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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行為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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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行為研究論文

    第1篇

    自凱恩斯1936年首先提出消費函數概念之后,西方經濟學者對于收入決定消費這一基礎命題的研究不斷深化,提出了許多新的消費函數假說和理論,消費函數理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

    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其主要理論觀點是認為,人們的消費支出是由其當期的可支配收入決定的。當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時,其中用于消費的數額也會增加,但是消費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隨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儲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則是上升的。

    2.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

    1949年,美國經濟學家杜森貝里(J.S.Duesenberry)從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和假定入手,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該假說的核心內容是論證并揭示了了消費所存在的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的規律。杜森貝里認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響,還要受到他人的消費行為的影響,消費是有“示范效應”(DemonstraionEffect)的。基于這樣的假定:與絕對消費水平相比,人們更關心自己與他人相比的相對消費水平。同時,杜森貝利把消費行為的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結合起來,認為消費支出不僅受本人目前收入的影響,而且受過去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影響,特別受過去“高峰”時期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消費支出的變化往往落后于收入的變化。這種由于消費習慣的慣性所導致的現象被稱為消費的“棘輪效應”(RatchetEffect)。

    3.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說

    莫迪利阿尼(F.Modigliani)是生命周期假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人類行為的經驗表明,個人消費或儲蓄行為并不僅與現期收入有關。人們總是試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投資之間做最佳分配,從而獲得最大效用。一般而言,一個人在年輕時和年老時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而在中年時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為實現一生消費的效用最大化,一個人在其一生消費的現值不超過他一生收入的現值的條件下,會盡可能使他在一生中的消費保持恒定。這樣,一個人在生命的早期或晚期會是一個借款者或稱負儲蓄者,而在中年時則是一個正儲蓄者。因此,從總體上說,在一生中,雖然收入是不穩定的,但消費卻相對穩定。

    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是持久收入假說的提出者。他在1957年出版的《消費函數理論》一書是持久收入假說的代表作。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說的基本出發點與莫迪利阿尼是相同的,即認為盡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穩定的,但消費卻是穩定的。假定消費者行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在弗氏持久收入理論中,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是兩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持久收入的概念包含有預期的收入,因此沒有任何直接的方式來估算它。持久收入假定認為,消費者是從其可以支配和預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來安排現期消費的。一般而言,持久收入會提高消費支出水平。從理論上講,就是當前收入的邊際消費值低于長期平均消費值。基于該假說的實證研究發現,收入變動大的人對長期收入估計偏低,收入穩定的人對長期收入預期看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是在假定消費者完全理性的前提下來分析這一問題的。

    生命周期假說與持久收入假說本質上是相同的,兩者都是以消費者根據長期收入進行消費和儲蓄行為為基礎的,它們被合稱為前瞻的消費理論。后來,經濟學家把這兩個理論合起來稱之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簡稱為LC-PIH。

    與凱恩斯和杜森貝利的收入假說模型中的消費者不同,前瞻的消費理論中的消費者被假定為理性“前瞻”的主體,追求消費在不受當期收入預算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5.消費函數理論的發展前沿

    把“不確定性”引入消費函數是霍爾(hall,robert)。1978年霍爾把理性預期的方法應用到消費者行為理論,融合持久收入假說、生命周期假說和理性預期,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論創新意義的理性預期生命周期模型,即隨機游走假說(RandomWalkingHypothesis)。此后經濟學家們在對隨機游走假說進行實證檢驗的研究中卻發現,消費與勞動收入的變化呈顯著的正相關性,進而提出了有關消費對勞動收入具有“過度敏感性”以及實際消費變化小于理論估計值(基于消費與勞動收入變化正相關性模型計算的估計值)即所謂的消費“過度平滑性”。上述兩個實證檢驗結果對隨機游走假說提出挑戰,說明了該假說與實證研究結果之間的矛盾。

    由于隨機游走假說不能完全解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為了彌補消費理論的缺陷,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許多假說,其中最著名的是流動性約束假說(LiquidityConstraints,LC)、預防性儲蓄假說(PrecautionarySavings,PS)和λ假說。

    預防性儲蓄假說和流動性約束假說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說和持久收入假說基礎上,對隨機游走假說進行的修正。與這兩種假說不同,坎貝爾(Campbell,john·y)和曼丘(Mankiw,n?gregory)從總和消費入手,建立了一個所謂的“λ模型”,被稱之為“λ假說”。λ假說也可以對消費的“過度敏感性”和“過度平滑性”作出解釋。

    二、詹姆斯·摩爾根的“消費決策影響收入假定論”

    詹姆斯·摩爾根(James·N·Morgan)是美國最著名的消費經濟學家之一,他通過對美國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后,提出了“消費決策影響收入假定”。根據這一假定,他認為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收入(包括現期收入和未來收入)包含有不確定的成分,消費者在作出消費決策后,通過一定的努力可以使收入中的不確定的部分變為確定的部分,從而使收入增加,亦即消費決策影響收入。

    詹姆斯.摩根認為,現代消費者之所以能夠以消費決策來影響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因為只有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才會給人們提供較多的賺取收入的機會。此外,消費信貸的大力發展也為收入中的不確定部分轉化為確定部分提供了必要條件。在這樣的前提下,消費者完全可以根據消費支出的需要去尋求收入的增加,使之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家庭的消費支出超過已有的現期收入。

    因此,消費決策影響收入假定被現代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有關收入和消費關系理論的又一個新發展。

    三、賀塔克和泰勒的“非流動資產假定”

    英國經濟學家霍塔克(H·S·Houthakker)和泰勒(L·D·tayloy)提出了非流動資產假定,即消費品存量調整假定。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現期消費依存于現期收入、消費品價格和已有的消費品存量,其理論的要義是非耐用消費品購買對收入變動的依賴程度小于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對收入變動的依賴程度。根據這一假定,霍塔克和泰勒還將消費者過去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所留下的已經貶值(折舊)的余量或存量假定為“情況變量”,從而將消費品存量調整的假定提升至動態的高度,把生產領域內的固定資本折舊和更新的概念引入了消費領域,并將消費習慣對消費者非耐用消費品支出的影響與消費品存量調整對耐用消費品支出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消費者行為的一整套學說。

    這一研究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霍塔克和泰勒在消費行為理論方面的突出貢獻。消費品存量調整假定對“絕對收入假定”是具有一定的補充與修正作用。

    四、萊賓斯坦的外部消費效應問題的研究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哈維?萊賓斯坦(Harvey·Leibenstein)全面分析了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的外部效應問題,從而,在許多方面發展了消費行為理論,他的研究成果構成了后來炫耀性消費理論的基礎。

    在《消費需求理論中的跟潮效應、逆潮效應和凡勃倫效應》(1950年)中,哈維·萊賓斯坦教授根據消費需求動機的不同,將消費需求分為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demand)和非功能性需求(nonfunctionaldemand)兩大類。功能性需求是消費者對商品的內在品質需求,非功能性需求是由商品的內在品質以外的因素所產生的那部分商品需求,包括外部消費行為所引起的需求、預期的需求和非理性的需求等。外部消費行為引起外部消費效應即跟潮效應(bandwagoneffect)、逆潮效應(snobeffect)和凡勃倫效應(vebloneffect)。

    綜上所述,西方經濟學有關消費理論的研究從單因素到多因素、從靜態到動態不斷深入和完善。在理論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出的眾多研究成果和不斷發展、豐富的研究方法論,是現代消費經濟問題分析的重要基礎,對解決現代社會經濟中的消費問題有許多有益的啟迪。

    參考文獻:

    [1]凱恩斯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許進杰:現代西方消費理論研究述評.玉林師范學院學報,2007(2)

    [3]朱國林:消費理論最新發展動態.經濟學動態,2002(4)

    第2篇

    [關鍵詞]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行為

    在體育市場中,消費者行為歷來是各體育商家關注的焦點。為不斷提高市場占有率,我國的各種體育公司尤其是大型的體育公司愈加意識到細分體育消費市場的重要性,并且有目的的針對經濟、文化,以及消費習慣迥異的不同城市實行不同營銷戰略。在此背景下,就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體育營銷市場而言,雖然為不斷滿足不同體育消費者群體的需要,各體育商家使盡了“渾身解數”。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上海市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節節攀升、生活質量的普通提高,她們的消費點數將日益高漲。其體育消費特征也呈現這樣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上海女性開始心甘情愿的為美麗“埋單”,主動為“美麗”而一擲千金。這就促使更多的體育商家持續細研上海女性的體育消費趨向,以期更深入的挖掘“她”經濟,以便在上海這個經濟發達的大都市中占據更多的女性市場份額。基于此,筆者試圖通過對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行為的調查,探究她們最新的體育消費動態,解碼其體育消費行為的“迷宮”,目的是為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市場的消費升級提供些許理論參考。

    一、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特點

    1.“美麗消費”漸筑體育消費主流

    近年來,伴隨著上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上海市居民的的收入水平已高踞全國首位,其中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例也大大增加,加之現有九成的都市女性掌握家庭財權,無疑極大地提升了女性的實際購買力。現如今,上海市大多數女性的消費水平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從傳統的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邁向較高層次的消費,“美麗投資”的飆升便是她們消費轉向的最好佐證。據調查,上海市女性消費者為“美麗”不惜代價、一擲千金的現象令人感嘆。2007年12月,淮海路各大百貨商店為爭奪女性消費者的“青睞”而大打“美麗”戰爭,僅在此月,女性在體育領域的消費同比增長190%。從現場調研的情況看,很多女性消費者在體育品牌專柜的日銷售額竟高達175萬。從一些百貨商店的體育用品消費看,女性消費者的單筆消費額高于1000元以上的比比皆是。另外,光顧一些體育健身俱樂部且以辦年卡的形式進行體育美容健身的女性消費者遠超男性消費者,無可置疑的成為諸多健身俱樂部的“財神爺”。這是由于上海市大多數體育健身俱樂部的消費屬于高端消費場所,有些健身俱樂部年卡消費金額甚至高達10萬元以上,更有甚者,有的健身俱樂部光是取得會員資格就會相應收費30萬元左右,比如某些高爾夫俱樂部。由此可見,為美麗而痛下“殺手”的女性消費者在體育消費領域的消費顯然已經走向內外兼“美”的格局。

    2.“節假日消費”日益凸顯

    為保持持續經營優勢,眾多體育商家開始貼身規劃女性消費,除了以“健康”和“美麗”的名義瞄準女性消費這一“大蛋糕”以外,在營銷策略上也不斷推陳出新,采取各種營銷方式催生體育消費的“她”時代。這其中“三八”消費、“十一”消費,以及“元旦”消費便是他們營銷的重點所在。事實上,根據調查,上海市91%女性消費者選擇節假日進行體育消費。究其原因,大多數女性消費者認為,較之其它營業時限,在上海市節假日進行購買行為,比如選擇在三八婦女節和十一國慶節期間進行購物,可以得到商場或商家等多的折扣和“送大禮”活動,所以她們即使在平常看中某件中意商品,也會寧愿坐等到某個節假日商場大行促銷活動時購買。此類現象也與筆者對諸多體育商家的訪談結果相一致,商家們表示,過完節后比如說情人節后,來商場進行購物的單客流就明顯減少了,即使在周末,也是逛的人多,購物的人少,甚者出現很多女性購物者平時逛街“踩盤子”,等到打折再購買的狀況。這充分說明,對體育商家而言,節假日消費商機無限,他們理應隨時關注節假日體育商機,輔以有效的體育營銷手段,有意識的強化和引領上海女性的節假日體育消費熱潮,以確保自身的盈利水平的提高。3.“品牌消費”成為體育消費的“中堅力量”

    根據《2006中國女性消費調查數據報告》顯示,在女性消費者心日中,名牌=品質+品位+經典。62.1%的女性消費者認為,名牌“價格雖貴,但質量、品質有保證”,50.4%的人認為名牌“制作精良、使用持久”,95.8%的女性消費者購買過名牌產品。上述調查結果是針對我國20城市有關女性的個人消費開支情況的調查。而在上海,目前女性消費者對名牌的追逐可謂是有增無減,消費理念簡直等同于“品牌第一”。也就是說,品質消費是當前上海市女性消費行為的一大“亮點”。同理,在體育消費領域也不例外。統計結果顯示,在某些大型商場促銷活動期間,體育用品專柜尤其是像addias、nike等國際知名體育品牌的專柜前,如果出現打折活動,則往往被女性消費者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是幾個小時以內,這些品牌的服裝就會銷售殆盡。此外,每年幾個著名的國際體育品牌供應商會在上海八萬人體育館舉行為期一周的體育品牌特賣會,每當此時,八萬人體育館會人頭攢動,管理方不得不請治安人員維持秩序,其場面可稱之為“壯觀”。在這些消費者之中,女性消費者人數亦占有很大的比例。顯而易見,品牌消費已在女性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中牢牢占據主導地位,女性消費者已成為體育消費市場的中堅力量。

    二、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的發展策略

    1.有意識主導體育消費“潮流”引領體育產品流行“風暴”

    通過解構和綜合的方式不間斷的探思女性體育消費的特點,可以發現,女性體育消費者消費的主因源于“美麗”。因此,“美麗漂亮”是女人進行消費的永恒主題,女人求美勝過其他一切,這是女人一根較敏感的神經。這對經營體育消費產品的商家而言,無論是從事經營體育消費的有形物質產品還是無形精神產品,都必須高度重視女性消費者進行體育消費的主因所在,制定相應的銷售戰略。目的是及時抓住女性的體育消費動機,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女性消費者實施不同銷售戰略。并且在戰略規劃上,要著眼于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點來培養、引導和改變女性消費者的體育消費知覺、記憶,進而有意識的主導女性體育消費的“潮流”,在產品設計上突出時尚和個性化的創意,努力使自己所經營的體育產品在體育消費市場流行并形成一種“風暴”。讓越來越多的女性消費者感受到體育消費過程中的美感,增加其購買的心理動力,這樣會使得她們形成相對固定的體育消費習慣。

    2.采用“實踐導向型”銷售模式擴大消費市場

    逐一描述不同時期女性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追蹤她們重復購買體育產品相對頻繁的時點,不難發現,女性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和實際的購買行為皆在節假日達到了最高點。然而,更進一步的探究不同節假日女性消費者的體育消費“愿力”,即她們真正心甘情愿進行消費的能力,卻有發現女性消費者在不同節假日的體育消費存在顯著的差異。例如,“三八婦女節”女性的體育消費“流行”“短、平、快”,而在元旦期間采用此銷售模式容易導致女性消費者的消費“疲勞”,反而事與愿違,未能達到理想的銷售業績。有鑒如此,在實際銷售模式上,不同的節假日應有所側重,每個節假日所面臨的環境都會有所不同,這就很難采用一個固定的銷售模式,也就需要根據不同的外界環境進行銷售。自然的亦采用以實踐為導向的這么一種新型的銷售模式,也就是不事先預設環境,而是隨時依據銷售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銷售模式,只有這樣,才能更深一層地挖掘女性消費者節假日體育消費的潛力,擴大整個體育消費市場。

    3.啟動“名牌戰略”觸動女性體育消費“神經”

    從體育營銷網絡資源的開發來看,基于體育消費者的消費心理視角來提升整個體育產品或服務的功能,明顯的能帶來更多女性消費者的滿意度。既然女性消費者在實際的購買行為中偏愛體育名牌,則給體育企業內部的市場營銷部門的營銷工作指明了營銷的方向。對此,體育營銷工作者在貫徹、執行企業的戰略決策同時,在圍繞“美麗商機”這一主線上,不妨大打體育名牌戰略旗,持續強化體育名牌效應,觸動潛在女性體育消費者消費名牌的“神經”,擴大女性體育消費群體規模,并不斷運用各種營銷手段,鞏固和提高已有女性消費者的消費頻率,力爭讓這部分女性消費者消費“定型”,甚而“聞”名牌而“條件反射”式購買,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體育名牌”消費文化,從而做大體育消費市場,最終導致女性消費者、體育商家及社會多方收益不斷增長的相互強化的循環。

    三、小結

    首先,近年來,隨著上海市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節節攀升、生活質量的普通提高,上海市大多數女性的消費水平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從傳統的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邁向較高層次的消費,這就促使更多的體育商家持續細研上海女性的體育消費趨向,以期更深入的挖掘“她”經濟。

    其次,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特點主要有:女性消費者在體育消費領域的消費已經走向內外兼“美”的格局;“節假日消費”日益凸顯;“品牌消費”成為女性體育消費的“中堅力量”。

    再次,上海市女性體育消費的發展策略有:有意識主導體育消費“潮流”引領體育產品流行“風暴”;采用“實踐導向型”銷售模式擴大消費市場;啟動“名牌戰略”觸動女性體育消費“神經”。

    參考文獻:

    [1]山石:“三八”節,商家挖掘“她經濟”[N].無錫日報,2006-3-8

    第3篇

    關鍵詞:老齡化;醫療消費;就診決策;醫療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國老齡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隨著老年人口規模日益龐大和老齡化速度快速提高,社會在養老保障、老人福利設施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等方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江蘇是全國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省份之一,根據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全國老年人口撫養比①為12.72%,江蘇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95%,名列全國第4,其中,農村老年撫養比達到17.83%,高出城市6.16%。農村老齡化速度快于城鎮的原因在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轉移的主要對象是年輕人,農村和城市的年齡結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20世紀7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健康老齡化”的概念,強調人在進入老年階段后應繼續保持健康的身體狀況。因此,在老齡化的背景下探討農村老齡人口這一特殊群體醫療服務的消費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文獻對老年人健康狀況和醫療服務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對老年人生活質量、醫療消費和就醫狀況的分析,顧大男基于1998年中國高齡老人健康長壽調查數據,分析了中國高齡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時醫治的狀況,結果表明農村高齡老人不能得到及時醫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鎮[1];任遠初步探索了老齡消費市場的特征,提出老齡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護理服務”、“護理商品”和“護理設施”消費為主的老衰老齡市場[2]。然而,現有相關文獻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對城市老年人醫療需求和醫療服務利用的研究[3-5],缺乏對江蘇省這一老齡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的分析,對江蘇省老年人醫療與健康相關問題的研究僅見于黃潤龍等,他們對江蘇省高齡老人健康狀況的進行了分析,探討了高齡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及健康狀態等問題[6]。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實地調研數據,分析江蘇省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構建兩部模型對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行為進行實證分析,探討老年人就診決策與醫療支出的影響因素,為政府應對農村老齡化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決策提供依據。

    二、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7年11月對江蘇省北部5市(每市各選擇一縣:新沂、東海、漣水、泗洪和響水)農村居民(包括年輕人樣本和老年人樣本)健康狀況及醫療消費的調查。調查內容包括農村居民的個人和家庭特征、社會經濟狀況、健康狀況、醫療消費情況、參加合作醫療的情況等。調查實行面對面詢問填寫調查表的形式,樣本兼顧了各村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戶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齡結構等,最后獲得985個農村居民有效樣本,其中,18~59歲的年輕人樣本為803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樣本為182個。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樣本進行研究,總結了調查地區農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狀況較年輕人更差,慢性病發病率較高

    居民對醫療服務的消費來源于對自己健康狀況的改善或保持,這是政府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而制定相關醫療衛生服務公共政策的出發點。調查結果顯示(表1),農村老年人自我評價健康狀況為一般的比例最多,約占總樣本的38%,自我評價差和良好的比例相當,自我評價健康狀況非常好的比例最少,僅占8.24%。老年人樣本和年輕人樣本相比,年輕人自評健康狀況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評健康狀況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顯比老年人的高。從有無慢性病指標來看,老年人樣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遠遠高于年輕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種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種。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經濟困難應就診未就診的可能性也較高

    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過病,但在患病的樣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診所或醫院就診,有12.1%的樣本應就診未就診;在就診的樣本中,看門診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輕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進一步分析顯示,老年人應就診未就診的原因大多是經濟困難,占各種原因的57.14%。

    3.老年人醫療支出較高,但收入水平較低,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

    調查樣本的老年人在過去一年的醫療支出均值為1361.66元,高出年輕人403.15元。然而,調查樣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819.4元,比年輕人家庭人均純收入低603.63元。這說明,老年人的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他們會將更多的錢用于看病就醫。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機能逐漸發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較高,具有較高的醫療服務需要,但由于老年階段收入較低,面臨更為嚴重的疾病經濟負擔,因此,老年人群因為經濟因素導致的應就診未就診的問題更為突出。

    三、老年人口醫療消費的影響因素

    根據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費特征以及醫療產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將影響老年人醫療消費的因素分為以下幾類:

    1.個人和家庭特征

    影響醫療服務需求的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家庭人數。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男性的預期壽命均低于女性,這可能是生理因素決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輕的時候對身體的折舊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規律決定了個體隨著年齡的增大將需要更多的醫療服務,年齡程度不同,對醫療服務的消費也可能會存在差異;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對醫療消費有潛在的影響,越是受過較好教育的人越有預防和就診的意識,他們生病帶來的機會成本更高,同時,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經具備更好的自我護理能力而擁有良好的身體狀態,因此相對減少了他們患病后的醫療服務支出;單身的老年人更容易產生孤獨感,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狀況從而影響到醫療消費;另外,文獻研究表明,家庭人數也是醫療服務消費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人數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關懷和照顧更多,有利于老年人優良健康狀態的保持,減少醫療消費。

    2.健康狀況與疾病特征

    老年人醫療消費這一購買行為來源于對醫療產品或服務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長壽命、恢復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因此,健康狀況與疾病特征是影響醫療消費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問題決定他是否進入醫療服務市場,本文采用自評健康狀況、慢性病史和疾病嚴重程度3個變量反映老年人對自己是否需要消費醫療服務的感知。健康狀況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時可能會更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更注重醫療服務方面的消費,慢性病患者會長期服用相關藥物,疾病的嚴重程度反映了對醫療服務需求的強度,所患疾病不嚴重時,老年人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就診,當感知到疾病越嚴重時,他們就診的可能性越高。

    3.經濟因素

    影響醫療消費的重要變量還包括經濟因素,例如,收入、價格和是否參加合作醫療等。收入增加意味著支付能力提高,這將促進居民醫療服務消費。大量研究表明,醫療產品是一種正常商品,醫療品價格的下降會促進人們對醫療品的消費。醫療保險與醫療服務需求之間的聯系主要依靠醫療服務價格的變化來實現,因此,要獲得醫療保險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作用的相關信息,關鍵取決于醫療服務需求的價格彈性。老年醫療保險是一種疾病經濟風險分攤的形式,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間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醫療服務價格,當前在中國農村實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就具有這樣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8項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煙、飲酒、濫用藥物、體育活動少、高熱量和多鹽、輕信巫醫、社會適應不良和破壞生物節律。吸煙會導致癌癥、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煙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長最快的原因之一;過度飲酒對人體肝臟和腦神經的危害最大,導致肝病、心腦血管疾病。

    5.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

    老年人的身體活動能力遠不如年輕人,因此,前往醫療機構就診的方便程度也是影響他們是否就診的一個重要因素。以醫療支出來測度的醫療消費,其內涵不僅包括數量,也暗含了質量,因此,考慮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時應加入醫療服務質量因素。治療效果或許是醫療服務質量的最直接的指標,但難以量化,較直觀的測評方法是老年人對醫療機構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的評價。四、農村老年人口醫療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

    1.模型選擇

    本文選取兩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診和醫療支出兩個指標考察老年人的醫療消費行為,其依據主要在于醫療支出有別于其他一些變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時期內,有相當一部分居民沒有進行醫療消費,即醫療支出為零,然而,這部分零醫療支出是實際支出而并非潛在支出,因此,不能選用類似工資方程的Heckman兩階段法;第二,非零醫療支出高度有偏,這反映了如果采用線性回歸將導致模型殘差也不服從正態分布,不滿足線性回歸的基本假設。本文的調查結果顯示,老年人醫療支出的均值為1361.66元,標準差為4135.935,偏度系數為6.5332,峰度系數為49.6532,這說明調查樣本的老年人醫療支出也呈非正態分布。由蘭德實驗室提供的兩部模型法解決了以上問題,它將居民醫療消費行為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就診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診的決策行為,公式(1)中Ii表示第i個人就診的概率,當Ii>0時,醫療支出為正,Xi為第i個個體的特征變量。第二個階段為醫療支出模型,分析醫療支出水平的決定因素,公式(2)中MEDi為第i個人的醫療支出,第二階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個人就診的條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階段將醫療支出取對數,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醫療支出的非正態分布。對本調查老年人醫療支出取對數后進行正態性檢驗,偏度系數為0.022,峰度系數為2.37,卡方值為3.93,相伴概率p值為0.1404,這說明取對數后的醫療支出已服從正態分布。

    2.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兩部模型和江蘇省農村老年人的調查數據,構建了就診概率模型和醫療支出模型,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就診概率模型為probit模型,因變量設定為是否前往醫療機構就診(是=1,否=0);醫療支出模型為對數線性模型,因變量為醫療支出的對數。

    首先看就診概率模型,模型通過了聯合性檢驗,回歸總體是顯著的。變量“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數”、“家庭人均純收入”、“是否參加合作醫療”和“疾病的嚴重程度”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是影響江蘇省農村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診的概率高,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況下,女性更注意對疾病風險的規避而尋求醫療消費。變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數符號為負,說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診的概率較高,這可能是因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體狀況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診。家庭人數與就診概率呈負相關,這說明家庭規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診的概率,這可能是因為家庭人數多的老年人身體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顧也充分,因而同等情況下比家庭人數少的老年人就診的可能性更小。變量“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系數為正,說明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經濟水平的提高可能會促進老年人醫療消費,通過計算彈性值,老年人就診概率的收入彈性為0.033,說明當老年人家庭人均純收入提高1%,就診概率提高0.033%。“是否參加合作醫療”也是影響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醫療費用實行分段按比例報銷,這相當于降低了老年人醫療消費的價格,因而能促進老年人就診的概率。本文將全部樣本疾病的嚴重程度分為4類:沒生病、輕微、一般和嚴重,回歸結果顯示,疾病的嚴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診的主要影響因素,所患疾病越嚴重,老年人就診的概率越高。另外,變量“年齡”、“單身”、“醫療服務價格”、“健康狀況”、“慢性病”、“吸煙”、“飲酒”和“交通時間”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不是影響老年人就診決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醫療支出模型也通過了聯合性檢驗,回歸總體是顯著的。布羅施—帕甘(Breusch-Pagan)檢驗結果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方差膨脹系數(VIF)均值為1.99,最大值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總的來說,“教育年限”、“健康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和“醫療服務質量”是老年人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與醫療支出呈正相關,說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醫療產品或服務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狀況越差,醫療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嚴重,醫療支出越多;醫療服務質量越高,醫療支出也越高。其他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不是老年人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從符號上看,男性的醫療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大,醫療支出越高;單身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高;家庭人數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醫療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純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醫療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釋是收入增加帶來的健康效應使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更為優良,因而醫療支出更低,這在封進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證明[8],她將收入水平對醫療支出的影響分為兩種效應:一是直接效應,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對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醫療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間接效應(健康效應),即通常收入較低的人健康狀況較差,出于對風險的規避,醫療支出較高。本文的結果證明了在本次調查中,收入水平對醫療支出的作用表現為間接效應大于直接效應,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狀況,使得醫療支出較低。醫療服務價格對老年人醫療支出的價格彈性為-0.2094,表明當醫療服務價格降低時,會促進老年人對醫療品的消費,醫療支出增加。老年人參加合作醫療會增加老年人的醫療支出,這是因為雖然合作醫療降低了醫療服務的價格,但促進了對醫療服務數量的消費而導致醫療支出較高。另外,吸煙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低,飲酒的老年人醫療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務態度較好的醫療機構就診,其醫療支出也較高。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帶來了一系列的老年人問題。江蘇省是全國率先進入老年社會的地區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水平也較高,因此,研究江蘇省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醫療消費問題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和政策含義:

    第一,與其他年齡群體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決定了老年人群面臨更大的健康風險,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醫療和服務方面的消費。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較低,因經濟困難應診而未診的可能性也較年輕人更高,疾病經濟負擔更為嚴重。本文認為,對于社會來講,老年人問題的本質不是人口老齡化本身,而是對社會養老保障、老年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戰。

    第二,一般來說,受傳統的思想觀念影響,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兒孫滿堂、人丁興旺,親情對老年人良好健康狀況(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積極作用。實證分析表明,家庭規模大有利于減少老年人對醫療的消費,醫療支出也較低。如果我們能為老人提供一個溫暖的家庭氛圍,為獨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體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溫暖,是社會應對老齡化過程中減少老年人醫療消費的一個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對老年人救助的供養方式一般分為家庭供養和集體供養,本文的結論為集體供養提供了一個科學依據。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會使老年人更傾向于規避疾病風險,導致就診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帶來的間接效應大于直接效應而導致經濟狀況好的老年人健康狀況更好,具有更低的醫療支出。因此,相應的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促進老年人對醫療服務的利用,這樣可以降低醫療支出,節約社會醫療資源,有效地控制社會醫療衛生費用。

    第四,控制醫療服務價格可以促進老年人對醫療服務的利用,使經濟困難應就診而不能就診的老年人能進入醫療市場就醫,使他們獲得充分的治療。目前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就是通過降低醫療服務價格,給予居民補貼,促進了老年人醫療服務的利用。

    第五,實證分析也表明,醫療服務質量也是影響醫療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驗證了醫療支出本身已包含醫療服務質量這一要素,為我們以后研究醫療支出的決定因素時需要考慮醫療服務質量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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