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設計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制度設計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有的學者認為要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以便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發揮所得稅“自動穩定器”等宏觀調節作用，使稅制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改革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國在整體上還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首要特征是生產力落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后列，就平均而言我國還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加上由于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社會水準已日益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較低，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大多數人口或家庭所獲得的收入還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無能力繳納個人所得稅。更何況我國推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稅含價中，國家的大多數稅款是居民在購物或消費時無感覺地支付給了國家。這種情況表明，不能以所謂收入向個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作為理由說明個人所得稅可以成為主體稅種，因為收入向個人傾斜主要是向少數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數人儲蓄存款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得稅主要應針對具有較高收入的人口群，而不是普遍地對大部分個人或家庭征收。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對大多數個人或家庭普遍征收的稅種，個人所得稅在執行稅收的財政職能中不可能起主要作用。
還有人主張可通過調整稅制結構，即在總收人不變的情況不，通過減少流轉稅比例的辦法來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從而使個人所得稅成為主體稅種（徐鎮慶等，1998），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觀點。且不說沒有必要，即使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流轉稅是可轉嫁稅，流轉稅的負擔落向何處，取決于多數因素，如所課征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求價格彈性。流轉稅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個人收入就會相應增加，流轉稅減稅直接影響課稅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即使假定流轉稅總體的減稅幅度與個人收入總體增加幅度相同，具體到每一個人時，其獲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這種情況下無法進行稅制轉換的設計。再退一步說，稅制的轉換可以實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從面對相對少數的企業納稅人（特別是納稅大戶）轉變為面對眾多的個人納稅人，要么征稅成本會劇增，要么稅款要大量流失，要保證財政收入不變，就必然要提高稅率。流轉稅稅含價中，負稅人實際支付了稅收卻沒有負擔感覺，而轉變為個人所得稅，稅收直接從收入中扣除，就會產生負擔感覺，稅率越高這種感覺越明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改革缺乏可承受的社會心理。個人所得稅比重的提高根本上取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個人所得稅不可能充當主體稅種。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主體稅種。但也不可否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稅收征管的加強，個人所得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會有所提高。而且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要求，個人所得稅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將起重要作用。
個人所得稅可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手段，加入到對收入分配不公進行適當調節的杠桿體系中，與遺產稅、贈予稅、社會保險稅等其它稅收手段和稅收以外的其它法律的、經濟的手段一起對收入分配特別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引起的過高的收入差別進行適當調節，以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康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我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工資外收入的差距，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繳納的比例為52.7%，個體戶繳納的比例為29%，兩項合計超過80%.加上來源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進入預算一般項目，用于政府開支，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幾乎沒有，需要通過制度改革來加以改變。
個人所得稅屬直接稅，納稅人如果不清楚其用途或清楚被用于與納稅人的整體利益相悖的領域，即使稅收負擔不重，也會有被迫感、痛惜感，直至產生被剝奪感。這與間接稅不同，在間接稅情況下，納稅人與負稅人不一定一致，負稅人沒有間接稅的感受。個人所得稅只有讓納稅人通過某種方式清楚其正當用途并能有效知情、監督時才能長期存在。在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不是主體稅收的情況下，可通過設計稅收收入與專項預算支出（讓人民得到實惠的看得見的項目）掛鉤的辦法來實現上述要求。
二、個人所得稅稅制設計原則
引入一項現代的制度只是一個開端，而要培育起使該現代制度有效運作的社會文化，是一項更為艱難的任務。在還不存在西方模式個人所得稅得以有效運行的社會文化的前提下，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方向不是所謂國際接軌，而是著眼于稅法規定與實際執行相一致，在最小征收成本條件下完整實行。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設計時，必須遵循下列原則：
1.國情原則。
這是完善所有稅收制度也是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第一原則。稅制改革完善，不能簡單地學習西方做法。即使是公認科學合理的管理辦法，也要根據我國國情進行改造。結合國情的創新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國情這個概念包括生產力水平、經濟政治制度，還包括文化特點和由其決定的人與人關系處理規則、政治家的行為、基層征收人員的行為、納稅人的行為。行為表明人們對稅法規則的態度，是采取遵守的態度、部分遵守的態度還是漠視的態度。態度又取決于負擔水平和違法被處罰預期成本之間的權衡。如果負擔水平不高，人們交納稅收不感到十分心疼，同時又能知曉稅款的用途時，遵守稅法的態度就會占上風。如果負擔很重，偷漏稅的利益很大，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大，人們就愿意選擇違反稅法。因此適應國情的對策是低負擔、寬稅基和受益明確相結合。
2.低負擔原則。
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應當采取低稅率、低負擔、寬稅基、嚴管理、易征收的辦法，盡量減少對偷漏稅的利益誘惑，使偷漏稅意義不大，繳稅也不心疼。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高稅率必然誘惑偷稅；越自動的機制（如憑發票就得到稅額抵扣或退稅）必然導致越嚴重的騙稅、欺詐；越細致的差別政策、越嚴格的審批制度必然產生越多的尋租行為和越嚴重的腐敗，從而使政策越偏離初衷。相當多的人認為，稅率低了，就達不到調節的目的。這種說法看起來有道理，但具體結合我國的情況，就不一定正確。調節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設計上，最關鍵的是要能執行，稅率定得高，且不說影響效率，首先是偷漏稅的誘惑大，在我國偷漏稅被處罰的預期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結果不僅不能按高稅率征稅，就連基本的稅收也收不到，何談調節作用。這里有征管上的問題，但也有制度設計上的問題。
3.有效運行原則。
稅法規定要明確具體，規則要詳細，避免含糊不清。我們自己創造的在基層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要充分吸收，使之具有法律依據，這也是中國式個人所得稅的應有之意。
我國經濟發展地區差別已十分嚴重，全國一刀切的辦法不可能有效運行，個人所得稅應當在基本原則（如范圍、稅基、居民身份、負擔水平）上實行全國統一，扣除標準實行相對數和絕對數相結合，并且可選擇。征收方式上應當實行規范征收與簡易征收相結合，管理辦法可因地制宜、內外應當區別對待（有協定的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管理上著眼于個人收入信息的適時跟蹤、科學整理、妥善保存、及時更新。引入財產和收入評估制度。個人所得稅管理要與企業稅收、社會保險稅、銀行業務聯動。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制度應當合并設計，以避免重復規定。
三、個人所得稅的模式選擇
1.納稅人規則。
我國要堅持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并行應用原則。在我國擁有永久住所，或沒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國連續五年每年逗留183天以上者從第六年開始，確定為永久居民，就其來源于境內外一切應稅所得（不論是否匯入我國）承擔無限納稅責任。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但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逗留183天以上者為中國居民，也必須就其從中國境內外所得承擔納稅責任，但境外所得以匯入原則征稅，即匯到中國的部分才要納稅，沒有匯入的部分不納稅。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逗留不到183天者為非居民，只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承擔納稅責任。
2.征稅范圍和稅基。
個人所得稅應是個人非營利所得稅。非營利事業所得，包括獨立個人勞務所得（包括合伙企業的合伙人收入）、非獨立個人勞務所得（主要工資薪金）、被動投資所得（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不動產所得、財產轉讓所得（資本利得）、其他所得。征稅所得范圍應限定在工資薪金所得、各種勞務所得、投資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財產租賃和轉讓所得等非營利性質的所得，也就是將合伙企業、個體工商業戶的所得稅并入企業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中，這可使個人所得稅法律簡明，避免用大量的篇幅規定有關成本費用（包括存貨計價、折舊計算、財務費用和管理費用攤銷等）的規則，避免與企業所得稅的內容重復，也避免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同一筆所得的重復征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也可以將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立法。
為了保證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易于征管，目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的應主要是規則性、周期性、以貨幣表現（包括有價證券）的所得，某些原可以用貨幣表現的實物收入要折算為貨幣所得。對推算所得、偶然所得一般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可以轉化為現金的福利性收入要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多數與職務或所在單位有關的“待遇”性實際所得，應著眼于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逐步將“暗補”即隱性收入轉化為“明補”即顯性、賬面收入，如取消福利性分房、專車制度改為車費補貼制度等，改革以后，這些所得也屬于規則性所得應列入征稅所得范圍。應摒棄只能將合法性所得納入征稅所得范圍和征了稅的收入即為合法收入的舊觀念，在確定征稅所得范圍上應遵循所得稅法獨立原則，不管所得是否合法（在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并做出判決前，有時很難確知一項所得來源合法與否），凡能增加一個人負擔能力的所得都可以是應稅所得，只要其符合稅法規定。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為避免對公司分配利潤的雙重征稅，對個人獲得的股息應采取“歸集抵免制”，準予抵免在公司階段已納稅收。
盡量縮小免稅范圍。建議免稅范圍：由財政預算開支的政府獎金和特殊津貼、撫恤費、救濟金，外交代表收入。不包括保險賠款、軍人轉業或復員費、安家費、退職費、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等。退休金可減半征收或免稅。
3.負擔政策選擇和扣除及稅率制度設計。
負擔政策首先體現在稅率，稅率的確定不僅涉及稅負高低這一稅收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而且對稅制運行情況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如果稅率定得過高，會使納稅人感到犧牲過大而且很不公平，往往會促使他們選擇收入隱性化（如不要求過高工資而要求較高的實際福利）或者在契約中要求稅后凈收入。在當前的社會中，能獲得高的賬面貨幣收入的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長，在市場交易中處于“賣方市場”的地位，將個人所得稅轉嫁于雇主往往成功。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高稅率特別是高的邊際稅率對高收入進行調節的政策目標難以達到。傳統觀點認為，個人所得稅要承擔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責，就必然要求實行高稅率、多檔次的累進稅率制。實踐證明這種觀點不一定正確。高稅率、多檔次稅率制往往難以行之到位，難以行之到位的稅制就無法實現其既定調節目標。
個人所得稅的負擔政策和稅率制度確定還涉及申報單位、費用和生計扣除、稅率級距等問題。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個人申報制，即以有應稅收入的個人為單位進行費用和生計扣除并按稅率表計征稅收，不考慮家庭贍養人口的數量和經濟狀況。這種辦法不能顧及家庭的稅收負擔能力的不同，有違公平原則。由于家庭仍是社會的經濟基本單位，家庭總收入對比個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納稅能力。因此，有必要將以個人為申報單位征收改為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征收，在稅率檔次較少的情況下易于解決家庭申報制存在的通過分家降低適用稅率的問題。個人所得稅是對純收入征收的稅種，費用和生計扣除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為了征管簡便，以及不將營利事業所得納入個人所得稅的情況，我國個人所得稅可堅持不分生計和費用而采取綜合定額扣除的辦法。由于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職責是調節收入分配，主要針對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最高收入家庭，因此，綜合扣除定額根據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實際收入額確定并實行指數化調整，使扣除額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1999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全部收入為6942元（國家統計局，2001）。據此可確定當年個人的費用和生計扣除額為7000元（以后每年按當年綜合物價指數調整公布），這是對所有家庭成員每人的扣除額，如四口之家年扣除總額為28000元（取整數為30000元），根據我國的人口政策，可考慮扣除額隨撫養孩子人數的增加而遞減。為了照顧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可規定各地的稅率可在此基礎上上下浮動20%.如果納稅人不愿意申報，可準予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在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的情況下，可實行定率扣除的辦法。
4.征收方式和可選擇的最低限度稅制度。
個人所得稅按其征收方式可分為分類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和分類綜合所得稅（有的著作中又稱為二元稅制或混合稅制）三種類型，其中分類綜合所得稅又可分為交叉型和并立型兩種。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嚴格意義上屬于分類所得稅類型。我國今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也應當是中國式的，以源泉扣繳為主，模式既非分類也非綜合，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混合制。大多數納稅人適用不分類課征，源泉扣繳。實際上就是目前實際中運行的征收方式的改進和法定化。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應當允許多元征收方式的存在，規范征收方式和簡易征收方式并存。要對基層實際征收方式進行認真研究，按去粗存精的原則，將其合理有效的內核吸收到稅法規定中來，不能一概地貶斥它們為非規范做法并加以取締。不過稅法要明確各種方法的適用條件。例如，較發達地方個人所得稅征收可與社會保險支付聯動。第一種辦法，對已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員工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的工資才能在成本列支，取消標準工資扣除辦法。第二種辦法，社會保險利益的享受不僅與社會保險稅掛鉤，而且與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掛鉤，單位源泉扣繳時也要向納稅人開出稅單，并按個人社會保險賬戶號碼，在其賬戶中記錄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原則上個人所得稅交納越多其享受的保險利益也越多。其它不發達地區可實行定率或定額扣除辦法或其它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更有效的辦法。
為了解決對工薪收入者以外的高收入者（如明星、商人、政府官員、知名教授）等征管困難問題，筆者建議推行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最低限度稅制度或管理辦法。就是按一定的標準，如私營企業家按其全年營業額或支付的職工工資額或流動資本數量，并根據行業盈利情況，分地區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演員、運動員等按抽樣調查的年收入劃分等級，確定不同最低限度稅稅基，他們選擇納稅后，向社會公布，一等的演員，如果選擇二等以下的納稅等級，就會自我貶值，這會形成約束；政府官員可按級別，綜合考慮工資收入和為官的福利收入，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知名教授和其它社會名流同樣通過抽樣調查其全部收入，確定若干稅基等級。等級確定后由其自行選擇，按5%的最低稅率征收。如果納稅人覺得按此辦法納稅多于按申報的規范辦法，可選擇申報辦法，多繳的稅收可予退還。
「參考文獻
（1）比爾。阿徹，1997，《稅制根本改革的目標》，見邁克爾·J·博斯金主編，《美國稅制改革前沿》，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頁。
（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頁。
（3）計金標，1997，《個人所得稅政策與改革》，主信會計出版社，第218-220頁。
（4）斯蒂格利茨，1997，《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44頁。
（5）王春正，1995，《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問題》，中國計劃出版社，第191頁。
（6）吳小梅，2001，《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目標定位及政策設計》，《稅務研究》，第9期。
（7）徐鎮慶、席西民、馮耕中，1998，《個人所得稅改革及其對經濟系統的沖擊》，載項懷誠等著《個人所得稅調節誰》，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8）楊斌，1999a，《治稅的效率和公平》，經濟科學出版社，第365-366頁。
第2篇
關鍵詞：存款保險；保險制度；銀行授信業務
Abstract:Theconvergenceofloans,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marketingofcreditandloansintotheshowthesametrends.Atpresent,the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theloaninputmarketingcompetinginthenationalindustrialpolicy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policybank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swellasjoint-stockbanksareactiveinthefollow-uptomajorclients,andengageinthesamecompetition,thereisnodifferenceintheachievementofdevelopment,Bankloansconvergenceismoreprominent,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ndtakecorrespondingmeasurestoguardagainstpossiblerisks.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貸款趨同現象成為銀行授信業務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的情況看，金融機構授信大客戶主要集中在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及交通銀行。貸款趨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客戶主要集中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銀行授信大客戶共有181戶，評估授信額度1115.87億元，實際貸款865.44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額的52.47％，其中：4家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大客戶166家，占大客戶總數的91.71％；授信額度1109.27億元，占大客戶總授信額度的99.41％；貸款余額613.3億元，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70.87％。二是貸款在客戶、行業和地區間的集中度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戶貸款余額394.4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23.92％，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45.58％。國家開發銀行大客戶貸款占該行貸款余額之比達97.39％。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煤炭、通訊等行業，9月末貸款余額為582.01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29％，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7.25％。從地區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3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9月末3個地區大客戶貸款余額578.5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08％，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戶最多，達40戶，貸款余額370.46億元，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42.81％。三是大客戶多頭授信現象較為普遍。在181家大客戶中，有44戶在2家以上銀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銀行有授信，多頭授信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解決銀行貸款趨同問題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改革經營方式，走差異化發展的路子。商業銀行要適應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借鑒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做法，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與加強結構調整和提高業務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改變多年來重同質競爭、輕差異化發展的經營方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改進對客戶的服務，推進銀團貸款和俱樂部貸款，完善項目融資，學會風險定價；大力調整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客戶結構和收入結構，提高規避風險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培育和擴大優良信貸載體，改進金融服務，促進銀行信貸總量適度和結構平衡。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加強信貸營銷工作，深入調查研究，既要搞好對大客戶的金融服務，更要重視對中小企業等弱質產業和縣域經濟的信貸支持；要加強同企業的溝通，遵循市場法則，根據客戶的需求，研究開發量身定做的服務產品，培植和發展潛在客戶市場，積極主動地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正常的信貸支持，提高金融服務經濟、服務消費的水平和質量。
第3篇
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濫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無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以權制權”才是最本質、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注：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注：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從歷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注：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現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裕或有地位的階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韋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尋租”預設揭示的事實是，尋租活動是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行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概括為三種情況，其別指出：“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這一論述，非常恰當地描述出尋租活動對社會經濟形成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