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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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國際貿易自由化平行進口知識產權保護權利窮竭地域性
一、平行進口的基本理論依據
所謂“平行進口”（ParallelImport），是指一國未被授權的進口商從外國的知識產權所有者手中購得商品并未經批準輸入本國，而該知識產權以前己受到了本國的法律保護。
1.支持平行進口的理論基礎——權利用盡原則
權利窮竭原則指知識產權所有人自己生產或經其許可生產的產品，在第一次投入市場后，權利人即喪失了對它的控制權，其知識產權被認為已用盡，無論何人使用或轉售該產品的行為，都無需得到權利人的同意，知識產權人不得再利用知識產權阻止該產品的進一步流通。主張知識產權應當適用權利窮竭原則者認為平行進口應該被允許。理由是：平行進口的合法性理論存在的基礎在于這種商品與當地已存在商品之間的價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進口將使消費者擁有更大、更廉價的消費選擇，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場的壟斷與割據。而且知識產權人在商品的生產銷售中已經行使了一次權利，獲得了一次必要的報酬，不能允許知識產權人在同一商品的流通過程中重復獲取利益。
2.反對平行進口的理論支柱——地域性原則
主張知識產權應當適用地域性原則者認為，知識產權僅在其產生的地域內有效，未經進口國所有人或被許可人同意的知識產權產品的平行進口是對知識產權人權利的侵犯。知識產權的取得和行使均受到地域性限制，知識產權在一國權利用盡并不意味著知識產權在另一國當然用盡，平行進口是非法的。
二、對平行進口的利弊分析
由于平行進口問題是一個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利益選擇取向的復雜問題，所以在生效的國際公約中對平行進口的態度都不明確，允許各國和地區自行處理。我國在《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商標法》中對平行進口問題也都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
筆者認為，在世界經濟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平行進口有利于競爭，防止過分壟斷。允許平行進口利大于弊，所以我國應立法允許平行進口。具體理由如下：
1.平行進口產生的有利結果
(1)從競爭法的角度看，允許平行進口，有利于促進競爭，防止知識產權人的過分壟斷。對于大部分商品而言，平行進口有可能導致商品平均價格的降低，增加同品牌商品之間的競爭，能有效地防止因知識產權人的過度壟斷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2)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允許平行進口符合中國市場國情，有利于我國產品出口和經濟發展。由于我國目前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充當的是世界加工廠的地位而不是知識產權出口大國的地位。我國目前在知識產權領域的貿易額長期處于逆差狀態，如果禁止平行進口實際上是更多的在保護國外版權人的利益以及發達國家的利益而以損失本國利益、公眾利益與本國版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3)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允許平行進口有利于縮小各國之間同品牌產品價格的差異，有利于消費者。在知識產權國內用盡體制下，知識產權人利用其獨占權，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實現差別戰略。例如在相對富裕的國家市場對產品定較高的價格，而在那些低購買力的國家或有很多代用品的國家以較低價格銷售。所以，平行進口將趨向于縮小各國之間產品的價格差異，高價位市場的消費者將因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受益。
2.允許平行進口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1)從競爭法的角度看，對知識產權人或獨家經銷商構成不公平競爭。平行進口對于知識產權所有人或者獨家授權經銷商而言，是搭便車的行為，構成不公平競爭。第三方通過轉口貿易所獲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憑借了進口國獨家經銷商的先期投資和勞動，對獨家經銷商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
(2)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有可能減少外國投資者投資的熱情，因為既然允許平行進口，本國完全可以通過進口渠道取得所需的知識產權產品，而不需要直接在該國生產該產品。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加工廠的優勢。
(3)對消費者的不利影響。對消費者來說，允許商標產品平行進口，一方面制造商不愿意對新的產品進行投資，從長遠看來，將會導致產品質量的下降和產品種類的減少。另一方面，平行進口同商標相同產品，如果該商品質量較差，又沒有明顯標識，可能會造成消費者誤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第2篇
（一）對外貿易開放度
通過進口國外先進的中間產品可以提高一國最終產品的技術含量。貿易伙伴國的R&D活動可以產生新的中間產品，當進口這些中間產品時，進口國企業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專業技術知識和相應的研發成果來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此外，國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國外同行的知識和技術竅門，逐步掌握了生產這些含有先進技術或研發成果的產品，最終使企業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這個“進口商品學習、吸收先進技術模仿二次創新”的過程中，產生出了諸如“干中學”效應、“技術示范與交流”效應等現象，有力地鞏固和促進了一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持續性提高。國際發展經驗表明，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國外新技術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復制，從其它國家學到先進技術的機會也就越大。
（二）國內企業的吸收能力
國內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證技術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證。主要表現在國內研發（R&D）活動和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國R&D活動不僅僅是自主技術創新的源泉，也是影響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較高的國內R&D存量能促進現有資源的進一步有效利用，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提高國內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能提高本國對新技術的承接、利用和改進的能力。同時，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不僅可以發揮生產要素對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能夠有效地實現新技術的采用和貫徹。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適應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新技術在生產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技術溢出的影響卻是雙重的。知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識產權保護正是要給予創新者適當的壟斷利潤,從而保持國內創新過程的持續性。但是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如果出口國的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由于擔心核心技術的泄露,出口國則傾向于向進口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能夠使進口國有更多接近并獲取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進口國企業在模仿時所分享的知識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識總量部分內容，從而將減弱進口國獲得更多技術溢出的效果。
2、我國進口貿易技術溢出的條件及其特征
（一）進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我國同美國、日本、歐盟等技術先進國的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為技術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自1985年以來，我國從世界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發展迅速。以R&D活動相對集中的G-7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為例，1985年我國從G－7國家的進口總額為260.6億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國（占19.5%），德國（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國所占比例較小；2006年進口額增長了約10倍，達到2468.1億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為日本（占46.9%）、美國（占24.0%）、德國（占15.3%）。在進口商品結構上。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機械及運輸設備以及高科技產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量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產品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國與技術先進國家進口貿易總量的擴大，以及進口商品結構的不斷改善支持了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果的實現。
（二）國內吸收能力不足制約了對先進技術的吸收效果
1.研發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第一，我國用于科研開發的支出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國R&D經費支出達到2943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41%。而發達國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國R&D投入總額為3125.3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51%；日本R&D投入總額為1458.8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3.20%；法國R&D投入總額為441.2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13%。第二，我國研發投入結構不盡合理、科研成果應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條件下，仍然把大量資金投入到資本密集度極大、風險極高的技術研發領域，忽略了國內要素稟賦結構的約束，導致了國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發成果的轉化率或使用率較低，致使研發成果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這些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吸收，滯緩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創新速度。同時，國內研發投入不足也會帶來一種“副產品”，即落后國家由于研發基礎薄弱，缺乏及時了解和掌握國際技術發展最新動態的能力，難以對引進技術做出客觀的評價，因而往往引進的是一些行將淘汰的技術，結果使其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中。
2.人力資本短缺嚴重。由于教育投資匱乏等原因，我國人力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萬勞動力R＆D科學家和工程師”為14人，和發達國家相比，日本2003年為101人，德國為68人，法國為71人，美國在2002年為91人，加拿大為68人，意大利為30人。據統計歐美發達國家的從事R&D活動人員分布中，企業的R&D科學家與工程師均占50%以上，而我國企業中從事R&D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人數明顯低于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數。人力資本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技術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不力制約了先進技術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發展了一種定性評級法，用于對一國知識產權強度做出較客觀的比較。他們將知識產權保護分為五個方面：覆蓋范圍、加入相關國際專利協議的情況、保護例外、實施機制和保護期限，并根據決定每個方面有效強度的多種因素分別評分，最后加總得到一個“0”到“5”之間的國家評分，即“GP指數”。一般而言，“GP指數”越大，說明該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大。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但上升的幅度時緩時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現了兩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現象與1992年、2001年中國大范圍修訂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事實有關。但是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數僅相當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韓玉雄，李懷祖，2005）。
3、結論與建議
（一）繼續擴大與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對我國而言，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在長期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如果單純依賴本國的自主創新體系、研發能力帶來國內技術進步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進一步優化中間產品的進口結構，繼續促進技術貿易的發展應該成為是中國今后經濟政策制訂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進口體制，調動企業進口積極性，充分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二是要進一步調整、優化進口關稅結構，鼓勵企業及時合理增加國外先進適用技術、關鍵設備的進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發資金投入
增加研發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國國際技術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順利實現上述目標，我國政府應適當增加財政科研撥款，特別要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同時為鼓勵創新，政府可以依據企業技術創新的力度和市場實現程度，對創新企業給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稅補貼等稅收方面的優惠，以減少企業的創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資本
政府應科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預算安排時，要確保《教育法》中規定的教育經費“三個增長”（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要逐步增長）的落實。逐步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各種限制，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多渠道籌措辦學資金。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鼓勵社會投資辦學，以解決我國教育資金不足的難題，促進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正確認識和處理知識產權，從長遠來看，是知識溢出良性循環的宏觀控制的必要條件。順應WTO的要求，我國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相關研究表明，當技術差距較大和(或)模仿能力較強時，可以充分利用“技術后發優勢”，這時則偏向于鼓勵模仿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技術進步。要加強知識產權法的法制建設和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保護國外科技企業的在華利益，從而以保證更多外部知識的持續流入。
參考文獻：
[1]趙偉，汪全立.人力資本與技術溢出：基于進口傳導機制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6，4.
[2]李永.中國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測度與分析[J].科學管理研究，2006，06.
[3]韓玉雄，李懷祖.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第3篇
（一）對外貿易開放度
通過進口國外先進的中間產品可以提高一國最終產品的技術含量。貿易伙伴國的R&D活動可以產生新的中間產品，當進口這些中間產品時，進口國企業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專業技術知識和相應的研發成果來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此外，國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國外同行的知識和技術竅門，逐步掌握了生產這些含有先進技術或研發成果的產品，最終使企業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這個“進口商品學習、吸收先進技術模仿二次創新”的過程中，產生出了諸如“干中學”效應、“技術示范與交流”效應等現象，有力地鞏固和促進了一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持續性提高。國際發展經驗表明，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國外新技術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復制，從其它國家學到先進技術的機會也就越大。
（二）國內企業的吸收能力
國內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證技術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證。主要表現在國內研發（R&D）活動和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國R&D活動不僅僅是自主技術創新的源泉，也是影響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較高的國內R&D存量能促進現有資源的進一步有效利用，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提高國內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能提高本國對新技術的承接、利用和改進的能力。同時，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不僅可以發揮生產要素對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能夠有效地實現新技術的采用和貫徹。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適應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新技術在生產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技術溢出的影響卻是雙重的。知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識產權保護正是要給予創新者適當的壟斷利潤,從而保持國內創新過程的持續性。但是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如果出口國的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由于擔心核心技術的泄露,出口國則傾向于向進口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能夠使進口國有更多接近并獲取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進口國企業在模仿時所分享的知識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識總量部分內容，從而將減弱進口國獲得更多技術溢出的效果。
三、我國進口貿易技術溢出的條件及其特征
（一）進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我國同美國、日本、歐盟等技術先進國的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為技術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自1985年以來，我國從世界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發展迅速。以R&D活動相對集中的G-7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為例，1985年我國從G－7國家的進口總額為260.6億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國（占19.5%），德國（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國所占比例較小；2006年進口額增長了約10倍，達到2468.1億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為日本（占46.9%）、美國（占24.0%）、德國（占15.3%）。在進口商品結構上。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機械及運輸設備以及高科技產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量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產品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國與技術先進國家進口貿易總量的擴大，以及進口商品結構的不斷改善支持了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果的實現。
（二）國內吸收能力不足制約了對先進技術的吸收效果
1.研發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第一，我國用于科研開發的支出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國R&D經費支出達到2943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41%。而發達國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國R&D投入總額為3125.3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51%；日本R&D投入總額為1458.8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3.20%；法國R&D投入總額為441.2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13%。第二，我國研發投入結構不盡合理、科研成果應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條件下，仍然把大量資金投入到資本密集度極大、風險極高的技術研發領域，忽略了國內要素稟賦結構的約束，導致了國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發成果的轉化率或使用率較低，致使研發成果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這些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吸收，滯緩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創新速度。同時，國內研發投入不足也會帶來一種“副產品”，即落后國家由于研發基礎薄弱，缺乏及時了解和掌握國際技術發展最新動態的能力，難以對引進技術做出客觀的評價，因而往往引進的是一些行將淘汰的技術，結果使其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中。
2.人力資本短缺嚴重。由于教育投資匱乏等原因，我國人力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萬勞動力R＆D科學家和工程師”為14人，和發達國家相比，日本2003年為101人，德國為68人，法國為71人，美國在2002年為91人，加拿大為68人，意大利為30人。據統計歐美發達國家的從事R&D活動人員分布中，企業的R&D科學家與工程師均占50%以上，而我國企業中從事R&D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人數明顯低于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數。人力資本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技術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不力制約了先進技術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發展了一種定性評級法，用于對一國知識產權強度做出較客觀的比較。他們將知識產權保護分為五個方面：覆蓋范圍、加入相關國際專利協議的情況、保護例外、實施機制和保護期限，并根據決定每個方面有效強度的多種因素分別評分，最后加總得到一個“0”到“5”之間的國家評分，即“GP指數”。一般而言，“GP指數”越大，說明該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大。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但上升的幅度時緩時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現了兩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現象與1992年、2001年中國大范圍修訂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事實有關。但是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數僅相當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韓玉雄，李懷祖，2005）。
四、結論與建議
（一）繼續擴大與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對我國而言，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在長期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如果單純依賴本國的自主創新體系、研發能力帶來國內技術進步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進一步優化中間產品的進口結構，繼續促進技術貿易的發展應該成為是中國今后經濟政策制訂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進口體制，調動企業進口積極性，充分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二是要進一步調整、優化進口關稅結構，鼓勵企業及時合理增加國外先進適用技術、關鍵設備的進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發資金投入
增加研發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國國際技術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順利實現上述目標，我國政府應適當增加財政科研撥款，特別要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同時為鼓勵創新，政府可以依據企業技術創新的力度和市場實現程度，對創新企業給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稅補貼等稅收方面的優惠，以減少企業的創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資本
政府應科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預算安排時，要確保《教育法》中規定的教育經費“三個增長”（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要逐步增長）的落實。逐步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各種限制，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多渠道籌措辦學資金。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鼓勵社會投資辦學，以解決我國教育資金不足的難題，促進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正確認識和處理知識產權，從長遠來看，是知識溢出良性循環的宏觀控制的必要條件。順應WTO的要求，我國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相關研究表明，當技術差距較大和(或)模仿能力較強時，可以充分利用“技術后發優勢”，這時則偏向于鼓勵模仿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技術進步。要加強知識產權法的法制建設和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保護國外科技企業的在華利益，從而以保證更多外部知識的持續流入。
參考文獻：
[1]趙偉，汪全立.人力資本與技術溢出：基于進口傳導機制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6，4.
[2]李永.中國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測度與分析[J].科學管理研究，2006，06.
[3]韓玉雄，李懷祖.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