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歷史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民族歷史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文化意識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長河中積淀的精神底蘊以及由這種精神帶來的促進民族進步的創(chuàng)新意識。我們之所以將文化意識放在重要位置，是因為它確實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識，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價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識盡管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顯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先進民族文化意識的沖擊。對于一個開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識不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個世界的精神財富。因此，我們正確地理解“語文”的內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將民族文化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進行思考。

一個民族的文化意識進步與否其實有它的顯著標志，標志是什么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沒有創(chuàng)造力。如果我們承認漢民族在經(jīng)歷了古代燦爛的文明之后，現(xiàn)在離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進行列還有一定距離，那么我們就應該有勇氣面對先進民族，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學是從模仿開始，但是我們又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上，因為模仿容易陷入對“他創(chuàng)力”的崇拜。從模仿開始，我們需要走向對“自創(chuàng)力”的培養(yǎng)。我們之所以稱贊趙武靈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為他能夠勇敢地頒布“胡服騎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學習。但是我覺得趙武靈王要學的不僅是“胡服騎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識的決心。因此他對匈奴民族的學習不僅僅是體現(xiàn)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在他的民族進取精神上。現(xiàn)在我們的文化考察團經(jīng)常到歐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們不能只是去看他們的繁華的建筑，先進的科技，回來后便學著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頭喪氣地指責我們這個民族的落后，嘆息無法“師夷之長”。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造精神；就像讀一部書，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讀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領悟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結晶，我們才算真正地將先進民族的文化精華學到了手。

我們的文化有著燦爛的歷史，我們需要繼承歷史，但是，承襲不能代替創(chuàng)造，只有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創(chuàng)新，我們才能不斷地進步。然而，打破傳統(tǒng)常常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眼淚，許多辛酸，許多依依不舍。這里我們可以從漢語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個歷史回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創(chuàng)造性文化意識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表現(xiàn)出的沉重。

有著數(shù)千年歷史的古代漢語在本世紀初停止了它的繁衍，從它的母體內裂變出的現(xiàn)代漢語開始蓬勃地生長。縱觀漢文明歷史長河，漢語言一直處于一種流動、變化的狀態(tài)之中，但是現(xiàn)在我們可以說古代漢語已經(jīng)靜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之間形成的語言斷層。對于已經(jīng)失去的東西我們所能做的便是頻頻回顧，因懷念而生發(fā)眷念，因眷念而生發(fā)熱愛。如今我們凝視著漢文化的蹤跡，讀著漢民族幾千年的滄桑，我們似乎頓生漢文化依舊生機勃勃的意識。但是我們其實是站在斷層這邊遙望已逝的美好，不斷地回顧給我們帶來的是歷史文化的厚重感。我們沒有理由拋棄數(shù)千年的文化積淀，但是，我們又明顯地感覺到古文化與今文化的隔膜。這種矛盾的文化心理導致我們在民族文化傳統(tǒng)面前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我們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確實存在著不利于現(xiàn)代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拋棄舊有的語言形式，那是為了用新的語言形式去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去適應與各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需要，這無疑是民族文化的進步。葉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中有兩個重要觀點：其一，語文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yǎng)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假如語文的功用確實以這兩點最為重要，那么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工具，我們當以其實際應用價值為追求目標。既然古代漢語已經(jīng)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掌握古代漢語知識也不是為了幫助學生養(yǎng)成使用古漢語的良好習慣，那么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教學文言文呢？

但是，舊有的語言形式里面蘊涵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艱辛才得以形成的歷史積淀，它閃爍著一個文明古國的光輝和智慧。我們擔心一旦拋棄了文言文教學，我們不僅會失去舊有的語言形式，我們還會失去比這更為重要的可貴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們采用了現(xiàn)代文教學與文言文教學共同發(fā)展的策略。現(xiàn)代文教學如葉圣陶先生所說的培養(yǎng)學生的語文使用的良好習慣，讓語文成為學生認識生活，改造社會的基礎工具；而文言文教學則幫助學生了解漢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養(yǎng)，陶冶思想情操，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做其實用價值在于：其一，利用語文的工具性，認識社會，推動民族的進步，關鍵是重視創(chuàng)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強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力，關鍵是重視民族精神蘊藉。

有了這種明確的意識，我們就應當將語文這種工具轉化為激發(fā)學生創(chuàng)造的能力。也許我們可以把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文化逆轉意識，它是為了將幾千年的封建意識進行一次徹底的洗滌，以換取民族文化意識的覺悟。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語言的形式更新只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變化而已，要徹底地改變一個民族的落后意識，并非僅僅能依靠這種方法去實現(xiàn)。更新語言的舊有形式最多不過表明了文化主將們對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決心，而至關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改變我們這個民族滯后的思維意識。可惜的是我們看到的現(xiàn)代語文仍然以承襲型思維為主體向前緩慢推進，新意識、新思想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顯得步履維艱。已經(jīng)意識到應當擁有的東西卻無法擁有，已經(jīng)意識到應當拋棄的東西卻無法拋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的悲哀。

語文教學改革至今，許多有識之士都將培養(yǎng)學生的主體意識和創(chuàng)造意識作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很多語文教師的意識仍然處在一種非自覺的狀態(tài)，固有的傳統(tǒng)教學思想以一定的歷史磁性對他們形成巨大的引力。他們除了偶爾抬頭對新思想表示一點羨慕或幾份唾棄而外，便只顧低頭拉車，他們對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經(jīng)習以為常。這種思維意識的代代承襲，必然的結果是帶給我們這個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巨大歷史負擔。

談到這里，我想從文化意識的角度對語文高考說兩句。可以這么說，語文高考試卷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向世人展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意識趨向。

改革開放以來，語文高考盡管在艱難的道路上摸索著前進，但是向各民族先進的文化意識學習的決心已經(jīng)一次次顯露在我們面前。閱讀和寫作可以說是語文高考的主體。如果我們撇開試卷的命題形式從內容上來窺視漢文化意識的趨向，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語文高考命題顯示的文化意識是進步的。

從近年來的試卷分析，閱讀基本已經(jīng)定格為三種形態(tài)，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說明文以及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從文言文到現(xiàn)代文閱讀，我們盡管感覺到漢文化的語言斷層，但是我們欣喜地發(fā)現(xiàn)，對文言文閱讀的考查，正說明了我們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識在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從現(xiàn)代文閱讀的兩個部分——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和科技說明文那里，我們又可以感受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創(chuàng)造的精神，以及“師夷之長，補己之短”的決心。在這里文化意識的趨內和趨外，繼承和創(chuàng)新得到了有機的統(tǒng)一。

寫作命題更顯示了一個進步民族所應具備的文化意識特征，那就是主體的精神意識和創(chuàng)造意識。從《嘗試》到《戰(zhàn)勝脆弱》，從《近墨者未必黑》到《鳥的評說》，從兩幅漫畫的比較評判，到三則材料的綜合提煉，無不滲透著命題者對考生主體精神和創(chuàng)造意識的挖掘。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語文高考在追求創(chuàng)造的主體文化意識背后，似乎還隱藏著許多非創(chuàng)造性的模仿，這種模仿會使我們對各民族文化意識的學習步入形式主義的泥潭，而阻礙民族文化意識中主體精神和創(chuàng)造意識的發(fā)揮。也許作為一種學習，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們不能一味地批評，但是從今后語文高考發(fā)展的方向考慮，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問題提出來思考、探討，這有利于我們對創(chuàng)造性民族文化意識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給中科院《迎接知識經(jīng)濟時代，建設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研究報告批示時指出：“知識經(jīng)濟、創(chuàng)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新的意識已經(jīng)在21世紀到來之時萌芽，我們如何將先進的民族文化意識轉化為推動民族進步的動力，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在新世紀到來之時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應。在強有力的改革大潮沖擊之下，我們的民族文化意識已由承襲轉向創(chuàng)造。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電腦網(wǎng)絡的擴大，知識經(jīng)濟時代悄然到來。當我們的目光接觸到歐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識時，我們開始表現(xiàn)出我們應有的謙虛，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給我們敲響了謹防西方文化霸權的警鐘。警鐘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時，但是千萬不能敲掉我們這個民族要求進步的訣心，不能敲掉中學語文教學對創(chuàng)造性民族文化意識的追求。

第2篇

(一)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

這個概念本身蘊含的問題和爭議使得它難以滿足科學實驗研究的要求關于“民族心理”的定義方式存在多種可能性。其中一種定義是以整個民族群落為主體，這個主體在社會環(huán)境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整體性的心理和行為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這種定義方式強調民族的整體性和集群性，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定義策略。比如，馮特以黑格爾的“時代精神”概念為基礎，將民族心理定義為民族整體的精神活動特征;另一種定義方式則是通過尋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數(shù)個體在類似社會環(huán)境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共同的心理和行為特征來界定民族心理。這種定義則強調個體是構成民族的基本單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義策略。近年來，有研究者試圖通過對隸屬于不同民族的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特征進行實驗研究或量化測評，從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體性心理特征。他們所依據(jù)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種定義方式。持前一種觀點的研究者對后者的研究結論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個體的簡單疊加不能形成群體，對個體的實驗研究或測評結果不能用來描述民族整體。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個體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體心理。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須要采取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的宏觀的、整體的視角。也就是說，民族心理學研究只能發(fā)端于關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種定義方式。而在這種定義下，民族心理作為研究對象缺少了進入實驗研究的必要限定條件與確定性，因為實驗研究者只能對具體的個體進行精確測評，卻不能對民族整體進行測評。辯解:除了民族心理學之外，還有很多學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導致研究策略與研究方法的差異。這種現(xiàn)象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也不少見，比如牛頓經(jīng)典力學與量子力學之間的區(qū)別。因此，核心概念定義方式的多樣性本身并不構成實驗研究的障礙。質疑意見的中心議題是，民族心理學的兩種主要概念定義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體性的策略才能夠真正言說民族心理的課題。那么，這種理論建構策略是否與實驗研究不相容呢?固然，實驗研究的實施過程只可能針對個體而進行，實驗研究遵循的是從個體到整體的歸納方法。那么歸納的方法是否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障礙呢?不可否認，人類全部知識的基礎正是歸納的方法。人的認識過程正是通過對個別對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結論。與自上而下的演繹法相比，歸納法不能保證結論的確定性，但是歸納法是為演繹法提供前提的認識方法。民族心理學是我們認識民族群體共同心理和行為特征的研究，同樣需要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識。因此，斷言民族心理學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繹法，并不符合人類的認識規(guī)律。再者，是否存在這樣的分別，歸納法是屬于自然科學的而演繹法是屬于社會科學的?經(jīng)典的自然科學實驗通過在實驗條件下觀察事物的變化而形成結論，研究者應該保持中立，客觀地描述觀察到的現(xiàn)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種理論或假設，這就是傳統(tǒng)實驗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釋的法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往往是帶著某種預設介入研究主題，他們會用自己的預設或理論對觀察到的現(xiàn)象做出解釋。社會現(xiàn)象紛紜復雜，也需要研究者對其做出解釋。于是，在傳統(tǒng)的學科分類標準中，描述與解釋是兩個不相容的思維體系，只能分別適用于不同的研究領域。20世紀后半期以來，在現(xiàn)代科學體系中的解釋與描述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一方面，社會科學理論，包括哲學也在尋求通過觀察與描述的實驗來驗證其命題;另一方面，自然學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賴演繹法，用理論去做解釋和預測。比如當代進化心理學的理論建構就是從自然選擇理論出發(fā)，通過演繹法推導出操作性假設，再運用這些操作性假設去預測社會現(xiàn)象，最后通過觀察、實驗等方法去檢驗操作性假設的預測。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學科屬性與核心概念的定義策略并不構成民族心理學使用實驗研究方法的障礙。

(二)民族心理是一個高度生態(tài)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數(shù)內容只能在真實的社會條件下才會展示出來

在實驗室的控制條件下所觀察到的被試的表現(xiàn)不能準確地再現(xiàn)其民族心理特征辯解:對實驗研究的生態(tài)效度的質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領域。在所有的實驗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慮實驗條件下得到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經(jīng)典力學的實驗，研究者在實驗室中營造了一個理想的環(huán)境，在其中物體不受力時可以保持勻速直線運動狀態(tài)。但是在現(xiàn)實條件下我們不可能觀察到始終保持勻速直線運動的物體，摩擦力很快會使得運動的物體停下來。那么這是不是物理學的實驗缺乏生態(tài)效度呢?任何實驗都建立在一個理想態(tài)模型的基礎之上。這個理想態(tài)模型的建構則有賴于對現(xiàn)實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說，當我們難以言說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時，需要將其中無關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們認為對我們了解現(xiàn)實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對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關系進行分析并提出一個因果關系的假設，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實驗的目的就是檢驗這個因果模型假設是否成立。因為假設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無關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來的，所以對它的檢驗也只能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那么，在理想條件下獲得的實驗結果如何返回現(xiàn)實環(huán)境呢?讓我們再以經(jīng)典的物理學實驗為例。在實驗室的理想條件下，實驗結果顯示物體不受力時可能做勻速直線運動，我們把這個模型稱為模型一。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中存在摩擦力影響物體的運動，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構一個關于摩擦力與物體運動的假設模型，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結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條件下物體的運動特征。現(xiàn)實中物體的運動軌跡往往不在一個平面上，于是物理學家還需要建構一個斜面與運動關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結合就可以言說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體的運動特征。隨著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實驗描述的對象越來越接近現(xiàn)實。面對民族心理的研究課題，實驗的生態(tài)效度自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但是生態(tài)效度也不應該成為民族心理引入實驗研究方法的障礙。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實驗研究需要從現(xiàn)實中抽離出來，同時，實驗結果也能夠返回現(xiàn)實。民族心理實驗研究的生態(tài)效度可以通過，最終也必須通過實驗設計的改進，多組實驗的相互配合、印證等方式來得到提升。

(三)在面對文化影響的問題上，民族心理學的和實驗心理學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滲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場合民族心理與文化心理這兩個名詞具有幾乎同樣的涵義。因為文化是“民族”構成的最重要條件，所以民族作為主體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理特征不可能離開文化而抽象成為某種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實驗心理學的基礎性研究中，文化滲透卻是需要被仔細地排除的干擾因素。也就是說，在研究目標上，民族心理學與實驗心理學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學需要考察文化對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而實驗心理學卻要盡量避免文化因素對研究結果的滲透。辯解:將實驗研究與文化因素的影響對立起來其實是一種誤解。事實上，文化對個體或群體心理的影響也是可以通過實驗方法來研究的。在一些基礎性研究中，比如有關痛覺的研究，研究中需要盡量避免文化因素對被試痛覺體驗的影響，從而精確界定人的痛覺閾限。之類研究是對人的最一般意義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滲透是必要的。比如，被試的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yè)，以及被試對實驗目的的認識，被試與主試之間的關系等因素都會影響到被試的痛覺體驗。為了獲得精確的結果，研究者需要精確地控制每一個因素。同時也有研究者專門考察某一類文化因素對痛覺閾限變化的影響，比如在測試前讓被試聽不同風格的音樂，結果發(fā)現(xiàn)音樂影響了人的痛覺閾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實驗中的滲透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實驗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響是依據(jù)研究的目的來確定的。今天的心理學研究者越來越重視基礎性實驗研究的跨文化比較。這樣的跨文化比較可以幫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實驗心理學的研究中既可以作為一個自變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擾變量，也可能出現(xiàn)在因變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學開展實驗研究的障礙，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實驗研究的目標。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無論是實驗還是量表，在一種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種文化中未必適用，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問題。這個問題提醒著研究者，即使已經(jīng)在一種文化中獲得了有效的結果，也不能對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簡單的語言翻譯就投放到另一種文化中施測，并且還把這兩個結果直接進行比較。當然，跨文化研究效度問題不僅僅出現(xiàn)在實驗、測量等量化研究中，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質性研究同樣也會遭遇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態(tài)效度問題一樣，即，通過改進實驗設計、重復檢驗、多組研究相互印證等手段來提升研究的效度。總體上，對民族心理實驗研究的質疑意見涉及到了這個領域的主要困難，但這些困難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們只不過在提醒著從事這類工作的研究者應該時刻警惕，不要犯技術上的錯誤。回顧心理學實驗研究的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規(guī)律:很多過去認為不能通過實驗來研究的議題后來都被列入實驗研究的名單內。馮特最初斷言記憶不能通過實驗來研究，但是在艾賓浩斯以后，關于記憶的實驗就不再新奇了;弗洛伊德理論以潛意識概念作為基礎，直到20世紀50－60年代，心理學家都認為潛意識是不能用科學的方式來認識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論缺少必要的科學性，但是當內隱研究技術被發(fā)明以后，對潛意識的實驗研究也不遙遠了。類似的課題還有自我、思維、決策、推理、社會認知等［14］。在某一階段，實驗研究遭遇到理論與技術的困難，突破這個困難的力量來自對研究課題做出恰當?shù)牟僮餍远x，以及采用合適的技術手段。本文已經(jīng)對民族心理實驗研究的質疑意見做了辯駁，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提出:1．類比實驗研究的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實驗研究盡管在今天正面臨一些困難，這并不意味著用實驗手段研究民族心理問題是不可能的;2．從研究歷史看，研究技術的進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當?shù)牟僮餍远x是心理學實驗研究進步的原動力;3．實驗研究的本質是模型模擬，這個特征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因此，實驗民族心理學與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人文學科的研究之間并沒有矛盾。

二、民族心理學有必要采用實驗研究技術

前文已經(jīng)討論了民族心理學有采用實驗研究的可能;接下來，本文還將論證，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有采用實驗方法的必要性。人類獲取知識的目的一是為了滿足對世界的好奇心，期待獲得關于未知現(xiàn)象的解釋;二是為了滿足對世界的控制欲，通過知識預測世界的變化，進而達到對世界的掌控。每一門學科都承擔了解釋某一個領域內的現(xiàn)象、傳承領域知識的責任，即，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內盡可能地達成人們的愿望。為了實現(xiàn)解釋、控制的目標，人們必須建構一個關于世界的假設模型，通過對模型運行機制的考察來解釋世界的變化，同時，也是通過對模型運行特征的評估從而實現(xiàn)對世界變化的預測和控制。人們建構的模型是對真實世界的模擬，這個模型是否能夠擔當準確描述世界的任務呢?于是，對模型的檢驗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可以將已知的世界變化特殊輸入模型，觀察模型運行結果與世界的現(xiàn)實變化之間是否契合。這是驗證性實驗;如果我們的模型已經(jīng)通過驗證，那么我們可以將當前的現(xiàn)實數(shù)據(jù)輸入模型，通過模型運行結果來預測世界變化的特征，這是預測性實驗或叫住探索性實驗。自然科學是對物理世界做出描述與解釋的知識。在模型建構與檢驗方面，自然科學已經(jīng)積累的豐富的經(jīng)驗，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規(guī)范，這種規(guī)范就是科學范式。按照庫恩的分析，自然科學已經(jīng)進入范式階段，即在某一個歷史時期總有一個具有統(tǒng)治性的世界模型，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信奉一個主流的范式。這時，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用這個范式所規(guī)定的方法去描述和預測世界;關于這個模型或范式本身的質疑和爭議則常常被忽略。目前的心理學處于什么階段呢?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目前的心理學已經(jīng)進入范式階段，也有人提出心理學還處于前范式階段。存在這種爭論暗示了目前心理學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模型，也沒有被大多數(shù)同行所認可的主流范式。與當前處于范式階段的自然科學所不同的是，心理學以人和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目前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范式，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心理學永遠也不可能像今天的物理學、化學那樣成為一門真正的范式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實際上還處于前范式階段，即還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用以描述和預測世界的模型，也沒有形成得到公認的主流研究規(guī)范。在這個時期，各種聲音彼此爭論，相互競爭。因此，常常聽到對某一種研究方法的批評就不奇怪了。要公正地評價某種研究方法在這個學科中的貢獻，我們需要跳出這些爭論本身，在元理論的層面上，從學科的研究目標的角度來評價研究方法的取舍。如前所述，每一個學科知識都是對世界某個領域的描述和預測，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的，學科知識必須要建構理論模型。心理學當然也不例外。同樣，為了檢驗模型的有效性，驗證性實驗是必不可少的;為了將經(jīng)過驗證的模型用于描述與預測未來，探索性實驗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學科建構的元理論水平上，心理學的實驗性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心理學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主流范式，各種實驗規(guī)范之間還存在競爭與爭論。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爭論的焦點在于某種實驗規(guī)范是否可行，而不是實驗本身的元理論價值的評價。民族心理學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的研究應該遵從心理學的學科規(guī)范。如果實驗研究對于心理學來說是必要的，那么對于民族心理學而言同樣是必要的。第一，如果說心理學需要實驗，而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的民族心理學卻不需要實驗，這個判斷在邏輯上和學理上都是不成立的。在邏輯上，如果民族心理學是隸屬于心理學的下位概念，那么心理學的所有屬性都會體現(xiàn)在民族心理學之中。如果實驗研究對心理學而言是必須的，那么對于民族心理學而言也應該是必須的。在學理上，這個判斷意味著將心理學研究分成可以用實驗的和不可以用實驗的兩部分。這個分割表面上看起來沒什么問題，因為通常我們也會將不同的研究課題與適合的研究方法對應起來，比如，一些課題適合采用這種方法而另一些課題則適合采用另一些方法等。但是，當我們討論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的對應關系時，是在操作層面上對研究方法的劃分。即，用什么方法控制變量、用什么技術收集反應數(shù)據(jù)等。所有這些區(qū)別或差異都是在統(tǒng)一的元理論之下衍生出來的變化。如前所述，心理學的元理論模型需要通過實驗來驗證其有效性。于是，在統(tǒng)一的元理論之下，心理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都要遵循實驗研究的基本準則，這就是讓心理學成為科學的那些規(guī)范。如果研究者強調某一個領域可以不受此條件限制，那就意味著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jīng)被劃分到了心理學的領域之外了。正如馮特將民族心理學與他自己創(chuàng)建的實驗心理學分開一樣。在他斷言高級心理活動不適合通過實驗來研究時，實際上是將研究高級心理活動的民族心理學和研究基本心理過程的實驗心理學看作兩個相互獨立的學科。其中實驗心理學屬于科學，而民族心理學則應該屬于人文學科的研究。兩者賴以描述和解釋行為的假設模型是不一樣的。馮特的實驗心理學遵循的是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型，而他的民族心理學則遵循社會學和文化人類的模型。而今天的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構如果不希望脫離科學心理學的主流范式而獨立經(jīng)營，就應該遵循心理學統(tǒng)一的元理論規(guī)范。也就是說，和心理學的其他研究領域一樣，采用科學的研究范式是讓民族心理學成為科學的前提。反對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即使民族心理學遵循心理學統(tǒng)一的元理論規(guī)范，但是在操作層面上，由于民族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可能采用相應的特別的研究技術，比如，觀察法、個案法、質性研究方法等，而實驗法則不是民族心理學的必須技術。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之間并不存在固定的對應關系，雖然某些特殊的研究對象對研究方法會有特別的要求，但是為了獲得精確的認識，研究者往往要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印證。即使是感覺閾限研究這樣的課題，也不是單單采用實驗法就能夠應對的，往往需要觀察法、訪談法等技術的配合才能獲得精確的結果。通常，越復雜的研究對象越是要求多種研究技術的配合。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非常復雜，正因如此才需要多種技術的共同參與，實驗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第二，正如數(shù)學是人類理性思維的通用語言一樣，實驗邏輯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公用語言。民族心理學研究以民族為主體的心理和行為機制，要識別某一民族的特有心理和行為特征，需要將該民族的心理和行為表現(xiàn)與其他民族進行對比。在心理學研究中，在兩個或多個民族之間進行對比時最主要的控制變量是文化因素。因此，民族心理學本質上是研究文化的科學。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者一定持有自己特有文化的在場。于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實際上是用一種文化去描述自己和他者的文化。當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對話時，各自的文化在場可能成為他們之間交流的障礙。比如，關于地域文化的稱謂就體現(xiàn)了這種文化在場的障礙。歐美人習慣將來自歐洲大陸以東的所有文化都稱為“東方文化”，而東亞人則習慣將東亞以西的所有文化都稱為“西方文化”。那么，介于兩個地域之間的西亞和印度文化當屬于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呢?顯然，所謂東西方文化的稱謂在學理上和倫理上都是不嚴謹?shù)摹６J真思考過不同地域文化關系的學者會采用更為客觀、嚴謹?shù)奈幕R別標準，比如車文博先生提出了一個從整體－分析、神性－理性兩個維度來區(qū)分“四方文化”的標準。根據(jù)這兩個維度，文化類型可以被分為四大類別:整體神性、整體理性、分析神性，和分析理性。東亞、西亞、印度和歐美文化依據(jù)各自在兩個維度上的表達而被識別為不同的類型。由于提出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識別標準，各種地域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放在同一個體系中來比較、交流。就像在地圖上標出經(jīng)緯度，地圖上的任意兩個點就可以相互定位了一樣。民族心理研究可能采用多種研究手段，包括各種人文研究的手段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各種研究方法得到的結果要能夠相互交流，需要有一個像地圖上的經(jīng)緯線一樣的坐標體系。這個坐標系統(tǒng)就是研究的元理論范式。前面已經(jīng)論述過，實驗是支持并驗證這個元理論的過程。于是，實驗邏輯就成為了界定文化閱讀有效性的坐標。在統(tǒng)一的實驗邏輯下，民族心理的各類研究才擁有相互比較的可能。

三、為什么需要建構實驗民族心理學

第3篇

（一）古代民族聲樂

秦漢之后，為提高聲樂的藝術美感，“歌”與“舞”的結合，將民族聲樂藝術帶入了全新的發(fā)展環(huán)境，其藝術思想內容也發(fā)生了本質上的轉變，歌頌帝王將相、傳唱愛情、弘揚愛國，大型歌舞依附于多元的藝術思想，成功躋身藝術主流行列。隨后，唐詩宋詞，將戲曲、詩詞曲很好的融入到了聲樂藝術中，這是聲樂藝術最為鼎盛的時期，無論是民歌、說唱，還是歌舞、戲曲，其發(fā)展形態(tài)越來越全面，直至明清階段，民族聲樂在歷史發(fā)展中不斷的擴充、完善。

（二）現(xiàn)代民族聲樂

進入20世紀，西方聲樂開始引入中國，對中國民族聲樂造成了強有力的沖擊，西方藝術文化、思想快速侵入傳統(tǒng)民族聲樂，從演唱方法到發(fā)音技巧，從樂曲創(chuàng)作到表現(xiàn)形式，在現(xiàn)代民族聲樂中，到處皆可見到西洋聲樂的影子。

1.多元化

在網(wǎng)絡信息技術的推動下，聲樂藝術家們接觸到的藝術信息更加多元，他們在創(chuàng)作聲樂作品時，其思維方式和動機都會發(fā)生多元改變，如多民族文化融合、藝術融合、藝術表現(xiàn)形式融合。多元化的藝術信息可以為聲樂藝術家提供源源不斷的先進信息。

2.個性化

發(fā)音技巧、音樂創(chuàng)作內容不同，民族聲樂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則不同，由此可見，每個民族聲樂作品都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它經(jīng)多元素文化填充，便可以形成特殊藝術，綻放個性風采。從藝術欣賞角度，日益挑剔的人們對民族聲樂的欣賞需求越來越高，所以藝術家們紛紛選擇利用聲樂作品的個性化元素，博得眼球，搶占藝術高位。這也可以證明，民族聲樂的個性化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趨勢，也是民族聲樂發(fā)展的一大優(yōu)勢性選擇。

二、民族聲樂在歷史發(fā)展中的審美變遷

（一）“字正腔圓”的突出地位

所謂“字正腔圓”是古代歌唱藝術最基本的表演規(guī)則，“字正”，演唱者每個字的吐字發(fā)音必須清楚、干脆，每個字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不能相互交叉，交互影響。同時，詞語發(fā)聲應具有藝術表現(xiàn)力，其中最為突出的理念便是“收聲歸韻”，要求字頭、字腹和字尾的演唱表現(xiàn)必須連貫；“腔圓”，演唱者必須使用“圓腔”發(fā)聲，字音的律動應當用柔情處理，字與音的相互融合，如同樂曲的脊梁一樣，是支撐情感、藝術文化的基礎框架。因此，“字正”與“腔圓”是民族聲樂的基本審美標準，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

（二）以“情感”為藝術主題

“情感”對審美思想的影響作用是巨大的，占據(jù)核心地位。從思想角度上分析，民族聲樂代表著一個民族的藝術精髓，本民族人將生活感悟、精神文明融入到樂曲中，形成“講述聲音”，利用發(fā)聲、演唱技巧，將樂曲情感表達出來。從技巧角度上分析，情感是沒有技術可言的，歌唱技巧的好與壞，與樂曲情感表達是不存在直接聯(lián)系的，所以傳統(tǒng)意義上的審美標準，“字正腔圓”在情感審美上并不適用。因此，可以將情感看做是樂曲的靈魂，是支撐樂曲的重要生命力。現(xiàn)代藝術社會，人們對民族聲樂情感的表達更為重視，把他當做核心審美標準，與“字正腔圓”一起，形成雙向審美機制。

（三）強調音色的藝術表現(xiàn)力

在聲樂藝術發(fā)展的過程中，聲樂音色的多元變化從未停止，民族聲樂與不同樂器的融合，給聲樂作品在音色創(chuàng)造、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除用樂器修飾音色之外，演唱者利用演唱技巧，也可以使聲樂作品發(fā)揮出難以比擬的情感作用。從審美角度看，音色是審美的基礎，是聲樂作品表達情感的基石，是發(fā)揮聲樂藝術感染力的必然手段，因此，演唱方法、嗓音狀態(tài)、音色處理等聲樂元素，對增強聲樂音色的獨特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