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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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梨園弟子奠小看

大家都知道，戲曲演員基本上都是十二三歲學藝的，這時筋骨軟，好練功，可塑性強。可是年齡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過小學水平，進了劇團后也就難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這當然是行業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絕對的。一期同學里偏偏就會冒出幾個演員才子，讓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園行，也不敢說演戲的人沒文化了。像易俗社、戲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劇團，都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編會導的大才子，老一輩的如王藹民、王小民、賀孝民、、王保易、劉養民、王君秋、李繼祖、冀福記、楊通民、賀林等，年輕一代的如陳彥、李小鋒等，可以說多不勝舉，這當然是我們梨園行的驕傲了。

張曉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學養的演員才子，他憑著長期的勤學苦練、廣聞博記、深入鉆研、吸納眾長，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藝術修養，無論在表演、導演、編劇、評論方面，還是在組織管理與主持演出活動等方面，均頗為出色。成為陜西秦腔界為數不多的大家之一。從張曉斌的書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識非常廣博，關于戲劇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內容，他好像沒有不知道的，而且論述相當充分，有理有據且不失嚴謹。像他評《打金枝》“背舌”一折戲，就把這個戲各劇種的不同叫法、劇情概況、劇本立意、時代背景、主人公郭子儀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戲的風格、秦腔名家演此戲的表演特點等，都講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這出戲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對該劇的來龍去脈有個清晰的了解!從張曉斌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從事演藝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礎較差(張曉斌學藝時不過小學文化程度)，但只要熱愛事業，心懷理想，勤奮好學，不斷積累，一樣能成為專家學者。

著書三卷載劇壇

張曉斌學藝的地方是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這對他來說真是萬幸。這里是久負盛名的“西北戲曲學府”，有著革命的傳統、戰斗的傳統、藝術的傳統和學習的傳統，有著馬健翎、黃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學識淵博、才華出眾、德藝雙馨的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方面的大師級藝術家，你若進到這里稍加用心，就會受益匪淺。張曉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這個學府里就自然成長起來。通過幾十年的刻苦學習和不斷積累，他也將自己鍛煉成一位無愧于“西北戲曲學府”的藝術大家，不僅為養育他的學府奉獻了華章，也為秦腔觀眾留下了集知識、學術、史料，更兼文學價值于一體的百萬文字。

該書的史料價值體現在記述了秦腔在現展演進的歷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寫的倡導新秦腔，關愛陜西戲。戲劇家來陜西調研，程硯秋來西北考察，馬健翎編創新劇目等，既緬懷了老一輩革命家關愛邊區文藝和秦腔事業的往事，追述了戲劇大家、表演大師與陜西戲劇界的交往，同時也回顧了為秦腔藝術作出卓越貢獻的大師們的藝術人生，為陜西戲劇在現代的發展理清了脈絡，使讀者對陜西戲劇特別是秦腔在現代史上的影響和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記敘了三秦戲曲界發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現的重要人物，記敘了社會各界名人與陜西戲曲界的交往關系，同時以親身的經歷記敘了劇團上山下鄉和去部隊、廠礦演出的軼事及所從事的社會藝術活動。將戲曲與社會、與大眾、與生活的關系作了生動的闡釋，驗證了藝術根植于社會生活的本質。在“評述篇”中，以獨到的學術見解對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劇團的藝術實踐、劇目創新、藝術活動等進行了評述。上述這些。都為以秦腔為主體的陜西戲劇補充了大量翔實而珍貴的資料。

該書的學術價值體現在書中對我省演藝界100多位著名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藝術家，也包括優秀劇目進行了中肯的評價，提出了自己獨到的學術觀點。例如：寫李瑞芳的《心有真?情聲自美》，寫康正緒、何振中、傅鳳琴的《皇家戲唱出了人情味》，寫段林菊的《觀眾心里有桿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藝術思想。還有他寫的《精品劇目與群眾觀點》，以省戲曲研究院多年的創作實踐為例，闡述了精品劇目與群眾觀點的辯證關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劇目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樹，群眾觀點是文藝工作者從事精神產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藝海之廣闊，文壇之秀美，梨園之芬芳”。文中談道：為人民群眾特別是為農村群眾服務，是戲曲工作者的主要對象，要使精品劇目打得響，拉得出，下得去，絕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謂“包裝”手段。對有些重點劇目要采取“一戲兩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條件的舞臺，按照原有演出規模進行；下基層到農村時，則將大樂隊改為民樂隊，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簡，靈活變通，以適應當地舞臺條件、減輕當地接待負擔。這些觀點，對城市劇團的演出實踐都頗有指導意義。

該書的知識價值體現在對戲曲藝術方面的諸多知識進行了趣味化的記敘。例如第三部所寫的“戲緣情緣”、“觀景論戲”、“戲話史話”、“梨園古今”、“年節戲苑”、“臺前幕后”、“文脈戲理”等欄目，從三秦文化的視角著眼，采用講述的方式，對秦文化所承載的秦腔、眉戶、碗碗腔等劇種，以及這些劇種的優秀劇目和舞臺人物、演員表演、音樂、服飾、道具、化妝、音響、效果、臺上臺下、戲里戲外等進行了評析，內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歷史、人文、民風、民俗等各個方面，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內涵豐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圖卷。體現了作者的博學多才和對三秦文化的熱愛之情。同時也使讀者能從中獲得豐富的秦文化包括戲曲文化的知識。如他寫的《秦腔(下河東?祭靈>三十六哭淺析》，對劇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與故事認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讀者了解了歷史，也增長了知識。

天賦靈氣才藝廣

張曉斌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他既會演 戲，又能編劇導演，還能做學問。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員。在省戲曲研究院工作的半個世紀中，曾在20多本戲里擔任不同行當的主角，有現代戲《粱秋燕》中的董學民、《中國魂》中的周小強、《江姐》中的華為、《蘆蕩火種》中的沙四龍等，有傳統戲《藏舟》中的田玉川、《張古董借妻》中的張古董、《清風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還是一位出色的編導，所編導的劇目《臂塔圓舞曲》，榮獲1993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創作(合作)的眉戶現代戲《陜北婆姨》榮獲陜西省“五個一工程”獎，改編的《張古董借妻》連演百場，改編的《貍貓換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陜西“易發杯”大賽中獲劇本改編優秀獎。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戲劇評論家。60余篇，為陜西文藝廣播電臺及衛星廣播撰寫稿件《梨園趣話》140余篇，《戲曲名段點評》50余篇，在《陜西廣播電視報》發表《戲苑趣話》專欄文章30余篇，總計百余萬字，其中《淺析秦腔(趙氏孤兒)的改編》，榮獲陜西省文藝科研優秀論文獎。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劇團管理者，在任眉碗團團長期間，他和演職人員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鄉演出，為劇團擴大了影響，創造了效益；他愛惜人才，重視劇目創作，為劇團引進和培養了一批臺柱子和尖子演員，推出了《臂塔圓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陜北婆姨》等一批優秀劇目，深受觀眾的歡迎。

他還是一位在觀眾中有影響的優秀節目主持人。他天賦過人，更有著廣博的文化知識作基礎，所以腹有詩書氣自華。他不僅應邀擔任陜西文藝廣播電臺及衛星廣播《梨園趣話》節目主持，每周不間斷地向廣大聽眾廣播節目，而且還經常擔任晚會的節目主持人，多年來曾主持過大大小小千余場文藝演出，成為秦腔觀眾十分喜愛的節目主持人。他主持節目的風格雅俗共賞，往往以韻句俚語進行表述，見人說人，對景言景，靈活機智，風趣幽默，幾句話就將節目或演員介紹到位，并且隨帶表演，繪聲繪色。因而深受廣大聽眾和觀眾的好評。

大家風范口碑傳

所謂大家，就是不僅在所從事的專業上有特殊的貢獻，在學術上有一定的造詣，而且在文化修養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張曉斌就是這樣一位在陜西乃至西北地區頗有影響的藝術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藝術事業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學習，勤奮努力地工作，不斷開拓新的藝術領域，在文化修養、思想素質和藝術造詣上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跡已經載人《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世界名人錄》、《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專家人才庫》、《中國戲劇家大辭典》、《中華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權威書典。屈指算來，像他這樣的全才全能演員，在陜西乃至全國文藝界都是為數不多的。

張曉斌也是一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凡遇社會上的公益演出、救災義演等活動。他都義不容辭，如：為唐山抗震義演、渭北抽黃灌區慰問演出、安康水庫移民慰問演出，以及抗洪救災義演等，他作為團長和節目主持人。都積極參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而且還經常自編自演節目，表現了一個文藝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會責任感，為此。他受到劇團職工的好評，也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厚愛。

張曉斌為人熱情豁達、待人謙遜、樂于助人，在文藝界有著很好的口碑。他是平民出身，從小生長在艱苦的環境里，成年后尤其是成名后，仍然保持著平民的質樸風格和吃苦耐勞的作風。近些年來，由于他主持的節目影響甚廣，文藝界許多后生都拜他為師，像薛廣民、李洪剛、李衛平、張武宏等。都是在他的認真指導下成長起來的優秀節目主持人。他還特別樂于助人，不論是文藝界還是社會上的朋友有事求他，他都熱情相幫，如：為年輕演員排戲、為演員策劃并主持演出專場、為后學者審看劇本，等等，盡管一天忙忙碌碌，但卻活得充實而快樂。正由于他處處表現出大家的風度，所以

第2篇

【摘 要】河北地區所見的10件戰國時期秦國有銘兵器，對于研究秦國的武庫制度、少府制度和寺工制度以及對上郡、櫟陽、衙、德、高望、氏和藍田等古地名的考證提供了文字和實物材料。

河北地區出土的戰國時期秦國有銘兵器多發現于易縣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零星發現，此外亦有揀選、征集得來，其主要來源當是戰國后期秦燕、秦趙之戰事與之后駐屯軍所遺留，所見諸器的銘文，對于戰國后期秦國兵器鑄造和使用制度以及一些相關問題都有所涉及。目前我們對戰國時期秦國兵器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對其鑄造、貯藏、發放和管理辦法的認識幾近成熟[1]，本文立足河北地區所出，陳列諸器加以整理論述，以期對前賢成果有所校補。

1、十八年上郡武庫戈

1957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百福村南出土，戰國時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已殘，殘長18.9厘米，直援上揚，援的兩面開刃，長胡，闌側三穿，內后部三邊開刃，內上有一橫穿（圖一）[2]。內兩面均刻銘：正面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背面為“上郡武庫”（圖二）。《集成》編號為17.11378，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78頁圖版145等。

2、上郡武庫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練臺莊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6.4厘米，援扁平，前端較寬，后端較窄，援上昂，長胡有闌，內上一梯形穿，闌內有三個長方形穿。內一面豎刻“上郡武庫”四字，“庫”字右側下鏨刻字；另一面鏨刻有銘，“工二字較清晰，其他字跡銹蝕。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第830頁，標本號78YBLT∶08。

3、二年少府戈

1970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北沈村出土，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通長23.6厘米，闌側三穿，內部一穿，胡相對較長。內上倒刻“少府，二年作”。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79頁圖版146等。

4、少府矛

1966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西沈村出土，戰國時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通長14.7厘米，脊與刃緣突起，上一穿。兩面刻銘：正面為“少府”，背面為“武庫受（授）屬邦”（圖三）。《集成》編號為18.11532，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80頁圖版147等。

5、少府矛

河北易縣燕下都武陽臺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長14.7厘米，銎作圓筒形，脊隆起，有凸棱，脊兩側有血槽。正面銎部刻銘“少府”，背面左側血槽內至銎部刻有“武庫受屬邦”六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第832頁圖479，圖版178.1，標本號66W∶0735。

李學勤先生曾論“十八年上郡武庫戈”作“十八年上郡戈”，隸定銘文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二年少府戈”銘文為“少府，二年乍（作）”；“少府矛”銘文為“少府；武庫受（授）屬邦”[3]。

從上述兵器銘刻我們可以看出，秦國兵器是由國家統一管理鑄造、貯藏和使用的，分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兩大系統，所造器物需由武庫登記造冊，標識記號，妥善管理。其鑄造應是借鑒了三晉的兵器鑄造方法，分為督造、主造、造者三級，由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少府工室是中央主管兵器鑄造的官署機構，為主造[4]，秦始皇時期又有寺工這一官署機構作為主造[5]。工師即是造者，且造者的內部組織中還有工師、丞、工三級，丞應是工師的副手，實行“物勒工名”。故可知“十八年上郡武庫戈”銘文中的“朐”、“巨”、“正”和“上郡武庫戈”銘文中的亦是各級官吏、監造、工匠之私名。

“武庫”即武器庫，就是貯藏兵器的倉庫。《說文》：“庫，兵車藏也。”[6]《禮記·曲禮》鄭玄注曰：“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7]秦國的武庫初僅設于秦都咸陽，后復設于上郡[8]，此即“上郡武庫”之由來。由“少府矛”銘文我們可以看出，兵器在鑄成后先由武庫保存，然后授予各屬邦即各地駐軍使用。

秦國地方一級的兵器鑄造管理主要設在少部分新得的邊遠郡縣[9]，最早是上郡，還有蜀郡、河東郡、隴西郡及漢中郡等。郡守相當于中央一級鑄造兵器的相邦、丞相，為督造者。上郡北接匈奴，地理位置重要，秦在此地駐有重兵，定然需要大量兵器，故郡屬各縣均可制造兵器。“十八年上郡武庫戈”中的銘文“漆”，當是上郡屬縣漆垣之省稱，《漢書·地理志下》、《后漢書·郡國志》均作漆垣屬上郡，秦置[10]。“工朐”為主造者，“丞巨”是工朐的副手，“工正”是造者。督造者在中央為丞相，地方則為郡守，且“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可見秦國兵器冶鑄監造制度之嚴格及其強兵政治路線之一斑。

“十八年上郡武庫戈”工名為“正”，卻不避秦始皇嬴政諱，可知其器當造于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少府原為三晉官名，秦莊襄王時亦設少府一職，其下設工室鑄造兵器及其它青銅器物；又秦戈形制以莊襄或始皇為界，前作中長胡三穿式，后作長胡四穿式[11]。從“少府戈”形制看，胡特長而三穿，雖開秦始皇時期長胡戈之先河，但三穿仍有秦昭襄王時兵器的特點，故此戈年代當于秦莊襄王時，二年即莊襄王二年（前248年）。“上郡武庫戈”形制作中長胡三穿，年代當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應不晚于莊襄王四年（前246年）。三件少府矛之時代，據李學勤先生推定亦約當秦始皇時期[12]。

6、櫟陽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5.5厘米，援刃前端較寬，后端較窄，援上昂脊凸起，有棱；長胡，胡的末端作圓角，有刃；直內，三面有刃，內刃緣斜收作弧狀，下角為圓角；內上有一長方形穿，闌內有三個長方形穿。內上一面鏨刻“吾”字，另一面穿后原豎刻二字，已不清，內上近末端鏨刻銘“櫟陽”二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1頁圖478.7等，標本號66XSH∶025。

7、櫟陽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1.85厘米，形制與上件大致相同，惟援上刃較直，胡末端作直角，無刃；凡刃部均有開刃的銼口痕跡。戈內一面鏨刻銘“櫟陽”二字，胡部鏨刻銘二字；另一面鏨刻銘“何”二字，胡部鏨刻銘“田”二字（圖四）。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1頁圖478.8-9等，標本號72XSH∶06。

按上文所述，秦國亦類似三晉設庫來管理兵器鑄造，但不同于三晉的“多設且地點極為分散”，秦國除首都咸陽外，只有舊都雍、櫟陽設庫，故“櫟陽戈”當為櫟陽庫所作。直至戰國晚期才有例外，如[13]，這當是利用新得三晉之縣的現成制度和設備以補充兼并戰事對武器所需的緣故。兩件“櫟陽戈”形制均作中長胡三穿，類于“上郡武庫戈”，年代當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應不晚于莊襄王四年。

櫟陽，地名，在渭河北岸，其遺址發現于今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東武屯鄉官莊、御寶屯一帶[14] 。自秦獻公二年（前383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櫟陽為秦都，凡34年。《史記·秦本紀》云：“獻公二年……城櫟陽”；“（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15]櫟陽對于秦后世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因櫟陽靠近秦魏戰爭前線，為了解決秦國對魏戰爭上的弱勢，故而從關中西部的雍遷都櫟陽，可以更好地與魏爭奪“河西之地”[16]。此外，著名的商鞅變法即發生于此時此地。后雖徙都咸陽，但櫟陽作為都城的主要門戶，既是交通要沖、軍事重鎮，又是商賈云集的經濟中心之一，楚漢相爭時又一度作為漢之臨時都城[17]，《括地志》記云：“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萬年。”[18]

“吾”，應讀為“衙”，地名，黃盛璋先生對此有精確考證[19]。《漢書·地理志上》：“左馮翊有衙縣，在今陜西白水東北。”德，地名，《漢書·地理志上》：“左馮翊有[21]《水經·渭水注》有“渭水之陽即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其故城在今大荔縣朝邑鎮西南21.5公里[22]。一般秦戈在內的一面多刻鑄地，另一面所刻地名多為使用地[23] ，故可知標本號66XSH∶025的“櫟陽戈”當為舊都櫟陽庫所造，吾（衙）地所用；標本號72XSH∶06的“櫟陽戈”亦為舊都櫟陽庫所造，使用者為德地方駐軍，亦可知德之名至遲在戰國晚期已經出現。

8、高望戈

1981年3月從正定縣牛家莊村征集，戰國后期器物，現藏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本器已殘缺，殘長23.5厘米，內長8.8厘米，闌長14.4厘米。援較寬扁上翹，脊棱不明顯，鋒尖殘，胡稍長，三穿近半圓形。內微上翹，其上一長方形橫穿。內如刀形，上下有刃。近穿處豎刻銘文二字“高望”。《集錄》編號為1103，《匯編》編號為1704，相關著錄見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頁圖2，88頁圖4等[24]。

9、氏戈

1981年3月從正定縣牛家莊村征集，戰國后期器物，現藏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本器通長22.2厘米，內長8.5厘米，闌長12.5厘米。狹援微弧上翹，脊棱明顯，鋒稍圓鈍，長胡三穿，穿近梯形。內作刀形，上下有刃，刃較鋒利，其上一長方形橫穿（圖五）。內上刻銘文4字“氏，師廿”（圖六）。《集錄》編號為1136，《匯編》編號為1705，相關著錄見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頁圖1，88頁圖3等[25]。

以上二戈同時發現，從其銘文字體及形制來看，可認定其屬秦物，且為戰國后期器物。“氏戈”銘文“師廿”，為兵器編號。“高望”、“氏”均為地名，據《漢書·地理志上》，高望在上郡[26]，氏在上黨郡[27] ；《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則稱高望在今內蒙古烏審旗北，氏在今山西安澤縣東南。《水經·涑水注》：“《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曰：‘令狐即猗氏也。’”[28]又有戰國時期魏國的“九年淄丘戈”，其胡部亦有刻銘“高望”二字，黃盛璋先生以為秦時增刻[29]，可能是俘獲的原魏國兵器而發放給高望駐軍使用的。此“高望戈”可能最早也是屬于高望駐軍使用，“氏戈”也應類此，為氏駐軍使用，或許是隨著秦兼并六國的戰事而輾轉流傳到了河北正定地區。這兩件器物的出土，說明高望、氏作為地名至遲在戰國末期已經出現。

10、藍田矛

河北易縣燕下都北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長15.3厘米，銎徑17×2.6厘米。銎扁圓筒形，銎直達刺端，兩面中部各有一圓穿，、刺有明顯分界；刺中部有凸棱，棱脊兩側有血槽。上鏨刻銘“藍田”二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4頁圖480.4，圖版178.4等，標本號72B∶08。

藍田，地名，《讀史方輿紀要》云：“玉之次美者曰藍，縣之山出玉，故名。”[30]其地處關中東部，在今陜西省藍田縣。秦獻公六年（前379年），藍田、蒲、善明氏改為縣：“獻公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31]此舉為秦在全國范圍內設置縣制做了準備，可謂后世郡縣制度之張本。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楚曾戰于此，楚師大敗[32] 。

在對河北地區出土的戰國時期秦國有銘兵器作簡單梳理后，我們不難發現，戰國晚期戰事頻繁激烈，僅以燕、趙之一隅所出，既可窺見戰國時期秦中央、地方所監造兵器樣本之全貌，又可對戰國秦之兵器使用和軍隊調度加深了解，從而更可知戰國之所以為“戰國”了。

本文寫作曾蒙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沈長云師的指導，惟文責筆者自負。

[1]擇其要者：a.李學勤：《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載《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7-226頁；b.陳平：《試論秦國兵器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1982年；c.黃盛璋：《秦兵器分國、斷代與有關制度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等等。

[2]本文所采用器物形制及銘文說明、圖片的來源，除首取原始發現或發掘報告外，其次征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2007年（文中簡稱《集成》）；劉雨，盧巖：《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華書局，2002年（文中簡稱《集錄》）；鐘柏生，陳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文中簡稱《匯編》）；河北省博物館、文管處：《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簡稱《選集》）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相關著錄，以補不足，在此謹致謝忱！

[3] [12]同[1]a。

[4]黃盛璋：《秦兵器制度及其發展、變遷新考（提要）》，載《秦文化論叢（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28頁。

[5]a.陳平：《〈“寺工”小考〉補議》，《人文雜志》1983年2期；b.黃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9期。

[6]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192頁。

[7]孔穎達：《禮記正義》，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80年，第1258頁。

[8][9][13]同[4]，第427頁。

[10]a.班固：《漢書》卷28《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617頁；b.范曄：《后漢書》卷23《郡國志》，中華書局，

1965年，第3524頁。

[11]a.陳平：《試論戰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關問題》，載《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21頁；b.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1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3期。

[15]司馬遷：《史記》卷5《秦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203頁。

[16]a.楊希義：《西安的軍事與戰爭》，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14頁；b.朱士光：《西安的歷史變遷與發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132頁。

[1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漢研究室：《秦物質文化史》，三秦出版社， 1994年，第92頁。

[18]李泰撰，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卷1《櫟陽縣》，中華書局，1980年，第23頁。

[19][29]同[1]c，第227-285頁。

[20][21]同[10]a，第1545頁。

[22]張自修：《中華秦文化辭典》，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

[23]后曉榮，田小娟：《秦上郡置縣考》，載《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3頁。

[24] [25]樊瑞平，王巧蓮：《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收藏的兩件戰國有銘銅戈》，《文物》1999年4期。

[26]同[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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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170頁。

[30]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53《西安府上》，中華書局，2005年，第2559頁。

第3篇

論文摘要：鑒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派中，長安文化不顯于世，從文化傳統的整體性上對長安文化的定義進行了研究，并對其文化形態的發展階段、主觀基礎、客觀奈件進行了梳理，歸納出長安文化5個方面的特征。分析認為，長安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陸地文明的代表，其內在的普適性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值得繼承和發揚。

在歷史上，長安地區的文化深深地影響了周邊地區和鄰邦，也曾深深地打動了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心靈。中外文化在長安地區交流互動，使得世界越來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國，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派中，長安文化雖厚重卻不顯于世。其中有多個方面的原因。筆者以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長安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比較模糊，與其他概念相交叉、重疊，其主體性特征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文化相比較也顯得不容易歸納。這種比較大多是從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性、獨立性以及完整性來考量的。如果以現代意義為價值取向來追溯，古代的長安文化雖然復雜多變，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特點，而且，作為陸地文明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長安文化的內在普適性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長安文化的基本定義與發展階段

這里所說的文化，根據其發生和影響的范圍，從基本形態上來劃分有地區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國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種類型。最基本的觀察和分析的出發點不外乎“大中見小”和“小中見大”，實質上就是研究和比對文化的一元性與多元性的相互關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事實上也沒有絕對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總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為基礎，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價值觀與追求。一元與多元之間的和諧性與社會的和諧性成正比例關系，而文化與社會的和諧度也構成了該文化范圍文明程度的標志。

長安文化屬于地區性文化。其名稱有二義:第一，顧名思義，就是這一地區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第二，以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為這一地區傳統文化的概括與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稱名“長安”之前的萌發和之后的延伸。從時空概念上分析，具體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

第一，長安文化是稱名為“長安”時期的文化。稱名“長安”的時期，即從漢代到唐代(當然也可以延續到現代，一方面是有“長安地區”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長安文化陸地文明的一些傳統特色仍然有遺存。這需要聯系現代與古代來研究，特別要調查古代長安文化的現代遺存，所以暫不在本文探討范圍之內)。盡管有漢長安和隋大興、唐長安的區別，但從地理范圍和文化特質的傳承來講，本質上沒有大的區別。“長安”雖然是城市的名稱，是因為稱名“長安”的時期是這一地區文化發展史的鼎盛階段，具有比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長安文化是“長安”地區的文化。這里指的是長安地區，不僅僅是城市地區。其具體的地域范圍可以分為核心地區和輻射地區。核心地區又有兩個部分，即長安城區和關中地區。長安城區包括了津、鎬、咸陽、大興和長安。關中地區，也就是地理學上所劃分的渭河平原，古稱八百里秦川，南至終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黃土臺源地帶。其輻射地區，是直接受長安文化影響以及與其他地區文化交流滲透的地區，即東至洛陽，南至秦巴山區，西至河西走廊的東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長安文化是“活著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禮失求諸野”，文化的傳承是一種自覺的本能。盡管滄海桑田，長安屢經劫難，但是長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這主要緣于長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還應該重視文化的精神和物質2個層面。在陜西現存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少文化遺產深淺不等地打著長安文化的印記，如兵馬俑的制造、法門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樂、老腔、還有民間的喪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說，長安文化不僅是一種歷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種現實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響力依然存在，是“活著的”文化。

第四，長安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內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現出的階段性。地區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是長期的過程，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長安文化從漢代到唐代為核心時期，也是鼎盛時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積累和之后的延伸。

從文化的發生學意義來講，長安文化從形成、發展到衰落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然后綿延至現代。其中，長安文化的孕育階段，是從渭河文明到先秦;長安文化的形成階段，是從先秦到秦漢;長安文化的鼎盛階段，是從秦漢到隋唐;長安文化的衰落階段，是從五代到現代。

二、長安文化概念上的重疊與交叉

從不同的時代和角度來概括，習慣上把這一地區的文化歸納為各種不同的名稱，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著眼點，有具體的針對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這些都與長安文化有重疊和交叉的地方。筆者認為，這些命名和長安文化雖有重疊和交叉之處，形式上以及時空上有重合之處，但本質上應該區別開來。從這些文化體系中可以抽象出長安文化的內容，但是這屬于一元與多元或根與枝葉的關系，并不影響長安文化的獨立性。這里存在2個問題需要辨析。

第一，長安文化與國家文化的關系。周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從性質上來說都是國家文化，是中國國家文化的歷史形態。而三秦文化雖有較強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屬性的時代特征比較狹窄，文化內涵也比較龐雜，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這就影響到對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謂國家文化，是各個優秀的、先進的地域文化的總和與代表，而地區文化是獨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國家文化的基礎，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一元與多元的關系。在多元的地區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國家文化。相對于國家文化，長安文化屬于后者。有的時候，某些地域文化的優勢和先進性會因為客觀環境的便利而上升，與國家文化的主流相匯合，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高度和諧。這是完全正常的，如當年的長安文化。但長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陸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圍上畢竟受內陸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輝煌的時期，如盛唐時代，長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國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疇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質也屬于國家文化，不能劃歸人長安文化。

我們也需要對同屬國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漢唐文化作分析、對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時代和文明發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對更強一些，而漢唐文化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圍內影響也更為廣泛。在這些時期，長安文化也同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二，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的關系。長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羅馬、東長安之說，長安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曾有過非常發達的“京城文化”。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之關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疊，但仍有本質上的區別，長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盡管長安文化在一定的時期內很容易與“京城文化”融為一體，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蓋，因為“十三朝古都”的語境很容易導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較清晰，地域小，更絢麗時尚，領風氣之先，但根基淺，往往短暫而變化多端(當然，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從“國家文化”中剝離出來)。在同樣的時空環境下，長安文化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這一方面說明了長安文化的張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長安文化形態的豐富多彩，但這些畢竟與長安文化自身的體系結構是兩個概念。

從文化的整體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稱上的“國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對區別的概念，其定義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內涵則顯得更清晰、準確，歷史的延續性更為持久，也更為“草根”性。這也是長安文化作為基礎性地區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

三、長安文化形成的客觀條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長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來的。受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的制約，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復雜的規律，是長期的發生、積淀與發展的過程。為什么長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和連綿不斷的持續性?這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從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環境中去尋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區的客觀環境作比較。歸納起來，長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觀條件有3個方面。

第一，土地問題。長安文化植根于內陸型農耕文化的土壤中，黃土文化的生存條件是規定長安文化的根本要素。這一地區有非常良好的農業耕作條件，位居渭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國內類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續性的開發時間也有區別。漢代司馬遷記載道:“關中自汗、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墻，殖五谷，地重，重為邪。”“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區還有豐富的資源可資利用，如終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拓，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網密布，可資利用的水資源非常豐富，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日用和農業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證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問題。在古代，中國以農業大國聞名，統一與戰亂時相交替，保障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極為重要，同時也關系到民眾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質量。這一地區不僅土地肥沃，澆灌方便，而且四面環山，有許多臺源，為四塞之地，軍事上易守難攻，和其他地區相比較有天然的優勢。這一地區又名“關中”，自古以來關中四周修建有許多關隘，扼守要沖。東面中條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關、潼關、武關、臨晉關、龍門關，西面六盤山有堯關、旬關、子午關、饒鳳關、駱谷關、斜谷關、陽平關，北面黃龍山、子午嶺有金鎖關、石門關、冉店關、陽峪關，等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關隘。另外，在交通水運方面，附近河流眾多，設有許多渡口。如黃河上的蒲津渡、風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東渭渡、西渭渡、寶雞渡，南面還有漢水上的漢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著拱衛關中的水路要沖。以上這些關隘和渡口從陸上和水上全面保證了關中的安全，維護了農耕經濟的社會穩定。

第三，地理位置與發達的交通狀況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文化依靠獲取不斷的信息創新、獲取發展的動力，形成不斷的生長點，而創新就必須借鑒其他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問題是制約古代文化交流的關鍵因素。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而關中本身也是一個封閉型的地區，但關中所處地理位置的大環境經常是開放的。

秦和隋的兩次大統一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發展。秦、漢的馳道、棧道連通了全國各地。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交通路線一直延伸到南亞、中亞。隋唐時代，潛渠連接渭河、黃河，自成體系。隋朝時:“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憧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唐代交通更為發達，如:“東至宋汁，西至岐，夾路列店肆，待客酒撰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騷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顯然，依靠這些便利的交通條件，長安地區獲取了比其他地區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長安文化形成的主觀基礎

在有利的環境條件下，長安文化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動態積淀過程。這個過程與齊魯、荊楚、巴蜀、嶺南等地的文化形成過程迥然有別。

遠古時代，關中就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僅從考古發現來看，100萬年前，“藍田人”在這里生活，20萬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著“大荔人”，2萬年前氏族公社時期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已有大量發現，特別是洛、徑、溺、滬、橘、沫、皂、漆等河流的兩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橋半坡遺址和驪山姜寨遺址，龍山文化則有洋西客省莊遺址和西安東郊的米家崖遺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發展，炎黃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傳向東方。從西周至唐的約1 100年間，這一地區連續成為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頻繁的政治活動和中外商貿活動促進了文化往來，使得這一地區的文化長時間地保持著激揚多彩的活力。

國內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和豐富性。進人封建社會之后，亞洲腹地的社會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社會分工和生產方式都有了各自的進步，長安地區成為中原農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門戶，也是西北草原文化東進和南下的人口，這一政治、經濟之要地的戰略地位，使得各民族爭相在這里活動，從而帶來了各個民族的文化融合。漢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更承擔起了將東方文化輸往西方并首先審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晉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鮮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長期處于民族大遷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斕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這里激蕩、展示，大大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賦予了長安文化開放性的品格。

國際文化的長期交流形成了長安文化博大雄渾的氣魄，形成了不同于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胸襟與眼界。由于絲綢之路的開辟和長期處于中國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長安地區成為當時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國最先吸納、消化和再創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為長安地區最先接受，在這里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在這里完成了“中國化”和“化中國”的進程。一方面，長安地區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擔任了北傳佛教譯傳中心的重任，被稱為佛教的“第二故鄉”;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沖突都發生在這里，同時說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國文化改造的曲折經歷，也說明了長安文化具有剛性的一面。

五、長安文化的特征

綜上所述，和國內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較，長安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個性特征，這些特征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5個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歷史悠久，積淀深厚，連綿不斷，通常表現出先進性。以這種先進性為基礎，成為千余年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撐點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強烈的沖動為中華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第二，東方文化基礎上的農耕民族文化與草原民族文化匯合狀態下的多元結構，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體。多種成分并存，有比較強的包容性，既活躍又豐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體性不鮮明。在所謂的中原文化圈里，這里也不處于中心地帶，但卻帶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這與其他以本地域傳統為核心而凝結和升華的齊魯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有明顯的區別，很難在文化上歸納出一個完全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主體體系，而是保持著一種百花齊放、此起彼伏的態勢。

第四，文化外形多變。雖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又與國家文化相和諧，有時又以民族文化為特點，有時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個性特征，有時又顯示出國際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開放、活躍，文化態度寬松、寬容，文化形象大氣而粗豪，剛毅而散漫。排他性較少，創新性強，富于進取和開拓精神，也顯示出較強的凝聚力與反饋性。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長安地區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開放的、活躍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懷。特別體現在對異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將新的文化信息向外傳播上。向外傳播的文化信息增強了適應性和融合性，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傳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