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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筆者的教學經驗,文化對比教學理論的使用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隨教學內容、學生反饋和教學方法的不同而適當調整。總的來說常用的有教師直接對比法、按教學反饋對比法和激發學生主動對比法三種。
1教師直接對比法
比如在講到古希臘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時,如果按照傳統的教學方法一一介紹柏拉圖的生平、思想體系和對后世的影響就會顯得枯燥乏味。筆者在談論到這部分內容前會布置學生查詢和閱讀中國古代圣賢孔子的資料,在課堂上教師主要介紹柏拉圖,當遇到其經歷或者觀點上與孔子有契合處時會邀請學生講解有關孔子的相關內容。譬如筆者提到柏拉圖在早年時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開辦學校向青年們傳授他關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論,他所創辦的“學園”成為西方最早的高等學府。這時學生已通過前期準備了解到孔子的經歷,他們能夠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極大的一部分時間來周游列國,在從政失敗,沒能找到賞識他建議的君主后從事教育興辦私學,開創中國私學之首。學生們此時會驚異于東西方兩位先哲在經歷上驚人的相似,因此對了解柏拉圖思想表現出強烈的愿望,教師這時由淺入深,在學生建立了對柏拉圖初步了解后引入較為難理解的這位哲學家的思想體系,筆者從兩位先哲對人之本性的觀點開始,學生通過提前閱讀了解到孔子認為所有人本質上是善的,或者說經過教化后可以成為善的。筆者在此解釋柏拉圖與孔子思想的迥異,柏拉圖認為大多數人容易被暴君或貪欲欺騙,因此他們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權的人,即“護衛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強調的是廣泛的人類行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種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達人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觀念[4]。而柏拉圖則強調受過精心教育的統治階層的行為。通過解釋在人性看法上的差異,教師進一步擴展到他們各自對理想政府和社會規范等方面觀點的不同,并和學生一起探討他們對中西方文化產生的廣泛深遠的影響。讓學生在課堂講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夠加強他們對目標文化的興趣和理解力。課程中師生的積極互動改變了傳統文化教學中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孤立學習的方式,將死板的教師“一言堂”變為輕松活潑的“中西文化歷史小型研討會”。
2按教學反饋對比法
除了邀請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進程中和教師一起通過中西方對比探討西方文化發展的特點外,教師還應該時刻密切關注學生對所講授內容的反饋。當學生表露出對某些歷史現象的發生表示不解時,教師應該認識到這樣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歷史發展上造成的文化差異構成了學生理解的障礙。筆者在開始講授古羅馬帝國時期時首先介紹古羅馬在進入帝國時期后從公元一世紀后期到西羅馬滅亡的三個多世紀內絕大多數皇是非正常死亡,這些貴為皇帝者的結局均十分悲慘,他們或被敵軍殺死,或被自己人殺死,抑或因絕望于別無選擇而自殺。學生對此表示非常驚訝和不解。這時教師應適時指出學生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這一階段的羅馬皇帝與我國歷史上大多數皇帝的命運千差萬別,因此文化教學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標文化的對比激發了學習者學習的興趣。教師需要進一步對比說明古羅馬帝王和中國皇帝主要的差別。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選不同。羅馬帝國的元老院、禁衛軍和軍團互相傾軋、不擇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內戰由此頻仍爆發,國無寧日。政局混亂導致皇位的風雨飄搖,帝王如同走馬燈似得更換。因此,對每一位羅馬帝王來說時刻都是危機四伏、性命攸關[5]。而中國從夏朝的禹開始實行王位世襲制到秦朝時確立了延續整個封建時代的帝王世襲制,這種世襲制通常有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方式。雖然無法保障候選人有做明君的資質,但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皇位的平穩過渡和朝代的穩定[6]。因此與古羅馬歷史相比,因為爭權奪位導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國歷史上是較少的。在解釋完皇帝來源不同后,教師可擴展到皇帝權力方面,可以選取有代表性的古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比如把開創羅馬帝國時代的屋大維和確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進行對比說明。通過教師及時的講解和闡釋引發學生對目標文化的反思,能夠提升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客觀分析能力。
3激發學生主動對比法
中西方的同性戀文化,在法律與民眾接受度兩方面存在著明顯差異。研究發現,西方國家的法律接受度較中國為強,而在民眾態度上則為弱。在西方世界,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雖歷經波折,但其成果卻不容小覷。至2013,美國已有8個州承認同性戀婚姻。在英國,“從2014年起,同性婚姻在英格蘭與威爾士得到法律認可”。在西方其他國家,結果也同樣樂觀。“目前,加拿大、瑞士、挪威等國都已容許同性結婚。挪威最近通過的同性戀婚姻法,允許同性戀在教堂舉行婚禮,可以收養兒童或者進行人工受孕”[6]。而在中國,“法律對同性戀婚姻可以說是一種規避,或者說我國法律在同性戀婚姻方面處于一種特殊的真空狀態。1997年我國新《刑法》頒布將流氓罪取消后,法律對同性戀問題就再無跡可尋”。因此,同性戀合法化在中西方法律保護方面存在差異。而從民眾接受度來說,即便西方法律已為同性戀者提供了更多保護,但民眾以各種形式反對同性戀的新聞也屢見不鮮,如2013年法國十幾萬人反同性戀街頭大游行。中國的反同性戀態度就相對比較和緩,除個例外,幾乎很少有類似的有組織的反對活動。
之所以產生以上這種差別,主要是受中西方法律文化與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權利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內容,保護權利是西方法律的一貫追求,實現正義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最終目標”。在這種文化孕育下,人權與自由被充分提倡,因此西方民眾在保障自身合法權益方面就具有更強的法律意識,也成立更多的社會福利機構或服務機構,為同性戀者維權。相較于西方,中國的法律更多是“用‘義務’來強調法律的威懾作用”,并且“人治”文化已深入人心。因此,中國同性戀者為同性戀婚姻立法、保障同性戀自身合法權利的呼聲就相對較弱。此外,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西方民眾從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上難以接受同性戀現象,因此接受過程緩慢且充滿波折。在中國,儒家文化影響深遠,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中庸之道”更是深入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因此,民眾更傾向于不強出頭,不隨便驚動他人、政府或法律。更何況古語里還有“槍打出頭鳥”的說法。所以人們對待同性戀的態度是相對溫和,即便有些人秉持著反同性戀的態度,但也不會公然反對或形成大范圍抗議。
二、中西方同性戀觀的差異體現的文化意義
通過以上探討可知,同性戀文化在中西方社會都同樣存在并且在文化繁榮的時期和地區蓬勃發展,這樣的共同性源于文化演變規律中的“情(性)欲原動力律”以及中西文化互根性的特點。因此,同性戀現象與文化并非是一個部落、地區、國家或種族內的文化異類,而是人類共有的性選擇現象。它無關乎一個國家或種族是否先進,也無關乎一種文化是否優秀,它只是一種情感的正常表達。因此對待同性戀文化以及對待同性戀者,一味地反對是不可取的,與看待其他任何文化一樣,需辯證地看待同性戀。這樣的處世待人之道不僅是尊重了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了同性戀文化和同性戀者,更是體現了自身文化的優越性。
盡管同性戀文化在中西文化中有其共同性,但其遭遇卻有著較大不同。這樣的不同源于中西法律與宗教文化的差異。西方人偏“理性”且講求權利捍衛,而中國人偏“感性”且講究履行義務。對于中國人來說,“感性”的思維方式使得人們更加注重人際交往中情感的表達,常以感情的深淺來行事,因此漢語里也常有“重義氣”、“講感情”等詞來夸獎一個人的品德。講求義務的履行則是體現了中國人的奉獻心、責任心以及善良品性,而“中庸之道”更是進一步鼓勵了中國人中庸謙和、不走極端的待人處世之行為。以上皆是我國華夏文明的優秀之所在。但是這種處世之道同時也使人們容易忽視對自身權利的捍衛,導致委曲求全,遇事不敢聲張,更可能造成對社會不公的冷漠,導致了中國同性戀者過多默默承受著社會的異樣眼光與壓力,從而將情感焦點更多轉向與私人的小愛,而無視了對整個同性戀大家族的維權與大愛。因此,在權衡權利與義務、捍衛自身正當權益方面,中國同性戀者應學習西方“理性”“維權”的意識,更加主動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讓更多人真正了解與理解同性戀文化,讓整個同性戀大家族能盡早在法律的保護下健康發展。
三、結語
論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學習的重要意義
摘要: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正確理解各種文化的本質和核心,從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進一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進行文化傳承和創新。
關鍵詞: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 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張寒梅:四川大竹人,女(1969.11-),重慶工商大學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相關問題、東西方文化比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