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資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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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盡管已實施了上述改善措施，然而在QFII制度開創逾十年后，外國投資者所占的中國A股市值比重剛剛超過2.5%。①國際投資者可自由進行投資的人民幣資產規模總計3400億美元，占國際投資市場的0.2%。境外投資者在美國證券市場的投資總額占美國同期GDP的86%，這一數字在中國僅占中國GDP的4%。②考慮到中國本地證券市場已為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③以上狀況引人思考。對于境外投資者來說，投資中國的證券市場在過去存在三大阻礙，分別為投資配額制、資本流動性問題以及資本利得所得稅模糊不清的問題。這些阻礙因素都在逐漸解決當中。比如，針對QFII/RQFII的配額限制，2014年11月17日啟動的滬港通在目前已有配額的基礎上增加了3000億人民幣（480億美元），相當于在QFII/RQFII目前可用配額的基礎上增加了20%的配額。市場期望滬港通在最初的配額用盡后將配額繼續提高10000億人民幣(1600億美元)，并且期望類似的投資項目可擴展至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其他超出A股范圍的資產，例如，商品、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QFII配額管理制度只是導致較低的外國投資參與水平的部分原因。對資本流動性的限制（包括鎖定期和資金匯回限制）導致A股市場被一些全球領先的基準指數排除在外，如MSCI指數以及FT指數。滬港通無資金鎖定期的特點預計將會緩解資本流動性問題。另外，RQFII制度針對投資“中國開放式基金”取消了鎖定期的要求，也增加了資本流動性。因此，預計將A股以及其他中國上市股票納入國際指數編制范圍的障礙將不斷減弱。金融時報預計如果中國本地證券市場全部開放，中國在新興市場指數中所占的比重將上升至37%（現在為19%），在亞太指數中的比重將上升至21%（現在為9%），并且在全球指數中的比重將上升至5%（現在為2%）。因此，境外投資者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規模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著配額問題及資本流動性問題的解決，剩下最后一個需要掃除的阻礙即為資本利得所得稅問題。
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進行組合投資的稅務影響
（一）QFII的所得稅
中國證券市場正迎來外國投資的大潮，理解并解決歷史稅務問題至關重要。外國投資者對H股和B股市場的投資在早期享受了免稅待遇。《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股權）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3]45號文，以下簡稱“45號文”）①規定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2008年1月1日后被新《企業所得稅法》取代）下，外國企業取得來源于H股和B股投資取得的股息收入及處置H股和B股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企業所得稅。隨著2002年QFII項目的啟動，QFII面臨著缺少具體稅務規定指引的困境。境外投資者只能參考H股和B股相關稅務處理規定以及稅務機關的實際操作，對稅務處理方式做出大致判斷。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出臺以前，當QFII取得其A股投資股息時，地方稅務機關通常未向其或被投資方追繳股息預提稅，但有一些QFI（I以及通過其投資的公司）出于謹慎還是就取得的股息在會計上計提了未來有可能被稅務機關追溯的股息預提稅稅務準備。對于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QFII之間似乎存在普遍共識，即在沒有明確的政策情況下，資本利得預提稅應不適用。因此，境外投資者通常不會在會計上對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計提預提稅準備金。根據2008年1月1日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國稅函[2009]47號文廢除了45號文對H股和B股股利及資本利得免征預提稅的規定，同時開始針對股息征收10%的預提稅，要求A股、H股和B股被投資方在支付投資者的股息時進行代扣代繳。但是，針對QFII處置上市公司買入賣出的流通股產生的資本利得，法規上一直沒有明確要求征收預提稅。很多投資A股的QFII堅持認為資本利得預提稅不應適用，在會計上也沒有計提稅務準備。然而，2010年中國稅務機關對雷曼兄弟在華QFII資產清盤的稅務處理引起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QFII一般會在A股市場循環使用人民幣配額。它們從市場取出任何轉讓A股的收入，往往是重新投資于更多A股，而不是選擇匯出境外，以避免浪費獲批的投資配額。從理論上講，資本利得預提稅產生時點發生在轉讓A股實現利得時，但實踐操作中稅務機關通常在投資者要求匯出處置所得時要求征收預提稅。由于一直未有QFII要求匯出轉讓A股的所得，相關的預提稅問題一直未引起稅務機關的注意。雷曼兄弟資產在清算其剩余QFII資產并申請清算所得匯出時，北京稅務機關針對其資本利得征收了10%的預提稅。這個案例為所有QFII投資者敲響了警鐘。2014年10月3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了79號文，規定從2014年11月17日起，對QFII、RQFII取得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QFII和RQFII取得的上述所得應依法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稅收協定豁免的復雜性
79號文明確了QFII/RQFII對于2014年11月17日之前轉讓A股產生資本利得需要繳納所得稅。有鑒于此，QFII/RQFII（及通過QFII投資A股和其他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需要考慮這些需要納稅的資本利得是否能適用相關的稅收協定。在QFII/RQFII的所在稅區與中國的稅收協定確實規定了資本利得來源國不征稅的情況下，QFII/RQFII申請資本利得所得稅的稅收協定待遇有三個關鍵技術問題需要確定，即該QFII/RQFII是否為：1.稅收協定定義的“人”；2.稅收協定國或稅區的稅收居民；3.處置A股的實際轉讓人。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在股權轉讓中資本利得預提稅的待遇上有不同的規定。最近失效的中國與英國的舊稅收協定（1984年）和中國與荷蘭的舊稅收協定對轉讓股權產生的資本利得不提供協定優惠待遇，但中國與愛爾蘭的稅收協定（2000年）對來源于轉讓所有非不動產密集型的中國企業股權（其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中國不動產的價值占該股份價值的比例不超過50%）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中國預提稅。目前，多數中國稅收協定規定：中國對來自協定國的非居民企業轉讓其持有非不動產密集型中國公司股權且在轉讓日前12個月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公司股權比例低于25%的，免征預提所得稅。按照現行的規定，一家QFII/RQFII擁有的任一中國公司股份比例不得超過10%，因此，只要被投資的中國公司是非不動產密集型企業，很多稅收協定都有可能會豁免QFII/RQFII所面臨的資本利得所得稅。雖然QFII/RQFII認為作為法人滿足協定對于“人”的定義條件和“稅收居民”條件（即從在締約國注冊或實際管理機構位于締約國的角度，需要繳納締約國當地企業所得稅）不存在問題，但其在是否滿足“實際轉讓人”條件上仍存在不確定性。QFII/RQFII作為A股市場股票法律意義上的持有人，根據中國稅法應就來源于處置取得的資本利得繳納預提稅。然而在QFII/RQFII大量參與的“交易”里，QFII/RQFII并不符合“實際轉讓人”條件。這是因為QFII/RQFII在交易中僅僅是代表其客戶進行投資，其所代持的股份不包括在其本身的資產負債表之內，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亦不會算作QFII/RQFII本身的收入。真正的轉讓人是接受QFII/RQFII的境外投資者。中國稅法及實務沒有明確申請享受與資本利得相關的協定待遇時，在什么情況下稅務機關必須看穿一個外國交易實體。《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認定稅收協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30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委托投資情況下認定受益所有人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24號）規定了在某些情況下對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申請享受協定待遇時可看穿外國實體，這一規定僅適用于對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申請協定待遇。
（三）新的稅務指引
根據2014年11月14日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境外投資者自2014年11月17日起通過滬港通投資A股取得的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這一政策自以來受到投資界一致歡迎。79號文對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后轉讓A股（和其他權益投資）產生的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這一點上保持了和81號文的一致性。在79號文公布之后不久，大多數的QFII和通過他們投資的基金對外宣布，將沖銷之前在會計上針對尚未實現的資本利得而計提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款準備。然而，79號文也規定：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已經實現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轉讓所得，應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據了解,稅務機關將在未來數月內向QFII出具繳稅事項通知書。根據通知書，QFII將需對所有2014年11月17日以前權益性資產處置所得應征收的預提稅進行一次性的申報和補繳。每個QFII/RQFII將需準備一份特殊目的審計報告，并提交給其托管銀行的當地主管稅務機關。該報告需逐筆披露自投資設立至2014年11月17日期間處置投資所得的總金額。截至目前，圍繞著如何確定QFII/RQFII投資所得的遺留稅負，一系列具體的實施問題尚待稅務機關進一步明確解決。主要的問題如下：1.計算A股所得計稅基礎的方法（加權平均還是先進先出）。當QFII/RQFII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價格買進A股時，把賣掉的股票與之前買進的某一特定批次的股票一一對應起來從管理來說難度很大，因此需要更便捷的計算方式。2.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是否允許盈虧互抵。當QFII/RQFII處置一些股票時實現盈利，處置另一些股票出現損失時，計算應稅所得是否允許以盈利和損失相抵，還是忽視掉產生虧損的轉讓交易。3.征收歷史稅負的追溯期限。雖然追溯到2002年（QFII的推出時間）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最終計算歷史稅負時間還應統籌考慮。4.滯納金的征收。雖然技術上稅務機關對于未清算的歷史稅負可以征收滯納金，但是以前針對QFII在轉讓A股是否征稅上沒有明確法規，在實務操作上地方稅務機關以前也未明確要求征稅，因此納稅人將有可能在滯納金方面向稅務機關進行申訴。行政罰款不應發生。5.稅收協定優惠。我們的理解是，稅務機關把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人具有可行性。鑒于所有的QFII/RQFII將會在短期收到繳稅事項通知書，我們建議納稅人應從以下方面做好準備：1.應就特殊目的審計報告的披露程度/格式及內容與主管稅務機關達成共識。2.在規定的時間內，對處置交易的細節進行摘錄并匯集整理，同時為加快與稅務機關協商的進度，應準備不同方案下的稅款的計算（例如：總額還是扣減損失后的凈額，評估的追溯補稅的年限，先進先出還是加權平均確定稅基，是否申請稅收協定待遇）。3.評估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可以享受的稅收協定待遇，確保已滿足享受具體協定待遇的資格要求，并準備所需表格及相關支持文件。4.若QFII/RQFII所在稅區與中國沒有適用的稅收協定待遇，考慮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商，看看相關稅務機關是否愿意在“交易”的情況下，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通過“看穿”QFII/RQFII，接受其按照被的實際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協定待遇進行申請。5.與稅務機關協商，確保不征或少征稅收滯納金。6.將最終稅負分配至QFII/RQFII所的客戶。解決上述遺留稅務風險將使QFII/RQFII清除歷史問題重新開始，并為未來的經營與擴張打下良好的基石。
（四）未來的挑戰
79號文和81號文僅規定了“暫時”的免稅，并且未明確免征期限。另外，其他稅收法律法規也并未對“暫時”免稅的期限做出明確規定。根據以前廢止“暫時”免稅規定的經驗，79號文規定“暫時免稅”一旦停止，只會影響未來的稅負，而不會追溯過往。盡管如此，為進一步整合中國與外國資本市場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滬港通和QFII/RQFII項目的總體目標，我們建議國家稅務總局應在某一時點確認免稅規定的永久性。此外，資本總額已達到5.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的中國債券市場，其不斷增長的收益已吸引了大量投資于中國市場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若79號文的免稅規定可明確同樣適用于債券，將會受到投資者的普遍歡迎。目前尚無中國稅務機關就外國投資者出售債券（政府債券或公司債券）主動征收預提稅的報道，由于海外投資中國債券的稅務規定并不清楚，明確的文件出臺將會對推動外資進入債權市場起到積極作用。
三、展望未來
第2篇
(一)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
為了平衡國際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風險向國內傳遞，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成為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雖然有所放松，但對境外投資的管制仍很嚴格。目前，我國限制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除戰略性項目、援外項目和帶料加工項目可以購匯進行投資外，其余項目的境外投資以企業的自有外匯為主。企業有自有外匯的，首先使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沒有自有外匯的，可通過貸款等進行投資。另外，我國鼓勵企業使用實物投資，或以設備投資，或允許企業不結匯出口。企業能用于境外投資的自有外匯和籌措貸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實物投資也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經營和規模的擴大。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以現有設備投資難以符合項目的需要，因為有些設備技術落后，甚至是國內已經淘汰的設備，為適應東道國的競爭需要，許多投資項目需要購買新設備。而以貨物不結匯出口的方式投資，雖然可以部分解決企業投資資金的問題，但輸出的貨物必須銷售后才能變成資本，企業的投資能力受到其銷售能力的制約，結果許多項目因無法及時獲得外匯資金而喪失有利商機。
(二)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
為保證企業境外投資資產不流失，我國要求境內投資者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也屬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的重要內容，其本意是鼓勵境內投資者將境外投資所得匯回國內，但對企業來說，卻占壓了大量資金，妨礙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資的初創階段，境外企業多半無法創造利潤，保證金的占壓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調查中，許多企業反映保證金管理對促進利潤匯回的作用并不明顯，有時會迫使企業采用規避保證金管理的投資渠道。境外投資企業在獲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擴大規模，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將利潤匯回后再投資，則將再一次面臨繁瑣的審批程序。雖然利潤直接轉為再投資也需要主管部門的審批，但手續相對容易。許多企業為了降低擴大規模的成本，傾向于將利潤留存在境外。為解決保證金資金占壓問題，需要用現匯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有時不得不轉向境外帶料加工貿易的投資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資渠道，造成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三)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
境內投資者如果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屬于我國外債管理的范疇，需要國家計委的審批。境外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則不受此規定的管轄。但如果需要境內投資者、金融機構或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要經過外債管理部門的批準。對境內投資者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實際上阻礙了企業對外部資金市場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資金市場，企業往往可以獲得更有利的融資條件，對降低成本，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大有裨益。調查中有些企業反映，在其對項目進行調研論證的過程中，許多得到消息的外國金融機構也會對該項目進行考察，如果認為該項目有利可圖，則會為企業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條件的貸款承諾。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這部分資金非常困難。
二、我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和外債管理
根據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資(不包括商業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的境外投資。)的外匯主管部門。外匯主管部門依據《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及外匯資金來源審查的審批規范》、《關于援外項目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部分項目免繳境外投資匯回利潤保證金的通知》、《關于調整資本項下部分購匯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規，負責審查境外投資項目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以及對投資資金的匯出和回收、投資利潤和其它外匯收益的匯回進行監督和管理。外匯主管部門對境外投資的管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境外投資項目立項后審批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
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主要是審查投資所在國（地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等級，投資所在國（地區）有關投資項目方面的法律、法規，投資所在國（地區）外匯管制狀況，以及投資回收計劃的期限是否合理。外匯資金來源審查主要是審查境內投資者是否利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根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限于境內投資者的自有外匯，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不得使用其他外匯資金。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須報國家計委審批。外匯主管部門受理后30日之內出具正式批復。
(二)批準境外投資項目后的外匯管理
境外投資項目經有關審批部門批準后，境內投資者到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建檔、匯出投資資金等有關手續。隨后，境內投資者須向外匯管理部門定期報送境外投資企業的年度財務報表，接受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
(三)對境外投資利潤匯回保證金的管理
按照規定，境外投資企業在匯出資金前必須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但援外項目、不涉及購匯及匯出外匯的境外帶料加工裝配項目和中方全部以實物出資的境外投資項目，可以用境外投資利潤匯回承諾書代替保證金支付。保證金存入外匯局在指定銀行開立的保證金專用帳戶。
(四)對境外投資項目境外融資的管理
對境內投資者利用國際商業借款進行境外投資，需要經過國家計委批準。境外投資企業根據經營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籌措和運用資金，對此不列入國家外債管理范疇，但如果需要境內母公司、境內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必須經境內投資者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審查，并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
三、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我國對境外投資進行嚴格的外匯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風險。短期內，境外投資增加了資本項目下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產生負面影響，但這只是境外投資引起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直接變化。為全面評價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我們還要考察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長期、間接影響，包括對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影響，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變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資金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對于資源類項目，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匯支出，但彌補了我國資源的不足，對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非常有益，而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證。我國在境外投資開發國內稀缺資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資源，保證國內資源的及時供應，而且在國際市場價格變動頻繁時，也可以起到穩定國內資源價格的作用。寶鋼在巴西投資開采的礦石就全部運回國內。進口到國內的資源，國內進口商支付的外匯最終會成為境外企業的利潤。這些利潤作為投資收益計入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因此國內企業控制的境外資源進口對我國國際收支不
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有的項目在彌補國內資源不足的同時，也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從而可以增加我國的外匯收入，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例如，農化集團公司每年可以為國內提供50～100萬噸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銷往國際市場。
對于市場開拓類項目，境外投資有利于提高產品的知名度，促進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業盈利增加，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計入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業在境外的工廠虧損，只要能夠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國內產品的出口，也會改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例如，海爾公司在美國建廠后，在國際市場上的商譽大大提高，其產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額高達4.2億美元，2002年計劃出口8億美元。在境外進行以加強技術研發、收集市場信息和加強售后服務等為目的的投資，也可以通過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對改善國際收支有促進作用。
對于尋求有利投資環境的項目，如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避開某些發達國家的配額限制等，只要這些項目不與國內生產商形成競爭關系，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也將是積極的。目前華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國等國進行的紡織服裝加工投資就屬于此類。受當地勞工管理的限制，這些項目并不能帶來大量的勞務輸出。但由于這些國家的紡織服裝出口沒有受到像我國那樣的配額限制，我國企業就可以繞過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這些企業如果在國內擴大生產，產品根本無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說，這種項目不但不會與國內產品形成正面沖突，反而可以擴大國內原材料的出口，促進了我國出口的增加。
另外，還有一部分項目以帶動生產資料（包括設備、原材料、勞動力和技術）輸出為目的。這些項目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改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二)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融資對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可能投資的項目進行評估。如果項目收益前景良好，則這些機構愿意為項目的投資主體提供各種服務，如信息咨詢、優惠貸款承諾等，以此與這些投資主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一旦項目運行，這些機構通過提供貸款從中獲利。由于這些機構能夠提供比國內銀行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融資條件，且沒有換匯成本，我國企業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資進行境外投資。目前，我國少數優質大型企業，如中集集團已具備無需銀行擔保的國際融資信譽。
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債，在償還時增加了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長期平衡產生負面影響，但企業在獲得有利條件的融資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業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經常項目上，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議
“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旨在鼓勵企業擴大境外投資，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改善外匯、外債管理可以為企業擴大境外投資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貫徹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此，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對現行管理制度進行完善。
(一)適度放寬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限制
這順應了境外投資發展的需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外匯儲備還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而為境外投資用匯的放開提供了有利時機。但是，出于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總體進程的考慮，對境外投資外匯管制的放松必須是部分的、漸進的。可以考慮由計委主導，并綜合各部門的意見，制定一個年度境外投資額度的總盤子。在額度內，對符合境外投資鼓勵條件的企業和項目，從寬進行外匯審批，并簡化審批手續，允許企業開立用于境外投資的資本項目外匯帳戶。
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資總規模成為關鍵。在制定總規模時，需著重考慮境外投資引起的資本流出凈額對外匯儲備水平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及境內企業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需求。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300億美元，遠遠高于滿足3～4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將資本外流、償債等外匯儲備支出需求因素考慮在內，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如果制定100億美元的境外投資額度，將不會降低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而且可以滿足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需要。對此，我們可以以1998年的資本外逃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情況作參考。盡管當年因外部沖擊，資本外逃情況相當嚴重（經查實在200多億美元的應收未收外匯中，有100多億屬于逃套匯），資本項目下出現了逆差，但由于經常項目有較大盈余，我國的國際收支仍表現穩健，當年外匯儲備增加50億美元，達到1450億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們將境外投資額度設定在100億美元左右，并不會威脅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有關主管部門的分析，境內企業是否進行境外投資主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和條件而定。由于國內市場發展穩定，放開外匯限制并不會造成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現在我國每年境外投資額穩定在20多億美元，如果放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限制，那些過去沒有經過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資將浮出水面。將這部分境外投資需求考慮在內，估計我國每年的境外投資需求大約在30～50億美元。因此，100億美元的額度是可以滿足境外投資需要的。
(二)簡化境外投資外匯管理程序
根據有關部門的意見，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的審查可并入主管審批部門的職責范疇，無須指派單獨的部門進行審批。為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效率，可考慮改變職能轉移后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方式。由于外匯風險主要考查的是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匯兌風險等內容，因此可將外匯風險審查并入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管理。
外匯來源審查主要包括審查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是企業的自有外匯，還是其它外匯資金（購匯，貸款等），外匯資金的來源是否合法等。原來審查外匯來源主要是在國家外匯短缺的歷史條件下考查企業的創匯能力或外匯平衡能力，將境外投資企業的外匯資金來源分為自有外匯和其他外匯資金（購匯和外匯貸款等），規定外匯來源以自有外匯為主。以購匯進行投資雖然會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但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這種影響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匯為主的管理辦法，允許在額度內購匯進行境外投資。不再區分自有外匯和購匯以后，對企業只須進行資金來源審查。在進行資金來源審查時，對使用財政撥款、政策性銀行貸款的項目要嚴格，對使用自有（籌）資金的項目應放寬，而不論企業的自有資金是外匯還是人民幣，因為企業使用自有資金，投資風險由企業自己承擔。對外匯資金來源的合規性審查今后仍可由外匯主管部門執行。
剝離審批職能后，外匯主管部門只負責為企業辦理外匯支付手續，監督企業外匯收支情況。同時設立國際收支預警機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對國際收支進行監督。如果國際收支出現惡化，則應立即通知審批部門放緩或停止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
(三)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
企業盈利后存在強烈的擴大規模的傾向，而利潤即便留存在國外，同樣會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因此，可考慮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要求，同時通過加強對境外投資項目的事后管理來防止國內資產的流失。
(四)允許有條件的企業以境外投資為目的從事國際商業融資
第3篇
我國境外礦業投資比重增加近年來我國礦業對外投資增長迅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采礦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004年的180021萬美元持續增長到2009年的1334309萬美元；盡管受全球經濟形勢影響，2010年回落至571486萬美元，但2010年采礦業對外投資存量仍高達4466064萬美元，占全部境外投資存量的14．1％（圖4）。據安永的2011年采礦業報告，2009年中國包括國內和國外市場的整體并購交易金額總共為120億美元［5］，全球排名第一；2010年的這一數字是l60億美元，而全球排名降到第四位。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針對煤炭、鐵礦石資產等大型企業的并購，有來自韓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參與競爭。這也表明，資源領域的競爭正在不斷加劇。從投資分布的國家和區域上看，2010年我國礦業企業境外勘查開發投資額較多的國家和地區是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非洲和東盟地區。其中，對澳大利亞礦業投資占對其總投資的81．6％。在投資比重增加的同時，我國礦業境外投資方式和投資主體也趨于多元化。目前，我國從事境外礦產境外投資方式主要有綠地投資（GreenbeltInvestment）、跨國并購（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M＆A）、合資、合作等四種類型。從國家發改委網站對規模以上礦產資源企業境外投資審批項目統計看，2006～2011年審批的礦產資源類境外投資項目中參股和合資項目分別為17和14個。直接投資、收購、參股和合資四種方式分別占總項目數的44％、34％、12％和10％（圖5）。27與此同時，從事境外礦業投資的企業也從原來的以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主，向著大型企業、地質勘查單位和民營企業等共同參與的多元化發展。礦產勘查開發的領域涉及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黑色金屬、非金屬以及黃金、鈾礦等諸多礦種。2．3境外礦業投資范圍不斷擴大長期以來，我國礦產資源境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非洲等不發達地區，隨著全球礦業投資的不斷升溫，我國境外礦業投資的范圍也不斷擴大到南美洲、北美、歐洲和大洋洲等地。根據商務部備案系統的統計，截至2010年7月，我國礦業投資的國家達71個，其中，亞洲占33．8％，非洲36．6％，北美8．6％，南美12．7％，歐洲和大洋洲各4．2％，但從投資金額上看，我國礦業境外投資最多的國家是澳大利亞、加拿大、秘魯、巴西和加蓬。這也標志著投資向發達國家擴展。
我國礦業境外投資存在問題
礦業企業融資困難盡管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中國香港、澳大利亞證交所、英國倫敦證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資平臺，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礦業這樣一個高風險行業的融資平臺。礦業企業融資方式相對單一，多為銀行貸款和風險基金等方式。對于境外礦業投資企業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為在國內銀行貸款的依據，另一方面，國外的資產評估結論國內又不承認，這無形中成為境外投資銀行貸款難以逾越的障礙，給礦業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實際經營帶來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諸多金融機構資金普遍收緊，礦業企業特別是中小礦業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條件也日漸嚴格，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礦業企業的融資渠道相對狹窄，且融資規模較小。境外勘查開發投資風險大企業開展境外勘查開發投資活動面臨著國內外雙重壓力和風險。一方面，由于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這種差異導致企業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員工價值認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實現管理、認同等方面的相互協調和融合；另一方面，對于境外投資企業來說，還要面對國內外兩個不同市場和貨幣體系的壓力，比如，國內外利率、匯率的雙重變動、礦業原材料價格雙重走向等問題。這些因素都加大了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境外礦業投資門檻提高近年來，很多國家對資源政策表現出收緊的勢頭，對于收購審批程序進一步嚴格，附加條件也越來越多。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利用礦業權協議條款重新談判、調高稅率、提高國有企業參股比例、戰略性資源國有化、礦業權重新審查等各種手段，加強了對資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維亞出現了“當地資源民族主義”，宣布其所有的礦業權全部由國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礦業曾在海外收購一個儲量達1500萬t的銅礦，由于審批手續半年多還未結束，最終錯過最佳收購機會。此外，還有一些國家要求進入本國經營，必須辦理臨時簽證，才可獲得法人資格，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臨時簽證的辦理中愈發嚴格。這對我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根據安永的2011年全球礦業和金屬業的主要戰略性商業風險報告，資源民族主義風險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國“”的負面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海外不斷升溫。由于近年來我國海外投資相對集中于能源和礦產領域，加之部分參與海外投資并購的企業具有“國有”背景，部分發達國家開始渲染中國擴張、中國威脅等國際輿論，一些限華政策和對華貿易壁壘層出不窮，許多投資國政府對中國海外并購礦產資源項目的審批更加嚴格和謹慎［4］。這些不良的國際輿論環境，成為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經的重要障礙。
思考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