課文內容如何反映戰士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都由學生自己發現交流:課題一出現,學生即運用已掌握的審題的一般思路開始了審題交流。“題目中的關鍵詞‘開荒’。我查了字典,‘開荒’的意思是把荒地開辟成可種植的土地”“‘南泥灣’起限制作用,限制了開荒的地點。告訴我們課文寫的是在南泥灣這個地方開荒的事情。”“從課題看,這是篇寫事的文章,一般按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寫的。”
至此,學生的交流進入到對課文內容及思路的揣摩。我順勢引導:默讀課文,是按這一順序寫的嗎?少頃,交流繼續,“我認為是按這一順序寫:課文第一、二小節寫開荒的起因,最后一小節寫開荒的結果,其他是寫開荒經過。”我點撥:經過有兩層意思,開荒準備和開荒經過,因此課文也可分4段,這樣分更能突出文章重點。段落劃分好,朗讀課文后,學生進入初步領悟中心思想的過程,交流道:“這篇課文是贊美三五九旅戰士的。”“贊美他們不怕苦、不怕困難的精神。”我再點撥:請從選材角度看,課文是怎樣表現戰士們不怕苦、不怕困難的艱苦奮斗的精神的?除此之外,文章還贊揚了戰士們什么精神?學生有所啟發后邊閱讀,邊從選材角度(一天勞動過程,典型材料——挖荊棘狼牙刺……)緊扣課文內容,闡述了對表達中心思想的作用。我只是對什么是樂觀主義精神?課文為什么3次使用“在開荒熱潮中”?這些學生確有困難的問題,我才加以重點啟發講讀。先讓學生找到課文對“艱苦奮斗”和戰士“憧憬美好未來”的描寫,從而幫助他們悟出“革命樂觀主義”的含義。
三、確切地評價學生,激發學生“發現交流”的興趣要在課堂內實施“發現交流”,就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調動學生主動求知的積極性,激發學生參與“發現交流”的興趣。為此,我十分重視正確評價學生“發現交流”的積極性,對學生發現交流得好的,常常是發自肺腑地贊一聲:“你講得真精彩。”“你真會動腦筋,想得比老師還深。”“你能緊扣中心,理解得很有層次。”……對一些學習有困難的學生,我更注意給予真心實意的評價,讓他們感受到老師對他們是充滿希望的:“你今天講得真好,說明你有能力學好語文。”“你的發言令人對你刮目相看了,進步真快。”……布魯納說:學生最好的刺激乃是對學習材料的興趣。我在評價學生時注意緊緊結合具體的課文內容,讓學生感受到語文學習的無限樂趣和魅力。
學生參與發現交流的欲望好似火焰,而教師的期望和確切的評價如同柴、油。我班不少學生在課堂上都想著要“露一手”。如《一個蘋果》一文中有這么一句:“我剛想命令大家認真地把蘋果吃了,忽然覺得防炮洞里格外沉靜。”一學生說:“沉靜”是很靜很靜的意思,“沉”表達了“靜”的程度。我覺得這是“無聲勝有聲”,是因為戰士們都被這階級友愛的場面感動了,這種感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學生精彩的發言,使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從心底發出對他的贊賞。
四、重視課外閱讀,拓寬“發現交流”的知識面語言文字產生于生活、生產,運用于生活、生產。如果教師只是把眼光停留在幾十平方米的教室,只是停留在一學期教二十幾篇課文,要想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是很困難的。學生課內發現交流的質量水平很大一方面取決于課外的學習、生活。因此,我十分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把學生的眼光引向浩瀚無垠的社會,引向課外讀物。經常表揚一些課外閱讀好的學生,介紹一些報刊雜志上的好文章。豐富的課外閱讀,提高了學生課內發現交流的水平。
課堂教學的改革,首先是備課的改革。為了適應學生的發現交流,我備課時首先做到目標明確。不僅是每一課的目標明確,而且整個單元,整冊教材,整個年級乃至整個中,高年級的語文教學目標都要做到心中有數。這樣就使我能把每一課的教學放到語文教學的整體中進行考慮,知道每個知識點在整體中的地位。
其次是在整體指導下認真鉆研每一課教材,鉆研教材運用語言文字和表達思想內容的規范和技巧。“心有靈犀一點通。”只有教師對此有一定的“發現”,才能對學生的“發現”產生共鳴,才能進行點撥和誘導。如教學《一個蘋果》,課文中有一處對防炮洞內“沉靜”的氣氛作了描寫,因為我在研究課文時也認為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所以當學生“交流”到這一點時,我能立即給以呼應,再其次是在備課時既要考慮教師的活動,也要考慮學生的活動。而教師的活動是為指導、引導學生的活動服務的。如在理解課文時,學生的活動是通過圈點詞句來體會課文用詞造句的規范和技巧,進行交流。教師的活動則是指導學生抓住重點,領悟中心,提供思考方向。如《南泥灣開荒》一文,為了幫助學生理解“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要求學生注意圈點艱苦環境和戰士們憧憬美好未來的詞語。并要求學生讀一讀,想一想,結果學生在理解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時就不感到困難了。
最后就是在備課時心中要有學生,要對學生的知識基儲思維能力有清楚的認識。
每當考慮一個教學環節時,總要想一想:學生有困難嗎?如有,就要設計幫助學生攀援的坡度;學生能掌握嗎?不能掌握,以后還會教到的,就留一個“埋伏”,待以后再解決;學生已經懂了嗎?懂了,就不要搞形式主義,浪費課堂中珍貴的教學時間。盡管老師在備課時作了認真的考慮,但必定還會有沒考慮到的,這就需要老師尊重學生的發現交流。對學生發現交流得好的要熱情贊揚,對“發現交流”得不夠好的要熱情鼓勵,要保護學生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