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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德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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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

    (一)身教示范、典型引導的榜樣仿效方法儒家特別強調統治者、教育者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做臣民和學生的榜樣。孔子曾經對魯國大夫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還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儒家要求統治者帶頭踐行高尚的倫理道德,做被統治者的道德表率,以達到榜樣示范教化萬民的目的。同時,儒家對教育者要求也很高,認為教師的道德人格對引導學生的作用很重要,教師要以身教示范,嚴格要求自己,做學生的道德楷模。孔子主張“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即對人要忠誠守信,不交品德學識不如自己的朋友,如果做錯事就要敢于改正。孔子認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講究做人做事要坦蕩、磊落,不要過分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孔子正是用自己以身作則的道德言行,潛移默化的引導和影響著他的弟子,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儒家在重視統治者和教育者身教作用的同時,還非常注重典型引導在德育教化中的作用,從而達到榜樣示范的目的。如早在秦漢時期基層政權組織設置的“三老”,主要職責就是要做到凡有忠孝節義可為民效法者,都旌表其門,以為倡導。清朝順治皇帝就曾頒發《上諭》教化民風,規定每月初一、十五民間鄉里要在宗族祠堂等地集中宣講《上諭》,并按照其要求在老百姓中開展評比表彰活動,通過對優秀者樹立牌坊,修建祠堂,加官進爵等形式發揮榜樣的示范引導作用,從而達到上行下效,以點帶面,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進而維護其統治秩序的目的。

    (二)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的差異培養方法在道德教育過程的一貫性和持續性問題上,儒家強調根據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人的實際情況,提供既有差別又相互聯系的、具有漸進性、層次性的教育目標,并循序漸進地采取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的德育方法。如南宋朱熹把對學生的教育劃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在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在學習內容上雖然不一樣,但它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教育過程,“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明其理”。“小學”要求學生做到“衣服冠履”、“語言步趨”、“灑掃清潔”、“讀書寫事”、“雜細事宜”等五個與道德修養相連的方面。“大學”階段就要“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選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作為該階段的基本教材,并對其重新進行了詮釋。[3]孔子在其教育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主張對不同學生采取不同方式進行引導,做到因材施教。如《論語•為政》記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這里分別記載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同問孔子于孝,孟懿子不明孝道,表現為違背禮儀;孟武伯不懂孝道,常使父母為其擔憂;子游不懂孝道,表現為不能夠多關心父母;子夏不懂孝道表現為不能充分尊重父母。孔子針對每個學生對于“孝”各不相同的誤解而做出不一樣的回答,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體體現。

    (三)環境滲透、美育感染的熏陶管理方法儒家認為良好的道德環境,對于人的高尚道德品行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一定的滲透、熏陶作用。每個人的道德修養既是自身的事,又必然與外界環境有關。孔子認為受教育者要擇良友而交,擇良處而居,“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里仁》),其意為:人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為好,不選擇仁德之地為居所,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因此在道德教育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良好的道德環境的作用。重要的德育環境應該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家庭教育環境是道德教育的基礎,良好家風的形成和父母的教育引導非常關鍵,除了教育孩子要有孝德之外,也是“仁義禮智信”的教育啟蒙;學校教育環境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朱熹提出“立學校以教其民”,學校教育的關鍵是要有道德品質十分高尚、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的教師;在社會教育方面要注重對各階層的道德宣傳,尤其是統治階層的良好官德的形成,以在全社會形成尊老愛幼、禮讓謙和的社會風氣。儒家認為美育是培養塑造理想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說:“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可見藝的重要性。孔子將《詩》與樂列為德育的必修課程,認為完美的德行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即認為完美的人格品德起于《詩》,成長于禮,成熟于樂。因此,在德育教育中不能只注重表面的“禮”的規范和訓練,而忽視內在的人文情感需求和滿足。從古代儒學的課程設置次序上看,六藝也被定位為小學階段的基礎課程,是儒者成人之前接受大學教育的前提性培養;對于受教者而言,六藝既是大學階段課程的基礎,又是受教者在社會中立足的技能,可以說六藝教育終身受用。[4]

    (四)學思并重、克己內省的自我修身方法所謂學思并重,就是提倡把“學”與“思”結合起來,“學”是“思”的基礎,“思”是“學”的深化,二者相互協調補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明確反對把“學”與“思”割裂開來。運用學思并重的方法,可以使人們在道德修養方面不斷提高。“學”是繼承前人優秀道德成果的必要環節,前人所創造的優秀道德成果,只有通過“學”,才能為我所吸收;“思”是“學”的繼續和發展,人們所學到的東西,只有通過“思”,才能有新的突破。[5]因此,只有掌握好活學活用這一學思并重的方法,才能做到充分的消化吸收,才能利于推進道德主體進一步做好道德認知和實踐。在儒家看來,克己內省是完善高尚道德人格的主要途徑。所謂“克己”是指從言行上約束、克制自己的不良思想或欲望,通過不斷修養、糾偏的方式合乎道德規范。所謂“內省”是指從主觀上進行思想監督,自我反思,并通過“慎獨”的方法,使人們自覺遵循道德規范。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道德規范。孔子還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自我反省而問心無愧,就會心安理得,就不會有憂愁和畏懼。孔子還教導自己的學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見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學習,看到修養不高的人就要在內心反思,不犯跟他同樣的錯誤。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主張“反求諸己”,即對任何達不到預期效果的行為,都應當從自身查找原因,這樣經常自省自己的動機和行為有無過失,就會達到“遷善改過”的境界。

    (五)慎言力行、知行合一的躬行實踐方法儒家在道德教育中十分注重受教育者在實踐過程中的感悟,突出慎言力行,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孔子曾說:“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把行列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又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還說:“力行近乎仁”(《禮記•中庸》),可見孔子十分注重行。荀子也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強調在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要養成將獲得的道德認識不斷轉變為道德行為的良好習慣。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重視行的思想,對后世的思想教育家、教育家開展道德教育活動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南宋朱熹提出,行是知的完成,只有能力行之知,才是“至知”;只有經過道德實踐人們才會真正體悟到道德倫理的合理性。明代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說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道德修養中知與行應該是統一的。王陽明也認為,“學”必須見于“行”。明末清初之際的顏元認為,人們學習的目的,在于“實行,實用”,只有在“辦天下事”方面“躬行實踐”才能辨別出是否是真知。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特別強調“行”在道德修養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推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偽古文尚書•說命中》)。儒家提倡的這種道德踐行不但是對道德認知的體悟和升華,更是對其提倡的積極入世的積極實踐。總之,以上儒家德育方法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的方法體系,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精髓,體現了自律與他律、主觀與客觀、形式與內容、理論與實踐的協調統一,對我們做好當代道德教育很有啟發意義。

    二、儒家德育方法對當代大學生德育工作的價值

    當代高校德育工作者應以理論為指導,對儒家德育方法進行合理的批判和吸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提高當代大學生道德教育工作水平。

    (一)要改善理論灌輸法理論灌輸教育法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地向受教育者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列寧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6]317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市場經濟對思想領域的沖擊,思想政治教育灌輸法依然有重要作用。但隨著時代進步和發展,改革理論灌輸法以增加實效性的呼聲越來越高。對高校德育工作者而言:首先,應該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和授課方式,教學內容應該在講授基本理論和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多結合傳統文化、時代熱點、當今社會問題和大學生自身發展的問題。授課方式應該多采用多媒體、視頻、小組討論、分組辯論等大學生樂于接受的形式。其次,要鼓勵、指導大學生成立理論學習社團,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調動大學生開展理論學習的熱情。再次,通過學校電視臺、廣播臺、網站、報紙、櫥窗,博客、微信等媒體宣傳平臺,構建全方位的理論灌輸體系。最后,在理論灌輸的同時,不能忘了進行有效的思想疏導,要關注宗教、迷信、謠言和非主流社會思潮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及時進行干預、解釋和教育。

    (二)要重視典型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是通過典型的人或事進行示范教育,引導人們學習、對照和仿效,提高人們思想認識的一種方法。在典型教育法中,要注意優秀典型與落后典型,集體典型與個人典型的樹立方法和效果。在大學德育工作中,要多樹立、宣傳優秀典型,發揮榜樣的“身教”作用,在進行典型教育中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多樹立大學生中的典型,并在樹立時遵循慎重選擇、全面考察、品德為先、跟蹤培養的原則,防止榜樣“走樣”,品行倒退下滑的不良現象;二要利用報紙、廣播、網絡、手機等新舊媒體,大力宣傳校內外道德榜樣的先進事跡,營造濃厚的學習氛圍,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三要在德育課教育過程中,充分搜集榜樣的鮮活生動案例,通過案例教學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四要積極邀請先進典型開展座談會、報告會活動,用震撼的事跡打動學生心靈,激發其學習先進的動力;五是在開展學習典型過程中,要總結出大學生能理解、能認可、能學習的方面,并建立學習的長效機制,從而充分發揮榜樣的帶動作用。

    (三)要實施分層教育法分層教育是指根據人們的思想、智力、心理和興趣發展特點和規律,區分不同層次的受教育群體,采取分類教育的方式。在學校教育中,分層教育法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不同年齡段的學生特點;二是同一年齡段學生個性特征。在大學生德育工作中,我們要針對大學生不同年級特點、學習任務、發展需求的差異性,以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誠實守信教育為基礎,開展分學年甚至是分學期的主題德育教育活動。大一學年要注重公民意識和日常行為養成教育,大二學年要注重心理素質和情感倫理教育,大三學年要注重科學精神與創新能力培養,大四學年要注重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教育。要根據不同專業、不同性別、不同家庭經濟情況等特點,重點關注學習暫時落后生、經濟特困生、心理問題生等特殊學生群體教育。

    (四)要強化感染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受到一定感染體或環境影響、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7]大學生德育工作者在運用感染教育法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一是注重學校校園環境建設,通過創建一些名人雕像、名言警句、主題櫥窗和教室宿舍的德育氛圍,營造良好的德育感染環境;二是運用直觀形象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如組織大學生觀看改革開放成就展,觀看革命或德育影片,開展貫徹落實黨的十、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等重要會議精神板報比賽等;三是通過開展格調高雅的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文娛活動來提升大學生的藝術修養和道德情操;四是注重對大學生學生干部、學生黨員等優秀群體培養,發揮他們對整體大學生的模范帶動和群體感染作用。

    (五)要突出自我教育法自我道德教育法,就是在教育者的引導和啟發下,提高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識和教育主體性,從而主動接受正確的道德觀念、原則和規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的方法。[8]大學生德育工作運用自我教育法,應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要充分尊重大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大學生的自主性,相信大學生具有自我道德教育的能力;二是通過適當引導,讓大學生認識到道德內蘊對成長、成才的無窮價值,激發和調動他們的道德修養上進心;三是通過管理教育、制度約束等方式提高大學生自制和自律能力,自覺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和行為;四是充分發揮大學生學生會、社團、班級等組織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作用,促進大學生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

    第2篇

    1.立志。

    在先秦儒家看來,一個人如果要成為高尚的人,首先要立志。有了成己達人的志向,就有了向善而生的道德追求。因此,立志除了其本身就是修養的方法外,還是其他修養的前提。孔子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也是從志的重要性上講的。立志的指向是什么呢?孔、孟、荀等人認為,立志是為了追求為人之道,而不是為了名利權利、錦衣玉食、榮華富貴,“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在《孟子》中曾有這樣的一段對話。王子墊曾問孟子:“士何事?”孟子說:“尚志。”王子墊繼續又問道,“什么是尚志呢?”孟子說:“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可見,尚志也是有很深的內容的。荀子認為,如果有志于道,則可超然物外,能到達到內心的自由,他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

    2.為學。

    學習是明道達仁的重要手段,“志學然后可與適道”。在先秦乃至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能夠參與學習活動的人是不多的,學習的首要目的起初并不是為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而是為了學為人之道,識記圣賢之言,荀子在《勸學篇》中說,“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這里先王之遺言指的是教化之言。通過向他們學習,領悟做人的道理。從中華文明軸心時代開始,中西方為學之道就有了很大的差異。孔子的學生子夏認為學習是了解仁的途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認為,“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們做學問并沒有別的事情,而是把放逐出去的善心追求回來,恢復善的本性。荀子則更為直接地指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3.存養。

    “存養的內容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保養個人善的本心、本性,培養自己道德、精神的品格。”在存養的論述中,孟子言說較多。他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里,“存心”存的是其固有的善良之心。這和孟子人性本善的人心論的前提是相吻合的。對本來的善心放逐不予追求,則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人的異化。如何才能做到存心養性呢?孟子認為:“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荀子則言:“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4.慎獨。

    “慎獨”本身需要很高的意志力和道德自律感,它是人的主體性的主要體現之一。《禮記•中庸》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句話的前提是天命和道始終伴隨人的左右,須臾不離。那么道是什么?這需要人的感知,道德低下的人無所畏懼,君子則敬乎天命,獨處時,也謹慎從事,時刻檢點自己,“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人是群體性的生命存在,但總有獨處的時候。當沒有別人的監督的時候,更彰顯其操守。因此慎獨成為儒家極為重視的休養方法。后儒王通、李翱、柳宗元、張載、朱熹對此都有過深刻的論述。

    5.內省。

    自省作為修養的功夫,是一個人最為常見的自我省察,是作為道德個體的人的主體性的體現。《論語•學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內省反思因外部事情引起,觸發了個人的智性思考,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省也”就是這個道理。內省的方法,孟子把之表述為“反求諸己”。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種自我審視的態度和精神成為個人不斷成長的重要方法,體現了傳統的忠恕之道,極為難能可貴。荀子也把自我反省作為達善的重要途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6.踐行。

    如果說上述五種修養方法主要是從內在來進行自我反思和提高的話,那么踐行則是更具有終極價值的道德實踐和修養方法。《中庸》上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即是強調應廣博地學習,審慎問辯思考,最終是為了篤實的實踐。實踐是檢驗和改進個人道德水平的標準。一個人對道德理解反思得再多,如果只是坐而論道,不去實踐,就不會有新的體悟。《論語•里仁》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有德之人應謹慎地說話,勤勉地實踐。孟子認為“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荀子認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

    二、先秦儒家修養方法的主要特點

    1.凸顯主體意識。

    先秦儒家的修養學說以“內圣外王”為目標,以人性為基本出發點來建構自己的學說。眾所周知,孟子提倡“性善論”、荀子提倡“性惡論”,孔子雖然沒有明確其對人性的看法,但根據其表述來看,其持性善論的傾向。在判定了教化主體的本性善惡之后,他們依據這個根據,進行論述修養的方法。不管他們怎么論述,他們所強調的都是要從單個的個體出發,注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的“反身而誠”都是從主體性講。凸顯了人的主體地位,就明確了教育所實施的對象,就有了目標。同時,在道德教育方法上,自孔子開始就提倡因材施教、個性發展。

    2.注重內在超越。

    先秦儒家的修養方法,主要是強調個人的內在超越。人為什么向善而生?在面對眾多的社會誘惑,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值得弘揚的?什么是需要貶斥的?作為君子,不能人云亦云,更重要的是要自我反思、謹慎判斷。堅持社會所提倡的價值觀念,養成個人習慣,需要一個人后天養成的克治自身的道德定力。夢培元先生在《中國哲學主體思維》一書中,指出“自我反思型內向思維”是中國哲學和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的一種。確實如此,這種思維方式符合了人的成長發展規律,顯示了人的智性,特別是從孟子所闡釋的心性之學開始,對道德生成的內在機制的弘揚就一直為傳統儒家所提倡,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宋明理學。這種省修方法后來又得到升華提高,即“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3.強調知行合一。

    知是已有知識的學習,學的是間接經驗;行是把知應用于實踐,過程中會有很多新情況。《左傳》講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意為知易行難。為了避免學一套說一套做一套的情況,先秦儒家的道德修養方法,并不強調“躲進小樓成一統”、單純地對道德知識的學習,更重要的是“觀其言,看其行”,即要把學到的道德知識轉化成自己的德性意識,并在現實生活中實踐它。《論語•顏淵》中司馬牛問仁,孔子說仁者說話謹慎。司馬牛又問,說話謹慎就是仁了嗎?孔子說,仁做起來困難。因此,要實現仁德只知道知識不行,更重要的是實踐。這種思想發展到明代王陽明那里就是“知行合一”的概念。

    三、先秦儒家修養方法的當代意義

    1.大學德育應引導學生樹立志向。

    德育最終涉及到培養什么人的問題。儒家的道德修養方法,從根本上是為了培養“內圣外王”的君子。這樣的目標有兩個互動的因素,即內在個體和外向事功的協調發展。其中,“內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一個人沒有道德上的修養,要想成就一番事功,在倫理主導的封建社會中,即便能投機一個時期,甚至位居高位,但最終會被釘在歷史的屈辱柱上。因此,這些修養方法為一個人所采納的時候,這個人必定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志向。有了這種志向,才有毅力進行道德修養。千百年來,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所以具有跨越時空的感染力,正是因為它是古之學者的志向凝練。今天,我們的德育,首要的就是要引導學生樹立志向。并且,這種志向需要具有恒久的引導力。“古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為己”也許是今天大學生道德狀況的一種反映,但也正是高校德育面臨的困境。大學德育要保持個人志向和國家宏觀目標的邏輯一致性,有了恰當的邏輯銜接,就會使得大學生的志向有了寬度的拓展,既具有現實色彩,又有歷史擔當。

    2.大學德育應引導學生發揮主體意識。

    先秦儒家道德修養方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凸顯修養中的個人主體精神,不管是立志、為學,還是存養、慎獨和內省都是從自我做起。這種自小而大、自內而外、自下而上的修養方法形成了社會道德的根基。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形成顯著的倫理特征,就與這種重視個人修養的做法密不可分。“道德教育在本質上是內發和生成或建構的過程。”主體因為年齡、學識、環境、實踐等多個條件的不同,道德感知力也不盡相同。高校德育要充分考慮學生的特點,通過激發大學生的道德自覺意識,形成個體認同基礎上的“知、情、信、義、行”的統一才是避免道德教育空洞化、教條化、單一化的根本。當眾多的個體通過對社會所倡導的價值體系達到自我認同和內心確信時,和諧的社會秩序才有了運行的根本。

    3.大學德育應加強道德生活實踐。

    在先秦儒家看來,所有內在心性提高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在實踐中尊德性而道問學更具有實際意義。因為這不僅是提高道德認識的方法,而且也是檢驗一個人是否是仁人志士的重要手段。并且,通過實踐事件來探討道德更有針對性。孔子對管仲事二主(公子小白和齊桓公)的看法,孟子對“嫂溺,援之以手”的討論皆是在生活實踐中深化對道德的認識。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人的社會化的目的。大學生的道德教育雖然主要在課堂進行,但要提高大學生的道德覺悟就不能局限于課本,結合青年人的特點,更應該鼓勵他們走出教室、走出宿舍、走向社會,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感悟、對社會道德事件的觀察,來增強自身對道德的理解和感知。現在的校園日常生活、暑期社會實踐、青年志愿者服務等活動為大學生提供了道德實踐的途徑,我們應以此為抓手,形成有效地道德實踐機制。

    四、結語

    第3篇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沿著“孝德”的邏輯而逐步展開的,尤其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歷代帝王均較為推崇孝德,“以孝治天下”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主張。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構建的一套道德體系源遠流長,影響深遠,不光是對中國乃至對中國周邊鄰國一體的整個“儒家文化圈”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其中儒家孝文化中所倡導的孝德更是整個儒家道德的一個核心。對于“孝”,中國古代諸多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學派的學者們紛紛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相關詮釋。《論語•為政》記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不違禮)。”那么,什么是無違呢?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由此可見,孔子對孝有兩個標準,即對老人生前的無違和死后的無違。在孟子看來,“孝”主要指的是“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也就是說遵循孝德,就是要讓青壯年利用閑暇之日接受孝悌忠信的道德教育,在家里服侍父兄,在社會上事奉上司。東漢的許慎在其曠世著作《說文解字》中對“孝”是這樣解釋的:“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此外,《爾雅•釋義》中對于“孝”的釋義是“善父母為孝”。這也就是說,所謂孝,那就是要善待自己的父母雙親,以一種善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父母,同時在某種物質層面而言就是要將好的東西侍奉給自己的父母。

    由此可見,對于“孝”的釋義,諸多名人志士均對其進行了一定的解讀,提出了他們各自的見解,尤其是以儒家學派的釋義較為深刻,更具代表性。儒家文化中的“孝”在具體釋義上,盡管看似紛繁復雜,但通過對其進行精心的梳理、歸納與概括:儒家孝文化中“孝”的基本內涵集中體現在兩個較為宏觀的層面也,也即是表現在物質層面中的“贍養父母”、“愛惜自己的身體”、“傳宗接代”等;表現在精神層面則是“敬愛父母”、“揚名顯親”、“葬祭以禮”。其中,在儒家孝文化看來,上述物質層面的孝與精神層面的孝兩者是辯證統一的,共同構成了儒家孝文化中的精華。具體而論,在物質層面遵循孝德,第一就是要“贍養父母”。孔子及孟子均認為,孝的首義那就是作為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盡量滿足父母日常吃穿等基本需求,奉養是孝德的一個重要核心。其二,作為子女,務必要做到“愛惜自己的身體”,這也是儒家孝德中的一條較為重要的原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開宗明義》)。“儒家認為,子女的身體發膚屬于父母的遺體,不能使之受到毀壞和傷害。”

    再者就是“傳宗接代”也就是說儒家孝文化比較注重子女承孝道而繁衍后代的職責。“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離婁章句上》)。在儒家看來,子女盡孝有一條重要的職責那就是要繁衍后代,如果未能完成這條職責,讓父母的血脈中斷,那就是一種大不孝。對于精神層面的“孝”而言,首先就是要“敬愛父母”,所謂“敬愛父母”,在孔子看來,“生,事之以禮”絕不僅僅是應付差事和對老人物質生活的關心和滿足,更是要發自內心、關心和滿足老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層面真正做到敬愛父母、關心父母、孝順父母。第二,作為子女,也不能安于現狀而碌碌無為,要積極在事業上尋求發展與進步,做到“揚名顯親”。“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此處所言的“立身”,其實質上“不僅僅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創一番功德業績,以顯父母之榮耀,光宗耀祖,其價值仍歸于‘孝’”。[3]第三,在精神層面盡孝還體現在“葬祭以禮”。也即當父母去世時,作為子女要按照一定的禮節來安葬,而且要根據相關習俗與禮節進行祭祀等。

    二、儒家孝文化對大學生德育的重要價值

    通過對儒家孝文化基本內涵的深度挖掘與初步分析,不難發現,儒家孝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澤被長遠。在當前形勢下,作為高校大學生德育工作者,不僅需要深入分析與認識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內涵,更為重要的是要注重提煉儒家孝文化的精髓,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將儒家孝文化的弘揚與發展同大學生德育工作緊密結合,注重發揮儒家孝文化對大學生德育的重要價值。具體而言,儒家孝文化對大學生德育的重要價值主要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責任與擔當意識責任與擔當,歷來是中華文化傳統中所備受推崇的,也是各個時代對廣大青年的殷切寄托與深度期盼。責任與擔當內容豐富,語義深遠,有包括對人類的責任、對世界的責任,對民族與國家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家庭的責任,對自己的責任等等,擔當亦如此。而儒家孝文化中所指的責任與擔當主要是對家庭負責、對父母負責、對自己負責。例如古代傳統儒家文化提倡的“詩書繼世長”“非耕即讀”等等重在教育子女要努力奮斗,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好自己的家庭,對家庭負責。對父母負責,則強調不但要讓父母能夠較為舒適地養老、主動贍養父母之外,還要讓父母心境安寧,盡量減少父母對自己的操心,如古人云,“父母在,不遠游”也是一種對父母負責的體現。而對自己的身體負責正如所提到的“身體發膚,受之于父母,不可毀傷”,說明作為子女要珍惜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身體負責。當代在校大學生,尤其是部分獨生子女等由于父母長期的嬌寵,他們中的少部分人或多或少的存在對家庭責任淡薄,缺乏責任與擔當意識;對父母更是缺乏一定的責任,很少能夠做到為父母分憂,而對于自身更是放任自流,癡迷網游、熬夜等現象較為嚴重。大學生責任與擔當意識的實然狀態與應然狀態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是大學德育工作的一個重點與難點。而儒家文化中的孝文化的引入則剛好有效解決這一難題,通過儒家孝文化中相關責任意識的熏染,可以逐步幫助大學生樹立責任與擔當意識。同時,通過德育工作者的正確引導與幫助,大學生對儒家孝文化中的家庭責任、對父母的責任、對自身的責任可以進一步升華與轉化為對國家與民族的責任以及對社會的責任等,從而促使大學生真正、全面地增強責任與擔當意識。

    2、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感恩意識儒家孝文化中蘊含著濃郁的感恩意蘊。孝與感恩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優良基因,可謂是中國人品德形成的基礎。儒家孝文化十分推崇“報答父母養育之恩”、“推恩及人”等,如上文所論述的,子女對父母物質上的奉養及其他生活上的滿足與給養等均是從物質層面對父母養育之恩的一種報答;對父母的敬愛與陪伴,對父母逝世后的“送終”“守靈”以及根據相關習俗,運用一定的禮節進行祭祀等則是通過一種精神上的方式來表達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激與回饋。當前,隨著社會轉型步伐的加劇,各種思潮不斷涌現,其中有些不良思想開始往大學生群體滲透,少數大學生由于放松警惕抑或是自身分辨素質還不夠成熟,往往被一些不良思想所蠱惑。近年來,隨著教育工作者對感恩教育的重視力度不斷加強,不少大學生的感恩意識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對感恩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認識,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將感恩意識付諸于具體的實踐活動上。但是根據有相關調查顯示“大學生的感恩意識水平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在對父母和親朋好友的感恩意識、對涉及感恩行為的感恩意識、對自然的賜予和生活中細微的美好的感恩意識水平還有待提高。”[4]近年來,大學生感恩意識淡漠而被社會新聞所報道的事件屢見不鮮,誠然,其中有一定的媒體炒作意味,但不可否認的是少數大學生的感恩教育亟待加強。而儒家孝文化這塊德育“土壤”里恰好擁有感恩的“沃土”。將儒家孝文化中所蘊含的感恩意識,運用到對大學生德育工作中,不僅能夠幫助大學生認識與理解感恩,樹立感恩意識,最終將感恩自覺的運用于實踐生活中。在儒家孝文化中,認識感恩、樹立感恩、踐行感恩三者之間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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