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商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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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目前，高校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如下問題，第一，按傳統講授+案例分析的模式進行傳道授業，大學生消極厭學，逃課理由花樣多多。許多在大學工作的教師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愛學習的學生大不如從前！學生玩手機和游戲的時間比聽課課的時間多得多。有學生甚至雇人替自己聽課做作業。學生逃課的原因很多，如教師講課沒有吸引力，學風不好，管理不到位等，有一些學生認為課程之外的知識重要，熱衷于在外打工賺錢，還有的學生只挑選有利于就業的課程去聽，而對那些基礎課和文化修養課則回避。很明顯，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對課程的整體觀念存在問題。第二，教學過程中學生體驗互動嚴重不足。即使有多媒體，視頻材料等手段，但課堂教學滿堂灌，知識傳授不能與學生產生共鳴，學生缺少探索熱情，認為與己無關。調查顯示，多數學生對教師的課堂教學不滿意，教學內容陳舊，方法簡單，師生互動少，鮮有激情和想象力，學生不愿聽，教師也不愿意講，導致惡性循環。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教師講授，學生靜聽，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模式。第三，一考定結果，使考試作弊比較普遍，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考試作弊不利于良好學風的形成，造成學習刻苦者受打擊，不用功者易過關甚至得高分，直接影響學生聽課的積極性，沖擊學生誠信的道德底線，挑戰教師的職業道德，挑戰教師的課堂教學。第四，大學生學過《法律基礎》、《經濟法》后，大腦被大陸法系法律關系之理論似乎格式化，喜歡接受權威正統現成結論，傳統教學方法使大學生的知識面過窄，無全球視野，僅局限于自己或中國維度分析國際商事糾紛，造成學生的思維能力及智力相應萎縮，理解力變窄，限制了學生的發展，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環境，也使就業難度增加。面對上述問題，大學勿容置疑要改革，必須改革課堂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提升教學質量。為此，要對格式化的大學生輸入新的法律系統，需要強烈的刺激。我提出了“比較式”教學方法并在實踐中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比較教學方法的內涵及運作機制

(一)比較教學法的內涵及主要特點比較式教學是根據課程教學內容的特點，提出的。結合當前《國際商法》的實際，學生知識背景現狀，大部分學生對大陸法系的條文化、規范化法律制度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和透徹)，具備用法律關系的理論進行思考和解決法律問題。而《國際商法》必須講授海洋法系的內容。法系不同，技術術語有差異，司法過程、理論迥異，為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對相關教學內容進行廣泛對比，學生體驗互動的一種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吸引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并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普通教學方法相比較，比較教學方法具備以下特點：

1.教學內容的平行、豐富。比較式教學內容要‘一分為二’地講授。這源于國際商法必須將兩大法系都交代清楚。而兩大法系在文化理念和制度上差異明顯。法律術語不同；證據制度迥異；一個重實體法，一個講程序正義，法理和技術細節不同幾乎覆蓋國際商法所有章節。比較教學，一話兩說，學生印象深刻。比如合同條款的分類和合同有效要件，我們有主要條款，英美有條件條款、保證條款和中間條款，而且英國合同條款的分類與違約救濟方式掛鉤，也與訴訟戰略戰術掛鉤。以實例平行展開，一法兩講，平行橫向比較，極大開闊了學生的視野，生動而且效果明顯。特別是同樣術語、細節導致的結果差異讓學生印象深刻。

2.教學方式的靈活性。在比較教學中，教師的教學比較方式多樣，有行為比較，如大陸法中的訴訟中的強制措施與英國法中的庭際禁令；理念比較，如貨物買賣中種類物和特定物分類對所有權和風險的影響兩大法系觀念上的差異、案例比較、結果比較和程序比較等等。老師與學生一起展現一副清晰明快的兩法系相似又不同的圖畫。教師講課的活動范圍不僅僅局限在講臺和黑板之間，教師可在學生之間走動、講解，以便集中學生精力，有利于教師同學生的細致交流。由學生體驗的對抗制VS究問式庭審模式，一案兩審，反差大，收獲也大。

3.教學過程的對立互動性。比較教學方法可以使學生與教師之間建立起教與學的雙向對流，就同一案例從原被告及法官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律體系，教師通過實際案例提出討論題目或啟發學生提出問題并開展討論，改變了傳統教學中教師為完成教學任務和教學環節而機械地授課的局面。所以比較不是簡單的橫向比較，二是多層次、多技術、多維度的立體化有質感的比較，必須與已有的技術成果同步進行不悖。

(二)比較教學方法的理論依據發現法教學理論認為，學生的認識過程與人類的認識過程有共同之處，要求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現實生活中的素材，主動地探究發現，而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師生共同比較、發現兩大法系之異同，讓學生參與學習，由被動為主動，有利于消除被動填鴨式的枯燥乏味。而“新課標”理念認為，有效的學習不能單純地依賴模仿與記憶，動手實踐、自主探索與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教師應幫助學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識與技能、思想和方法，獲得廣泛的活動經驗。學生是學習的主人，教師是“組織者、引導者與合作者”。所以同一案件，教學上用糾問式和對抗式比較實際庭審過程，讓學生在案件中以一方當事人的角色扮演中體味法律內涵與差異。最新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能力的形成不可能以學習間接知識的方式實現，只有通過對某種活動的直接體驗，才能培養相應的能力。根據這一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把學生的學習由接受間接知識的過程轉變為通過探索獲取直接知識的過程。所以本人在實踐中，在使用比較教學法時，注重以下幾點：

1.設定目標并提出問題。對于理論性強的章節，在講課過程中要善于先設定學習目標，然后啟發學生提出問題。比如在第一章緒論部分，教師列出不同問題并組織各組學生進行兩大法系各自的處理程序、理由、理念，最后由老師總結并講解知識要點。經過學生的討論及對問題的回答，然后教師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使學生了解并掌握本節課程的知識點。這樣既鍛煉了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典型案例PK。對與實踐聯系較為緊密的章節，則尋找實際案例把國際慣例及兩大法系的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針對案例中的關鍵問題提出思考題，鼓勵學生開動腦筋積極思考并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比較不同法律體系下判決的程序、依據和結果的差異。

3.利用大量歷史案例判例素材。教師把一些以前歷史案例判例素材供學生參考，學生通過自己感悟歸納習得技巧和知識。所以此法要求老師學貫中西，知識儲備豐富，特別是典型的大陸法案例的搜集很重要。

三、比較方法的實施效果

在國際商法教學中，比較教學方法的使用，需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導。可以用互聯網技術讓學生參與教學計劃的制定。在課程教學的過程中，以全面了解學生為前提，必須清楚他們學習的特點、難點和興趣點。才能收到明顯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課堂教學嚴謹而又有活力。以前上課都是老師講授，學生靜聽，很被動。現在課堂非常活躍，學生持不同法系之見，同一案情，處理判決各有不同。理由依據有時南轅北轍，印象深刻。學生自己必須發現問題，邏輯的提出問題，并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各種新問題、新思路不斷涌現，經常下課了還有許多學生緊追老師不放，問個不停，出呼意料之外的創造性想法常給老師予新的啟迪，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合作性大大提高。課堂教學、糾問式或對抗式模擬法庭成了師生追求知識‘真理和正義的“天堂”，教師教得輕松，學生學得愉快，學生在上課時可以自由討和發言，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來，老師從不批評，課堂氣氛寬松。比較+演繹+發散式思維和英美文化于一體，毫無法學學院派的枯燥和乏味。

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一方面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采用的案例均來源于國際貿易的實際糾紛(authentic)，通過教師對案例的講述和分析使學生了解更多書本上沒有的實戰技巧；另一方面，學生課外查閱文獻、搜集素材的過程，對于學生提高閱讀能力、積累知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普通常規的對抗式討論中，每個同學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其根本目的是要正確解釋和解決國際商事不同觀念的沖突，所提出的問題，最后經過兩大法系PK各自提出解決問題的觀點并陳述理由，鍛煉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和諧了師生關系。在濃厚的學術的氛圍中，老師也平等的與學生在統一規則下對抗辯論，師生教學相長，相互影響與促進；教師上課必須更加認真，更加關注全球的新規與判例、學術研究的最新進展，學生上課的出勤率，考試及格率，考證率以及大學生創新項目的申報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改善。參加統一司法考試和外銷員考試的，本門課程的學習特別給力。

四、比較教學方法的主要問題

1.教師隊伍的素質約束了教學效果。比較式教學不能照本宣科。沒有出國學習經歷或英美游學經歷的老師，很難對英美法系的文化底蘊有正確全面的把握，從而客觀比較。當前明顯的問題是，受慣了大陸法系教育和熏陶的有些老師，用法律關關系的思維來框英美法，大腦被大陸法格式化，用法律關系的框框理解英美法的商務游戲規則，既不對有缺陷的現行教材進行取舍，又不針對學生未來的職業要求對英美法之程序部分進行強化，任意決定課程設置內容。而且有些人認為，只要有好口才再加上認真的準備就可以現編現導地進行“比較”教學任務了。實施比較式教學要求教師不僅需要理論知識功底深厚，而且要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沒有在英語國家親自訴訟經歷，難以完成或勝任教學任務。很多老師講課時范范比較，學生一頭霧。加之國內沒有合適的雙語教材，閱讀材料不豐富，影響了比較教學后的學生自主吸收和消化。

2.少數學生很難參與教學活動。沒有中國國內《經濟法》基礎，學習又有困難的學生很難跟上節奏參與教學活動。對課本內容和老師提出的問題以及國際貿易中的普通糾紛案例，憑直覺或經驗猜(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感覺，不能進行一般性的探討，不發表個人的見解，是比較教學的一個突出的難點。加之現在學生頻繁轉專業，完全沒有經濟、法律基礎的原藝術、醫學專業的學生，這些學生課堂內不主動思考問題，課下更是難以主動查找資料，欠功課太多，這部分學生在能力的培養上與其他同學就有了較大的差距。

3.傳統課業考評方式一定程度上影響學生的積極性。傳統教學中課程的考核大都根據學生平時到課情況(20%導40%不等)及期末考試成績(80%-60%不等)進行考評。比較教學中成績的考核需要多樣化，可依據學生參與教學的程度，包括平時討論的積極性、對問題的分析能力、發言的積極性、及語言表達能力等進行綜合過程考核，如模擬法庭的參與等。此外在期末試卷中應增加學生獨立思考試題的比重，重點考核學生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能力。

五、建議

第2篇

關鍵詞：國際商事關系；法律部門；法律淵源；法律體系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作為調整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國際商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發展和法學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術界對國際商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和體系存在著爭議，這不僅阻礙了國際商法學研究的深入展開，而且不利于系統普及國際商法知識，不能滿足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國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確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及地位、體系結構，對于推動我國法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于國際商法的地位問題，實質上就是國際商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部門分類問題。依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為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其次為法律的調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間的區分標準。其實持這種雙重劃分標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法律的調整方法歸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調整對象派生出來的，法律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點決定著法律調整方法及法律規范的性質和特點。刑法的任務是調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發生的社會關系，刑法的調整方法（刑罰）是由這種需要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因此劃分法律部門時必須堅持統一的標準，否則就會造成邏輯上的混亂，而根本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有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的，即國際商事關系。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品流轉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于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僅在空間上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國界，而且在內容上也以“商事”①為質的規定性，從而決定了國際商法既不同于以國家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法體系，也與以國家之間非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際法不同。

國際商事關系是一個發展的、歷史的范疇。相應地，作為調整這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范疇。只有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國際商法的演變，才能正確認識國際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后產生的。11世紀起，隨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里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體系。后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

討論國際商法的地位和體系，必須把國際商事法律規范與國際商法的淵源區分開。國際商法的淵源，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其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之間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我們說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基于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性質進行的分類，而非就其表現形式進行的分類。近代以來國際商法的淵源出現了新的變化，但并不影響國際商法的獨立性。相反，法律淵源的豐富反映了國際商法體系在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淵源間的相互作用下，國際商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由于中世紀有限的國內立法基本不涉及國際商事關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淵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慣例為主。16世紀起，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重商主義理論逐漸開始在歐洲盛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是一個國家財富的唯一表現形態，對外貿易是獲得財富的真正來源，只要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就可以給國家帶來財富。各新興國家開始干預本國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將商人法納入本國的國內法體系[2]（P210）。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則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內，作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來。新生的民族國家通過把系統、靈活、強調公平合理的商人習慣法納入國內法體系，促進了各國國內傳統法律的現代化改造，有利于統一和維護國內商業秩序，促進了各國國內商業的發展。這一國內化進程對國際商法自身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使國際商法的淵源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國家國內法體系后，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從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直到19世紀末以前，在國際商事交易中，國內商事立法一直是國際商法主要的法律淵源。國內法本質上屬于法的范疇，為法學理論中的“強制性規范”，即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從這一角度說，商人法的國內化實質上是從原則和民族主義出發的商人法的民族化。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對促進本國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積極作用，但以發展和未來的觀點來看，卻是與商事活動的國際性、跨國性相違背的。由于各國內商法主要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從國際商事活動的需要出發。因此，各國的商法不但很難充分涉及國際商事方面的問題，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規定甚至與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背道而馳。國家法越多，各國交往中的法律沖突也越多，在發展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障礙也越多。盡管這些法律沖突可以按照國際私法規則予以解決，但畢竟給順利進行國際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煩和障礙。因此，從19世紀末起，隨著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際商事交易活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積極介入了統一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工作，以雙邊條約或多邊公約的方式推動著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國際統一化進程，使國家成為推動傳統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

目前，各國已在統一國際投資、國際貨物、服務和資本交易、國際技術轉讓以及與這些活動密切相關的國際貨幣、金融和財政制度、國際民事訴訟和國際商事仲裁規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家參與制定的條約、公約已取代國內立法和國際商事慣例成為國際商法最重要的淵源，正是在國家的推動下，各國之間涉外商法的差異日漸縮小，國際商法的內容也不斷豐富和完善，國際商法統一化進程日益加快，為適應并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商事關系的主導因素。國際商法淵源結構的變革推動了傳統法學的變革，正是在國家成為推動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的歷史背景下，二戰后興起了一門專門研究國際經濟關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關系，即以國家為主體的法律關系的新興的學科———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必將會推動國際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變革與統一化進程。目前，國際商法在法律淵源方面已形成了國際條約、國際貿易慣例（兩者我們可合稱為國際法淵源）、國內法并存的局面。具體講，凡調整跨國界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不論它以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表現出來，還是以當事人自愿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形式表現出來，在本質上都屬于國際商法的范疇。

國際商法淵源的豐富和發展，也開始了各種淵源間的互動機制。上述國際商法淵源體系中，國際商事慣例規范、國際法規范、國內法規范并不是互不發生關系的三種并行的法律規范。而是彼此之間存在互相依賴、互相補充、互相轉化、互相作用的互動機制。首先，國際條約、公約調整和制約純粹以國家或國際組織作為主體雙方的商事法律關系，諸如國家政府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有關投資、貿易、信貸、結算、保險等方面的商事法律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無論何種條約，一經批準，就必須遵守“有約必守”的原則，其效力優于國內法。據此，國際法規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適用而轉化為國內規范。在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票據法》第96條也規定：“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這就為國際商事領域的國際法規范轉化為國內法規范對我國公民、法人有直接約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據。其次，國內法規范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被國際化。如有關國家和私人之間的合同就可以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國際化。一些本屬于國內法范疇的規則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轉化為國際法規范的例子很多。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終裁決，就是選擇國際法作為裁決的準據法的。

國際商法在法律淵源方面的多樣性、復雜性特點，為人們認識和把握國際商法的體系帶來了困難。而科學合理的體系結構劃分無論對于國際商法的統一、法的實施，還是對于法典編纂、法律清理、法規匯編、法學教育實踐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同時，一個有機的法律體系的存在也是國際商法獨立性的最好證明。因此，研究、運用國際商法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商法的體系。

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國際商法有自己特有的體系結構。對于國際商法體系應包括哪些內容，國內學者并無一致的看法。筆者認為，要深入研究、正確闡述國際商法的體系首先應理解國際商法體系的涵義，其次要找到決定國際商法體系的依據。

理解和確定國際商法的體系，應當從形式和內容入手。在形式上，應考慮以下三方面：一是國際商法就目前而言涉及哪些國際商事關系領域，如國際貨物買賣、國際貨物運輸、產品責任等；二是在這些領域內國際商事法律規范做了哪些方面的規定，這些規定是以國際法淵源還是以國內法淵源表現出來，以及這些淵源間的關系機制；三是國際商法體系中各部分內容的結構，即不同領域法律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些內容編排的依據。總之，從形式上講，國際商法體系的確定既要考慮國際商法所調整、涉及的商事關系領域，又要考慮國際商法淵源本身的結構和特點，還要確定體系各組成部分內容之間的關系。在內容上，國際商法體系的確定取決于跨國界的商事關系的發展。國際商事關系發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產品交換等內容。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企業或其它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國際商事關系以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為主流，再結合商事行為法性質的結構劃分，我們可以系統地劃分國際商事活動涉及的領域，這也是國際商法按調整對象進行劃分的基礎。按照這一思路，國際商事關系涉及四個領域，即直接媒介錢貨交易的動產和不動產買賣、有價證券的買賣，在交易所進行的買賣以及商人間的買賣等；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保管、居間、行紀、代辦商等；為工商提供資金融通的銀行、信托，為商業提品的制造業、加工業等；直接間接為商事活動提供服務的財產保險等。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結合和國際商法目前的發展階段看，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國際商法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國際商法應包括：商事主體法（包括商事組織、商事、商業登記等）；商事行為法（包括國際貨物買賣法、國際貨物運輸法、國際貨物運輸保險法、海商法、國際技術貿易法、產品責任法、票據與國際結算法、國際資金融通法）；國際商事爭議解決規則（包括國際民事訴訟、國際商事仲裁）。每一組成部分在表現形式上都是由國際法淵源和國內法淵源有機結合組成的。

應當指出，國際商法的體系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這是由國際商事關系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當前，國際商事關系發展的國際性、協調性、安全性和便利性趨勢，為國際商法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國際商法體系的發展呈現出如下兩個特點：一是國際商法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尤其在商事行為法方面的規范內容會越來越多，體系會越來越完備。二是在國際條約公約、國際貿易慣例、國內法之間互動機制的基礎上，各國涉外商事交易的法律會日漸統一。

第3篇

關鍵詞：國際商事關系；法律部門；法律淵源；法律體系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作為調整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國際商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發展和法學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術界對國際商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和體系存在著爭議，這不僅阻礙了國際商法學研究的深入展開，而且不利于系統普及國際商法知識，不能滿足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國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確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及地位、體系結構，對于推動我國法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于國際商法的地位問題，實質上就是國際商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部門分類問題。依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為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其次為法律的調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間的區分標準。其實持這種雙重劃分標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法律的調整方法歸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調整對象派生出來的，法律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點決定著法律調整方法及法律規范的性質和特點。刑法的任務是調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發生的社會關系，刑法的調整方法（刑罰）是由這種需要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因此劃分法律部門時必須堅持統一的標準，否則就會造成邏輯上的混亂，而根本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有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的，即國際商事關系。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品流轉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于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僅在空間上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國界，而且在內容上也以“商事”①為質的規定性，從而決定了國際商法既不同于以國家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法體系，也與以國家之間非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際法不同。

國際商事關系是一個發展的、歷史的范疇。相應地，作為調整這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范疇。只有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國際商法的演變，才能正確認識國際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后產生的。11世紀起，隨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里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體系。后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

討論國際商法的地位和體系，必須把國際商事法律規范與國際商法的淵源區分開。國際商法的淵源，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其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之間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我們說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基于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性質進行的分類，而非就其表現形式進行的分類。近代以來國際商法的淵源出現了新的變化，但并不影響國際商法的獨立性。相反，法律淵源的豐富反映了國際商法體系在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淵源間的相互作用下，國際商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由于中世紀有限的國內立法基本不涉及國際商事關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淵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慣例為主。16世紀起，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重商主義理論逐漸開始在歐洲盛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是一個國家財富的唯一表現形態，對外貿易是獲得財富的真正來源，只要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就可以給國家帶來財富。各新興國家開始干預本國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將商人法納入本國的國內法體系[2]（P210）。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則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內，作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來。新生的民族國家通過把系統、靈活、強調公平合理的商人習慣法納入國內法體系，促進了各國國內傳統法律的現代化改造，有利于統一和維護國內商業秩序，促進了各國國內商業的發展。這一國內化進程對國際商法自身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使國際商法的淵源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國家國內法體系后，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從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直到19世紀末以前，在國際商事交易中，國內商事立法一直是國際商法主要的法律淵源。國內法本質上屬于法的范疇，為法學理論中的“強制性規范”，即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從這一角度說，商人法的國內化實質上是從原則和民族主義出發的商人法的民族化。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對促進本國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積極作用，但以發展和未來的觀點來看，卻是與商事活動的國際性、跨國性相違背的。由于各國內商法主要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從國際商事活動的需要出發。因此，各國的商法不但很難充分涉及國際商事方面的問題，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規定甚至與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背道而馳。國家法越多，各國交往中的法律沖突也越多，在發展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障礙也越多。盡管這些法律沖突可以按照國際私法規則予以解決，但畢竟給順利進行國際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煩和障礙。因此，從19世紀末起，隨著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際商事交易活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積極介入了統一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工作，以雙邊條約或多邊公約的方式推動著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國際統一化進程，使國家成為推動傳統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

目前，各國已在統一國際投資、國際貨物、服務和資本交易、國際技術轉讓以及與這些活動密切相關的國際貨幣、金融和財政制度、國際民事訴訟和國際商事仲裁規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家參與制定的條約、公約已取代國內立法和國際商事慣例成為國際商法最重要的淵源，正是在國家的推動下，各國之間涉外商法的差異日漸縮小，國際商法的內容也不斷豐富和完善，國際商法統一化進程日益加快，為適應并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商事關系的主導因素。國際商法淵源結構的變革推動了傳統法學的變革，正是在國家成為推動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的歷史背景下，二戰后興起了一門專門研究國際經濟關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關系，即以國家為主體的法律關系的新興的學科———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必將會推動國際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變革與統一化進程。目前，國際商法在法律淵源方面已形成了國際條約、國際貿易慣例（兩者我們可合稱為國際法淵源）、國內法并存的局面。具體講，凡調整跨國界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不論它以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表現出來，還是以當事人自愿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形式表現出來，在本質上都屬于國際商法的范疇。

國際商法淵源的豐富和發展，也開始了各種淵源間的互動機制。上述國際商法淵源體系中，國際商事慣例規范、國際法規范、國內法規范并不是互不發生關系的三種并行的法律規范。而是彼此之間存在互相依賴、互相補充、互相轉化、互相作用的互動機制。首先，國際條約、公約調整和制約純粹以國家或國際組織作為主體雙方的商事法律關系，諸如國家政府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有關投資、貿易、信貸、結算、保險等方面的商事法律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無論何種條約，一經批準，就必須遵守“有約必守”的原則，其效力優于國內法。據此，國際法規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適用而轉化為國內規范。在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票據法》第96條也規定：“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這就為國際商事領域的國際法規范轉化為國內法規范對我國公民、法人有直接約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據。其次，國內法規范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被國際化。如有關國家和私人之間的合同就可以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國際化。一些本屬于國內法范疇的規則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轉化為國際法規范的例子很多。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終裁決，就是選擇國際法作為裁決的準據法的。

國際商法在法律淵源方面的多樣性、復雜性特點，為人們認識和把握國際商法的體系帶來了困難。而科學合理的體系結構劃分無論對于國際商法的統一、法的實施，還是對于法典編纂、法律清理、法規匯編、法學教育實踐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同時，一個有機的法律體系的存在也是國際商法獨立性的最好證明。因此，研究、運用國際商法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商法的體系。

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國際商法有自己特有的體系結構。對于國際商法體系應包括哪些內容，國內學者并無一致的看法。筆者認為，要深入研究、正確闡述國際商法的體系首先應理解國際商法體系的涵義，其次要找到決定國際商法體系的依據。

理解和確定國際商法的體系，應當從形式和內容入手。在形式上，應考慮以下三方面：一是國際商法就目前而言涉及哪些國際商事關系領域，如國際貨物買賣、國際貨物運輸、產品責任等；二是在這些領域內國際商事法律規范做了哪些方面的規定，這些規定是以國際法淵源還是以國內法淵源表現出來，以及這些淵源間的關系機制；三是國際商法體系中各部分內容的結構，即不同領域法律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些內容編排的依據。總之，從形式上講，國際商法體系的確定既要考慮國際商法所調整、涉及的商事關系領域，又要考慮國際商法淵源本身的結構和特點，還要確定體系各組成部分內容之間的關系。在內容上，國際商法體系的確定取決于跨國界的商事關系的發展。國際商事關系發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產品交換等內容。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企業或其它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國際商事關系以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為主流，再結合商事行為法性質的結構劃分，我們可以系統地劃分國際商事活動涉及的領域，這也是國際商法按調整對象進行劃分的基礎。按照這一思路，國際商事關系涉及四個領域，即直接媒介錢貨交易的動產和不動產買賣、有價證券的買賣，在交易所進行的買賣以及商人間的買賣等；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保管、居間、行紀、代辦商等；為工商提供資金融通的銀行、信托，為商業提品的制造業、加工業等；直接間接為商事活動提供服務的財產保險等。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結合和國際商法目前的發展階段看，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國際商法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國際商法應包括：商事主體法（包括商事組織、商事、商業登記等）；商事行為法（包括國際貨物買賣法、國際貨物運輸法、國際貨物運輸保險法、海商法、國際技術貿易法、產品責任法、票據與國際結算法、國際資金融通法）；國際商事爭議解決規則（包括國際民事訴訟、國際商事仲裁）。每一組成部分在表現形式上都是由國際法淵源和國內法淵源有機結合組成的。

應當指出，國際商法的體系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這是由國際商事關系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當前，國際商事關系發展的國際性、協調性、安全性和便利性趨勢，為國際商法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國際商法體系的發展呈現出如下兩個特點：一是國際商法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尤其在商事行為法方面的規范內容會越來越多，體系會越來越完備。二是在國際條約公約、國際貿易慣例、國內法之間互動機制的基礎上，各國涉外商事交易的法律會日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