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形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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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生態環境、經濟發展和環境刑法共同特征
1.時間尺度特征是指對生態環境資源使用或破壞的時間長短。
在時間尺度上生態環境破壞行為具有短暫性,但對不同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持續的或短暫的,要確保在時間尺度上對資源利用的持續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興建了一批化工企業,留下了六百多萬噸廢料鉻渣,因鉻渣中含有致癌物鉻酸鈣和劇毒物六價鉻且鉻渣堆大多沒有防雨和防滲措施,致癌物經雨水沖淋和滲透,成為持久損害地下水和農田的污染源。類似這種能導致持久性污染的違法行為,應從時間尺度上進行刑事處罰而且需從重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時間尺度上影響的持續性和短暫性進行刑罰。
2.空間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利用或破壞在空間上的面積或體積大小的影響。
生態環境資源的利用具有空間約束,例如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必須受到環境刑法的保護;不同生態環境資源在空間尺度上破壞的影響具有很大差別,例如廢氣排放、水體污染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跨國、跨地區的影響,動植物資源破壞在空間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區域空間之間的生態環境資源開發和利用應確保相互間不為損害或要滿足相互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空間尺度上影響的面積或體積大小進行刑罰。
3.承載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依據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
能夠承載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夠承載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陽湖的重金屬的銅背景值為0.0008-1.118mg/L,上限值為1.118mg/L,若某個企業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銅的含量超過上限值多少倍進行環境刑法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載尺度上進行刑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目標
環境刑法要規范企業、社會和公民的行為,在生產經營程中,既要遵循生態環境規律,又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環境刑法要保障“生態環境規律與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和影響是互相聯系、互為條件和相互制約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存的和相互協調的關系;環境刑法要確保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遵循“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一生態經濟規律;環境刑法最終要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可持續性發展。
二、環境刑法的現狀和缺陷
為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國家先后制定頒行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法律規范。“法典式”是我國保護生態環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種破環生態環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體的法律規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確保對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有利于達到威懾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有利于實現刑法的科學化。
(一)環境刑法建設現狀
我國刑法介入環境保護經歷了近35年,跨越四個發展歷程:
1.1979-1988個別條款階段。
環境犯罪的條款始于1979年頒布的我國第一部《刑法》,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對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是在個別條款中出現,沒有專門為保護生態環境設置章節,主要原因是當時我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的矛盾不夠突出。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主要以行政處罰和民事制裁為主,刑法處罰為輔。
2.1988-1997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增補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資源需求旺盛,各種破壞生態環境行為日益增加,現行刑法中的個別條款不能對生態環境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凸顯環境刑事立法的滯后。為彌補環境刑法滯后于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客觀現實,我國通過制定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加以懲罰,如1988年通過的《關于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
3.1997-2001設置專節階段。
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對保護生態環境設置專節,為打擊破壞生態環境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六節以專節形式設定“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9個條文,14種罪名,并第一次將單位規定為環境犯罪的主體,這表明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正式實行雙罰制。
4.2001-2013完善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新的破壞生態環境行為不斷出現,為快速制止這種行為并在實際司法中有效處理,國家通過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方式,頒布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條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環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規范經過35年的發展逐步完善,但環境刑法在現行的經濟發展中也存在缺陷:
1.環境刑法立法理念未從保護生態規律角度修訂。
我國所制訂的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是從某一生態環境因子考慮,沒有從生態系統或生態規律角度去協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近年來,有學者認為“擱置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爭議,就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內在地要求以整個地球生態的均衡發展為目的來設計治理機制”。這種觀點體現了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種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護好生態環境,人類才能生存,社會經濟才能得以可持續發展。
2.保障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法規沒有發揮威懾功能。
環境刑法具有極強的威懾效果,體現在兩方面:威懾已經環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懾一般人實施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破壞生態環境經常伴隨的是生態系統破壞和生態環境背景值改變,例如礦山開采導致植被生態系統無法恢復到頂級生態系統。由于生態系統恢復困難,因此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應采用刑罰加以威懾。發揮刑法威懾功能目的在于保護生態環境規律,防止環境犯罪行為的擴大。英美法系國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懾功能,在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和經濟發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體系不夠完善。
除遵守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外,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還需要根據環境自身的特點設置。刑罰配置體系需要根據生態環境資源時間、空間、承載尺度特點來設置,因為不同的破壞環境行為具有不同的科學特性,例如重金屬污染具有潛伏性、長久性、科學證明的復雜性等特點。通過刑罰配置量化指標體系建立,則可以依據環境犯罪刑罰配置數量和嚴厲程度對其進行刑罰。從量化指標解決刑罰判斷標準,防止刑罰過重需要社會支出的絕對增加和刑罰過輕又不足以震懾環境犯罪,導致環境犯罪數量增加。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及難點
環境刑法在實際工作存在較多困難,但面對污染對生態經濟的影響,必須在重點難點方面有所突破。
(一)嚴懲環境危險犯和過失犯罪
環境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從而造成了一種危險狀態,對環境或人身、財產構成了嚴重威脅[4]。在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環境危險犯已從學術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關于處罰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關排放有損于人體健康的廢物的規定,德國《刑法典》中的“未經許可的放射性物質及其他危險物品的交易”即為有關危險犯的規定。過失犯罪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結果的行為[5],過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規定的犯罪行為才負環境刑事責任,這將不利于生態經濟健康發展。因此,過失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犯罪行為,應受到刑事處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的有效環境
在不遵守規范的生態經濟發展行為過程中,環境刑法可以作為一種隨后適用的懲罰機制。環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進展與執法上的保守執行的矛盾日益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環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終因執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對于工業文明時代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得不到節制,更不能推動人類社會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突破
在生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案件中,若沒有通過其懲罰手段讓環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實施并尊重環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護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規范是不夠的。此外,在環境刑法實施過程中,特別強調在環境檢察官最有可能環境刑法的違法者,并獨立于公共權力機構影響之外。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都是一個重點難點:環境刑法法規的違法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會上被尊重的企業家或政府官員等公民。這些人擁有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一個環境訴訟案件中,他們會毫無顧忌地使用這些權力去規避環境刑法的制裁。只有當環境刑法能夠承受這些壓力并在違法者當中樹立起對環境刑法的尊重,環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質量才能顯現,生態經濟發展才能可持續健康發展。
四、保障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完善環境刑法的建議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只有進一步完善環境刑法立法,才能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我國的生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最終才能助力生態環境的保護。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強化執法的建議。
(一)確立以保護“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環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個生物因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地受到“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制約,要使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遵循生態規律,即控制經濟發展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條件下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發展,只有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內才能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環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確立“生態環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滿足人對生態環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構建破壞生態環境的罪名體系
破壞環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針對自然的環境危害,要求必須產生實際的環境危害結果,屬于一種事后懲治。這些罪名難以在執法過程中有效實施。應依據生態規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氣和生物多樣性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標準,以生態環境為客體的時間、空間和承載量的環境罪名體系。如設定“破壞生態系統恢復罪(生態系統需要恢復的時間尺度)、破壞自然保護區罪(自然保護區面積減少的空間尺度)、破壞環境背景值罪(生態環境能夠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載尺度)”。環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環境犯罪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生態系統一旦造成損害就很難恢復或者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恢復,如果等到有實際危害出現才進行刑罰,則遲了一大步,生態經濟發展必然倒退。
(三)強化執法的科學性和標準化
第2篇
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為人類提供了多元多樣的生業選擇，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經濟形態。本區大致可再分為幾個亞自然地理單元(亞生態區域):西拉木倫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與遼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區南部的黃土苔塬、丘陵谷地等。這些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氣候又有明顯的差異，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也各有所別。現今的科爾沁沙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擴張與收縮和農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區以牧業為主，其間斑點狀分布著一些農耕區。七老圖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以北、大興安嶺山前山地和西拉木倫河以南地區廣布著黃土地貌。黃土可耕作性強，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適合旱作農業。燕北西遼河地區的黃土地貌以黃土丘陵、臺地為主，黃土地貌起伏和緩。這樣的地貌比黃土高原更適宜發展旱作農業，這也是該地歷史上農業出現多次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農區，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種雜糧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灘種植水稻、小麥等。現今的燕北西遼河地區為典型農牧交錯區，大體說來，北部西北部草場與牧業占較大比重，而南部和東南部耕地較多，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中，有許多地區農牧相間，或同一地區兼營農牧業。
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考古研究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史記•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這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科爾沁沙地屬沙質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我們也看到，人類在自然面前能夠選擇。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域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給人類提供發展多種生業方式、經濟類型的可能，人類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進行選擇。比如遼金時期和清代，出于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解決社會問題等諸方面的考慮，遼王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發展牧業的同時，做出了鼓勵和促進農業的政策決定，由此出現了本區歷史時期的兩次農業發展高峰。除了因社會緣由做出的選擇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擇，即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以紅山文化為例，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降溫干旱事件，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依靠技術積累和生產進步，做出了加大農業比重的選擇，將紅山文化的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因此，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取決于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環境決定生業模式，經濟形態隨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對經濟活動能夠主動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向。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會，自然環境對生業模式的影響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會，經濟形態更多地決定于人文和社會因素。紅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區采集、漁獵、原始農業并存的經濟形態，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資源的稟賦特征;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遼金及其以后，經濟形態的結構更多地取決于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當北方草原民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居民時，游牧經濟往往居主導地位，而當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農耕文化北上之時，本區的農耕成分則明顯上升。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與人類對經濟形態的選擇及經濟活動的強度有很大關系。順應自然環境特點的選擇能夠減輕和降低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與破壞，違背自然規律的選擇會導致環境退化，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燕北西遼河地區屬生態脆弱帶，其經濟活動方式的選擇尤須慎重，這是有歷史教訓的。一般而言，相對于采集、漁獵和游牧經濟，農業對自然的干擾強度更大，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也更嚴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農業墾殖，這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遼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業相當發達，無論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種類、發現的粟黍等作物遺存和儲藏糧食的窖穴、耕作面積、遺址密度和數量、人口規模等方面，都反映出這是一支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區，其村落密度甚至超過了現代。過渡的農業墾殖以及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遼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農業開發，同樣加重了環境的壓力，遼晚期和金代，其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趨勢。經過元明兩代的恢復，至明末清初，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自然環境重現生機。清代民國時期，來自內地的民眾在西遼河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將大片草場和荒地辟為農田;為建造房屋、燒飯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進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生活環境，造成水土侵蝕和沙漠化加重，導致風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增多，這一切反過來又危及當地農牧經濟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形成了惡性循環。清代以來燕北蒙地農業多為粗放式生產方式，具有短期掠奪性特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尤為嚴重。在漢人影響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實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轉營農業，并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自然環境的載荷。明清以來，我國的氣候迎來一個新的干冷期，這種干冷變化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是比較明顯的。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疊加了人類不合理的、過度的農業開發，結果導致這一地區內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
第3篇
關鍵詞：電子信息產業；經濟運行；態勢
一、電子信息行業運行概況
1．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效益穩步提高，產品產銷銜接良好，對外貿易增勢平穩。2007年電子信息產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5.6萬億元，增長18.0%；增加值13000億元，增長18.2%；軟件業務收入5800億元，增長20.8%。產業規模繼續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位居領先，銷售收入占全國工業的比重為12%。多數重點產品產量保持平穩增長。產品產銷銜接良好，手機、計算機、彩電等主要產品產銷率均達98%以上。出口較快的主要是計算機和電子元件行業，二者增速分別比全行業高了2.8和10.8個百分點。
2．電子信息產業區域布局日益集中，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科技創新日趨深入。信息產業企業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全年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完成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元，日益成為推動行業平穩運行的中堅力量。企業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全行業研發投入超過1000億元，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業比例已超過6%，海爾、華為等研發投均超過50億元。九個國家信息產業基地實現收入超過3萬億元，成為引領產業增長的重要地區，并發揮重要的帶動示范效應。40個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園，分別在通信、計算機、家電、集成電路、電子元件、電子器件、電子材料等專業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合計產業規模占全國的1/4以上。
3．產業優勢逐漸突出：如能源消耗處于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較高，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競爭優勢突出。而從能源產品看，電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據前四位，分別占全行業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聯網用戶達到2.1億人，比上年增長7000萬人以上；城鎮居民計算機擁有量達到59.7臺/百戶，彩電擁有量超過151臺/百戶，二者分別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國家信息化投資占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接近10%，電子政務投入占電信建設投入的比重為12%。企業電子商務不斷推進，電子大中型企業電子商務采購、銷售額占營業額的比重達40%。
另外，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降，2007年，我國主要消費類電子產品價格指數為85.2，降幅較上年增加了0.7個百分點，比全國CPI低19.6個百分點。其中微型計算機價格指數為85，筆記本價格指數80，液晶電視機價格指數78，CRT電視機價格指數為95，手機價格指數85，數碼相機80，激光視盤機價格指數96.5，音響價格指數98.5。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平抑了物價上漲的趨勢，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下降0.53個百分點。
二、電子信息產業的特點及面臨的問題
1．產業化鏈條不完善，沒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開發、產業化等創新鏈的關鍵環節中，產業化既是創新的目的，又是整個創新鏈的歸宿。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電子信息產業也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鏈形態，包括基礎材料、電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產線以及規模產能配套條件等在內的完整形態。由于沒有有效的機制，上述各環節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形成有效的聯動與合力，導致技術發明人、投資人和政府部門出現產業投資不到位、政策不落實、專利實施少、生產規模小的現象。特別是在專用設備、裝備、材料、測試儀器儀表等基礎環節薄弱，更是影響產業化持久發展的基礎。
2．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過度依賴外資企業。我國信息產業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沒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競爭力。電子信息產業鏈中的某些關鍵環節非常薄弱。尤其是微電子、光電子、材料等基礎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整機產品所需的關鍵集成電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賴進口。主要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產業發展對外依存度高，對內帶動不夠，缺乏主動權。
3．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將影響投資的增長。目前，國家在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同時在土地供應上將采取更加嚴格的措施，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工業土地供應日趨緊張，因此產業投資增速受此影響可能有所減緩。但是，如果能爭取國家在投資上對信息產業予以傾斜，并引導地方將信息產業作為經濟結構升級的突破口，調控措施對產業投資的沖擊將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產的成本比較優勢弱化，將進一步導致外資轉移的擴大。目前，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環境的調整，特別是人民幣升值加快、兩稅并軌正式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等，國內生產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較優勢有所弱化。2008年外資企業開始將部分投資外移轉向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這種現象可能有擴大的趨向。相比而言，對外投資前景看好。目前，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通過對外投資調整結構的趨動力日益增強，部分大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探索開始走向正軌；國家為緩解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和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出臺了鼓勵對外投資的措施意見，這些都為電子信息企業對外投資的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
4．內外資企業呈現不同發展格局。從往年看，三資企業一直是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內資企業各項指標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資企業。從規模看，三資企業仍占較大份額，比重達到78%，但發展速度明顯低于內資企業，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為19%，分別比內資企業（24%、25%）低了5和6個百分點。從效益看，內資企業利潤增長42%，稅金增長23%，分別比三資企業（15%、8%）高了27和15個百分點。從出口看，內資企業增長35%，比三資企業（25%）高了10個百分點。從投資看，內資企業增長38%，比三資企業（21%）高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增速僅為7%。從創新看，內資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6%，比三資企業高了2個百分點以上。
5．技術升級帶來的結構和市場變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術轉型對產業和市場結構影響特別明顯。一方面，基礎行業逐步成為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機更換效應尤為明顯，高低端市場呈現不同的格局。由于結構升級，主要產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產品增長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趨勢
1．全球產業鏈分工和整合的趨勢日益明顯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跨國公司日益專注核心技術和業務，產業鏈的分工與整合日趨深入。首先是制造環節代工化。以臺灣地區企業為代表的代工企業基于成本和規模優勢，不斷介入整機制造領域，在產業發展中占據強勢地位，甚至出現產品制造通吃的苗頭，使產業的生產模式發生調整變化。其次是非核心業務外包化。近年來，印度、愛爾蘭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正是大力發展面向歐美跨國公司的信息服務外包業務所致。第三是業務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國內企業的業務相對單一，在產業鏈中處于較低的環節，面臨產業鏈的發展變化，亟需加強資源整合，才能適應更高層次的競爭。
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從產業鏈條入手，避免產業化過程中的單點突進。信息產業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創新的終端是市場的回報，加強官、產、學、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實現產業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產業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產業化的具體實施中，要加強上下游的產業配套與銜接，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將政府支持、技術研發、專利申請、建立標準、組織生產和工程化建設以及市場拓展等緊密結合起來，全面支持和促進自主創新的產業化發展。此外，在產業化的鏈式突破過程中，短期內在整個產業鏈上實現產業化，是不現實的，應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在產業化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創新產業化的起點。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創新中積累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快速內化到自主創新的體系中，為今后的技術跨越進行儲備。
2．伴隨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出現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隨著產品更新加快，部分產品售后服務（如平板電視機等）跟不上技術發展步伐的問題日益突出，基礎產品標準不統一也對市場規范和環境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其二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形勢日益嚴峻，由于國內法制建設并未健全，導致工作開展相對滯后。其三是代工業快速發展，市場上出現許多無品牌但功能齊全的電子產品，對企業營銷思路和行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課題。另外，隨著產業融合趨勢加快，大型運營商和渠道商不斷介入制造業，基于增值服務的產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產品，都使國內品牌企業面臨與市場關系割裂的格局。
3．產業發展的生態化要求日益迫切，對我國的挑戰極大信息產業興起一股產業生態化發展的熱潮。最為典型的代表來自歐盟，近幾年先后頒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產品的生態化設計要求），這些指令針對包括電子信息產品在內的用能產品，在設計階段，對其生命周期涉及的節能、環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將對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帶來深遠影響：一是產業發展面臨全新的理念。企業要從設計源頭重視產品的生態發展，建立生態參數檔案，并將生態評估貫穿于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臨新的壁壘。我出口企業的成本也將大大增加，企業將因原材料、設備更換以及內部機構調整和設計生產流程變革而增加生產成本，相關的檢測成本也將提高，這對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成本優勢是一個新的挑戰。
面臨著產品的升級與產業的生態化，電子信息產業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業可以拿出部分資金，用于現有人才的進一步培養和潛在人才的開發，努力保持適當的人才流動性，爭取達到人才流動“溢出效應”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環境，從而使企業能夠在穩定的人力資源的條件下獲得穩定的進步，不斷開拓創新，提升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競爭力。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提出，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術產品的研發和應用的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毫無疑問，在當今以信息技術為顯著性標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進程中，實現這個目標勢在必行。目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度過信息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成功地實施信息產業強國戰略，要求我們必須優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結構，正確引導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結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中國信息化的發展步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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