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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傳教士；印刷媒體；文字傳教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國近、現代的社會變革、經濟發展、文化活躍，無一不是由于廣泛流傳的新興出版物所引起與促成的。受時局所迫，早期來華傳教士無法直接傳教，他們致力于各項文化活動，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醫學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但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并且在傳播的過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優于中國文明的心態。

一、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對印刷媒體的重視

最先把西方鉛活字印刷術傳到中國的是 19 世紀初期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國傳教的第一人。由于當時我國實行禁教政策，根據清政府“禁止西人傳教，查出論死，入教者發極邊”的命令，因此，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后來，馬禮遜和其助手英國人米憐認識到，僅靠口頭說教并不能對中國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沖擊，而且在各方面都會受到中國官吏的阻撓，因此，他們向倫敦差會提出了一系列傳教方針，其中之一就是出版書籍報刊。在傳教士看來，文字傳教是向中國傳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憐曾說道：“不管以何種洗練的語言來表達，在傳播人或有關神的知識上，印刷媒體顯然要比其他媒體更占優勢。作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書籍之重要性也許要比其他傳播媒體還要大。”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也認為，印刷的書刊比口頭的講道對中國士大夫更合適，借文字來宣傳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較能直接接觸更多的人，也接觸的更快、更有效。為了傳教的需要，馬禮遜派米憐和中國人梁發、蔡高到馬六甲設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髕罰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經》，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鉛印書籍。1843 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了墨海書館，該書館使用以牛為動力的機器印制圖書，這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機構，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鉛印出版機構。另外，該館出版的《六合叢刊》也是我國最早的鉛印雜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士來華之前，中國還沒有一本公開刊行、能供公眾閱讀的中文圣經譯本，這就成為傳教士來華傳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傳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機構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傳教士要與中國的官員接觸，深入民間傳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譯、出版中文圣經和各種宗教讀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詞匯等工具書才能完成。當然，這也同國內禁教政策有關，在歐洲會漢語的人極少，而在中國，教授漢語是一件殺頭的事情，所以，要讓后人到中國傳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語言便利，在華傳教士有責任編撰華英工具書。再次，在近代來華的傳教士中，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一個是傳教，另一個就是宣傳西方的科學技術。早在 18 世紀，法國的傳教士就編纂了大量關于中國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國古代哲學、倫理學以及文化、藝術早期在歐洲的傳播，也為歐美國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隨著傳教士所設立的出版機構出版的大量關于西方學術、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二、來華的傳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長期閉關自守的國家，西方傳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這個國家，只能采用最簡易、最廣泛、最能改變人們靈魂的工具――出版報刊來征服中國人。因為這是“一個更迅速的辦法”，“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中說：“只要控制住在中國出版的主要報刊，我們就控制到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帝國主義者為了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他們在中國建立出版機關。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即由傳教士獨立創辦經營的出版機構，如格致書室；專門出版傳教圖書的出版機構，如美華書館；服務于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出版機構，如廣學會。

傳教的過程可以看成是傳教士―傳教媒介―受傳者這樣一個過程。基督教新教入華以馬禮遜1807年來華為開端。馬禮遜譯《圣經》、編字典、辦報刊、設印刷所，終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馬禮遜的文字傳教策略多為后來的傳教士所效仿。從傳教媒介看，當時的傳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還有通過口頭布道、教育、醫療、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傳教更有其獨特的優勢。第一，漢字的廣泛應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圍內流傳。英國傳教士米憐曾這樣說道：“我發現中國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語音各異，常常無法互相交談，唯一的辦法是可以寫中文字和別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滲透性可以到達傳教士所不能到達的區域。廣泛使用印刷品來傳播知識，會比教師的說教傳播得廣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問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變一個社會。

為了讓中國民眾接受基督教，來華傳教士試圖出版宣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的書刊，從觀念上改變中國人。因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傳教士曾在廣州隱居。他們發現中國官方直至民間有著強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強烈地感受到了中國人看不起外國人的心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傳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發起創辦 “益智會”。顧名思義，目的就是要向中國人傳播“實用”的知識，以幫助中國取得知識進步和社會進步，將西方近代科學文明作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紹給中國人。“益智會”出版了一部分中國書籍，包括郭實獵的《古今萬國綱鑒》、《萬國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廣州方言中文文選》，以及后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等。裨治文編寫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國史著作。裨治文在書中塑造一個可與大清媲美的富強、廣袤、文明的美國形象，為中國人正確認識美國奠定了基礎。裨治文在書中表達了美國作為西方國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遜于中國，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書中表達了“四海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國人的“天下”、“中國”和“四夷”觀念，使中國人拋開大中華文化優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傳教士利用多種方式進行文字傳教，也使中國的文獻形式逐漸多樣化。近代報紙和期刊因其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價格低廉的特點而被傳教士引入到中國。報紙和期刊在中國得到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傳播領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圖書媒介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且報紙、雜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內容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推進了大眾傳媒時代的到來。

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所進行的文字傳教工作，客觀上直接催生了中國新聞出版業，并影響了出版業的方方面面。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統計，時期出版的350部西書中，外國人翻譯的139部，中外學者合作翻譯的123部，中國人翻譯的只有38部。而這些外國人大都是傳教士。隨著西學的傳播，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主動參與引進西學，并逐漸成為主要力量。隨著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20世紀初中國民營出版業紛紛崛起，在文化傳播上逐漸掌握了自，傳教士的作用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　錢存訓　中國出版史　述評

[中圖分類號]G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0)06-0011-05

錢存訓(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蘇省泰州市，1932年畢業于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52年、1957年分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錢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擔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圖書館館長、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北京圖書館南京及上海辦事處主任等職。赴美后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兼圖書館學研究院教授、遠東圖書館館長和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等職，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榮譽教授、東亞圖書館榮譽館長、英國李約瑟科技史研究所榮譽研究員、美國中國出版服務公司董事長等職。

錢存訓先生是海內外聞名的中國出版史研究專家，著有《書于竹帛》《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東西文化交流論叢》《留美雜憶》等著述。錢先生對自己的研究曾有一個總結：“我的研究范圍主要環繞兩大主題：中國圖書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兩者的結合，從高度和比較的觀點出發，所得出的結論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國出版史這一研究領域，錢先生在海外為宣傳和推廣中國文化做出了杰出貢獻。其具體成就表現在下列方面。

1　對紙發明前的中國文字記錄及對中國書籍制度的影響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術發明前，世界各國的文字記錄可謂豐富多彩。中國也是如此。王國維先生《簡牘檢署考》(1912)、羅振玉與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1914)等對簡牘實物與文獻記述進行了研究，但并沒有涉及書籍制度的所有方面。《書于竹帛》的出版，對紙發明前的中國文字記錄做了全面研究，探討了紙前記錄方式對中國書籍制度產生的影響，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

《書于竹帛》的底稿是錢存訓先生1957年提交給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文字記錄和圖書》(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經過修改后以《書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為名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該書共分9章。第一章是《緒論》，對中國古代文字記錄方式進行了總體上的介紹。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紹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質、甲骨文的形勢和契刻、卜辭的內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對金文和陶文的性質、用途、款式等進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辭》，對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辭等進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簡和木牘》，對簡牘的形式、整治、行格和書體、編裝方式等進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書》，對帛書的起源、發現、材料、形式等進行研究。第七章是《紙卷》，對紙的發明與改進、古紙的材料和制作、卷軸制度等進行研究。第八章是《書寫工具》，對毛筆、墨、書刀等工具進行研究。第九章是《結論》，對中國書籍的起源與發展、書寫和復制技術、文字的演化等問題進行研究。該書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學術界的廣泛好評，除不斷重印外，還被譯成中、日、韓等其他文字。2004年，該書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書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稱之為‘書’。書籍的起源，當追溯至竹簡和木牘，編以書繩，聚簡成篇，如同今日的書籍冊頁一般。在紙發明以前，竹、木不僅是最普遍的書寫材料，且在中國歷史上被采用的時間，亦較諸其他材料更為長久，甚至在紙發明以后數百年間，簡牘仍繼續用作書寫。”“竹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簡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順序淵源于此，即使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之后，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的所謂‘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簡牘制度而來。”這一觀點，理清了書籍的源頭，可以避免將早期“書籍”的范圍無限擴大。

目前，《書于竹帛》已有4個不同的中文譯本。1975年，根據周寧森博士譯稿修訂的《中國古代書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鄭如斯教授增補的《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由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出版；1996年，臺灣漢美圖書公司以《書于竹帛》為名，出版了該書的繁體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以《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為題，出版了該書的第四個增訂本。這些不同的譯本，充分顯示了該書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紀文庫”本的《書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實物為主，補充了新發現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戰國及秦漢墓中出土的竹簡、帛書、各類古地圖、敦煌遺書中最早的抄本等內容，更使該書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錄在《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漢代書刀考》，對簡牘時期整治書寫材料和刪改文字的書刀做了全面考證與分析，認為“書刀的功用在刪除寫錯的簡面，以便改正重寫，或者削去舊簡已經書寫的舊面，取得新的簡面，以便再行書寫”，從而糾正了以往文獻中認為書刀或刀削是簡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這一錯誤說法。2對中國紙和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書于竹帛》一書的基礎上，錢先生應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約，為李氏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撰寫《造紙和印刷》分冊，1985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劉祖慰教授的譯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1995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劉拓、汪劉次昕的譯本《造紙和印刷》。2004年，該書由北京大學鄭如斯教授編訂、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以《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為名出版。

《中國紙與印刷文化史》堪稱《書于竹帛》的姊妹篇。該書對印刷術發明后的中國書籍和文字記錄進行研究。全書十章。第一章是《緒論》，從宏觀上對造紙術和印刷術的起源和發展、中國發明造紙和印刷術的

原因等進行介紹。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關紙的研究。第二章是《紙的性質和演變》，對紙的定義、造紙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進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紙的技術與方法》，對造紙的原料、工序等進行介紹。第四章是《紙的用途和紙制品》，對各種紙的用途進行介紹。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對印刷術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國印刷的起源與發展》，對印刷術的發明及歷展進行宏觀介紹。第六章是《中國印刷的技術和程序》，對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藝、活字版的種類和方法、中國書的版式和裝訂等進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國印刷的藝術和圖繪》，對木刻版畫、年畫、套色復印技術等進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關紙與印刷的傳播史。第八章是《紙與印刷術的西傳》，談論紙與印刷術傳向西方的過程，以及西方現代印刷術起源的中國背景。第九章是《紙與印刷術的東漸和南傳》，談論紙與印刷術傳向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過程。第十章是《紙與印刷術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探討紙與印刷術對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國紙與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圍內第一部全面探討紙和印刷術的專門著作。雖然此前已有孫毓修的《中國雕板源流考》(1908)、賀圣鼐的《近現代印刷術》(1933)、美國卡特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書問世，但錢先生的這一著作，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收錄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書籍中展開論述的文章。如《紙的起源新證》，對1975―1976年間湖北云夢縣睡虎地戰國秦墓出土竹簡中所見的“紙”字做了考證，認為它同1935年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漆馬內的紙胎，可以作為戰國時代有紙的證據。而《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實物》，對1966年韓國慶州出土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為該印本“為唐代中國所印制”。錢先生對此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有力地駁斥了韓國有人認為印刷術是韓國發明的論調，維護了中國是印刷術發明國的國際地位。由于韓國慶州出土該經時，中國國內正開始“”，對韓國的這一發現一無所知。1979年，錢先生回國訪問時，特意將他自己收集的該經的復印本全份和有關報道、研究資料等贈送給上海圖書館保存，以供國內專家研究，更體現了錢先生博大的胸懷。

3　從世界文明比較的高度，闡述了中國出版與中華文明的關系

錢先生國學修養深厚，又受過嚴格的西學訓練，因此，善于將中國出版史放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中進行探討，通過國際比較，揭示文字記錄與中西文明之間的關聯。這種比較方法，大大拓寬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徑。

在《書于竹帛》一書中，錢先生特別提到中國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國文字的豎排、自右及左與西方文字的橫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錢先生在《書于竹帛》一書中認為：“這種直行書寫的原因雖不可確考，但可推測這一特點應和中國文字的構造、書寫材料、應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關。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體、動物、器皿，大多縱向直立而非橫臥；毛筆書寫的筆順，大多是從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策，只能容單行書寫等等，都是促成這種書寫順序的主因。至于從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為用左手執簡、右手書寫的習慣，便于將寫好的簡策順序置于右側，由遠而近，因此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這一解釋，合乎情理，已被學術界廣泛接受。錢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別指出：“中國古代的書籍和文字記錄的多姿多彩、源遠流長，是中國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跡。可是由于近代中國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國人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喪失自信而盲目自貶，甚至現在還有人認為廢除漢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進的規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卻沒有深思漢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沒有漢字形體所獨具的延續性和凝固性相維護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國早已成為許多以方言立國而分崩離析的國家了。近代歐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國，足資證明。”錢先生的告誡，對保存中國傳統出版文化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很早就出現了印章，但為什么沒有發明印刷術?錢先生同樣從比較的高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中國很早就應用印刷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發明了紙，對印章和墨拓的運用奠定了印刷技術上的基礎。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書寫復雜性造成對機械復制的需求，由于科舉而需要標準的儒家經典，以及手工抄寫無法滿足社會對大量佛經復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紙到了很晚的時候才傳入，印章沒有移用作復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紀才傳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會所束縛，字母拼寫文字的相對簡易性減輕了對機械復印的需求。……在歐洲不存在諸如和佛教有關的那種對大量復印品的需要作為動因；西方對書籍的需要手工抄寫就能滿足。直至15世紀中葉所有因素才有所改變”。中國的印刷術和西方印刷術在社會發展中產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錢先生認為：“在西方，印刷術同時激發理智思潮，促進民族語言和文字的發展以及在文學上的應用，并鼓勵了民族主義和建立新興民族國家的行動。相反，在中國，印刷術幫助書寫文字的連續性和普遍性，成為保持文化傳統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國的印刷事業一般由政府機構或私人主持，重在‘傳先哲精蘊，啟后學困蒙’，并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歐洲的印刷業則多為謀利經營，因此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出版工業。這些不同的動機，使得印刷術的發展與應用對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錢先生的這些論述，為更好地理解中國印刷術對社會的作用，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在《近代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中，錢先生采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16世紀末開始的西書中譯活動進行研究，分析了“譯書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反映出來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化產生的影響”。通過分析，發現“人文和社會科學在過去的譯品中占主要地位，其總數達70％，而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僅占27％。……翻譯的素材代表25個國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為最多，其中有些是轉譯而非譯自原文……。這一結論，也有助于了解中國近代文化的形成過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的作用。

4　指導了一批從事中國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碩士論文，豐富了中國出版史的研究

錢先生在身體力行從事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同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指導了一批博碩士生從事中國出版史研究，寫成了多篇研究中國出版史的博碩士學位論文。這些論文，涉及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多個層面，豐富了海外的中國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論文方面，潘銘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圖書印刷史》)，對宋代圖書印刷史進行了研究。許麗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現代中國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國政府對新聞出版業的管理進行了專門研究。該文1974年由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國政府公報研究，1912-1949》)，對民國政府出版的政府公報進行了研究。何凱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對1912-1949年間在華傳教士的角色和活動、傳教士創辦的出版機構歷史及其組織、出版物的內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討。該論文1988年由香港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陳建明、王再興翻譯為《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

第3篇

【關鍵詞】 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包裝工程學院;中德雙學歷;學位授予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學對于知識的發現、研究、傳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大學的發展推動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市場發育和社會需要也對大學的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高等學校的國際化特征是他從中世紀創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人才資金的國際流動，表現出新的形式，具有嶄新的內容。這種高校國際化的發展有利于發展高等教育的社會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體制的變革和思想觀念的變更。通過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能起到不斷優化教育資源和教育條件的作用。隨著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留學生教育事業開始快速發展積極踐行擴大規模、優化結構 、規范管理、保證質量的發展方針，加強對國際交流學生的研究意義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學與德國斯圖加特媒介大學友好合作歷史開始于1985年，1999年簽署了共同培養中德留學生計劃的協議。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工程專業創建于1974年，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專業，1993年取得國內首家印刷工程碩士學位授予權。德國斯圖加特媒介大學（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體領域高校，其與印刷相關的歷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包裝工程學院在順應時展需要的情況下，開始了中德兩國雙學歷學生培養工作的探索。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已經從普通本科生的培養慢慢過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養。

研究生教育是現行教育培養機制中的最高環節，它重點在于培養人才的科學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由于研究生具有培養周期時間短，與國民經濟發展結合容易，匹配性強的特點，成為發展教育結構調整的重點。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研究生的數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隨著這種補償性數量的增加凸顯出教育質量的問題，研究生教育的規模已經不是發展的重點，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已經成為提升我國研究生教育系統質量刻不容緩的問題。

中德雙學歷碩士培養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它的培養質量先天存在一些問題：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學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教育，不管是老師與老師、學生與學生還是老師與學生之間，必然存在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各種差異。②授課教師很多是使用母語進行講授專業知識，課程對學生入學時的外語能力有較高要求。③留學生在學習上和管理上都處于邊緣化狀態，很難進入學校主流學習狀態中。[2]目前國內許多高校對留學生的學習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對集中，集中學習、就餐、休閑，與中國師生的交流接觸只在上課時有短時間接觸，更多數時間都封閉在個人或同國籍學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模式和教學內容差異比較大。

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包裝工程學院和德國斯圖加特媒介大學經過多年的合作總結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選拔制度。通過層層篩選選擇出外語水平比較高，并且專業課學習比較好的學生相互選派，并且在出國留學前由具有留學經驗的老師專門進行輔導，有助于解決語言問題。同時兩校學生的交流不僅僅局限于課堂上的課程學習，均會安排社會、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漢語和專業漢語的課堂內容講解，同時有全國印刷會議的參加等活動，從而整體提高留學生的學業、學識、知識、能力以及綜合素質。西安理工大學一直進行的彈性學分制，學生可以自行選擇課程和所修的學分，這樣也有利于減少中外教育上的差異，也有利于兩校互派學生的課程學習中學分的認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關鍵的體現在于學位論文，碩士研究生的課程學習時間只占整個學習時間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對獨立完成科研項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學位論文的撰寫正是這一能力的體現。目前中德雙學歷教育中的學位論文的評定采取在本國取得學士學位后可以在對方國家申請第二學歷的學士學位。

目前在國內學位論文評定中主要針對論文中的理論應用價值、論文的創新性、科學態度與寫作水平以及社會應用價值方面進行考察從而綜合評分。[3]針對于目前的評價體系進一步完善申請中德雙學歷論文的評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過廣泛和導師座談，通過對全院導師調研，了解導師認為雙學歷學生目前學位論文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的問題，我們分析處理，提出一個監控評價論文質量體系的方法。其次，重點和雙學歷學生的導師進行溝通，了解他們對培養這些學生存在的問題，和對這些學生的期望，通過在初步建立的監控評價論文質量體系的方法上進一步修訂，做出專門針對雙學歷學生的論文評價指標。同時要專門跟參加雙學歷教育的中方學生和德方學生進行座談，了解學生在培養中存在的問題和論文撰寫中存在的問題，討論解決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完善評價論文質量體系的方法。最終通過請一些專家評審雙學歷學生論文，檢驗建立的雙學歷學生學位論文評價體系是否合適。

通過這樣的方法確定的論文評價體系比較適應兩校目前的培養現狀。但是雙學歷教育的發展是個需要不斷探索的過程。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包裝工程學院還在不斷開拓更深層次的國際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時期發展出一條具有特色的雙學歷教育之路。

【參考文獻】

[1] 戴寶印，查芳靈.芻議美國海外學歷留學生對我國發展學歷留學生的啟示[J].學術論壇，2014.10.

[2] 殷君.外國留學生學歷教育過程中的若干問題與對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亞敏.碩士學位論文全過程質量管理與評價方法[J].大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