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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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學方法比較單一由于上述師資偏重理論性、硬件配套不完善的主客觀原因，導致該專業教學模式偏重于課堂理論教學，而課外實訓課程、試驗室操作課程難以開展。課程結構設置存在的問題目前，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課程設置不夠科學和合理。理論課比重偏多，實踐課較少。

二、改革方向的探索

1、根據職業化教育的目標，合理分配課程教學比例

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實踐性較強，（比如需要具備新聞采訪能力、新聞寫作能力、新聞編輯制作能力、新聞策劃能力、重大新聞直播的能力、口頭報道能力）應該根據這一特點和課程性質來合理分配學時和學分，建議將60%-70%的學分放在專業和實踐課上，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教學資源，又能鍛煉和培養培養學生具有動手能力，從而實現學生“坐下來能寫，站起來能說，扛機器能拍，進機房能編”的目標。

2、加強師資配備和教師深造

鑒于西翻院新聞專業師資力量的客觀現實，我們首先應當加強現有在職教師的培養與與深造，要求現有專職教師通過自學、參加社會技能培訓、購買網絡課堂等方式讓讓老師在現有較強理論水平的基礎上，掌握1-2門新聞采編、剪輯制作、攝影攝像等實踐專業課程，做到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以適應該專業設置的要求，從而培養既有扎實理論基礎，又有較強實踐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以滿足社會人才市場的需求，同時也為培養“雙師型”教師團隊打下基礎。另外，可以考慮從地方電視臺、廣播電臺引進幾名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實踐教學，同時要求自有教師參加外聘教師的實踐教學，通過“傳幫帶”的方式達到師資力量的提升。

3、增強硬件設施的配套，進一步完善實習基地建設，提高現有教學設施使用效率

針對現有教學設施匱乏的客觀現實，學院應當考慮增強攝像機、照相機等教學設備的投入和實訓基地的建設。為了充分利用學校現有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考慮校園廣播站、學院電視臺對新聞采編專業學生有序開放，至少為該專業學生提供一個實訓平臺。讓新聞采編專業學生在校內有機會開展采訪、編輯、攝影攝像、影片剪輯與制作、錄音與播出等實踐課程的學習，最大程度的發揮學院資源的利用率，可以節省再投入的費用開支，達到一箭雙雕的良好效果。

4、改變課堂教學方法，開展實踐教學

（1）課堂教學適當加強實踐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比如在《新聞采訪與寫作》課程的教學中，對于剛接觸專業實踐課的新生來說，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短期讓他們進入專業記者的狀態未免有些困難，教師可以播放一些簡短的電視新聞，新聞獎獲獎作品，幫助學生記者的寫作角度、寫作方法，以此引導學生關注新聞，學會站在不同的立場對同一新聞事件進行報道。進而可以在課堂上設置了5分鐘現場報道環節，針對當前發生的熱點新聞事件，學生可以模擬現場報道，然后自己用一到兩句話“說”新聞，并告訴別人這條新聞的價值點體現在哪里。通過這種現場實訓的方式，不僅能讓課堂更加生動，而且也能提高學生對該門課程的學習興趣，讓課堂教學也能更加精彩，學生實踐能力不斷提升。

（2）更加重視案例教學加情景模擬教學。

①要讓案例教學始終貫穿于在《新聞評論》、《電視節目策劃學》、《新聞作品評析》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在搜集整理國內外大量的新聞報道、優秀電視作品與電視節目，特別是在講授《新聞評論》、《新聞作品分析》的時候，結合教學內容在課堂上給學生觀看了《新聞調查》、《新聞1＋1》、《魯豫有約》、《藝術人生》等節目以及新聞報道等重大事件的現場報道，讓學生學習其中的報道方法、主持特色，節目成功要素等，此外，在講授新聞寫作部分的時候，還結合了大量的平面媒體案例，讓學生根據報紙、雜志的報道進行分析總結，比如對《南方周末》上的深度報道進行分析、對本地都市報（如《華商報》）上新聞標題和內容的評價等。

②情景模擬教學。在《電視節目策劃學中》，我們還嘗試讓學生模擬電視訪談節目，不是照搬現有節目，鼓勵學生根據現有的一些優秀節目，再結合具體情況自主創新。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模式確定節目樣式，搜集背景資料，設定選題，擬定采訪提綱，扮演角色。學生在課堂上模仿《藝術人生》、《魯豫有約》等談話節目中嘉賓和主持的節目形式，雖然涉及的話題以校園生活占多數，但是在這樣的訓練中既可以讓學生了解節目的基本流程，還可以鍛煉他們的現場表達和組織協調能力，激發他們的創造能力，教學效果也得到了學生的認可，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后期制作技術，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很好結合。

③外出寫生。比如《新聞攝影》、《新聞攝像》這兩門課程，到了大二下學期都會在教師的帶領下進行野外拍攝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都是以小組為單位，自選主題，拍攝專題片。我們帶領學生在南五臺、周至沙沙河、熏衣草莊園野外拍攝實踐，學生們在這個過程中既了解了當地的風土人情，也記錄了風景特色，回來制作的DV作品、照片等也可作為期末成績及學生實習成果的一部分。還要考慮到如何做出一個新聞片或紀錄片，突出與人交流的采訪報道能力，并最終形成作品。教師要跟學生一起，隨時討論。這樣的話，學生的野外拍攝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針對性。

④學生自辦媒體實踐。校園電視臺、廣播站、校報、校刊、簡報等各種媒體（如西翻院的《娛樂E坐標》、《新聞時訊》、《西譯青年》、《桃李文學報》、廣播電臺）都提供了學生良好的展現自我，實踐的平臺，讓學生積極參與校報（比如《報紙編輯學》）廣電中心以及各級各部創辦的各種刊物的相關工作，也能更好的解決人力等問題。同時，還可發揮學生的創造力，使各種刊物更有個性。學生進入新聞單位完成實習前，在校內實習基地進行的有效演練，對于新聞專業學生的新聞敏感力、新聞采編能力的培養都有重要意義。這可以緩和新聞教學與新聞實踐難以協調的問題。充分利用本校媒體資源（西譯廣播電臺和西譯電視臺等），讓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的學生在西譯電視臺或西譯廣播電臺創辦專題節目，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可采訪本校知名學者、教授、學校領導、杰出校友等。內容可涉獵時政、焦點新聞、校園文化、學術觀點等任意話題，這樣可以提高學生采編、主持、攝像等實踐能力；新聞專業的教師對此進行專業指導；再次，積極開展校外合作，聯絡西安電視臺、陜西廣播電臺等新聞媒體，在這些地方建立新聞教育實踐基地。

5、新聞專業實習的調整

對于新聞采編制作專業來說，可以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把實習分為小實習、中期實習和畢業實習。而我們的學生恰恰缺少中期實習或畢業實習，即使有短期的小實習，往往出現時間短，實習倉促，效果不佳的情況。小實習針對低年級的新聞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和假期進行實踐能力培養。如可以將大一大二的學生帶去電臺、報社、電視臺等工作單位參觀，讓他們能直觀地感受新聞工作，了解工作大體流程和情況，不僅可以使他們打下理念基礎，還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尋找自己的方向。中期實習就是對學生進行一次寒暑假的集中實習。學生可以自主或學校聯系當地實習基地，更加深入地參與到新聞媒體或者與新聞專業相關的各種工作中，這在實習過程中學生可以跟隨老師進行采訪、寫作、編輯、剪輯等相關工作，這位以后的學習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同時在畢業實習過程中，也讓學生更好的了解行業最新動態、比如新聞改革、節目改版等；了解國家社會的就業情況和政策情況，搜集撰寫畢業論文及實習報告，為今后學生奔赴新的工作和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6、畢業論文與實習方式的轉變

第2篇

【論文摘要】民生新聞是本土化特色濃厚的新聞,目前，各地風生云起的電視民生新聞立足本土，體現人本，就是地方電視新聞本土化趨勢的表現。民生新聞與社會新聞具有顯著的區別。民生新聞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電視本土化的實質，是要十分重視本地的實際情況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這一基本觀點作為辦好各類節目的出發點。

隨著新聞的發展,在全國各媒體涌現出了越來越多以平民視角出發,關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關注百姓的生存狀態的電視新聞,這就是民生新聞。民生新聞是本土化特色濃厚的新聞,它以地方受眾為本位,在區域內具有強大的告知、傳遞、溝通、控制功能。民生新聞與社會新聞的顯著區別之一，就體現在它的民生的視野、民生的態度、民生的情懷。民生新聞與其他新聞類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廣泛的實現媒體下情上傳的功能,以及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樹立社會公共道德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積極作用。電視民生新聞是帶有本土化、人本色彩，為平民百姓所關注，并與之日常生活、生計相關信息的電視新聞報道。內容上鎖定群眾的生存狀況、生存空間、生存環境，關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對群眾有影響的事件及訊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現代化傳播手段，提高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和互動性，以拉近電視與觀眾的距離。民生新聞的最大意義在于，開始了中國電視節目本土化的成功實踐。民生新聞立足國情，順應主流，與現行的新聞政策實行成功對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為構建城市認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準確把握民間的文化精神狀態，回歸民間，銳意創新，使它得到了民眾的普遍認同。

1民生新聞的選材要貼近百姓生活。

民生新聞的內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盜、被騙,走失、糾紛、投訴、求助等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廣泛的實現媒體下情上傳的功能,以及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樹立社會公共道德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要做具有主流新聞意識的民生新聞。民生新聞不能走進誤區,比如在選題把握上,不能走極端,即把視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聞停留于瑣碎和表面,民生新聞也應考慮新聞事件的重要性和時效性,在從本地需求出發,做本地的內容的同時,學會找到時政、經濟等社會發展的主流問題與百姓生活的切入點,把時政和經濟新聞轉變成民生新聞,形成有主流新聞意識的本土民生新聞。內容為王似乎永不過時，電視新聞也不例外。從地方電視新聞的采訪內容看，節目都充分表現出發掘和弘揚本土文化習俗、文化習慣，內容上鎖定群眾的生存狀況，關注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同時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點。地方電視新聞作為各地的大眾主流媒體，采訪對象基本上是本地區的，收看觀眾也是本地區的，因此，為了滿足觀眾了解身邊事的欲望，更大程度地吸引觀眾的眼球，地方電視新聞大篇幅地播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新聞，講他們喜聞樂見的新聞，還有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新聞。這也最真實地回歸了新聞的本質。

2電視民生新聞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

湖北衛視的《現在直播》曾有個固定欄目，請武漢的一位曲藝名人以雜談的形式用方言來說新聞，當時一經推出，反響很強烈。民生新聞的表現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應，再加上其幽默風趣的說新聞方式，觀眾會很感興趣。電視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為出發點,發掘自身的地域特色,發揮地方電視的區域傳播優勢。電視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一個地區的電視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區文化特色是每個地區存在的必然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客觀現象。換句話說，不同地級市的電視新聞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級市電視臺的新聞應著力去表現這個地區的人文景觀，力求與當地群眾產生水融的關系。而越是有地區文化特色的電視新聞，就越為這個地區的觀眾喜聞樂見，以至在社會上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電視本土化的實質，是要十分重視本地的實際情況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這一基本觀點作為辦好各類節目的出發點，做到入鄉隨俗，生根開花，融為一體。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孕育了地域鮮明的民俗民情，也培養了當地人們獨特的審美情趣，電視是視覺文化，對如此豐富的傳統的視覺文化，更加應當致力于傳承和弘揚。不僅是節目內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審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這張牌來推動民生新聞發展時,應注意做傳承與發揚地方文化的民生新聞。

第3篇

[論文摘要]稅費改革之后，媒體成為農民獲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來源。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眾傳播的模式通過傳媒的政策報道、典型報道、批評報道及常規新聞節目直接向農民受眾傳遞。村民與基層干部之問、村民與村民之間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對這些“直達”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釋，使得基層治理中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削弱了基層組織的權威，增加了基層政權采取作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農村公共品自我供給的困難。

關于傳媒對農村的影響學界已有較多討論。有學者認為，“在現代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的作用下，農民對社會熱點和都市文化的關注、把握與都市流行文化趨同，從而構建了與城市文明對話的平臺、農民消費方式、娛樂休閑方式及行為方式的轉變，有利于農民身份的轉型”。還有學者認為，“大眾傳媒是農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僅提供信息，而日，能夠改變農民陳舊保守的觀念，形成開放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等”。這些討論大多集中在農村文化觀念的變遷層面，鮮有對鄉村治理這一政治社會領域的關注。而且，盡管傳媒起到了向農村傳播現代文化進而推動農村發展的作用，但在農民的媒介素養相對偏低、農民對信息的甄別和辨析及質疑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大眾傳媒為農民提供的村莊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鄉村基層的治理過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指出新聞傳播在稅費改革后的中國鄉村基層治理中產生了怎樣的消極影響，以使傳媒在日后的社會發展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眾傳播模式

政策信息從行政管理機構的中樞到邊緣的傳遞，在整個國家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前，大眾傳媒的輻射范圍有限，在農村還沒有足夠的延伸，那時的政策信息傳遞主要以組織傳播的方式進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多層化的行政機構一級一級往下傳遞，最后通過生產大隊再到小隊長直至村民那里，國家的組織系統滲透在整個社會中。當時，在農村普及的有線廣播是生產大隊向農民傳遞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個組織傳播流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后，農村實行了“分田到戶”的土地政策，農民收入大為增加。與此同時，大眾媒介的發展也越來越快。雖然由于發行費用高、農民消費能力不足而難以吸引廣告客戶等原因，報刊等紙質媒體一直沒有在農村普及，但廣播電視卻逐漸在農村承擔起向農民傳遞政策信息的任務。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組織傳播渠道仍未廢止，許多基于當地情況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過村委會、村民小組直至村民這個渠道傳遞，特別是有關稅費收取方法和收取數量的信息，因為各村情況都有所不同，大眾傳媒均無法提供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傳遞。

稅費改革尤其是取消農業稅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出現了重大調整，基層組織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鄉政府及村委會與村民之間已經不存在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來提供各種具體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稅費收取方案等相關信息。村干部在工資降低、人數也變少的情況下，不僅掌控的資源有限，采取作為的動力也不足，因而沒能力、沒精力也沒有財力來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項公共品供給的任務。此種情形再加上稅改之前村干部在協助上級收取稅費時的種種表現，使得村民與村干部之間存在嚴重的不信任以及由這種不信任所導致的溝通障礙。在這種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面對國家、市場與社會的農民要獲取自己需要的同時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賴于大眾傳媒。簡言之，在當下的中國農村，政策信息的傳遞模式就從以前組織傳播式的“層層過濾推進”變成了大眾傳播式的從中央到農民的“直達”。

二、“直達”式的政策信息對基層政權的負面影響

所謂組織傳播式的“層層過濾推進”，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種政策意圖或某項行政指令經過省、市、縣、鄉、村各級組織的不斷細化，落實為某項具體的政策，進而在某個特定的社區內富有針對性地執行。盡管在創制具體政策的過程中，各級官員如果結成利益共同體會形成對農民權益的損害，但如果不經過這種層層推進而由中央直接下達政策，則這種政策就不能照顧到當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識”，造成一種好的政策意圖變成壞的實施效果的現象。事實上，各級政府對中央政策經過靈活變通后的實施往往能夠使政策意圖部分地變成現實。“文本形態的國家政策在進入基層成為實踐形態的政策之時，會按照某種特定的邏輯開始運轉，最終的政策結果往往并不取決于當初政策制定時的理論預設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這種邏輯在實踐過程中對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實踐本身”。雖然個別地方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效果會與政策意圖相去甚遠，但這些個別現象不能否定全體的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不爭論”，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摸論”，這些貫穿改革過程的指導性原則都是韋伯意義上的“實質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結果進行價值評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則，都是在強調實踐過程中的創造和“冉生產”，卻不強調明晰的準則、合法的程序以及結構的嚴肅性和穩定性。這種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用主義和相對主義的邏輯不能不導致在政策實踐過程中大量上級默許的變通、扭曲和“再結構化”的出現。因此，“變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來并不是違反政策精神的行動，在一定意義上還是應當鼓勵的行為，只要沒有產生不可原諒的極為嚴重的后果”。

但是，當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大眾傳媒的政策報道直接到達農民那里時。國家政策在實踐過程中因地制宜的創造性變通就要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農民通過媒體的政策報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級政府的政策文本，卻無從知曉政策實踐的整個過程，無法知道有多少復雜的因素需要綜合考慮。雖然縣鄉村的基層干部們基于各地的特殊情況對政策文本有著特殊的理解，但是農民大多都不會從這個意義去看待和理解國家政策，他們只會出于自身利益，從字面上進行理解。當他們看到信息源處的上級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圖與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時，媒體宣傳的“好政策”與基層現實的“壞結果”之間的鮮明反差就會使他們對直接導致這一結果的基層干部們非常失望，抵觸情緒不斷累積、加劇。在這種局面下，基層政權如果還要汲取足夠的資金和資源發展地方經濟，同時控制大規模以維持地方穩定，就有可能導致農民采取過激的行動。為了避免在將上級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實的過程中與農民發生矛盾與沖突，為了保證本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基層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風險最小化”的邏輯，也即是“不作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換言之，政策信息的大眾傳播模式對基層政權起到了明顯的束縛作用。在此情況下，基層政權要想做出長期內適合本地發展的決策而又不在各個時段中遭到農民的阻撓，就只能依靠上級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異較大、發展層次不一，要使上級政府制定的統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就顯得不太現實，而如果基層都按照上級政府制定的統一政策來執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損的代價。

三、“典型報道”與“批評報道”對基層權威的削弱效應

傳播學中的“把關人(gatekeeper)”理論指出，大眾傳媒的新聞或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并不具有純粹的“客觀中立性”，而是依據傳媒的一定立場、方釗。和價值標準所進行的一種有目的的取舍選擇和加工活動。在與農民切身利益有關的時政新聞中，農民不僅可以看到上級政府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制定的各項政策，還可以看到某地的“先進典型”如何堅決落實并執行到位，使該地的老百姓得到實惠。這種站在上級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時政新聞在把報道中的個別地方美化的同時，卻使農民惡化了對自身所在地的基層政權的評價。農民大多不會意識到新問報道中的事實是被媒體“把關人”精心裁剪過的選擇性事實。由于我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執行政策的具體條件和相關背景差別很大，而大眾傳媒關于“先進典型”的新聞報道卻會覆蓋全國農村。在此情形下，“正面報道為主”的宣傳模式在強調某些“典型政績”的同時就很容易忽視掉“先進典型”的許多特殊有利條件。因此，它達到的客觀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數基層政府的美譽度的同時，降低了全國更多的基層政權的權威性。

各級媒體涉及“三農”問題的批評性報道，絕大多數都是站在上級政府的立場上對基層政權的作為進行批評和指責，這就使得農民直觀地認為上級組織是和門己站在一起來對付基層的。媒體的報道就代表著上級政府的聲音，媒體的言論就是正義和良知的表達，基層政權所實行的諸多針對農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對立面上的胡作非為。農村之所以出現一系列的問題，都是由于下級沒有執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圖。特別是基層政權所采取的禁止集體越級上訪的規定和行動，則使農民進一步確信基層政權的喪失合法性。一般而論，通過從媒體獲知的信息，農民認為中央是在真心為農民說話辦事，但有不少農民則認為，就是由于基層干部從中作梗才使得農民“有冤無處申”。

面對這一現實，上級政府不可能為基層做任何的解釋和開脫，不能解釋說事實上基層政權是在上級“保持穩定”的強大壓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則上級政府就會違背其“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原則，就會產生損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險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慮，在出現嚴重的時，上級政府通常會與基層政府“劃清界限”，會給與其嚴厲的批評和懲處。通過這種方式和程序，上級政府的聲譽和合法性在媒體關于“深刻批評”和“嚴厲懲處”的宣傳報道中進一步加強，而基層政府的權威與合法性則又一次遭到削弱。更嚴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類事件發生之后，上級會再一次嚴令不得出現類似事件，一定要保證地方上的“安定團結”，這樣，基層政權就要在其權威被極大削弱的情況下，繼續而對那些自認為自己“受到上級支持與保護的”而更加“囂張”的農民。更加“囂張”的農民有可能以集體越級上訪這種最令基層政權害怕的行動來“要挾”其“就范”，而基層政權會將這種行動當作是對自己的又一次挑戰，因為這也是有可能導致再一次被上級指責和懲罰的嚴重事件，因而會下決心采取極端的壓制手段，這又促使農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來保護自己、伸張正義。一個惡性循環就這樣開始了。

四、新聞傳播在鄉村基層治理過程中的離間作用

在純粹的政策報道之外，上級政府的執政理念、政策方針更多的是通過傳媒的新聞節目映射給農民受眾。許多內涵豐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權、法治等通過大眾媒介的廣泛傳播在農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樣，作為現代治理手段嵌入農村社會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過各種新聞節目潛移默化地在農民頭腦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條文時，農民自身卻會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異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釋，特別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大量轉移支付應如何分配的問題時，農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對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戶人選的確定、農機及良種等補貼的下發方式、移民款的發放標準、常規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調配方案等也都是農民與村干部、農民與農民之間產生意見分歧的問題所在。

舉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農民的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于是在筆者所調查的湖北及河南農村，許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規調地時就會搬出這項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繼續保留。而當涉及征地時，他們又要求土地賠償款為村莊的全體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權不變，那就應該是“征了誰家的地誰家得錢”，而不是村民集體分配賠償款。村民們明知道自己在調地時如果不出地，土地調配就無法進行，許多戶口增加的村民就會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飯的糧食都需要去市場購買，但是只要他們可以援引中央政策來反對按照地方規范必須實行的常規調地來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就一定會這樣來做，毫不顧及村莊整體的利益，村干部對此也毫無辦法。在這里，中央政策缺乏針對性是啟動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計和人際關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眾傳媒對于政策精神的廣泛傳播卻起到了關鍵性的促成作用。

農民集體地對大眾傳媒所廣泛傳播的上級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現代法律的“靈活運用”，在客觀上起到了切割村莊共同體固有規范的作用，不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為的難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間合作的難度。農民基于各自的經濟利益對國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釋也使村莊內部的離散性力量越來越大，村莊的社會關聯度不斷降低，而在缺乏社會關聯的村莊，“村民無力應對共同的經濟協作，無力對付地痞騷擾，無力達成相互間的道德和輿論監督，這樣的村莊秩序難以建立，村道破敗，糾紛難調，治安不良，負擔沉重且道德敗壞”。

如上所述，在基層政權不愿作為同時無力作為，而農民自身又無法有效合作的情況下，要解決農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國家對基層事務的直接干預，而這種跨越式的直接干預卻是要付出極高成本的。距離村莊較遠的“國家”很難真正了解各地農民復雜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從而很難富有針對性地為農民提供正確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養于天國，產奶于人間的奶牛”，它的財力畢竟是有限的，國家財政相對有限的財力如何有效解決全國范圍內無法自我組織的農村社區的公共品供給問題，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五、結論

在大眾傳播的模式下，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媒體的政策報道、典型報道、批評報道及常規新聞節目直接向農民傳遞。這種政策信息的“直達”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場、不同處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與基層干部之間、村民與村民之間，由于對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釋，其內部分歧也不斷加大，這一方面削弱了基層權威，增加了基層政權采取作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農村公共品自我供給的困難。農民沒有自我組織與合作的能力，農村的社會治安、環境衛生、土地調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問題就難以解決，國家的轉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況下卻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