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設計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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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3、黃奕林.信息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動態,1998.1
第2篇
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環境污染跨域治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這是由于政府間收益與其付出的成本不一致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博弈結果的不確定性以及行政決策權過于模糊，使得環境污染跨域治理越來越復雜。現實中，跨行政區環境污染治理涉及政府間的利益博弈。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財政分權體制，中央與地方政府環境保護管理實行垂直領導，中央統一制定環境標準、設定環境管理目標，地方各級政府負責本轄區內的環境污染治理。由于二者目標函數不一致，會導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忽略環境治理。在地方政府間，自利動機會使地方政府采取搭便車的投機行為，選擇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合作狀態，從而導致“公地悲劇”，陷入“囚徒困境”，使得地方政府間合作成為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
（一）權力分化：博弈關系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從中央－地方政府關系看，國家結構形式決定了中央政府的主導地位，與地方政府形成“領導支配－服從執行”關系。一方面中央與地方間權力不對等，中央承擔著指導和協調解決各地方、各部門以及跨區域、跨流域重大環境問題的職責，地方所承擔的職責以輔為主；另一方面中央在環境跨域管理過程中調控乏力，在政策規劃、實施以及協調相關機構過程中，難以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導致地方積極性不高。
（二）主體分化：博弈關系形成
中央政府作為環境的宏觀管理者，目標取向是經濟、社會、環境的整體發展與相互協調，考慮的是整個社會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決策時，為避免己方的效用損失，會采取機會主義的行為，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從而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跨域環境公共事務治理失靈。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封鎖、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區域壁壘都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在政治博弈中做出最優反應的必然后果［2］。這種行為主體分化形成的利益博弈包含兩組關系：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競爭，是不平等主體間的博弈，稱為縱向競爭；一是參與人是平等主體的政府間的競爭博弈，稱為橫向競爭。（三）利益分化：地方政府自利動機在財政分權體制和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機制下，這種自利性帶來的影響與結果是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短期利益，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與政治晉升機會是地方官員的目標函數。地方政府為保護環境，需關閉重污染企業，要求企業采用新技術新工藝以減少污染，政府還需增加公共性投資以達到既定的減排標準，這無疑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降低收益，進而減少地方生產總值。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人，會根據成本與收益原則追求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最優策略，對環境污染治理等涉及全局或其他地區利益的事則漠不關心［3］。
二、環境污染治理中央－地方利益博弈模型
（一）模型設定及說明
在環境跨域治理中，中央－地方各自的多個競爭策略構成策略集。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無論中央政府采取何種策略都屬于地方政府最佳選擇的競爭策略，但是這種最佳選擇常常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選擇不治理，由此將導致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本文僅就中央－地方、地方－地方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進行決策、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以及主體間的博弈機理進行探討。根據博弈理論確定博弈的幾個要素［4］：1．對弈者。這是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本文將對弈者設定為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中央－地方政府間博弈表示為N＝｛A，B1｝；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表示為N＝｛B1，B2｝，N為虛擬參與人。2．戰略。對弈者在給定信息集情況下的行動規則，一般用si表示第i個對弈人的一個特定戰略，Si＝｛si｝表示第i個對弈人所有可選擇的戰略集合［3］。政府間環境治理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檢查，不檢查｝，地方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治理，不治理｝。戰略規定對弈者何時選擇何種行動。3．支付。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對弈者得到的效用水平。支付不但取決于自己的戰略選擇，還取決于其他對弈人的戰略選擇，我們用Ui表示第i個對弈者的支付，u＝｛u1，…ui…un｝為n個對弈人的支付組合。所有參與人戰略選擇的函數為Ui＝Ui｛s1…si…sn｝［3］。
（二）中央－地方政府競爭的博弈分析
在對待環境的問題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函數不一致。對中央政府來說，任何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都意味著國家整體環境質量的下降。而地方政府為片面追求GDP，在面臨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的兩難選擇時往往會忽視民生與和諧，犧牲環境。在中央－地方政府博弈過程中，地方政府擁有私人信息，稱為“人”，而中央政府不擁有私人信息，稱為“委托人”。在我國當前分權的治理體制下，中央政府將任務層層分解，通過行政逐級發包的方式，將經濟管理權限和行政管理權限下放到地方，構成典型的委托－關系［5］。委托－理論試圖解決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夠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來行動，或者中央政府怎樣根據觀測和收集到的有關信息對地方政府進行獎懲，以激勵地方政府選擇對中央政府有利的行動。以下建立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模型，并做如下假設：（1）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的檢查成本為Ca；（2）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成本為Cb，Cb＝f（Q，G，P2），此為增函數，Q表示污染物治理量，G表示污染治理投資，P2表示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行動，選擇不治理時將受到的處罰D；（4）地方政府治理時收益為π；地方政府不治理、中央政府不檢查時的收益為ω，π＜Cb＜ω；（5）地方政府選擇治理，中央政府收益為Σ。第一種情況：在θ給定的的情況下，假定θ為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α為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中央政府檢查（α＝1）和不檢查（α＝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a（1，θ）＝（σ－Ca）θ＋（D－Ca）（1－θ）＝D－Ca＋（σ－D）θ；μa（0，θ）＝σθ＋0（1－θ）。解μa（1，θ）＝μa（0，θ）得納什均衡解θ′＝（D－Ca）／D，θ′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等于（D－Ca）／D，檢查和不檢查的效果是一致的；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大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檢查；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小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檢查。第二種情況：在ɑ給定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選擇治理（θ＝1）和不治理（θ＝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b（α，1）＝（π－Cb）α＋（π－Cb）（1－α）＝π－Cb；μb（α，0）＝－Dα＋ω（1－α）＝－（ω＋d）α＋ω。解μb（α，1）＝μb（α，0）得納什均衡解α′＝（ω＋Cb－π）／（ω＋D）。α′表示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等于（ω＋Cb－π）／（ω＋D），地方政府隨機選擇治理或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小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大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治理。因此，此時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是α′＝（ω＋Cb－π）／（ω＋D），θ′＝（D－Ca）／D。表明地方政府以（D－Ca）／D的概率治理，中央以（ω＋Cb－π）／（ω＋D）的概率檢查。從均衡結果可知，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與中央政府的監管成本成反比的關系，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處罰成正比，雙方的博弈均衡解為（不檢查，不治理）。擁有占優策略的地方政府擁有明顯的優勢，處于競爭中的主動地位。中央政府監管成本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采取不治理策略；處罰越大，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就越大。表明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環境污染治理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
（三）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理性人”博弈過程中都遵循占優策略，即不論政府B1（B2）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政府B1（B2）所選擇的都是唯一最佳的策略。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是兩個同質政府，各自都是理主體，將總投資預算用于公共性投資將使環境污染得以改善，用于生產性投資則增加污染物排放，產生環境污染。假定B1進行生產性投資排放污染物，會使政府B1受益，B2受損；政府B1進行公共性投資能讓雙方受益。用F表示公共性投資行為，代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P表示生產性投資，代表具有負外部性的生產行為。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的收益函數分別取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Ub1＝（FB1＋γFB2）α（PB1－φPB2）β（1）Ub2＝（FB1＋γFB2）α（PB2－φPB1）β（2）其中0＜α，β，γ，φ＜1；α＋β＜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總預算為H。B1（B2）進行公共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正外部性參數用γ表示，B1（B2）用于生產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負外部性參數用φ表示。2．政府B1與政府B2之間不合作。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主體最大化自身利益，則政府B1的決策可以表示為：MaxUb1＝（FB1＋γFB2）α（PB1－φPB2）β3．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中央政府作為決策機構，激勵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追求各地區總收益的最大化目標，即為：MaxUB1，B2＝UB1＋UB2以上兩種情況的討論可以看出：同質地方政府B1和B2在不合作的情況下進行平等博弈，納什均衡條件下（式7、8）的均衡結果是（生產性投資，生產性投資），基于個體理性地方政府B1與B2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的決策將導致公共性投資不足而生產性投資過度。不合作情況下用于公共性投資比例會少于合作決策時的最佳投資比例，只有在整體理性支配下，資源配置才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使社會福利最大。這也進一步說明，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博弈的后果常常會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環境跨域治理失靈的結果。
三、跨域環境治理的制度設計
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時，出于自身需要，為實現本區域居民福利最大化、促進本地經濟充分發展，往往會制定更符合本地利益的政策。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既有正面的意義，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比如前述地方政府環境治理中投資不積極問題等。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和合理干預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協調一致，形成合力，以實現地方和整體利益整合的最大化［6］。
（一）尋找利益重合空間
環境跨域治理博弈中，尋找利益重合空間是激勵制度設計的基本出發點。激勵的關鍵是要使中央－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能夠同時從博弈中獲益，這就要求二者的利益空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本文認為，只有建立一系列政府間公共品的產權及交易制度，才能使激勵機制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在環境保護領域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論的一個具體運用。激勵和利益補償機制是政府間合作共識的達成和順利執行的重要保障［6］。在目前行政分割的現實和保護地方利益的背景下，在區域磋商時應使各方利益平衡，分配方式應綜合考慮當前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力水平、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環保意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以及市場發育程度等。政府干預并不一定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惟一辦法。政府可以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以定價出售的方式合理地將權利分配給各個主體，也可采用公開拍賣以及特定條件下無償分配等多種方式相結合的辦法，這樣做既不損害現有主體利益，又能保護未來進入交易市場的主體的利益。
（二）形成科學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考核機制
為減少地方政府無序競爭引致的環境治理投入不足等問題，從中央政府層面，應構建一套以綠色GDP為指向的，納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一些重要指標的，科學、規范、可量化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這些考核內容，其指向不僅僅限于某一行政區域，還要包括周圍相鄰行政區域的資源環境質量。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激勵機制，嚴格獎罰措施，嚴格結果兌現。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監督體系，將考核的全過程都置于社會監督之下，保證客觀公正。通過這一措施，引導和約束地方政府增強區域環境治理合作意識，減少壟斷割據和地方保護主義等不良行為［7］。從地方政府層面看，在科學合理的績效評估考核機制下，要發揮環境保護利益主體意識，將自身的努力更加平等地分配到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兩個方面，避免對區域環境投資方面采取單方面競爭策略，以有效整合地方政府間利益，克服因環境治理外部性導致的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搭便車行為。
（三）構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
由前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合作時的環保收益比不合作時多。因此，為促進地方政府間的自愿主動協調合作，在地方政府之間發展共生關系，應創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協調地方在環境治理中的利益矛盾，從而走出“公用地災難”和“囚徒困境”，促進整個區域收益最大化。這個平臺應包括：簽訂區域環保合作協議、制定區域環保規劃、實施區域或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區域環保聯防聯控協調機制、區域環境執法聯動機制等。但是這些合作的持續性都較差，以短期為主，在資金保障、人員配備等方面都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地方政府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在環境治理中主動自愿協調合作的長期機制，實現地方政府間的長期良性互動。針對目前環境跨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這種機制既應該包括直接與環境跨域治理有關的環境信息共享機制、環境保護聯合執法機制、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環境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機制，也應包括區域產業合作機制、監督約束機制等保障支持性機制［8］。
（四）強化地方政府參與環境規劃機制
第3篇
1）橋梁工程是復雜的，其工程合理性和結構合理性的判斷較為困難，真正掌握橋梁工程核心技術的人才資源極度稀缺，因此一般工程設計很容易出錯，設計的反復次數多，且是串行模式的反復。2）橋梁工程是高度危險的，其結構體系復雜，荷載大，結構容易損傷，極易出現病害，影響結構安全。同時，結構上面是高速行駛的車輛，結構病害極易引發交通事故，不僅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危害，而且還會對國民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因此，上述因素導致國家高度重視橋梁工程的審查，級級審核次數多；而因為審查資源稀缺，最終導致級級審查為串行模式，設計者必須完成每次的審查修改才能向下次審查提交設計圖紙。3）橋梁工程圖紙制作工作量巨大，導致校核工作量急劇增加。4）橋梁工程設計周期緊，資料不全，反復次數多，這也屬于串行模式的反復。總體來說，橋梁工程設計圖紙制作工作量大，圖紙制作反復的次數多，且屬于串行模式的反復。因此，目前橋梁工程設計的主要問題不在于信息共享和團隊協作，而在于信息的正確加工能力，即資料齊備后制作的設計方案，不管多少次、多少級別的審查，方案都沒有問題或者只有少量問題，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或者明顯減少因設計反復引發的工作量。這需要高端技術人員加入設計團隊，但高端設計人員資源都很稀缺。因此，對于橋梁工程設計而言，目前協作平臺的重點應放在高端技術的共享和貫徹上。協作角色的重點是表1中的設計院專業副總，其是設計院的技術靈魂，具體工程一定要他們深度切入協作。
2問題與對策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橋梁工程的復雜性和危險性等，致使橋梁設計必定是反復的；由于高端人員的稀缺性，導致這種反復必然是串行的。由于高端人員的稀缺性目前難以解決，導致串行性難以解決，因此，協同機制改進的重點是設計的反復性。設計反復性包含2個主要方面，一是反復的次數；二是每次反復的制作工作量。要想使反復次數降到最低，則質量必須絕對可靠，而這需要設計院專業副總深度切入協作才可能達到。1次反復的制作工作量包括2個方面，一是設計思想的變更工作量，其牽涉到更改一系列設計關鍵值；二是設計思想表達制作的工作量，即工程圖紙繪制工作量。通常，設計思想變更工作量較少，制圖工作量變更較多，其可以通過參數化制圖工具來解決。目前如何能讓設計院專業副總深度切入具體工程項目的設計協作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專業副總究竟最后控制了什么？如果能把專業副總控制的內容提前告知設計團隊，那么設計圖紙制作質量將得到大大提高。目前專業副總控制的內容是以設計指導書的形式來表達的，但是不夠精細，且還是靠人工執行的，執行質量還不一定能達到專業副總要求的水平，因此專業副總控制的內容還需要更精確的方式表達，并采用更精確的方式來實施。筆者基于設計經驗，認為數字化控制技術的應用應該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下面對該解決方案進行簡單介紹。
2.1數字化設計指導書建立
首先要將最終工程結構參數化，即根據橋梁結構的固定規則去掉大部分不受外界參數影響的參數，剩下的就是依工程情況而變的少部分參數，也就是橋梁結構的關鍵參數；然后再將工程條件（如技術標準、地質、自然條件等）參數化，各參數根據其自身特點建立分級標準；最后建立一個關系數據庫，即各種工程條件參數值對應的各種橋梁結構關鍵參數值，該數據庫就是橋梁設計經驗庫，也是數字化設計指導書的具體形式。實際工程設計時，只需明確工程條件參數值即可自動搜索橋梁設計經驗庫，高質、高效地形成橋梁方案。該庫是設計院專業副總畢生心血的結晶，是他們多年理論與實踐經驗以數字化方式保存的成果，項目組可以在設計開始時就直接應用專業副總的經驗，且應用過程是數字化控制的，完全能達到高精度的標準；專業副總也可隨時修改指導書的內容，項目組直接應用修改后的設計指導書，達到設計人員與專業副總的高端思想隨時保持一致。
2.2計算控制平臺建立
建立結構計算工具、造價估算工具及三維效果圖工具，對實際工程結構的安全系數、材料指標、美觀指標進行計算，并將其與專業副總的控制指標進行對比，既可校驗指導書的正確性，又可確保具體工程的質量。
2.3高效協作操作平臺建立
協作操作平臺必須能完成橋梁的方案設計，智能應用數字化設計指導書，自動調用參數化制圖平臺并生成工程圖紙，自動建立計算模型以控制工程項目的工程合理性。設計團隊中各角色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操作界面，可以進行獨立的數據遷入/遷出操作，以提高項目設計中的并行能力。同時要嚴格權限管理，更新數據的權限主要是確保數據安全，查詢數據的權限主要是確保數據保密。
3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