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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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目前，隨著廣告的發展，商家也越來越注重自身的品牌和形象建設，無論大小賓館飯店，在他們提供的餐具、酒具上很容易發現商家的名字或標志，這種廣告方式一方面加強了商家的品牌和形象建設，一方面更加近距離地向客人進行了廣告宣傳。這種廣告方式在古代磁州窯產品中也有大量發現。四系瓶是元代磁州窯的另一類大宗產品，四系瓶帶有“館”字的有“仁和館”、“太平館”、“貞元館”、“八仙館”、“同樂館”等二十余種。標注用戶名稱的廣告方式，不僅在四系瓶上大量出現，在其他器物上也有體現。如元代白釉文字盤，盤心書“金魚館”三字或“招財利市高家館”等?？梢?，現代的賓館飯店見到的瓷器用品上多印制有各自名號的做法也與之有許多相似之處。

二、產品功能的宣傳

磁州窯在產品上也廣泛地采用廣告形式作為自己的促銷手段，擴大宣傳產品的功能，提高市場的認知度，進而達到銷售產品的目的。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收藏磁州窯觀臺遺址宋代地層中出土的兩件葉形珍珠底文字殘枕，一件枕面書寫“福德枕壹隻”，另一件枕面為“福德”，枕面文字不僅起到了很好的裝飾作用，同時巧妙地暗示了這些瓷枕更精妙的用處，使用瓷枕，期盼積福、積德的美好愿望。故宮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金代磁州窯八角形瓷枕上書有“宜男小枕”。舊時祝頌婦人多子為“宜男”，這說明枕的作用不僅能避邪，而且還有迎祥的作用。瓷枕本與婦女生男生女沒有關系，但此枕加以“宜男小枕”四字后，顯然增加了“宜男”之說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們求子的心理，拓展了特定的銷售市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如意形符箓文枕，底部褐彩書“乾”字。枕面白地褐彩繪兩重如意形線框，內書“敕鬼”，再加之字周邊的裝飾，開光內畫面頗似一個避邪驅鬼的道家符咒，紋飾內容雖帶有迷信色彩，但也擴大了瓷枕的功能，適應了一定的市場需求。邯鄲市博物館收藏的金代紅綠彩文字小碗，碗心內紅綠相間的弦紋內，書有紅色“長命富貴”文字，表達了人們對美好人生的向往和美好祝愿，適應了市場需求。

三、社會公益的宣傳

現代社會中大量存在著大型企業集團等出資在各種媒體上宣傳社會公德的現象，在社會公德得到大力弘揚宣傳的同時，企業的社會形象也得到了提升，客觀上為企業做了宣傳，借助社會公益宣傳，投消費者所好，促銷產品，也是古代磁州窯廣告的一個重要形式。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北宋白地劃花荷葉形文字枕，枕面刻劃如意形開光，上篦劃纏枝紋，開光內白地褐彩五絕詩:“在處與人和，人生得己何;長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睆V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金代白地黑花橢圓形文枕，枕面劃二重線框，框內褐彩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語出自孔子《論語•顏淵》，反映了儒家學說在民間的影響。邯鄲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枕，前立面開光內書“地因流水知高下，人為財交見淺深”民諺，通俗易懂而富有哲理。這些方式在宣傳當時社會的為人處世、安身立命的社會倫理觀念、處世哲學和道德觀念的同時，也適應了社會的需求，形成了產品銷售的促銷手段。宋代，磁州窯進入了興盛時期。在長期的陶與瓷的實踐探索中，漸漸形成了獨特特征和風格(即白化妝技法)，采用統一的造型、獨特的裝飾技藝形式形成了磁州窯產品的風格特征，體現時代和地方特點及民族風格。宋代的磁州窯汲取題材十分廣泛，形式多樣、寓意豐富。并將實用功能與審美功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將陶瓷器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藝術境界，開創了陶瓷藝術發展的新紀元。宋代磁州窯開始流行的珍珠地底劃花、刻花、剔花等裝飾技法的形成主要是受本地瓷土原料的限制，這些裝飾技法工藝繁雜，而且費工費力，對窯工的技術要求也很高，嚴重限制了產品的產量，很難滿足日益增大的市場需求。北宋晚期，陶瓷生產出現了色彩紛呈的局面，當時五大名窯并駕齊驅，耀州、龍泉、景德鎮、建、吉州等窯也十分興盛。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商品競爭的法則促使各地的窯場不僅要學習其他先進而具特色的制作工藝，還要不斷地完善和發展自己的產品，加大力度推廣自己的產品，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來提高自身的市場空間。綜上所述，磁州窯廣告文化作為中國廣告史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其自身獨有的特色展示出自身的風采。宋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磁州窯的繁榮，磁州窯的廣告文化開始出現，并以多種形式開始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風采，包括詩詞、題記、歌賦、窯戳等形式出現。在金代，磁州窯廣告形式集中體現在瓷枕上，形式有所減少，但制作精美，尤其窯戳變化多樣。到元代，磁州窯廣告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不僅出現在瓷枕上，還更多出現在四系瓶、碗、盆、盤中，這都為廣告宣傳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對磁州窯廣告的深入研究將對中國古代廣告史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

魏晉時期成為中國制陶制瓷的高峰期，廣告銘文更加精確，工匠的名字帶上字、號、制造時間精確。隋唐時期，瓷器是當時盛行的廣告載體，瓷器上的銘文、題記當屬商標的雛行，具有廣告的意義。唐代末期，河南絞胎釉瓷枕上也出現了“裴家花枕”、“杜家花枕”的款識，標明制作瓷枕的私家作坊的名稱。磁州窯廣告形式還可能吸收了同時代的一些廣告元素。如我們在瓷枕上見到的窯戳，其樣式大多為上覆荷葉，下托蓮花，中間為一長方形的空間，內書窯號。以上這些作法也為其他瓷窯提供了大量的參考價值。磁州窯廣告文化并沒有隨著磁州窯的燒造而隨即產生，它是在磁州窯發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產生。各種制窯場主出于競爭的局面，不斷打出自己的窯號，在各自產品中戳上自己的標識，成為商品宣傳質量和信譽的化身。

第2篇

1.幫助學生積累文化常識

中國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日常的生活中學生不可能全部接觸或了解。古代文化常識教學，可以幫助學生積累文化常識。例如，古人一般都有名、字、號，如陶淵明，又名陶潛，字元亮，字號五柳先生。對學生進行名字文化常識教學，可以讓明白古人的名、字、號都有具體的規范，與現代人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

2.幫助學生解決閱讀障礙

古代文言文中很多知識點有時憑借邏輯、語法等知識是不能解決的，有時得從古代文化常識方面來解讀。例如，《孔雀東南飛》中“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中的“青廬”，就是一處關于禮俗的文化常識?！扒鄰]”是指用青布搭成的蓬帳，行婚禮的地方，東漢至唐有這種風俗。所以，古代文化常識教學，可以幫助學生解決閱讀障礙，準確理解文意。

二.古代文化常識教學的實施

1.隨文突破

古代文化常識涉及面極其廣泛，天文地理、倫理綱常、經濟社會等等無不有所體現。高中語文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化常識教學時，可以運用穿插授課的方式，讓學生在無意識中對古代文化常識進行學習和掌握。例如，在講授《孔雀東南飛》一文中，涉及到“雞鳴”“黃昏”“人定”等時間信息，就此可以對學生講解古人的紀時情況。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個時段，分別為：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那么相對應的，文中的“雞鳴”則相當于后半夜的1－3點，“黃昏”相當于現在的19－21點，“人定”相當于21－23點。對時間的正確理解，能夠有效地梳理故事發生的時間順序以及背景。

2.專題解讀

為了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化常識的學習和積累，有必要對相關的常見的文化常識進行梳理，編制表格，以便學生學習掌握。例如在對古代稱謂知識進行講解時，可以分成國諱、家諱兩大塊。國諱指的是臣民必須遵循的避諱，其中包括皇帝名，字，謚號、皇帝父祖的名、前代年號、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如，在《荊軻刺秦王》一文中，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在古代歷史記載上，由于秦始皇名政，和“正”同音，所以把“正月”改名為“征月”。家諱是家族內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做法，是和國諱相對應的。例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祖父的名字叫做僖，所以在史記的創作中，所有有關“僖”的詞皆用“厘”代替。

3.方法突破

知識的學習和積累是為了更好的去應用于實際，解決問題。所以教師應該在教給學生知識的同時，還應該交給學生運用知識的技巧，也就是答題技巧。高考以及平?？荚?，都不時出現關于文化常識的試題。例如，對聯，作為我國的文化瑰寶，對聯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上下兩聯要求字數相等，詞性相對（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數詞對數詞等），還需要節奏相應，平仄和諧。在解答對聯題時，可以借助相關、相似、相反的聯想方法把句子進行拆分，給每個詞分別作對，再把這些對出的詞連綴成一句話。例如,上聯為“掃千年舊習”，便可以拆分為“掃、千年、舊習”三個詞，結合所學知識，與“掃”有關的詞有“除、改、樹、立”等，與“千年”有關的詞有“萬載、百歲、一代”等，與“舊習”有關的詞有“陋習、新風”等，從中選詞連綴成句可為“掃千年舊習，樹一代新風”。教會學生對對聯進行有效的拆合分析，既有助于學生答題，也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內涵。

4.課外擴充

在課改實驗區，在高中語文教學中，還可以采用“研究性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在課外對例如官職、科舉、地理、歷法等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做“課題”研究，即是對相關文化常識進行收集整理，并將“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不光是感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和文化，更是積累了知識、積淀了文化，激發了愛國情懷。

5.開展競賽

第3篇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經歷了二高三低的變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遼金元時期和明永樂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從唐時的頂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當有限。后晉還一度廢除翰林學士，其職并歸中書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這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繼承唐、五代的趨勢，翰林學士院與翰林院發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為各種技能之士的待詔之所，設在皇城之外，分為書藝、圖畫、天文、醫官諸局；翰林學士院作為草詔、顧問之臣的供職機構，設在宮禁之內，二者間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語。其二，翰林學士院組織結構嚴整，官員設置從高到低依次為承旨、學士、直院、權直，不再是隨意性很強的內侍群體，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機構。與之相適應的選任、降黜、員額、俸祿等各項制度日趨完備。其三，翰林制度與科舉制度的關系得以確立，非進士不入翰林，由此推進了宋代文人政治的發展。

遼、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數民族為統治主體的王朝，它們程度不同地學習漢王朝的統治體制，無一例外地承襲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標榜文治，籠絡與安置漢族知識分子。各政權中翰林機構的名稱、功能不盡相同：遼稱翰林院，體制與唐舊翰林院相似，院內人員、職事繁雜不一；所不同者是將國史院隸屬于翰林院，開了國史、翰林合二為一的先河。西夏與金建翰林學士院，職能與宋時相似。元立翰林國史院，其職責變為以修撰國史為主。

明代翰林院的發展變化，以明成祖永樂（1403—1424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大時期。前期的翰林院擁有唐宋翰林學士院的職能，翰林官充當皇帝的輔弼，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舊翰林院回歸，走上了重文詞、遠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機構——內閣。英宗正統（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為外朝官署，逐漸降為撰修書史、起草一般文書的普通文秘機構。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質不再有大的變化。院中無承旨，亦無學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學士為專官”（《清史稿》卷115“職官二”），掌院學士之外，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以及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館、起居注館和國史館三機構。翰林院的主要職能是編修書籍，撰擬冊文，為皇室解經講史，以及充當科舉考官等，與政治了然無涉，屬于職清事簡的文人閑職。清朝末年，實行政治改革，學校教育取代科舉制度，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的翰林院日漸衰落。1911年，清朝滅亡，沿續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無論其身份是“天子私人”還是朝廷命官，也無論其職能是參與政事為主還是掌管文辭為主，對于中國古代的翰林來說，有一點是千年不變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經史、飽讀詩書之士。特別是明清以后，基本都是進士高科之人，亦即當時知識階層中的精英。為人熟知的歷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李鴻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這種構成，決定了翰林群體勢必對封建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作為職掌文化事業的專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造與保存。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通經曉史，而且立德立言，創作出無數優秀的詩賦文章，為古代封建文化的寶庫增添了大量的財富。歷代翰林還編撰各類書籍典冊，直接擔當起整理、保存與傳承封建文化的責任。唐以后流傳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數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以“四大書”著稱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除《元龜》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時由翰林學士李方、扈蒙等主持編撰的。再如明朝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都由翰林負責，清朝修書的機構四庫館就設在翰林院內，修書期間先后有數以百計的翰林參加了《四庫全書》的編纂。

同時，作為成功地進入中樞機構的士大夫中顯達之人，翰林有機會實踐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識、節操等影響社會，實現“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從唐末翰林充當反對方鎮，打擊宦官，鞏固統一的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踴躍議論朝政，批評時事，推進文治，歷代翰林都積極發揮了他們在當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表現的那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于國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懷，凸顯出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獨特文化品質，豐富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