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學畢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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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中美文化比較在閱讀板塊中的教學實踐機制。這里筆者想起了在電影《中國合伙人》中的一句臺詞，大意是：為什么你們在閱讀《中國日報（英文版）》時能理解文中的意思，但在閱讀《紐約時報》時則有時很難讀透文章的含義，這就是因為美國人的思維方式與我們不同。這里所談及的美國人思維方式似乎與中美文化比較無關，實則不然，一國國民的思想方式深受其所在國家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思維方式的不同自然會在文章的寫作中反映出來。因此，通過中美文化比較下的教學方式，將能使學生站在美國人的習慣視角下來閱讀外文，這將極大地增強他們的閱讀能力與閱讀參與感。但這里也需要正視一個問題，我們教會學生站在美國人的習慣視角來看待美國人的問題，而不是改變學生的思維習慣與價值判斷。這就意味著，在實施比較文化教學時應把握好其中的度，再說沒有長時間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也無法形成美國人式的思維方式。那么如何來把握好這個度呢？把握好這個度需要從比較文化元素的選擇，以及對該元素的釋放環節上下工夫。（2）中美文化比較在聽說板塊中的教學實踐機制。不難理解，思維方式的不同也在中美各自的語言習慣上打上了烙印。如，中國人較為含蓄，而美國人則較為直率。從美國人口語所要表達的意思中還能發現，他們更習慣于直線思維和對數量參數的應用。這些語言表達習慣的形成，不僅與他們特有的移民文化不可分離，也深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可見，在大學英語聽說教學中也需要使學生從總括層面來把握美國人的思維習慣，以及對特定事物的態度。當然，這些都離不開對中美文化比較知識的傳遞。與上文的價值取向一致，我們不要試圖去改變學生的思維方式。但是否需要應該建立起學生思維的轉換模式呢？筆者認為，這將影響學生在聽說能力訓練上的實效性。遵循“習慣成自然”的觀點，應在特定的情境下來幫助學生通過角色扮演來熟練掌握英語通常的表達習慣與交際形式。從以上闡述中可以發現，中美文化比較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明白英美人士的思維習慣，從而提升在閱讀和聽說訓練上的成績。

2在大學英語專業知識中建構的途徑

2.1明確該教學方式的應用范圍面對現階段成果頗豐的大學英語教改實踐，需要明確中美文化比較在專業知識建構上的應用范圍。本文主要從閱讀和聽說兩個方面進行了主題討論，其中也表明在這兩個板塊的教學中可以使用該教學方式。那么對于作文寫作而言，是否也可以采取這種教學方式呢？根據筆者的教學實踐發現，理論上看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實踐中感覺采取該方式有些多余，并可能增大學生在寫作練習中的心理負擔。因此，在寫作訓練范圍還是以傳統教學方式為宜。

2.2把握該教學方式的應用時段大學英語課程一般開設在大學一年級，且每周4課時。然而，大學生英語課程在許多高校中還扮演著提高學生英語過級率的重任。因此，中美文化比較下的專業知識建構也無可能貫穿于閱讀和聽說訓練始終。因此，需要把握好該教學方式的應用時段。筆者建議，教師可以根據特定知識點進行發揮，如引導學生閱讀美國人寫的文章，可以事前向學生就兩國文化所導致的思維方式的不同進行介紹，從而告訴學生在閱讀時要緊扣文章邏輯而不要過分自我發揮。

2.3重視該教學方式的課前準備建立在中美文化比較下的專業知識建構，依賴于教師自身的文學修養，以及對大量材料的查閱。前面也已提到，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深受移民文化和西方哲學的影響。因此，教師在課程準備階段就應按照“美國社會文化特征——美國人的思維特點——美國人的行為偏好”的內在邏輯來進行資料準備。受到教學課時的限制，教師在闡發這些知識時應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和點撥學生的認識為基礎。總之，努力改變現階段在教學中枯燥、乏味的局面。

2.4構建該教學方式的控制機制為了更好地實施這種教學方式，我們還需要構建起該教學方式的控制機制。控制機制的內容包括：依托教學團隊來不斷深化對比較文化教學的認識；將學生的主觀評價納入到控制機制中來，具體來聽聽學生對該教學方式的體會。由此可見，借助中美文化比較下的專業知識建構模式，將能豐富學生的視野和拓展他們的英語專業能力。

3實證討論

秦建華在《中國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初步調查（英文）》中對來自中國5所高校的216名英語專業，以及354名非英語專業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能力進行了測試，其實驗結果表明，中國英語專業和非英語專業大學生都缺乏足夠的跨文化交際意識（秦建華，2005）。《中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實證性研究》對266名中國非英語專業和30名英語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和SPSS數據分析。其實驗數據顯示，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和在跨文化交流中采取恰當的行為的能力都很低（王瑩，2007）。因此，教師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進行課前準備：（1）對中美文化中哲學內涵的專遞。哲學作為上層建筑將影響著一國的文化特質的形成和走向，因此首先需要從中美不同的哲學內涵入手進行文化知識傳遞。之所以英美人具有理性思維和實證推理的優勢和習慣，這深深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可見，教師可以就希臘哲學所蘊含的理性思維和實證推理元素進行提煉，并從總括層面來傳遞給學生。（2）對中美文化中民族特性的傳遞。為何英美人具有直線思維的特質，并反映在閱讀材料上具有“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特征，這與國人的喜歡繞圈子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在特定的哲學意識下，所逐漸形成的民族特性。如，在日常交往中的原則性極強，并尊重制度安排。由此，使學生明白這一點將有助于他們在涉外崗位上，能適應英美人士的行為習慣，而不至于陷入中國人臆斷的尷尬之中。（3）對中美文化中價值觀念的傳遞。價值觀念的不同也充分體現在中美文化的差異中，而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又受到移民文化的深刻影響。眾所周知，移民文化所推崇的競爭、自由、平等，深深影響著美國社會，并植入到了每一位美國人的意識形態中，這就使“自信”、“創新”、“冒險”的特質植根于美國人的行為習慣里。在語言邏輯上則表現在，如面對需要冒險的事宜，國人常常從消極的一面進行表達，而美國人則從積極的一面進行表達。

4小結

第2篇

【關鍵詞】 比較優勢戰略 人力資本 智力產業 體力產業

本世紀以來，大學生就業難迅速成為困擾中國社會的焦點問題之一。高校的就業率不斷下降，畢業生的入職薪酬越來越低，學非所用、用無需學的情況日益普遍。為什么在一個鼓吹“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卻遭遇“讀書無用論”的泛濫？人們不能不加以深思。本文從影響大學生就業形勢的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加以分析，論述長期以來主導中國經濟發展思路、決定中國經濟結構形成的比較優勢戰略與大學生就業難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為問題的根本解決提供啟示。

一、比較優勢戰略導致產業低端化發展和內需嚴重不足

1、推行比較優勢戰略意味著主動產業低級化

長期以來，比較優勢戰略因其理論簡單易行且能充分迎合人們急功近利的心理而在中國大受追捧。該理論宣稱，衡量資源配置合理與否的標準是看有無自生能力。所謂自生能力，就是指所發展的產業從一開始就具有成本優勢，可以各自馬上賺錢的能力。該理論認為成本優勢取決于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中國的優勢在于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所以中國應依托國際分工主要發展低工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區段。該理論否定保護和扶持的意義，反對自主創新和優先發展重工業，主張直接引進適用技術和資本品，從而集中資源用于有自生能力產業的發展。

然而，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科技進步、生產率上升和發明創造涌現都是人力資本積累的產物。比較優勢戰略片面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經濟卻極大地損害了人力資本的積累，使中國掉進粗放式發展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提到人力資本積累，一般人都會關注學校教育的作用，殊不知產業實踐更具決定性的意義。產業實踐可以將人最終塑造成才，而各種新的知識也只有在產業實踐中才能不斷產生。因此，教育必須與實踐相結合，產業實踐才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主戰場。

不過，不同的產業實踐積累人力資本的效果也不同。按工作的知識技術含量和創新性，產業分為高端的智力產業和低端的體力產業。高知識技術含量和高創新性的智力產業主要使用復雜的智力勞動，因此需要并培養大量且高質量的人力資本；而低知識技術含量和低創新性的體力產業主要使用簡單的體力勞動，因此需要并培養很少且低質量的人力資本。所以，一個國家智力產業的發展程度決定其人力資本積累的廣度和高度，智力產業才是人力資本的關鍵載體。中國要積累人力資本，就必須逐步建立和發展健全發達的智力產業體系，而體力產業的發展應符合智力產業發展的要求。

可是，比較優勢戰略割裂了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相互依賴、彼此支持的有機聯系，錯誤地要求按自生能力配置資源，其結果必然是犧牲民族智力產業而畸形發展外向型的體力產業。因為高端的智力產業必須在人力資本成熟后才有競爭力，但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沒有效益、需要保護和扶持的學習期，只有低端的對接國外智力產業和市場的外向型體力產業才能各自馬上賺錢。因此，推行比較優勢戰略意味著主動產業低級化，意味著對人力資本積累道路的扼殺。而沒有人力資本的積累，中國會逐漸被鎖定在國際價值鏈分工的底端，產業升級將變得有心無力。毫無疑問，產業低級化和人力資本退化會形成惡性循環，這就是中國為什么始終擺脫不了粗放發展模式的根源。

2、推行比較優勢戰略必然造成內需嚴重不足

首先，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就是一種毀滅內需而依附于外需增長的理論。我們知道，內需的基礎是消費，而消費的根本是勞動者報酬，只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報酬不斷增長，內需才能充分釋放。但是，比較優勢戰略以廉價勞動力為經濟增長的依據，大力發展血汗工廠，這就從根本上抑制了內需發育的空間。并且，該理論本身也不關注內需的培育，而是寄希望于國際市場來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與內需發展的要求完全相背離。

其次，比較優勢戰略奉行自生能力和自由貿易，逼得國內資本無法考慮長遠利益，只能追逐短期利潤。由于資金、資源、人才和傾斜政策等都紛紛轉向外向型的體力產業，中國已初步建立但遠未成熟的智力產業頓時陷入困境；同時幼稚期的產品無法匹敵發達國家成熟的智力產業又使其進一步失去市場的哺育。在前后夾擊之下，中國的智力產業迅速衰敗了。但是，智力產業是迂回生產方式的核心和內需的引擎，它的衰敗必然使得龐大的與之相聯系的各種內向型部門隨之瓦解。而因為產業鏈條短、產業關聯度低和附加值少，兩頭在外的外向型體力產業對其他部門的帶動牽引作用很弱。所以，在比較優勢戰略的作用下，一方面外向型體力產業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民族智力產業和內向型部門紛紛破敗消亡，國民經濟的不同產業部門之間難以相互提供需求，無法交互促進而實現內需的循環擴大。隨著這種畸形產業結構的形成，就業緊張和內需不足的問題自然尖銳起來。

最后，比較優勢戰略片面發展低工資的外向型體力產業，由于民族智力產業和內向型部門的破滅，失去出路后只有都擠到這個狹小的低門檻領域展開最為慘烈的“競次”。在上游，生產所需的重要技術、資本品以及某些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而在下游，制成品高度依賴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低端生產結構和惡性競爭使得中國企業徹底失去市場定價權，上游被迫支付壟斷高價，下游被迫接受自相殘殺形成的產品低價，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產業附加值不斷遭受擠壓。在產業升級困難和勞工最為弱勢的條件下，企業必然不擇手段地削減人工成本來挽救其利潤空間，這就導致中國本來就很低的實際工資水平不僅提升無望，反而陷入節節下滑的泥沼。據報道，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1983年的56.5%逐年下降到2005年36.7%，22年間竟然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后續的變化更是不容樂觀。而隨著勞動報酬占比的不斷下降，居民消費當然持續疲軟下去，內需嚴重不足的存在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政府刺激內需的壓力誘發高校過度擴招政策的出臺

因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是在高校連年大幅擴招之后才出現的，所以，很多人都指責高校過度擴招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禍端。而事實上，高校擴招的確過度了。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普通本專科招生數據，自恢復高考以來，從1978年的40萬到1998年的108萬，高校招生整整用了20年才增加68萬人。但從1999年起，平均每年擴招56.7萬，到2005年時，大學普通本專科招生已達到505萬人。之后擴招幅度雖逐年收窄，但到2010年仍然上升為662萬人。不僅如此，隨著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形勢的緊張，為了分流壓力，碩士與博士研究生也先后出現了大幅擴招。從2000年到2010年，碩士招生由102923人增加到474415人，博士招生則由25142人增加到63762人。但研究生大幅擴招的結果并沒有有效緩解本專科生就業難的困境，反而自身也陷入身價大貶和求職艱難的泥潭。

供求規律告訴我們，供給必須與需求相適應，脫離市場需求的供給過快增長必然會引發一場災難。大學是培養預備人才的工廠，這些預備人才在進入生產實踐之后，能夠迅速成長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端技術與管理人才。但如前所述，比較優勢戰略造就了中國低端的產業結構，這種低端的產業結構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很差（這一點后文將進行專門理論闡述），盡管經濟在高速增長，可是市場對大學生的真實需求并未增加。因此，如果僅考慮市場法則，在這種微弱需求下高校連年大幅擴招無疑是很不明智的。

然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內在的邏輯，高校過度擴招政策的出臺并非偶然的決策失誤，而是比較優勢戰略綁架的不得已。根據前文的分析，推行比較優勢戰略必然造成內需嚴重不足，只要不轉變發展戰略，這個問題就會愈演愈烈。但是，路徑依賴理論告訴我們，轉變戰略其實是最不容易的。因為戰略一經推行，它就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不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機，轉變戰略就缺乏足夠動力。對于危機積累過程中的問題，人們總是采用修修補補的方法來應付。在比較優勢戰略下，修補內需問題的方法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尋求外需突圍，即通過出口擴大來彌補內需不足，為此，本世紀初中國政府選擇了不惜代價地加入WTO；二是國家干預短期刺激內需，或者通過大量舉債擴大投資，或者抓住民眾軟肋刺激消費，或者兼而有之。而高校過度擴招的做法正是當時政府刺激內需的重要措施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的修補手段都只能暫時掩蓋或拖延問題，都是不可持續的，反而會使矛盾變得更加復雜，危機變得更加深重。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主要是依靠內需發展經濟，但自1992年開始，以大力引進外資為契機，外向型經濟變得突飛猛進。這種大規模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使得全球逐利資本紛紛把血汗工廠搬遷到工資低地的中國，從而嚴重地沖擊了之前走同一道路但名義工資已經上漲的東南亞各國。因為產業外遷又無力升級，泰國等國的產業空心化最終釀成了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危機導致國際局勢惡化，中國被迫承諾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出口頓時受困。與此同時，多年來比較優勢戰略的作用使得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內向型經濟走向瓦解，企業紛紛破產、倒閉、改制，高達五千萬工人下崗失業，農民工式待遇成為就業群體的主流，以消費為基礎的內需由此急劇萎縮。在內憂外困的局勢下，為了維持經濟的增長，政府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刺激內需。于是，赤字財政政策、教育產業化等措施紛紛出籠，而高校大幅擴招正是教育產業化的基礎和核心。

自古以來，中國民眾就十分重視教育，“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擴招前大學生天之驕子的社會地位又恰好佐證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因此，在初期不能預見后果的情況下，高校擴招幾乎被當成一項福利，盡管過去讀書幾乎不花錢，而現在則要支付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由于阻力相對較小，所以承載著拉動消費厚望的高校大幅擴招政策在1999年被政府迅速推出，并在以后多年慣性運行，直到2010年后因難以為繼才逐漸趨于停滯。

由于教育支出是家庭的剛性支出，所以，從短期來看，教育產業化下的高校大幅擴招有利于撬開中國老百姓的錢包，使得消費總額增加，并通過乘數效應刺激內需的擴大，同時升學會推遲求職還可以暫時緩解過大的就業壓力。但是，從長期來看，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和提高實際勞動報酬（這恰好擊中比較優勢戰略的死穴），擴招的結果必然是教育消費擠占其他消費、高校所在地消費擠占全國各地消費和當前消費擠占未來消費，從而給國民經濟制造更多難題、加劇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形成報復性的消費萎縮，最終將讓內需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加難解。

三、低端的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低下

盡管高校大幅擴招使得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比擴招前增加巨大，但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離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而大學生的人口占比就更是極為低下。比如，在25—64歲勞動力中大學生的比重，美日等國多在40%以上，但我國2000年只有4.63%，即使經過10年的高校過度擴招，到2010年也才上升為9.68%。據報道，中國的GDP按匯率計算在2010年已經超越日本躍居全球第二，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甚至接近于美國。并且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30多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幾乎達10%，本世紀后甚至連續多年高于13%，遠超世界各國。因此，相對于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和高速的經濟增長而言，高校大幅擴招只不過是極低大學生比重的一個補償而已。特別是在知識經濟和科教興國的時代，這種補償理論上似乎還不夠快，即使有再多的大學畢業生也應該被萬分饑渴的經濟所吸收。換言之，由于存在各種有利因素，高校大幅擴招并不一定會導致大學生就業難，至少不會極為艱難。

可惜，因為排斥性的低端體力產業結構，表面光鮮的中國經濟根本消化不了多少大學生。雖然是在極低的基數上進行擴招，但擴招依然演變成了一場就業的災難。

大學生屬于高質量的人力資源，他們的優勢是懂技術、會管理，應該從事高知識技術含量和高創新性的智力工作。在國民經濟中，這種智力性的工作崗位密集地存在于高端的智力產業，而在低端的體力產業中分布稀疏。所以，大學生的就業前景與產業結構高度相關。概括地說，一個國家智力產業發展得越好，其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就越強，大學生的就業前景就越光明。

首先，作為大學生就業的天然場所，智力產業構成了經濟吸納大學生的主渠道。智力產業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部門，其大部分工作崗位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很高，通常只有大學以上文化者才能勝任。建立與壯大智力產業有利于提高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密度，而大量高素質大學生的加入又反過來推動智力產業的蓬勃發展。因此，一個發達的智力產業體系可以源源不斷地吸收大學生，并形成智力產業發展和大學生就業之間的良性循環。

其次，只有強大的智力產業才能支撐以內需為基礎的所有體力產業的大發展和大繁榮，進而以國民經濟整體的力量創造出海量的大學生就業機會。作為提供先進技術與資本品、新的知識與創意的部門，智力產業可謂是國民經濟的大腦和心臟。民族智力產業的崛起意味著獨立自主生產與消費體系的形成，有利于爭取平等的國際經貿秩序，掌握市場定價權，防止經濟增長的利益外流，從而為內向型發展開辟道路。智力產業迂回的生產方式，產業鏈條長，產業關聯度高，且其高附加值可以實現高工資、高利潤和高稅收的三贏。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智力產業拉動各種體力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支撐具有無限發展空間但要以內需為基礎的服務業的擴張，體力產業則反過來又強化智力產業的進步。通過國內經濟大循環，各種產業相互依賴又交互促進，同時就業不斷增加，工資持續上升，城市化快速挺進，系統協調效應導致內需生生不息。在這種內需型經濟中，盡管單個的體力產業企業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較弱，但13億高購買力人口形成的最廣闊內需將使各行各業無比繁榮，由此成為消化大學生就業的又一重要力量。

然而，比較優勢戰略瓦解了中國的智力產業和內需型經濟，制造了畸形的外向型體力產業結構。這種低端的產業結構無疑是最為排斥大學生的，因為其大量需求的是年輕力壯和吃苦耐勞的簡單勞動力，是拿著微薄工資還能任勞任怨一天工作12小時以上的農民工，但對知識技術型人力資源的需求水平卻非常之低，從而大大降低了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密度。

不僅如此，由于具有豐富內容和無窮潛力的內向型部門的破敗消亡，體力產業失去最主要的發展空間，只能擠在出口領域競次謀生，其狹小的規模造成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廣度也非常狹小。因為外向型體力產業的發展潛力基本取決于有購買力的發達國家市場的大小以及能獲得的份額，但人口數量決定市場的潛力，全部發達國家才8億人口，中國則超過13億，這意味著整個國際市場的潛力都遠低于國內市場，何況在全球激烈爭奪下中國只能分享其部分份額，且很不穩定。

由于既沒有吸納密度，又丟掉吸納廣度，低端的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十分低下，當然無法消化高校擴招后大幅增長的畢業生，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了。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中國低工資的優勢再難維持，企業倒閉、資本外逃和產業外遷漸成趨勢，外向型經濟面臨傾覆之危，這對大學生的就業更是雪上加霜。

四、結語

大學階段是個人和國家積累高質量人力資本的起點，經過巨額的教育投資，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寶貴的人力資源。大學生就業難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悲劇，而且意味著國家人力資本積累進程的中斷，以致前期積累損失殆盡，科教興國的目標付之東流。只有徹底否定比較優勢戰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國家保護和扶持，以自主創新為核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民族智力產業的重新崛起，進而創造國民經濟大繁榮的局面，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才能獲得根本解決。

【參考文獻】

[1] 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J].研究，2010（12）.

第3篇

1.缺乏回農村的主觀意愿。很多農村孩子十幾年寒窗讀的目標就是成為大學生走出農村在城市立足，大學畢業時他們在主觀價值取舍上不愿意回到農村，不甘心回農村和父母過一樣的生活。即使他們心理上愿意回農村，也要承受鄉親們“讀書無用論”的巨大壓力，自己和父母在面子上都過不去。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更加認同城市的職業身份，而城市相對農村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工作機會，有更完善的社會福利和教育條件等。因此廣大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有著強烈的融入城市社會的意愿。另外，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從小就以學習為中心，高中大學又寄宿在學校里，成長在農村的他們，工作前基本上和城里的同齡人一樣，多數時間都在學校讀書，以讀書為重基本不參與家庭的農業生產。據全國總工會統計，89.4%的農村籍大學畢業生不會做農活。而且，農村所提供的就業崗位比較少，工資待遇等普遍地低于城市水平。客觀上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又是難以回農村尋求發展的。2.復雜的價值利益追求。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就業期望與就業現實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數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抱著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充分考慮自身能力和社會需要，擇業時過于追求工作的穩定及高福利待遇，想盡千方百計在城市、經濟發達地區就業。自己的職業定位不夠科學合理，進而導致就業愿望與就業市場需求偏差較大。3.無豐厚社會關系和資本。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人力資本弱、社會資源少。農村籍大學畢業生農村的成長環境使他們相對缺乏城市適應性的同時缺乏必要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而社會關系和資本又是影響人們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4.面臨成本回報巨大壓力。2000年我國人均純收入1000元以下的貧困戶占農村人口總數的14.2%[3]。但培養大學生的成本并不低，每年上萬元的學費對于很多低收入農村家庭來說都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很多農村大學生父母認為，孩子上了大學就意味著有了“鐵飯碗”，從此可以光宗耀祖，因此對子女寄予過高的就業期盼。家庭高投入以獲得最大效益的期待，每一個農村籍大學畢業生都面臨著成本回報家庭的巨大壓力。所以農村籍大學畢業生肩負著社會、父母和自身的三重壓力不得不留在城市里堅持改變命運的夢想。

二、解決措施

（一）國家創造公平就業環境并發展農村經濟

首先，完善和規范畢業生就業市場，加強就業制度和就業法規建設，建立公平公正的機制，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創造公平的就業環境。同時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其次，社會經濟的持續有效發展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持久社會動力，政府應盡可能地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科學調整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增加農村對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吸引力。同時，政府應結合經濟發展規劃科學地制定和實施高等教育發展總體規劃。使高等教育的人才生產與社會當前和未來的人才需求相匹配。再應利用信息服務、政策導向和經濟杠桿等手段，對高等教育與社會各方面進行有效的引導和調控，使其保持人才供需總體平衡、協調發展[4]。再次，社會認同是不容忽視的因素，特別是作為農村籍大學畢業生高等教育的投資者——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父母們的認同。因此，國家通過各種方式轉變對農村落后和地位低下的偏見，鼓勵農村籍大學生畢業后回農村家鄉發展，讓每一個想回農村發展的大學生沒有輿論壓力成為被認可的人才。

（二）高校加強教學增加個性化和適應

首先，高校應該針對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加強教學水平，根據市場實際需求及時調整專業結構和課程設置，科學地進行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的改革和創新，充分使大學生能學到更多符合市場需求的實用知識和技能。并且重視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其次，高校應多考慮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實際特點和特殊情況，針對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的弱勢和不足，對廣大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增加個性化和適應，做好其就業指導工作。尤其應糾正大學生不切實際的職業定位。鼓勵廣大大學生到基層去，把實現自身的價值與奉獻社會結合起來。再次，高校還可以針對需求群體開設創業教育，引導學生到農村市場進行創業的同時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5]。

（三）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確定合理的職業發展和社會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